如果当时西方发展出科学了不传授给东方，不收东方留学生，那么东方能凭着《论语》发展出科学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极具挑战性的假设性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剖析科学发展的本质以及东方在那个时代可能存在的条件，并对比《论语》在科学启蒙方面的潜力与局限。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科学”。狭义的科学是指以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系统地研究自然界现象，并寻求普适性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强调可证伪性、可重复性以及客观性。广义的科学则包含了一种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方法论。
如果西方科学发展了却不传授给东方，并且严格限制东方留学生前往西方学习，这意味着东方将失去最直接、最系统地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东方能否依靠《论语》发展出科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语》的特质与科学精神的契合度：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其内容主要围绕着人伦道德、政治治理、个人修养等方面展开。它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
“格物致知”： 这是《论语》中与科学探索可能产生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大学》中阐述：“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的本意是“穷究事物的道理”。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似乎包含了对事物进行深入探究的精神。
然而，我们需要理解“格物致知”在儒家语境下的真正含义。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格物”更多的是指探究“事物”的内在道理，这里的“事物”往往带有道德、伦理和社会属性，例如“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意”、“正心”，进而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更侧重于对社会伦理秩序和人道价值的认知与实践，而非对自然界物质规律的探究。 换句话说，它的目标是“明德”，而非“明理”（指自然规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句话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与科学研究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验证的逻辑是相通的。学习需要汲取前人的知识，而思考则是对知识的内化、反刍和创新。
强调实践和体验： 儒家思想也重视通过实践来检验和深化认知。例如，孔子对“孝”的理解，并非空谈，而是通过实际的行动和情感来体现。
《论语》在科学启蒙方面的局限性：
尽管《论语》中存在一些与科学精神相契合的元素，但其核心内容和侧重点决定了它难以单独支撑起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1. 缺乏对自然界的系统性关注和实证方法： 《论语》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上。它很少直接探讨自然界的物质构成、运行规律、生命起源等问题。即便提及自然现象，也往往是为了引申出某种道德教诲或政治寓意，而非对其进行独立的、客观的、科学的考察。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早期就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并发展出了观察、测量、实验、归纳、演绎等一套系统的实证方法。
2. 缺乏数学和逻辑工具的系统发展： 科学的语言是数学，而逻辑推理是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支撑。虽然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数学成就（如《九章算术》），但这些数学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天文、历法、工程等实际应用，并且其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抽象性与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论语》本身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和强调逻辑学的理论基础，也未将数学作为探索自然奥秘的主要工具。西方科学的崛起，正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微积分等数学工具的强大支持之上。
3. “天人合一”思想的潜在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观念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导致对自然界进行客观分析和改造的动力减弱，因为人们更倾向于从人道的角度去理解和协调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可以独立研究和改造的对象。
4. 缺乏对“可证伪性”的普遍认识： 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理论是可证伪的，也就是说，存在可能证明其错误的事实或实验。而《论语》作为一部充满智慧的经典，其语言风格往往更倾向于箴言、教导，其论断更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而非需要通过严谨的实证去一一验证其对错。
东方能否在《论语》的基石上发展出科学？可能性与挑战：
假设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东方只能依赖自身资源，并且以《论语》为重要的思想启蒙和哲学基础。东方是否有可能发展出科学？
潜在的可能性：
“格物致知”的火种： 如果东方能够将《论语》中“格物致知”的精神，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更广泛地引申到对自然界事物的深入探究，并且结合中国古代已有的天文、历法、医药、技术等实践经验，这有可能为科学的萌芽提供土壤。例如，对天文现象的精确观测和记录，对植物药性的反复试验和总结，对工程技术的不断改进等，都具备科学的早期特征。
哲学思辨的土壤： 中国哲学本身就具备很强的思辨能力，对于事物本质的追问，对于“道”的探求，如果在这种思辨中加入对自然界的客观考察，也有可能催生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
技术积累的基础： 中国古代在农耕技术、水利工程、冶金、建筑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这些技术实践本身就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初步认识和应用。如果能将这些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并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有可能走向科学的道路。
巨大的挑战：
理论体系的缺失： 从对事物的观察、记录、实验，到形成可推广、可预测的理论模型，需要一套严谨的数学工具和逻辑分析方法。《论语》本身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系统指导。东方需要在没有外来启示的情况下，自主地发展出这套体系。这就像是在没有任何语言基础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并用它来撰写一本复杂的小说。
思维模式的惯性：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其价值取向是为社会服务、为道德服务。当面临自然界的现象时，容易将其纳入已有的道德和伦理框架去解读，而非将其视为一个独立于人类价值之外的客观系统去研究。这种思维模式的惯性，会成为发展科学的阻碍。
缺乏“科学革命”的催化剂： 西方科学的近代发展，离不开一系列“科学革命”式的突破，例如哥白尼的天文革命、牛顿的力学革命、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这些突破往往是颠覆性的，打破了原有的认知模式，并引发了对世界观的根本性重塑。在没有外部知识冲击和思想解放的情况下，仅凭《论语》的温和启示，要产生如此颠覆性的科学突破，难度极大。
研究方法的局限： 如前所述，西方科学的强大在于其系统化的实证方法，包括设计严谨的实验、控制变量、量化数据、建立数学模型等。《论语》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辩论、举例、引申，而非系统性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结论：
如果当时西方发展出科学了不传授给东方，不收东方留学生，东方很难仅仅凭借《论语》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体系。
《论语》虽然包含“格物致知”等与探索精神相近的理念，并且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技术实践和哲学思辨，但其核心关注点在于人伦道德和社会治理，并且缺乏发展科学所必需的系统性数学工具、严谨的实证方法论以及对自然界物质规律的深入探索。
东方需要在没有外来启示的情况下，自主地创造出整套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基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已有的哲学和技术成就，更可能导向对既有经验的深化和应用，而非产生如近代科学那样具有颠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体系。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哲学思辨和技术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经验性的、技术性的知识体系，但这些体系难以达到近代科学的抽象性、普遍性和预测性。
这并不是对东方智慧和《论语》价值的否定，而是对科学发展内在逻辑和条件的客观判断。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往往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系统性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强大的数学和逻辑工具，以及不断突破旧有认知框架的勇气和创新精神。
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科学”。狭义的科学是指以观察、实验和逻辑推理为基础，系统地研究自然界现象，并寻求普适性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强调可证伪性、可重复性以及客观性。广义的科学则包含了一种探索未知、追求真理的精神和方法论。
如果西方科学发展了却不传授给东方，并且严格限制东方留学生前往西方学习，这意味着东方将失去最直接、最系统地接触西方科学知识和方法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东方能否依靠《论语》发展出科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论语》的特质与科学精神的契合度：
《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其内容主要围绕着人伦道德、政治治理、个人修养等方面展开。它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例如：
“格物致知”： 这是《论语》中与科学探索可能产生联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大学》中阐述：“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格物”的本意是“穷究事物的道理”。从字面意义上看，这似乎包含了对事物进行深入探究的精神。
然而，我们需要理解“格物致知”在儒家语境下的真正含义。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格物”更多的是指探究“事物”的内在道理，这里的“事物”往往带有道德、伦理和社会属性，例如“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信”。“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诚意”、“正心”，进而实现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更侧重于对社会伦理秩序和人道价值的认知与实践，而非对自然界物质规律的探究。 换句话说，它的目标是“明德”，而非“明理”（指自然规律）。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句话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与科学研究中的理论构建与实践验证的逻辑是相通的。学习需要汲取前人的知识，而思考则是对知识的内化、反刍和创新。
强调实践和体验： 儒家思想也重视通过实践来检验和深化认知。例如，孔子对“孝”的理解，并非空谈，而是通过实际的行动和情感来体现。
《论语》在科学启蒙方面的局限性：
尽管《论语》中存在一些与科学精神相契合的元素，但其核心内容和侧重点决定了它难以单独支撑起一套完整的科学体系：
1. 缺乏对自然界的系统性关注和实证方法： 《论语》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政治制度上。它很少直接探讨自然界的物质构成、运行规律、生命起源等问题。即便提及自然现象，也往往是为了引申出某种道德教诲或政治寓意，而非对其进行独立的、客观的、科学的考察。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早期就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并发展出了观察、测量、实验、归纳、演绎等一套系统的实证方法。
2. 缺乏数学和逻辑工具的系统发展： 科学的语言是数学，而逻辑推理是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支撑。虽然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数学成就（如《九章算术》），但这些数学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天文、历法、工程等实际应用，并且其理论体系的严谨性和抽象性与西方近代数学的发展模式存在差异。更重要的是，《论语》本身并没有系统地发展和强调逻辑学的理论基础，也未将数学作为探索自然奥秘的主要工具。西方科学的崛起，正是建立在牛顿力学、微积分等数学工具的强大支持之上。
3. “天人合一”思想的潜在影响： 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观念在维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面有其积极意义，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导致对自然界进行客观分析和改造的动力减弱，因为人们更倾向于从人道的角度去理解和协调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将其视为一个可以独立研究和改造的对象。
4. 缺乏对“可证伪性”的普遍认识： 科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理论是可证伪的，也就是说，存在可能证明其错误的事实或实验。而《论语》作为一部充满智慧的经典，其语言风格往往更倾向于箴言、教导，其论断更具有普遍性和指导性，而非需要通过严谨的实证去一一验证其对错。
东方能否在《论语》的基石上发展出科学？可能性与挑战：
假设在西方封锁的情况下，东方只能依赖自身资源，并且以《论语》为重要的思想启蒙和哲学基础。东方是否有可能发展出科学？
潜在的可能性：
“格物致知”的火种： 如果东方能够将《论语》中“格物致知”的精神，从伦理道德的范畴，更广泛地引申到对自然界事物的深入探究，并且结合中国古代已有的天文、历法、医药、技术等实践经验，这有可能为科学的萌芽提供土壤。例如，对天文现象的精确观测和记录，对植物药性的反复试验和总结，对工程技术的不断改进等，都具备科学的早期特征。
哲学思辨的土壤： 中国哲学本身就具备很强的思辨能力，对于事物本质的追问，对于“道”的探求，如果在这种思辨中加入对自然界的客观考察，也有可能催生出对自然规律的探索。
技术积累的基础： 中国古代在农耕技术、水利工程、冶金、建筑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技术。这些技术实践本身就蕴含着对自然规律的初步认识和应用。如果能将这些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并与哲学思辨相结合，有可能走向科学的道路。
巨大的挑战：
理论体系的缺失： 从对事物的观察、记录、实验，到形成可推广、可预测的理论模型，需要一套严谨的数学工具和逻辑分析方法。《论语》本身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系统指导。东方需要在没有外来启示的情况下，自主地发展出这套体系。这就像是在没有任何语言基础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并用它来撰写一本复杂的小说。
思维模式的惯性： 儒家思想强调社会秩序和人伦关系，其价值取向是为社会服务、为道德服务。当面临自然界的现象时，容易将其纳入已有的道德和伦理框架去解读，而非将其视为一个独立于人类价值之外的客观系统去研究。这种思维模式的惯性，会成为发展科学的阻碍。
缺乏“科学革命”的催化剂： 西方科学的近代发展，离不开一系列“科学革命”式的突破，例如哥白尼的天文革命、牛顿的力学革命、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这些突破往往是颠覆性的，打破了原有的认知模式，并引发了对世界观的根本性重塑。在没有外部知识冲击和思想解放的情况下，仅凭《论语》的温和启示，要产生如此颠覆性的科学突破，难度极大。
研究方法的局限： 如前所述，西方科学的强大在于其系统化的实证方法，包括设计严谨的实验、控制变量、量化数据、建立数学模型等。《论语》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辩论、举例、引申，而非系统性的实验设计和数据分析。
结论：
如果当时西方发展出科学了不传授给东方，不收东方留学生，东方很难仅仅凭借《论语》发展出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体系。
《论语》虽然包含“格物致知”等与探索精神相近的理念，并且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技术实践和哲学思辨，但其核心关注点在于人伦道德和社会治理，并且缺乏发展科学所必需的系统性数学工具、严谨的实证方法论以及对自然界物质规律的深入探索。
东方需要在没有外来启示的情况下，自主地创造出整套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基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已有的哲学和技术成就，更可能导向对既有经验的深化和应用，而非产生如近代科学那样具有颠覆性和普适性的认识体系。更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在哲学思辨和技术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出一些经验性的、技术性的知识体系，但这些体系难以达到近代科学的抽象性、普遍性和预测性。
这并不是对东方智慧和《论语》价值的否定，而是对科学发展内在逻辑和条件的客观判断。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它往往需要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包括对自然界的好奇心、系统性的观察和实验方法、强大的数学和逻辑工具，以及不断突破旧有认知框架的勇气和创新精神。
网友意见
不“凭论语”或许有戏，“凭论语”，再给一万年也不行。
不是瞧不起论语，以一位古代人的言行汇编为纲领研究科学，方向错了，再努力都白扯。把论语换成新约也一样、换成古兰经也一样、换成工具论、换成彼得大帝传、换成小时代、换成郭德纲相声选，都没有区别。
要不您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琢磨琢磨怎么提高钢材屈服强度试试呢？
先说答案
西方从来没有传授给东方科学。
西方从来没有要求东方一定学会这些科学，并规定如果学不了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留学生是自己出路费，学费去学习的与国籍无关。西方教育是一门生意，只要花钱谁都能去学。
论语在中国，一直作为幼童启蒙教材。
大约就是小学生课本
是十岁到十二岁孩子学习的。
这对于题主来说，这个程度的教育就够了，毕竟发帖的文化是够用了。
所以题主应该发展不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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