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班牙老人声嘶力竭控诉医院「忽视老人，优先救助年轻人」?
首先，我们得理解这位老人为何会发出如此激烈的控诉。在生命的晚年，身体的机能逐渐衰退，面对突如其来的疾病，他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医疗系统的呵护与支持。然而，当他们发现自己在这场与病魔的搏斗中，似乎被置于了次要的位置，感受到的必然是巨大的失落、不被尊重以及被抛弃的绝望。这种绝望，会积聚成一种无处宣泄的愤怒，最终化为那声声控诉。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指责归结为“老年人的无理取闹”或者“个别案例”。在很多国家，包括西班牙在内，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医疗资源，特别是重症监护床位、呼吸机等关键设备，在疫情高峰期往往是极度稀缺的。当资源的分配出现极大压力时，医疗决策者有时不得不做出极其艰难的选择。而“年龄”是否成为其中一个考量因素，又或者说是“预后”在评估中的权重，往往是引发争议的焦点。
从这位老人的角度来看，他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年龄歧视”的迹象。他可能觉得，尽管他同样在遭受病痛，但医院的资源却倾向于那些被认为“更有未来”、“更有机会康复”的年轻人。这种“有你无我”的残酷现实，会让老人觉得自己作为个体生命，其价值在医院的考量中被大大削弱了。他可能想到了自己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想到自己辛勤一生，却在生命尽头面临着被放弃的可能，这种落差感是难以承受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站在医疗系统的角度去审视这个问题。在极其有限的资源面前，医生和管理者面临的是道德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他们是否应该遵循一种“最大化生存人数”的原则？如果一个病人的康复希望渺茫，而另一个病人有很高的机会痊愈并重返社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资源倾斜给后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似乎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然而，这种“理性”往往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权为代价的，这触碰到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底线。
因此，这位老人发出的控诉，实际上是在拷问整个社会对于生命价值的衡量标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生命权”？是赋予所有生命同等的尊重和机会，还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进行一种基于“生存概率”的排序？这其中牵涉到复杂的伦理、哲学和社会学问题。
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位老人并非孤立无援的个体。他的声音，很可能代表了许多未曾发声、但同样感到被忽视的老年群体的心声。他们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像年轻人那样大声疾呼，但他们内心的痛苦和不公感同样强烈。这种潜在的社会情绪，一旦被点燃，其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所以，看待这件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去理解：
个体感受与尊严： 这位老人最直接的诉求是希望得到尊重，希望自己的生命在医疗系统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他的控诉，是对其作为个体生命价值被否定的反应。
医疗资源分配的困境： 在任何一个面临资源短缺的医疗体系中，如何公平有效地分配资源，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疫情更是放大了这种挑战。
社会伦理与价值判断： 这件事迫使我们思考，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权衡不同生命的价值？是绝对的平等，还是基于某种评估体系的排序？
老龄化社会的挑战： 这更是老龄化社会必须面对的深层问题。如何保障老年人的医疗权益，如何让他们在生命晚年依然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而言之，这位西班牙老人的“嘶吼”，是一个警钟，提醒我们关注那些在生命之河下游的弱势群体，反思我们的医疗体系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并且不应在任何情况下，将年龄作为衡量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的声音或许尖锐，但其背后所承载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和回应。它不是一场简单的抱怨，而是一次对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的严肃拷问。
网友意见
其实这根本是和人权和意识形态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煽动廉价的民族优越感的题主，和他所想声讨的用意识形态否定中国抗疫工作的一些欧美键盘侠，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个问题背后的原因，其实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造成这个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其实是：即便在21世纪，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医疗系统的物质和人力资源，依然不足以对抗一场扩散开的大流行病。
目前欧盟国家投入医疗系统的GDP大概是每年9%左右，这还是在已经拥有完整的建设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国家健康系统，且在2008年后普遍砍了医疗预算的情况下。而我国目前投入医疗系统的GDP大概是每年6.5%，人均绝对值是欧盟的二十分之一以下，单一地区的医疗系统的承载能力甚至是远不如欧盟的。
所以为我国医疗系统强大而自豪的某些答主们，请你们记得回头去想想一月的两起杀医伤医事件，别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如果没有举国果断的统一行动和资源汇集，我们的武汉恐怕还不如西班牙，这个事件的作用，不是让人意淫做梦的，而是一个很强的预警讯号：我国的医疗系统在预警和承载能力上，都必须要继续强化和发展，否则这位西班牙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第二、之所以中国成功的控制了疫情，而欧盟没能做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民众在疫情之前，在国家政治框架下做到了空前的团结，在疫情失控前就切断了疫情的传播，且将举国的医疗资源汇聚到了中心地区，但欧盟的体制却没能做到。
这背后固然有历史、文化、语言、政治体制等诸多差异。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上一个时代为我们的国家留下了一些集体主义的残余。在疫情面前，政府和国有机构迅速实现了最大动员，自扫门前雪的行为（如大理的拦截口罩）被严厉禁止，不合格的官员（如黄冈和武汉红会）被迅速撤换和边缘化，社会以不伤人，不出事为目的全力运转。这和欧盟体制下的政府缓慢动员、各国划地自守、政客缺乏担当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里的区别，也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天生就是围着资本运转的，始终在竭力将劳动者分割瓦解孤立，使其不得不成为资产阶级的松散附庸，从而削弱了社会的整体凝聚力。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嘴上说着以人为本，实际上却并不以人为本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体制自身所固有的系统缺陷所导致的。
第三、医疗系统的效率和公平的选择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伦理问题，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选择者无论怎么选，总是做不到完美的效率和公平，而必须带来牺牲的。选青年就要同时牺牲老人，选重症就要让轻症面临风险，选有钱人就要让贫穷者去死。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群体，必然会有多元的利益倾向，哪怕选了绝对多数也必然会牺牲少数，在这里用孤立的事例提出否定意见，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这里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吸取教训，让社会可以更好的保护弱势群体。如之前武汉有一位因为没钱被医院赶出来导致去世的患者，一样是很让人兔死狐悲的社会悲剧，但国家随即就启动了新冠的全民医保，封堵了这个漏洞。又如英国有一位老人超市里看着空空如也的货架发懵，英国超市随即就为老人开启了优先的专属购买时间。在欧盟已经处处起火的情况下，这个事件所提示的，其实是西班牙需要对患急症的老人进行更优先的保护和紧急处理，值得我们借鉴的也是今后如果中国再度面临类似危机，我们要如何妥善的在保证效率的同时优先保护老人。将它扯到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权上，通过制造仇恨和分歧，来宣传自身廉价和脆弱的身为中国人的“自卑”和“骄傲”，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无聊和缺乏正面价值的事情。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官方微博 图）
“3月5日，武大人民医院东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刘凯医生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下来，让已经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先生欣赏了一次久违的日落。
这位87岁的老先生入院时是重症患者，在上海医疗团队的救治下，目前身体情况已不断转好。今天下午四点多，刘凯推着他去做一个CT检查随访，在回病房的途中，和煦的夕阳恰好洒在病人和医生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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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刑法上有个类似的概念：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又称“紧急避难”。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较小的另一方的合法利益，以保护较大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但是，紧急避险有个基本原则：他人的生命不能成为避险对象。
易言之，不能以任何理由损害他人的生存权，无论这一理由看上去如何的伟光正。
生命无法用价值去衡量，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底线。故而，一切以伟光正理由明目张胆牺牲他人生命的行为都会面临刑法的铁拳。
放弃老人的潜台词就是放弃弱者，放弃“对社会没有用的人”。这一立场如果建立，病残是不是也该放弃？穷人呢？遇上饥荒是不是还要易子而食，卖儿卖女？
老人为国家纳税，换取的便是年老后得到社会的供养，现下大难临头却被送上楢山，本质上便是大规模的国家违约。
如果你知道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很可能无法兑现，你还会去缴纳社保么？
民无信不立，践踏国家公信力，践踏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必然要付出长期且惨痛的代价。
为什么本题下有医生提到伦理委员会主张先来后到原则？就是为了避免衡量生命的价值，将得救与否归结于纯粹而客观的不可抗力。
自愿的牺牲是伟大，强迫的牺牲则是残忍，究其本质与人殉没有任何差别。
这一事件的玄幻便在于：
1、大量的年轻人缺乏最基本的同理心，明明日日被牺牲着，却以祭司自居，大言不惭得论述所谓非常态下抛弃弱者的合理性。
各国防疫，无不从弃老而成？有之，请从尊父母始。
缺乏把亲爹亲妈背上楢山的觉悟，就没有资格厚颜无耻得替弃老政策唱赞歌。
当然，倘若有此觉悟，估计爹妈也会生出旁的感想，譬如当年还不如——
2、西班牙人顶着疫情的炸雷也要搞男女平等大游行，但现下居然连最基本的生命平等都敢公然抛弃，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么粉饰，也不过表面光鲜而已，一遇到狂风暴雨，便会把华丽的涂层刮得干干净净，露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丑陋底色。
吃人而已。奴隶主手撕人肉，封建贵族用刀叉，资本家则做成胶囊，包装得漂漂亮亮，吃得斯斯文文，等闲一点都不像吃人。
但还是在吃人。
病毒考验国家，病毒更考验人性。
新冠在英美，最丑陋的一幕是，青春少年肆无忌惮，举办“新冠派对”，嬉笑蹦迪，调侃病毒会“弄死这帮老家伙”。
当媒体强调，病毒对大部分年轻人无害，只有轻微症状时，媒体和zf以为，他们在安慰人民，避免恐慌。殊不料，这种论调会助长某些人的自私自利。
参加新冠派对的年轻人，就像盗刷别人信用卡的小贼，豪掷千金打赏主播，限量款球鞋买一打，无他。花别人钱，不心疼。
自我隔离，不负责任地演绎成群集体派对，无他。反正即使感染，大概率本人也没啥事。干嘛不把隔离期变成长假呢？
而当媒体报道，某些医院在医疗崩溃的边缘，不得不放弃老年人，救助年轻人，这一消息到这些人耳朵里会变成什么？
第二重保险。
不仅得了大概率不死，而且，就算要进医院，小爷我也是优先救助人群。
怕啥。
继续嗨。
不要怂。
尽管救助年轻人，是最经济，也最有回报性的社会选择，然而，当社会不能有效约束所有成员自觉隔离时，规矩破坏者就有了更多“利益”。
面临医疗崩溃，不得不选择性救助的医院，负责报道的媒体，政策制定者，也该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即，
这些行为会不会导致社会公正的失衡？
这些行为会不会反而促使年轻人设法钻空子？ 导致感染进一步扩散？
西班牙老太太的视频，不知道大家看了是什么感染。当你认真地听她哭诉，听下去，看她绝望愤恨的表情，看到最后，内心会不会有一个地方被震撼到，感觉真实的难受？
这个老太太是那么真实地出现在我眼前。
她的痛苦，她的无助是那么明显，她绝望地让人无法将她只视为一个确诊患者的家属，而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不能被简单抽象的人。
老太太的视频，是对媒体“年轻人无害说”的一个脚注。
请这些蹦迪的小爷们看看，他们如果不能好好约束自己的行为，正在，即将造成多少人间的惨剧。并非抽象的“老家伙们死了”，而是一个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活离世。或许，能唤醒一下他们的良心。
然而，许多心理学，经济学研究都告诉人们，要真正威慑人们，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光靠同情心，靠绝望的老人视频并不足够。必须要让破坏者们付出代价，自身感受一下，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这个课题，就看欧美何时能给出答卷了。
或许，是他们也研究出新冠导致男性不育的那一刻吧~
没事的时候说年轻人可以自愈，出事的时候却先治愈年轻人。
没事的时候说经验丰富的医生够用，出事的时候却把医学院学生赶往一线。
活活纳粹最后一年把党卫军青年团和人民冲锋队赶往前线的希特勒。
为什么说只有民主选举才能出希特勒这种人呢，没毛病。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楢山节考 》日本1983年，今村昌平拍摄电影，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让人思考道德沦丧却又直击人性痛点。
相传，在日本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里，村民生活异常贫穷，
没有多余的粮食提供给缺乏生产能力的老人和小孩。
生存与繁衍的困境催生出一套近乎变态的习俗：“楢山节”的仪式便是其中之一。
村子里，凡人活到七十岁，如果还没有自然死亡，就会被儿子送上楢山山顶，祭山神。
当时的日本在那种及其恶劣的环境下，说什么罪恶，不道德，说什么人性，兽性，好像有些多余。
人本来就是兽嘛。兽会为了基因和种群的延续，牺牲自己，伤害同类，这些都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西班牙，你们从前期的隔岸观火到全境封锁，再到现在只救治年轻人，你们做了什么？你怎么对得起这些老人？？
《感人！96岁西班牙老裁缝亲手为医护人员缝制口罩》
菲洛梅娜一直生活在松塞卡，出身于一个裁缝家庭，她的祖母和姐姐等都从事这一职业。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菲洛梅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玩笑说：“我已经过了96岁，这是老天给我的礼物。”她知道现在面对的是一场新“战争”，这次的敌人是一种病毒。
当你们拔掉老人的呼吸机时候，请记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如果有一天，在我老去的时候，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想我愿意把自己的机会和资源让给年轻人，我愿意让更年轻的生命去创造更多的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们在牺牲我的时候，能心怀愧疚，能记住我的牺牲不是应该的，是我奉献的。”
给所有说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
当年医学伦理课上，老师是这样说的，如果真的在工作中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严格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因为我们只是医生，不是法官，没有权利决定谁该活谁不该活。既然你眼前已经有了一个病人，就应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拯救他的生命。谁都可以放弃，身为医务人员的你不能放弃。
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更值得拯救。如果硬要说，所有人都有拯救/不被拯救的理由，就像在病毒面前，病毒感染你的时候可不会考虑你对人类社会有什么价值，放弃是一条不应该跨过的底线，你今天可以为这个原因放弃这个人，你明天就可能会因为别的原因放弃别的人。总有一天，你放弃的人会累积成为一个巨大的数字。“能多救一个就好”不等同于“选择放弃我能拯救更多人”。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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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选择先来后到，也是在放弃后来者。
那么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你，按照这个方法“选择”拯救谁，比按照年纪来选择，我的心理负担更小。
后来者得不到拯救，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没有那么高的技术，没有足够数量的医疗资源等等。
但是年长者，体弱者，愚笨者得不到拯救，那不是医生拯救不了他，而是因为所谓的“他没有拯救价值”。
这个理由，我无法接受。即使这样做能最大程度的延续文明，但那延续的不是中华文明，因为炎黄子孙不是这样的。总有一天，文明都会消亡，人类都会毁灭，宇宙也终将消失，我愿意我的文明以中华文明的名义灭亡，也不愿意作为一个不知所谓的文明苟延残喘到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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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烦还在念书的医学生念完书再来反驳我，我不是你们的老师，没义务给你们普及什么叫现代医学模式，以及机械医学模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我是个搞检验的，不是心理医生，我没有足够的专业性去治疗你们的中二病，我念书那会儿也是满脑子的杀一救百，关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告诉你们，无论是“一”还是“百”，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不是数字。
这是一个教科书般的「道德风险」的场景，是事后的医疗效率，和事前的道德风险之间的权衡。纯粹从救人的角度来说，西班牙这样做我是支持的，可以救更多的人，但是其他疫情还处在初期的国家，请一定重申先来后到的原则。为什么要这么双标呢？因为规则不仅仅是事后的，还会影响人们遵守规则的激励。
这里我们要假定「遵守隔离规则和政府的建议」是一个给个人带来负效用（不能出去玩了），但是能够让社会受益的行为。
基于这个假设，那么「先来后到」，还是「年轻人优先」，不仅仅影响的是救人的效率，还影响人们在得病之前的行为和患病的概率。
在「先来后到」的规则下，老人和年轻人面对的都是一个公平的机制，并且因为新冠对老人更加危险，所以大概率大部分病床和呼吸机都被老年人所占据，年轻人大概率是得不到很好的治疗要被抛弃的。那么对年轻人而言，尽管自己重症的概率较小，但是一旦重症了，大概率是得不到医治要挂掉的，所以年轻人也会更加的小心保持社会距离，从而让更少的年轻人，乃至于他们的长辈——也就是老年人避免被传染。
换句话说，坚持「先来后到」的规则，有助于减少整个社会的被感染人数——也相当于减少了整体的重症人数。但是医疗效率肯定不是最高的，因为当医疗资源非常稀缺的时候，年轻人有更大的概率被救活，但是老年人的概率较低。
在「年轻人优先」的规则下，给定感染群体固定，这是救人效率最高的选择。但是问题就出在「感染群体固定」。年轻人优先，意味着本来重症率比较低的年轻人会在医疗紧张的情况下得到更好的治疗，那么年轻人的危险在这种制度下变得更加的「小」，相当于整个医疗体制在为其兜底，这类似于美国次贷危机时候的投资银行——随便怎么玩金融工具，反正如果赢了，利润都是自己的；输了，政府怕金融秩序崩溃，也会来救助我们——出现了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
而这种过度承担风险，就体现在年轻人各种疯玩和聚会上。不但增加了自己的风险，也增加了自己传染给长辈，也就是老年人的风险。所以尽管「年轻人优先」在给定群体下救人的效率更高，但是「需要呼吸机」的群体整个被扩大了。
就西班牙而言，现在全境封锁都已经实行了，疫情爬坡阶段都已经过的差不多了，应该在不久之后就可以迎来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的回落，再去说「避免年轻人传递更多人」意义也不是太大。这个时候，亡羊补牢，追求当下救人的效率可能更加的重要；但是对于其他正在疫情爬坡和传播阶段的国家来说，尽可能的减少感染人数，减少道德风险行为还是重要的，所以对于这些国家而言，最优策略可能就是牺牲事后的效率，换取年轻人更加自律的行为。
这就是这个病的可怕之处。
当你不注意防疫，医疗被击穿以后，能得到资源的还可能救活。
没有医疗的一定死。
你先救谁？
开始，先救年轻的。
年轻人也救不过来呢？先救有钱的？
有钱的也太多了呢？
先救官大的？爹厉害的？
先救医务人员？
一旦医疗被击穿，必然出现这种选择的悲剧。
中国前期也措手不及，但是后期防疫做好，医疗资源后期很充足。这个时候解决重症。
肺移植做了，给患者保命。
100多岁的老人给你治好出院。
而现在恐怕世界很多地方都会一步步放弃选择患者。
其实绝大多数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国家，代际关系都十分紧张，代际矛盾都很突出。虽然中国的年轻人和老人也有很多矛盾，但是相对来说已经算是父慈子孝的典范了。
中国老人和年轻人的矛盾，大体上无非也就是因为时代差异导致的观念不合，老人控制欲和年轻人自由主义的冲突，再严重一点也就是涉及遗产与赡养的分配问题。现如今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遗产和赡养也越来越不成为一个可以争执的问题了，因为双方都没得选。
中国老人和年轻人关系的相对而言比较和谐的关系，主要来源于中国老人的权责一致。在中国，老人拥有近似于美国犹太人一样的地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但这一点有一个基础，就是老人对小家庭，尤其是孙辈近乎百分之百的奉献牺牲。中国老年人几乎理所应当地认为，亲自抚养孙辈是他们毋庸置疑的责任，将自己收入与精力的绝大部分投入到孙辈抚养上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或许在公共场合对你很凶暴，在超市抢购低价商品的样子令你感到生理不适，但你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他们的孙辈。
因此，尽管中国的老人在理论和事实上都享有许多特权，尽管社会也时常质疑这些特权的程度是否合理，尽管年轻人确实要付出大量的劳动产出来供养老人以及老人们的这些特权，但极少有人否认这些特权本身在道德层面的正确性，因为大家都有妈，你知道你妈是怎么对你的，你或许反对她的许多行为，但你无法否认她对你的付出。法律只规定了你对她的义务，没有规定她对她孙子的义务，但她这样做了，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权责一致。
而在其他老龄化严重的国家，这样由社会风气形成的权责一致是不存在的。年轻人缴纳大量的养老金供养老人，而老人则手握大量的社会资源，一方面阻止年轻人的上升，另一方面却不肯承担小家庭中的牺牲。这使得其他老龄化严重的国家，代际矛盾往往与阶级矛盾耦合，严重程度覆盖并超越了亲情。
老人说骚话并不是问题的根源。中国老人也会说骚话，甚至说的更多，把社会问题的罪责推到年轻人身上，但他们在说骚话的同时会对小家庭进行足够的付出，资源客观上毫无保留地流向他们的儿孙，那么骚话这种事本质上就只是父母的唠叨而已，你不想听就可以不听。可是日本、西班牙这样国家的老人并不会，他们牢牢把持着资源，并不会向儿孙倾斜，客观上阻碍着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同时还要说骚话。这样一来，这些骚话就变得像是一种敌我矛盾，如同你老板让你修福报以便让他们一年给你换个嫂子一样可以激怒你的存在。
因此，当传染病这种事件发生的时候，这种耦合着阶级矛盾的敌我矛盾就会凸显出来。以年轻人作为执行层的社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弃老——反正你们对我们也不好，同时以老人作为主体但业已失效的决策层反过来更会对年轻人充满怨言。矛盾进一步激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权责不等，后患无穷。
这就是pandemic的“悲惨世界”。
美国如果还不能遏制住的话，可能过几天也要开始学意大利西班牙开始设定呼吸机年龄限制了。
然后按照医疗资源可供给水平，按70、65、60这么递减下去
这就是现实，再感性的情感也只能服从这样冷冰冰的现实。所以，这时候你就能理解了疫区人的无力，以为什么意大利护士会自杀，武汉早期各个“爆仓”的医院里医护人员负面情绪的蔓延。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悲惨世界”被局限在了疫情早期的武汉。
感恩当时及时的决断。
古代发生瘟疫的后果——https://www.zhihu.com/answer/991761414
更要感谢医护工作者和疾病防控人员的无私奉献。
医护人员的付出大家都看得见，我想给大家说说疾控部门。
举个例子可以管窥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疾控部门的付出，我们所有人都在被不知名患者B感染的风险中。
而现在各地开始出现的入境人员相关病例风险怎么消除？
还是要靠疾控部门对前期比较松的状态下所有入境人员以及密接者进行地毯式筛查，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工作量和压力。
但是前期的经济补偿并不是很到位，这对于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另外，要感激的是湖北和武汉人民的付出，这是全国的痛，全国人民要感激你们的奉献。
可是当下某些地区政策对得起湖北人民的付出吗？
你不认绿码可以人员进来后再隔离保安全呀，真的要让湖北人以后做二等公民吗？
耻！
此事件，本质和西方世界的社会规则有关，而诱因是西班牙医疗体系的彻底被击穿。
西班牙人口低于意大利，但总病例数已经直追而上。
近日，新增800死亡病例，累计达5000人，其中包括马德里市老人院1000多名老人。
当前近一万医护人员交叉感染，医疗体系近乎崩溃，甚至一皇室成员染疫去世。
要知道，3月8日之前，西班牙确诊病例不满500例，18天之后便激增至56374例。仅仅半个多月时间，增长了100多倍。
就目前的增长趋势来看，月底就会高达10万，甚至超过意大利的累计病例。
据西班牙《世界报》消息，3月8日，在西班牙“封城”措施实施前一周，西班牙为纪念国际妇女节，全国共举行了850场游行，数以万计的女性走上街头，呼吁拥有平等权利。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马德里市当天参加游行的人数仍然达到了12万，也有当地媒体报道，多达35万人参加。而整个游行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城市，吸引了总人数更是高达百万人。
意大利顶级卫生专家之一沃尔特·里恰尔迪接受西班牙媒体采访时说，疫情期间允许大规模游行真是“疯狂”。
西班牙平等事务大臣蒙特罗在接受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社会平等部门需要解决的是让女性生活得更好。因此，她积极推动并参加了马德里12万人大游行。如今，他已被确认感染。
虽然西班牙疫情的确有部分是年轻人的放纵，但根本原因，却是西班牙相关高层意识形态的本末倒置。
知道春秋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宋襄公有多可笑，而西班牙高层远远不如宋襄公。
西方的各类人权主义，越来越限于形式主义。为了形式主义，可以不顾各类现实境遇。当这种形式主义上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在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大型疫情面前，那就是彻底的灾难。
在大型灾难面前，西方资本有权选择「忽视老人，优先救助年轻人」，当然，其他国家对西班牙的道德审判，也是他人的自由。就好比不同的家庭，看到对方因为没有钱不给老人治病一样。
但是，站在老人的角度，他们的诉求又是合情的。但合情，不代表合西班牙的理。哪怕对外人来看，是无理的。
难么，如果你来当这个最高决策者，在一个老龄化无比严重，政府养老金赤字严重，医疗资源崩溃下，面对救活1000个老人，以及救活300个年轻人，并让5000个年轻人免于留下后遗症的情况下，你会怎么选择。你选择任何一方，都会有将死者发视频向你控诉的前提下，你又是怎么选择？
人和象群都是“祖母”型社会，但并不是任何老象都是“祖母”。大灾难面前，必然会有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
在中国，大灾难下，总会看到年轻人奉献牺牲。那么，老人就一定要让年轻人冲在前面吗？诸如《流浪地球》爷爷的牺牲，并不亚于父亲的为大。
并不是说，西班牙老人就应该被牺牲，而是要谈道德，最低限度，也必须把老人和年轻人放在同等重要的生命个体来对待。如果不认为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所以需要更多救治，那也不应该因为道德绑架，让医疗资源偏向老人。
当然，真正的选择，永远不比回答这个问题，打几个字表达观点这样的容易。毕竟，人人都有活下去的权利。
无论，我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想活下去，而且还要是活得最健康的那一个。但不得不为了儿子或者父亲，牺牲什么的时候，你原来的“自私”开始动摇了起来。甚至，面对突发事件，只有短时间思考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本能的牺牲。当年的汶川大地震，一个个家庭，则是无数这样的缩影。
西班牙ZF和社会现状是积重难返的，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政治基因，文化基因，就注定了大型疫情下，这样的结果。
说穿了，这就是一个变相的电车难题。
两难的问题，从来不单单是道德审判那样的简单。
我们应该庆幸生在中国，无论我们的ZF，还是我们自己，都不用面对这个残酷的两难问题。
这样的选择，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好一辈子从来不要遇到吧。
生老病死，总会跨过金钱和人情。但金钱和人情，并不总是能够跨过生老病死。
这个是典型的结果道德主义，如果任其发展，发展到极致就成了功利主义。所以经常会有一句话，灾难来临时先救老人小孩和妇女。
试想一下，一个老人离你那么近，而你却不去救他，只去营救那些值得被救的人。从道德上来说，这明显是不人性的。
换一个角度来说，先救老人小孩和妇女，那是因为他们的抵抗力以及各项指标都不如男青年，面对灾难青年撑的时间会长一点，甚至会自己脱险。
但是，一旦一个民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一个国家到了政权危机，文明之花摇摇欲坠。我们无法顾及所有的人，无法十全十美的兼顾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力量呢？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所以人类社会有了高度的文明，种种的美德，发展成为金字塔顶端的掠食者。但同时，人也是动物，在《狼图腾》中，狼群会抛弃那些老弱病残来维持狼群的战斗力，这不失为一种解法。
能在和平年代对每个人温柔，善良，这是一个好人，一个菩萨心肠的善良人。那危难关头呢？饥荒年代呢？你敢保证到了危难关头你还会记得仁义礼智信？
究竟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需要一个大的社会环境来衬托。而一个部落，一个国家，它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成员，人民，并且给他提供一个先对和平稳定的环境。
所以西方政府以及各个医院，现在拿出这种冠冕堂皇的优胜劣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首相的群体免疫。他们的船就像大清朝的船，金碧辉煌的外表下隐藏了多少弊病？
在关注国际局势的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危机，境外输入还在有，经济还没有恢复，草地贪夜蛾正在暗处观察。这场与时代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请你务必守护好你应该守护的人。
优先年轻人逻辑基础并不是因为年轻人更有社会价值，而是年轻人成活希望更大。把呼吸机给44岁的人，他很可能挺过去；给65岁加的人，他很可能还是会死，然后那个没得到呼吸机的44岁的病人也死了。因为这个病到目前为止其实还是靠免疫力硬挺，老年人免疫力差，重症后更差。
我认为这才是医院这么做的原因，按照救活成功率匹配资源。你可以说先来后到更符合社会伦理，前提是救活同样数量的人。但假设打破先来后到可以救活更多的人呢？你怎么选？
这和救生筏优先老幼妇弱不一样。救生筏负荷是固定的，能救活的人数量是固定的。现在这种情况，相当于你一共有10个呼吸机，救老人成功率30%，可以活3个；救年轻人成功率70%，可以活7个。请问怎么选？对以治病救人为最终责任的医院来说，到底是按先来后到的标准伦理顺序结果死更多的人正确，还是打破社会伦理多救活4个人正确？或者进一步说，为了所谓社会伦理多死人，那这个伦理的意义又在哪里？
我不是支持医院。而是说这个问题没有清晰的答案，不是某些回答那么是非分明的。这是一个沉重的选择，问题本身就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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