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大学真的水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理解 1. 澳洲大学的商业模式 2. “教育收益”（return of education）的定义

此文前半部分论述澳洲大学的门槛问题与2.，后半部分论述1.与澳洲大学留学生泡沫可能在近几年破裂的问题。其中全文均会结合1，2来论述澳洲大学水不水。想看澳洲大学商业模式与澳洲国际留学生市场泡沫可以直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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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曾某澳洲大学经济学学生

看了很多答案，大部分都是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好恶，来对这道题进行回答。与其说是回答，大部分只是在自说自话地“捍卫”自己的“观点”或者是“偏见”而已。其实不同立场的双方完全可以各退一步，以事实为依据公平公正地去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从“澳洲大学真的水”一方出发。其实从2015年开始，围绕“澳洲大学真的水”的论点开始甚嚣尘上，活跃于知乎各相关问题下。持此观点的大部分人群为国内大学（不限本）学生，以及其它国家的留学生，以国内大学学生为主。绝大部分持此观点的学生论点的中心在于，澳大利亚大学的门槛太低，因此很多他们眼中的“差等生”均可以轻松进入澳洲一流名校。关于这句话的因果关系错误我会放到下文再去论述，因为我的解释会相对复杂。但这种论点的前半部分，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澳洲的大学的录取难度，相对国内的高考难度以及英美大学录取难度，确实偏低，这是事实。先来说本科，首先通过中国大陆标准高考进入985或C9的难度远大于通过澳洲本地高考VCE或ATAR进入澳洲顶级大学的难度，我相信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再者，如果拿澳洲G8本科的录取难度去对比美国top50，除了美国40-50少数几个不要求SAT的大学，其它学校的录取难度是完虐澳洲学校的。

再来对比授课型硕士（MSc）。其实在授课型硕士方面，录取难度的差距比本科的差距要小一些，这由两个原因导致。其一，由于在国内本科毕业学生对研究生学历的需求剧增，且澳洲本地毕业生对研究生学历的需求也同时在增加，共同作用力下，很多澳洲以前录取要求较低的授课型硕士难度正在大幅增加。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墨尔本商学院的金融硕士（Master of Finance）与商业分析硕士（Master of Business Analytics），首先MbusA我不讲大家都懂，而金融硕士（MoF）则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例子，其在2016年对本校毕业生的录取要求大概是在wam65-70分左右，而在今年据不完全统计对本校毕业生的录取要求已经上升到wam75-82分，可见其热度的持续增长。其二，学历通胀（degree inflation）在国外是一个全球性现象，而并不是一个澳洲独有的现象。近些年来，全球各国家的大学都进行了商业化变革，而商业化的前沿即授课型硕士，例如，美国的顶尖大学的授课型硕士的录取标准在呈指数级降低。2014年，可以去ivy读硕士的同学还可以成为央视的“哈佛女孩”上新闻，而到了2017年，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拿ivy的一揽子offer了。但即使是在高低收敛的情况下，澳洲大学的MSc录取难度依然低于英美（英国一年制MSc除外），比如澳洲大学授课型硕士的招生人数大幅高于英美，且绝大部分项目不需要GRE或GMAT。

其实对于澳洲的留学生来说，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首先承认与接受现实的不完美是一个人开始变得聪明的表现。再者，承认这一点也不代表承认了自己的大学和自己所受的教育都是野鸡，因为这显然是完全不合逻辑的。澳洲大学的录取标准低是事实，你可以以此来推测澳洲大学的学生在入学时水平有限，但以此来抨击或揣测澳洲大学野鸡/水/教育质量低下，甚至以此来攻击澳洲大学的毕业生水平欠佳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还可能会被贴上反智的标签（至少我是这么贴的）。

对于授课型学历，无论是本科还是授课型硕士，其水与不水的标准应该取决于学生可以获得的“教育收益”（return of education），和录取标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只是在国内，要获取最好的RoE，你需要进入最好的学校，也就是你需要高考取得更好的成绩，那么国内学生久而久之，就把“学校好坏”与“录取标准”挂钩了。而出于一个经济学从业者的严谨性，也出于可以更好地让大家理解“学校好不好与录取标准”无关的逻辑，还是在此首先说几点“教育收益”的具体细节。

教育收益（return of education）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中，一般被定义为一个人受更多教育后的收入水平的净增加。也就是，一个人，多上一年学，他剩下的人生所因此增加的收入减去学费，即为其这一年的教育投资的收益（当然这里我不在赘述那些要把增加的收入折现（PV），机会成本等模型细节，感兴趣的可以参考Mincer model of education）。当然，广义上来讲，我们可以不这么现实，教育的收益可以囊括，学习知识的快乐，变得聪明与sharp带来的自信，体验生活带来的乐趣（教育的消费属性）etc. ，但在此语境下，因为要对比大学水不水，我仅将收益局限于对个人的经济回报：工作，事业，名声，个人成长。

那么到这一步，我们应该有了一个成熟的体系，大学A比大学B水的唯一标准是，A的教育回报小于B的教育回报，即: RoE(A) < RoE(B)。当然了，依然处于一个经济学从业者的严谨性，我们对此的比较需要控制变量，用白话来讲，即：对一个学生i，其选择就读A大学X项目所获得的教育收益RoE(A)，比其选择就读B大学与X项目同类的Y项目所获得的教育收益RoE(B)，要小。

而事实上，没有一个人会读两个大学的相同项目，而上述对比所要求的在个人i的同一个时间阶段就读两所大学的同样项目的假设更不可能成为现实。但没关系，我们可以来观察A大学所有学生的平均bar_RoE(A) 与 B大学所有学生的平均bar_RoE(B)来进行对比。当然这中间还可能存在着自我选择偏差，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各种matching techniques…

扯远了，总之这里就到了澳洲学生都喜闻乐见的部分。大部分这些学生支持澳洲大学并不水的观点，论点都在于，澳洲大学的挂科率高，作业多学业重，再附以高额的惩罚机制（重修要全额重交学费+重读浪费一学期时间），使大部分澳洲学生都有足够的动机来保证学业的高质量进行。而对比国内，挂科率低，重修几无经济损失（可能仅有颜面损失），且学习风气较为松散的大环境下（我不否认有很多学霸与精英在国内大学也是很自律且优秀的），学习的动机并不是很大。这样的对比也让澳洲大学的留学生有自信与理由认为澳洲的学校给他们带来了更多更有效的训练，使其学业水平的加成显然比如果其在国内大学读书的加成要高。这样的论点并非全无道理，但此种判断多基于感觉与媒体信息，主观性较强，我并不会使其成为我的论点。展开来论证的话可能我能写出一篇论文，比如这中间还存在一个能力误差（ability bias - 高能力学生在澳洲大学可能并不受挂科限制，导致上述动机机制不存在，以至上述高教育回报机制不适用，因此导致前文所述估计方法下估计出的澳洲学校的平均教育回报为高估）

事实上，严格按照前文所述地对比任意两所学校的RoE仅可能在乌托邦中实现，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一点结论： 学校水不水取决于收益，即所带来的教育回报，这是一个增量问题，而与单纯的入学水平无关，也与单纯的毕业生水平无关。也就是说，一个学校的授课型项目好不好，取决于它能给予你在不参与这个项目就得不到的什么，而不单纯取决于你进去的时候是什么，不单纯取决于你出来的时候是什么，而是这两个什么之间的差值。

虽然完全的对比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大部分985和C9的学生都足够聪明可以做一个思想实验，澳洲的授课型硕士给你带来的回报，和国内的同专业的硕士给你带来的回报，哪一个更高。其中澳洲的文凭：1. 可以给你带来两年的澳洲的Visa，允许你在澳洲的顶级国际公司工作，不要讲没有身份找不到工作，有点与大部分985学生口中的985的身份不符。2. 可以给你带来一份世界labour market的通行证，香港，伦敦，新加坡，而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是这么做的 ，而国内的msc文凭，并走不出国门，也不能带你去香港 3. 可以给你带来全世界高等学院深造的更高机会，ehh 下文我还会继续论述澳洲的research，所以不在此多说，但结论是国际对G8的学术认可程度要远超国内。4. 国内不输985的就业认可，虽然确实，在国内认可度并不强，但如果你相信某些小司HR讲的“垃圾桶”论，那么我觉得你的归宿应该也就是这些小司。

综上所述，澳洲学校和国内大学所给你带来的回报高低应该非常明显了。请注意我的对比一直在澳洲大学和985与C9之间，那么剩下的我就不展开了，大家现在都是顶尖学府的学生，以后可能都是去咨询投行的人才，可以自行搜索一下相关信息，在信息的基础上对教育回报进行估计。所以说，理性的思考与讨论，接受一件事的正反两面，对自己，对所处立场的另一方，都是有好处的。拍脑袋地对持不同立场的人，所处不同环境的群体，进行无脑的攻击，只能增加你的敌人数量和与别人吵架获得的满腔愤懑，并限制自己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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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讨论仅限于授课型硕士，未对研究型硕士研究生（Mphil），博士生项目（Ph.D）以及更广义的与大学声誉直接相关的学术研究（Research）水平进行对比。当然，不同于授课型硕士与本科，很多学生和家长可能还会纠结要不要出国读，要不要去英美澳加读，甚至还会有 “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的才会出国” 的反智言论出现，大家对于博士生项目去哪读的意见比较统一：洋博士 > 土博士，当然这并不是贬低国内博士生的科研水平，这只是国内教职与研究所对海外博士的追捧所导致的。因此因不存太大争议，本节我不再讨论学术项目的优劣（当然美国学术项目比澳洲强也是不争的事实）。

此节我想讨论两个主题 1. 澳洲大学的学术能力 2. 澳洲大学的商业模式。讨论1是因为学术能力是一个大学声誉的主要来源，因此也是讨论一所大学本身水不水的核心指标。讨论2是它可以辅助我对1的论点，且很多澳洲留学生很好奇自己的学费去了哪。一个广泛流传的观点是“盖楼了”，其实并不是，而是流向了澳洲大学的研究领域。

首先，对于1，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即可以浏览上海交大全球大学学术能力排名ARWU。此排名基本上是仅针对于学术研究能力与成果的排名，也就是剔除了主管程度高，水分较严重的雇主声誉，历史，教育投资等标准的排名。若对此排名的方法感兴趣，可以参考其网站。这个排名更好的一点是，很多国内学术声讨澳洲大学排名水的论点是，大部分澳洲学校排名高的大学排名均由国外机构主排，自然会贬低不在海外高校体系内的中国学校，那么此排名由上海交大主排，自然也可以剔除这一点所带来的其它排名上的误差。

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澳洲大学在前100的有7家，基本上所有八大均在。而学术型大学墨大的排名是41，最近几年稳居世界前五十。

而相比之下，中国进入前100为4所，最高为清华大学的第43位:

由此看来，澳洲学校并没有大部分985学生所述的水破天际，至少，在上海交大的口中不是。也至少，在学术水平上，不是。

事实上澳洲大学的学术水平其实很高，在某些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比如莫纳什的医药研究所。而这一点差别，被某些既经历过澳洲学校授课型项目，也经历过澳洲学校研究型项目的学生明显的感受到。如果你经历了澳洲学校的标准学术路线（research path），即本科-hond-phd，或本科-MSc-Ph.D，那么你的体验大概会分别是“简单-困难-地狱” 与 “简单-简单-地狱”。也就是说，澳洲大学的学术型或研究型项目，质量上与给人的体验上，与授课型是完完全全不同的（这和我即将要讨论的澳洲大学的商业模式相关）。但由于大部分澳洲学校的中国留学生都参加的授课型项目，澳洲研究型项目的真实情况并没有能传到国内的舆论高地上，导致国内舆论一边倒地否定了澳洲学校的一切。

那么我现在来开始讨论2，简单的desk research就可以得到大部分相关的信息。首先，澳洲大学商业模式的前端是国际留学生，也就是大部分学费收入的来源。大部分的澳洲大学通过降低录取标准，提供高质量的学位，来扩招留学生，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Revenue）。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前提下，过去六年澳洲的留学生以及中国留学生数量是一直在增长的：

留学生数量的上涨也带来了收入的上涨，而收入的上涨并没有与教学资源的上涨所匹配。首先，这部分增加的收入中只有少数一部分被拿来做大家口口相传的“盖楼”，且大部分新增建筑为学生公寓，也就是可以给学校带来收入的商业建筑，而单纯用来辅助教学的教学楼与图书馆所花资金并不多。其次，这部分所增加的收入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增加教学质量。确实，很多澳洲大学近些年聘请了很多名校的大牛，但相对于学术研究投入，这些多出来的工资投入是九牛一毛了。更何况，聘请这些大牛来的主要目的还是做学术，发顶刊，并非教学，所以也算是科研投入的一部分了。并且，澳洲大学也并没有用这部分收入来增加全职教职人员，降低师生比，以提高教学质量。墨尔本大学的校长曾亲口承认，澳洲大学百分之五十的教职人员为兼职，这样在国际学生数量大幅降低时，我们便可以通过快速的裁员而降低开支。而事实上我们有幸看到了这一幕，在COVID-19肆虐的2020年初，澳洲快速关闭边境导致46%留学生滞留海外后，大部分的澳洲大学快速降低了兼职教职人员（Teaching Fellow 和 Tutor）的数量，并且造成一个社会问题：这其中所有的兼职教职人员失业后是不满足澳洲政府针对COVID-19出台的Jobkeeper program的，一时间造成大量讨论。

而这些钱的最终去向，是澳洲大学的学术链条的每一环：聘请顶尖学术人才与支付相关超高额学术经费（令人咂舌的高），与业界/政府共同成立研究所并支付高额实验经费（比如最近因研究新冠病毒成功很多的Doherty Institute），聘请研究助理的高额费用，支付博士研究生的奖学金与工资与研究成本。在这个链条上的每一环，最近几年能感受到资金充裕带来的便利。我们可以从墨大KFC旁边的智库，Granttan Institute的研究报告中证实澳洲大学确实在大规模使用学费来支持其学术研究投入，这里是一篇简报，有兴趣的大家可以根据这个链接里的信息寻找完整报告：

Granttan Institute: The Cash Nexus, how teaching funds research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当然我们知道，学术研究也好，R&D研发也好，与研究这两个字相关的都是很烧钱，且资本边际效益递减的东西。但好在，它们也是有资金投入就会增加产出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学生不断增加的五年内，澳洲大学的学术研究排名逐年上涨。我们可以对比一下2014年澳洲大学的学术排名情况：

2014年，澳洲只有四名学校进入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100。且除了第一名墨大44以外，第二名直接到了澳洲国立大学仅排74。如果你翻到上文对比2019年的情况，已经有7所进入前100，且扩招较严重的莫纳什与昆士兰大学已反超澳国立。而澳国立因为地理位置的缺陷（堪培拉实在是不招国际生待见），澳洲老牌研究型大学反而似乎未能享受到这一波红利（从其对博士生工资的苛刻程度即可看出）。

因此，澳洲大学商业模式链条的前端便是，降低门槛扩招，增加授课型学生数量，以此增加收入，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而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他商业模式闭环的后端。我们要知道，在任何一个世界大学排名中，即使不是上海交大这样的纯学术排名，学术研究成果与能力也占到了很大一个比重。因此，澳洲大学将从留学生处得到的增加的收入，投入学术研究，便可以维持甚至提升其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其在各排名的表现，进一步吸引更多留学生，再进一步增加收入，再投入到学术，完成闭环。这也就是澳洲大学的商业模式，相信很多来澳洲留学的留学生确实是因为“澳洲学校我能进，而且排名还很高，甚至比一些英美加的学校还高”这样的原因而选择了澳洲，这便是其原因。澳洲学校的排名高并不是因为大部分985学生及其它澳黑阵地所高举的“无原因的虚高”，而是有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即上述商业模型的成功。这也反过来再次论证了我前文所述的观点，澳黑阵地的主要论点“因澳洲大学录取标准低，人员质量参差不齐，所以大学水”是毫无根据的。

当然，任何自我加强（self-reinforcement）的模式都有另外一个名字：泡沫。上述商业模式不断发展的前提，是有源源不断的留学生供应，选择澳洲，以不断增加其学费收入，来维持其学术研究的地位。在过去，澳洲做的非常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澳洲的留学生比例是几个留学常见国中最高的：

且留学生数量在最近三年有加速上涨的趋势。过去澳洲之所以在留学生市场取得成功，可以赢过其它国家主要有三个原因 1. 录取要求的降低 2. 上述商业模式带来的自我加强的排名上涨 3. 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而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首先不谈COVID-19 这个外生全球disrupter，我们先来谈论市场内部的竞争形势变化。

一、全球性学历通胀

如我前文所述，学历通胀已经渐渐变成了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不只是澳洲大学独有的的现象。英国抢先美国一步，在15年便开始了大规模开设一年制授课型硕士，大部分英国老牌名校所提供的一年制硕士的录取标准比其老牌王牌项目的录取标准要低得多，很多也不需要GRE或GMAT分数。比如，LSE大部分的一年制经济学项目录取标准比其老牌国际顶级博士项目预科班Master in Econ Science要低得多。美国，在近几年也开始了大规模的授课型硕士门槛降低，澳洲本科申请美国IVY的很多授课型硕士项目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hons H1毕业生申请通过的概率趋近90%，而且美国也有更多的一年制项目出现，很多美国的MSc印度及亚非拉学生已经开始用“degree is just a Visa and nothing else”来形容通胀下的研究生学历。当然，英美的本科录取并未大幅放宽，在一定时间内，澳洲大学在此市场还会保持一定的竞争性。

二、英国脱欧后对移民的开放态度，以及澳洲的移民政策收紧。

很重要的原因，澳洲在2017年后经历了移民政策收紧与移民分数大幅抬高的两年。而相比之下，英国的移民政策正在放开。首先是英国开放了其原已关闭的PSW毕业生签证，大幅提高了英国授课型硕士的相对（相对澳洲硕士）竞争力。再者，伦敦市场的规模决定了找工作的难度大幅低于澳洲，也进一步决定了在英国拿到pr的难度要低于澳洲（英国找到工作=5年Visa）。在此消彼长下，英国正在掠夺澳洲的留学生市场份额。事实上这也是我最近观察到的，2019年毕业的澳洲学生前往英国读MSc的比例，要远高于2016年此比例。相信2019年毕业的大家应该身边有很多秀英国MSc offer的同学（在这里我也恭喜大家！），但要知道这在2016年是绝对看不到的现象。

三、学术排名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竞争力缺乏

若上述原因导致澳洲留学生市场萎缩，澳洲的学校学术水平的提升是不可持续的，至少其学术排名的增长会放缓。而即使其保持这个趋势，相对现在已经不那么难进的英美老牌名校，其排名也很难在短期内形成优势。

因此，最终泡沫会从前端开始破裂，而COVID-19加速了这一过程。澳洲因控制疫情需要所采取的关闭边境政策重创了澳洲大学的收入，加速了这一过程的兑现。虽然这样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但如上所述，收入的冲击对采用上述商业模式的澳洲大学打击会更大，其会结束澳洲大学由充裕的资金所带来的排名攀升，进而抑制其在国际学生市场中的优势。

但即使到那时，澳黑也等不来梦想中的澳洲大学排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