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明明是结束战乱与分裂，促进国家统一的英雄，为何总受到小人诟病？

谯周，一个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常常被提及，却又常常笼罩着一层复杂色彩的名字。人们提起他，总是绕不开“投降派”、“丧失民族气节”这样的词汇。然而，如果抛开那些标签，拨开历史的迷雾，我们会发现，这位蜀汉后主时期的重臣，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所做的选择，或许更能体现出他作为一位政治家、一位知识分子的深沉考量，甚至可以说，他是在以一种不被理解的方式，努力地为那个时代的人们争取一份安宁。

首先，我们得把时间拉回到蜀汉末年。那时的三国鼎立，早已不是曹操、刘备、孙权三足鼎立的均势。魏国实力日益强大，司马昭集团更是稳如泰山，而蜀汉，经过刘备、诸葛亮、姜维等人的苦心经营，虽然也曾有过北伐的辉煌，但国力日渐衰竭，人才凋零，内部矛盾也开始显现。姜维虽然雄才大略，但连续的北伐消耗了蜀汉本已不多的国力，也让许多人疲惫不堪。

在这种背景下，谯周提出的“不宜兴兵”、“宜固守以待天下变”的策略，并非是简单的投降主义。他是一位饱读经史、深谙治国之道的学者，更是经历过战乱年代的人。他清楚地看到，蜀汉的国力已经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每一次北伐，虽然有着“匡扶汉室”的理想，但其结果却是消耗了无数的民力物力，让本就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雪上加霜。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蜀地，虽然有诸葛亮打下的良好基础，但与北方的曹魏相比，其经济、人口、军事实力都有着明显的差距。姜维的北伐，虽然是为了恢复汉室，但更像是在与强大的敌人进行一场高强度的消耗战。每一次出征，都意味着新的赋税、新的兵役，意味着家家户户的悲伤和对未来的担忧。

谯周的“不战论”，正是看到了这种巨大的实力悬殊和战争的残酷性。他更倾向于保存实力，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来应对国家的危机。在那个时代，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他作为一位深具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无法忽视战争对普通百姓造成的巨大痛苦。

更重要的是，谯周并非是完全放弃抵抗。他的“守”并非是坐以待毙，而是一种战略性的退守。他认为，蜀汉的地理位置优越，易守难攻，如果能够采取防御姿态，同时利用好蜀地的资源，未必不能撑到外部发生变化。他或许也在期望，曹魏内部的政治斗争，或者其他势力的崛起，能够为蜀汉带来转机。

当钟会大军压境，蜀汉已经到了风雨飘摇的边缘。此时，选择抵抗，很可能导致生灵涂炭，城市被毁，百姓被屠戮。而选择投降，虽然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但却可以避免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保护城中的百姓和宗庙社稷免受战火的蹂躏。

谯周当时力主投降，虽然在后世看来，这是一种“不忠”、“不义”，但从他个人的角度，甚至从蜀汉多数人的利益角度来看，这或许是最“现实”的选择。他并非没有理想，但他的理想是建立在对现实情况的清醒认知之上。他更看重的是生命的延续，是社会秩序的最小化破坏。

那么，为何他会受到“小人”的诟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历史现象。

首先，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冲突。姜维代表了蜀汉坚持抗争的理想主义，他追求的是“匡扶汉室”的宏大叙事，是汉家天下最终能够复兴的希望。而谯周则代表了现实主义，他看到了国力衰退的残酷事实，更关注如何在这种困境中保存力量，减少损失。在许多崇尚勇武和不屈精神的文化中，理想主义者往往更容易获得赞誉，而现实主义者，特别是那些做出“妥协”选择的人，则容易被视为懦弱或投机。

其次，历史评价的主流话语权。历史的叙事权往往掌握在胜利者手中。三国时期，最终统一天下的魏晋王朝，其价值观和历史判断，自然会对那些“有利于”其统一过程的选择给予积极评价。而那些选择归降、被征服的人，即使他们有其苦衷和考量，也很容易被贴上负面标签，以衬托胜利者的“正义”和“伟大”。“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在那个时代尤为深刻，谯周的选择，无疑与这种观念相悖。

第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责任。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大臣，人们往往期待他们能展现出“士”的风骨，能够宁死不屈，为理想献身。谯周的选择，在一些人看来，是对这种期待的背叛。他们认为，即使国力不济，也应该坚持到底，即使失败，也要轰轰烈烈。这种对“风骨”的推崇，有时会忽视了实际的政治考量和人道主义精神。

第四，“小人”的定义模糊与政治斗争。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小人”本身就是一个带有主观色彩的词汇。很多时候，那些在政治斗争中失败或者被排挤的人，才会被扣上“小人”的帽子。而那些在历史评价中被定性为“功臣”的人物，往往也可能存在一些不为人知的“污点”或者采取了一些并非光彩的手段。而谯周，可能在某些政治派别或者利益集团的眼中，被视为“小人”，他们的非议，也并非完全是对其行为本身的正义性判断，也可能掺杂了政治上的倾轧。

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谯周在当时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他的投降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成都城内发生大规模的屠杀和破坏。他保存了蜀汉大量的书籍和文物，为后世的文化传承做出了贡献。并且，他之后的行为，例如在晋朝担任官职，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奸邪”，反而是继续以他的学识为社会服务。

总而言之，谯周之所以受到“小人”的诟病，是因为他的选择触碰了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与人们对“英雄”的传统定义产生了冲突。他是一位在乱世中做出了艰难、或许也是痛苦抉择的政治家，他以一种不被理解的方式，为那个饱受战乱之苦的时代，争取了一份相对的安宁。将他简单地视为“小人”，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化，也是对那个时代无数普通人所承受苦难的忽视。他的故事，更应该被看作是对“英雄”二字的多维度解读，是对在极端困境中，个体如何做出选择的深刻反思。

小粉蜀不明白为什么月入三千的自己那么爱蜀，好吃好喝的皇帝刘禅和大臣谯周却选择了投降。

面对不了这个事实的小粉蜀只能自我安慰，刘禅本意是好的，只不过被谯周这种亲魏派利用了。

小粉蜀看历史经常把自己代入进去，动辄称我蜀、我汉。遇到别人说你蜀、你汉，就马上急了，“你不是蜀汉人，那你是哪里人？”

小粉蜀经常骂关中的无辜百姓不爱大汉，“早晚有一天蜀军打进长安，到时候清算你们。”

每当关中人把诸葛亮烧杀抢掠的事实摆出，小粉蜀都会说这是他们自愿的。

小粉蜀爱抽象的复汉胜过具体的人。

你能和小粉蜀计较什么呢。

谢邀 @用兵如神何腾蛟

如果没有深厚的支持力量，谯周的主张根本就拿不上台面。或者说，蜀汉当亡在当时已经是共识——几乎在任何蜀汉社会成员来看都是如此。一味指责谯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弟子陈寿评价他说：“身长八尺，体貌素朴，性推诚不饰，无造次辩论之才，然潜识内敏。…………谯周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扬之规。”对于其人，我们不做深入讨论，只说他的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当邓艾率少量兵马（一般认为只有数千）进攻成都之时，众臣要么打算南奔，要么打算投靠东吴，要么打算投降曹魏，除了一个北地王刘谌之外朝中再也没有主张奋力抵抗的了。事实上，当时成都城内还有数万兵士，城固粮足，姜维和东吴的援军也在路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反常现象？因为蜀汉的统治早已不得人心。无论是乡野民众，还是朝中的贵胄、显宦、将佐，都已经普遍不看好刘家天下。

普通百姓就不用说了，他们吃够了“直百钱”的苦头，在频繁的战争影响之下早已经是“面有菜色”，断然不会为什么“季汉”卖命了。

从历史来看，当钟邓大军伐蜀的时候，老百姓基本就是冷眼旁观，坐视蜀国灭亡而无动于衷。他们从来没有组织义勇军抵抗魏军，在蜀国灭亡以后也没有谁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号（这个“汉室”当然指的是某些人口中的季汉了）反魏或者反晋。

后进通儒谯周常问其意，琼答曰：“欲明此术甚难，须当身视，识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剧，然后知之，复忧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复视也。”周因问曰：“昔周徵君以为当涂高者魏也，其义何也？”琼答曰：“魏，阙名也，当涂而高，圣人取类而言耳。”又问周曰：“宁复有所怪邪？”周曰：“未达也。”琼又曰：“古者名官职不言曹；始自汉已来，名官尽言曹，使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

周缘琼言，乃触类而长之曰：“春秋传著晋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师服曰：‘异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偶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师，始兆乱矣，兄其替乎？’其后果如服言。及汉灵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为帝，后皆免为诸侯，与师服言相似也。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意者甚於穆侯、灵帝之名子。”后宦人黄皓弄权於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周深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为验。周曰：“此虽己所推寻，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辞而广之耳，殊无神思独至之异也。”（以上文字皆出于《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十二》）

从杜琼和谯周的对话来看，在蜀汉确实存在着一股唱衰的势力。在他们看来，北方的魏国就是谶语中”代汉“的”当涂（途）高“，曹家必然取代刘家。

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认为汉家天下到刘禅就应该结束，”季汉“不应该有第三代天子。

杜琼和谯周都是益州士大夫的代表，而益州集团在蜀汉的统治下一直处于边缘，一直被强势的荆州集团打压。从这个角度说，他们唱衰蜀汉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一旦蜀汉覆亡，荆州集团也必将失去在益州的统治地位，而益州的土著（地头蛇）则会东山再起。

益州集团如此，那么”中州——荆州“集团又如何呢?

蜀汉共四支政治力量：原从集团（进入荆州以前追随刘备的人物）、荆州集团（在荆州投靠刘备的人物）、东州集团（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进入蜀地避难的外地士大夫）和益州集团（益州本地的豪族）。进入蜀地以后，原从集团的主要人物在十年内即相继辞世，其后人逐渐与荆州集团合流。而东州集团也迅速失去了影响力。在蜀汉，斗得不可开交的主要是荆州集团和益州集团。

按理说，益州集团所坚持的，中州——荆州集团应该坚决反对。但事实怎样呢？

其实在面对曹魏的态度上，中州——荆州集团的态度和益州集团是没什么差别的，表现也只是略好而已。

在蜀汉覆亡前夕，在原从集团和荆州集团之内，忠贞报国的也就刘谌、姜维、诸葛瞻（诸葛亮之子）、诸葛尚（诸葛亮之孙）、张遵（张飞之孙，张苞之子）、赵广（赵云之子）等寥寥数人。

有的人喜欢喜欢宣扬什么”蜀汉多理想主义者“，可是在蜀汉灭亡的时候到底还有多少个为汉家而战、为理想而战的理想主义者？即使在其核心圈子里又占多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