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张维迎和林毅夫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 10 周年讨论会上的辩论？
要深入理解这场辩论，我们必须先回到讨论的背景，也就是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杨小凯是一位在产权理论、法律经济学等方面有着深刻洞见的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影响深远。他所倡导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对产权重要性的强调，至今仍是理解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因此，在纪念他的场合进行的这场辩论，本身就带有了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对未来方向的探讨意味。
张维迎的立场：自由市场与产权保护至上
张维迎教授，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这场辩论中，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基石——清晰界定的产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他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
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张维迎认为，任何有效的市场经济都必须建立在清晰、稳定且得到有效保护的产权之上。他强调，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而改革深化则要求进一步确立和巩固私有产权。他可能会引用杨小凯关于产权作为个体自由和经济效率基础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他坚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市场比政府更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政府的干预，尤其是在产业政策、金融领域等，容易扭曲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行为。他倾向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相信自由竞争能够激发创新和提高效率。
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产权模糊与政府干预过度： 张维迎可能会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例如国企效率低下、产能过剩、金融风险等，都与产权界定不清以及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有关。他可能会批评一些“国进民退”的现象，认为这背离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这里的“法治”更多的是指“规则之治”，即建立一套公平、透明、普遍适用的规则来保护个体权益，包括产权。他可能会认为，缺乏有效的法治环境，即便有市场机制，也难以实现真正的经济繁荣和个体自由。
林毅夫的立场：发展型国家与“有为政府”
林毅夫教授，作为一位在全球发展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的中国经济学家，他的视角则更加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如何通过“有为政府”来实现赶超和结构转型。他的核心观点包括：
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 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抓住“后发优势”，即借鉴发达国家已经证明有效的技术和产业，并利用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发展新兴产业。他认为，政府在引导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发展型国家”理论： 他可能会引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发展型国家”理论，认为在许多成功实现工业化的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台湾），政府在产业政策、金融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积极角色。他认为，中国也需要一个能够有效识别和支持具有潜力的产业，并克服“要素扭曲”的政府。
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和协调作用： 林毅夫可能会承认市场的重要性，但他更强调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例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协调失灵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甚至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他可能会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并非没有政府作用，而是政府作用的性质和方式需要调整。
强调“制度”而非简单的“市场化”： 他可能会认为，一味地强调私有化和自由化，而忽视了制度的建设，尤其是金融制度、创新支持制度等，反而可能阻碍发展。他可能认为，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政府在某些领域“有为”恰恰是推动改革深化的必要手段。
辩论中的关键交锋点：
这场辩论的张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政府角色的界定：是“守夜人”还是“引导者”？
张维迎倾向于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为“守夜人”，负责维护产权和法律秩序，提供公共品，但要尽量避免直接干预市场。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往往带来负面效应。
林毅夫则认为，政府在发展中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识别和培育新兴产业、克服外部性和协调问题时，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引导者”角色。他强调的是“有为”而非“不作为”。
2. 产权与发展阶段的关系：先产权还是先发展？
张维迎可能认为，清晰的产权是实现有效市场和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没有稳固的产权保护，所谓的“市场化”将是虚假的，也难以吸引投资和促进创新。
林毅夫则可能认为，在某些发展阶段，为了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赶超，政府可以暂时性地通过一些政策工具来“创造”或“扭曲”要素价格，以支持新兴产业，而产权的最终完善可以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他可能认为，在发展初期，过早地强调纯粹的产权保护可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3. “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权衡：谁更容易失灵？
张维迎可能会强调“政府失灵”的普遍性和危害性，认为政府的决策者往往缺乏足够的信息和动力去正确地配置资源，而且容易受到寻租和腐败的影响。
林毅夫则会承认“政府失灵”的存在，但会强调“市场失灵”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普遍且严重，政府恰恰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工具来弥补市场失灵，推动经济增长。他可能会暗示，某些政府行为并非“失灵”，而是为了实现更长远的发展目标。
4. 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总结与未来方向：
张维迎可能会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尤其是对价格信号的恢复和私有产权的初步确立。他会认为，未来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去行政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完善产权保护。
林毅夫则可能认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在特定时期政府的有效引导和产业政策的配合，他可能会认为未来的改革需要继续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特别是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应对全球竞争方面，但他也可能承认需要警惕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寻租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优化”政府的作用。
这场辩论的意义：
这场辩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
深化了对中国经济改革本质的理解： 通过两位顶尖经济学家的阐释，公众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经济改革背后两种不同的哲学和理论逻辑。
揭示了经济学界内部的深刻分歧： 这场讨论并非简单的观点不同，而是触及了关于国家、市场、产权和发展的根本性理论分歧，这些分歧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持续存在。
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无论支持哪种观点，这场辩论都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探索未来的改革路径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材料和理论框架。
纪念杨小凯精神的体现： 在纪念杨小凯的场合进行这样一场关于经济学根本问题的辩论，本身就是对他求真务实、勇于挑战权威精神的最好致敬。
总而言之，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这场辩论，是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深度对话。它并非要分出绝对的胜负，而是通过思想的碰撞，激发更多的思考，促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更有效的路径。这场辩论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界在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如何结合中国实际，形成自身独特见解的努力。
网友意见
这是一场学术争论，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争论。
林毅夫出身芝加哥大学，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舒尔茨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修正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罗斯托的超赶理论，证明农业劳动力边际收益不为零，农民决策不理性的假设不符合实际。其理论可以推到出政府应该避免微观上对农业的过度干预，并对上个世纪6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灾难做出一个完美的预言。导师如此，林毅夫本身的博士论文，也就分析政府对农业微观组织（产权）结构的干预对粮食减产的影响。
同样，张维迎在国内以传播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著称，常常标榜自己对国内产业理论的贡献。稍微对信息经济学、产业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领域有大量的论文，是研究产业结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等因素造成市场失灵。
林毅夫这样的学术出身，肯定比大众更了解政府的恶；自己写的教材里就有“囚徒困境”的张维迎，肯定也比大众更了解市场的恶。看看林毅夫、张维迎的导师和毕业学校，就知道他们的学术修养不可能比知乎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博士低。他们自然了解不同的产业、案例、公司，需要在具体约束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背后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权重。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所以这样争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经济学，而是为了通过意识形态的争论，施加自己的政策影响力。之所以他们不就事论事的讨论问题，而是偏重于泛泛而谈的意识形态讨论，是因为专业分析是一种极为耗时耗力，边际收益极低的分析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影响政策决策的效果。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无论有多大的天赋，除了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关注都是泛泛的。比如金融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汇率改革、外汇改革、银行改革、债券改革、证券改革等等都是非常宽泛领域。单单一个银行业改革，就牵扯到准入分析、市场结构、会计核算、破产机制、债务追讨、利率浮动、信用评级等多个领域。其中仅仅和准入分析（市场结构）相关的金融抑制领域，其论文就汗牛充栋，外行根本就无法对影响其改革结果的变量烂熟于胸。
想想吧，一个博士一辈子也许就是对其中几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从而做出微薄的贡献；且政策建议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取得政策目标。如果政治家对改革的想法，是就事论事，了解每位经济学博士对相关领域的各种研究，将各种影响改革的变量烂熟于胸，而不是选择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他执政的几年内还怎么改革？
政治家如同企业家就是在政策风险的不确定下，选好一种方向，然后据此指引一个国家前进。他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通才，政治家需要做的就是凭借直觉，分析这个国家存在的主要矛盾，然后将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前进。如果里根、撒切尔每天看各种私有化的坏处，邓小平没事就想傻子瓜子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那国家还改不改革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别说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的那些处于学术顶端的经济学顾问们，如果凡是政策建议就要就事论事按照学术分析，也没法提供各种建议了。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罗德里克依据自己的理论，对贸易自由化提出各种批评，巴格沃蒂、克鲁格也依据自己的理论捍卫全球贸易，大家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如果贸易自由化真的要依据学术手段，按照联合国给出的条码分析各种货物的贸易规则，那么这些政策顾问们还有精力关心其他领域么？
因此从政策建议的角度，由于认知的局限性，经济学家、政治家们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去了解各个微观事物的约束条件和改革环境，所以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
同时，也是由于这种思维的局限性，或者说人本身思考能力的局限性，就决定学术进步本身就是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波动。认知的存在局限，造成这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政策，不完美的政策自然不可免造成各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以任何政策都有好多一面，和与之带来的风险。这些政策局限性反馈给学界，就让大家对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思考，由此带来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不断波动。比如随着中国经济的成功，有人看到的是政府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有人看到的是由之带来的无效投资，有人看到的是96年后不顾东欧前车之鉴的私有化魄力，有人看到的是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顿。因此中国改革过程中政策的局限性，很好的解释了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背后，暗含着政策带来经济学思维潮流波动的必然性。
不止是中国，世界经济学思潮也是这样。40、50年代的刘易斯、罗斯托、缪尔达尔、米德等人，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倡导依据这种特殊性给出政策建议。随着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先后因为大政府的关系，发生各种经济悲剧，因此经济研究又开始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西方国家的制度，由此被各种嫁接到发展中国家，此时又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拉美改革的失败，东亚国家的程度，又使得罗德里克、林毅夫等人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以及政府该起的作用。同时，90年代末的亚洲经融危机，日本经济的衰落，又使得以普雷斯哥特等人开始关注产业政策的危害。因此说发展经济学的进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对政策观察的波动史。
说了这么多，就是表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思维都有局限性，大家倾向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解释世界的运行。也是由于思维局限性，改革的风险不可避免，改革的困难无法预期。可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存在思维局限性，我们才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因为只要改革就必然面临暴风和闪电，舵手如果没有对改革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抓住国家主要矛盾的全局性，没有团结船员先前的鼓动性，那奥巴马的位置让伊布他奶奶干好了。
首先经济学是真空中的球形鸡。基于政府基本上不干涉市场的假设。每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非常理性。
但是你只要对于国际社会有一点了解，都知道这种假设根本不存在。经济学是无法解释为什么HM会禁用新疆棉花，无法解释为什么特朗普会制裁华为。
因此上政府必须干涉市场，假装政府从来不干涉市场，不是傻就是萌。
说白了两个人就是讨论养蛊怎么养，张认为要遵从古法，盖子一盖随便咬去吧。林认为还是要相信现代科技，加入筛选，诱变，选育这样的手段。
我只想说：能不能给我们这些成不了蛊王的普通小虫子也留一条活路？
林毅夫的特点是，啥政策出来，他都是一通颂扬。他并不关心结果，决策者是否会被嘲笑，或者老白姓会不会受苦。他只关心自己的仕途，是否会长久，亨通。不知道他是否有资格被称为恶人，但肯定没资格被称为君子。
惊闻张维迎教授又双叒叕出山了！
这可是位狠人。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被休克疗法搞得半死不活时，这位时任国务院高级顾问的张教授，双眼发光，一心想在国内复制休克疗法。
声称中国过去做的事，除了维持社会秩序，其它全是错的。开口闭口“华盛顿共识”，似乎中国人不走西方“文明国家”设计好的道路，就是十恶不赦。
虽然在这方面，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感谢林毅夫吧，林先生大概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台湾人），但并不代表他的危害不大！
新世纪之后，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其理论基础，背后都是张维迎教授！
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大潮，以张教授的理论为指导进行的！
90年代的医疗和教育改革，以张教授的理论指导进行的！
90年代的商品房改革，以张教授的理论指导进行的！
你看，贫富悬殊，房价高企，医疗教育费用昂贵！！身为屁民，必须感谢张教授八辈祖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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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为啥我不提当时与张维迎齐名或者地位比他更高的自由派经济学家，比如吴敬琏，茅于轼，张五常。
因为没必要啊！
茅于轼惶惶然如丧家之犬般逃离中国，再不跑怕是要东窗事发，当间谍处理了！
吴敬琏08年之后基本处于隐居状态，两耳不闻窗外事，算是已经认怂了。
张五常某港人，毕竟高华，实在懒得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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