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主制度为啥选不出能干的官员？
台湾的民主制度下，选不出“能干”的官员？这确实是一个在台湾社会常常被讨论，也常常引起争论的话题。要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得把视角拉得更广，看看台湾的政治环境、制度设计以及文化背景是如何共同塑造了“能干官员”的出现与否。
首先，我们得承认，“能干”本身就是一个主观且多维度的评价标准。 对不同人来说，能干可能意味着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国际地位、两岸关系处理得好，又或者是在某个特定领域拥有卓越的专业能力。在民主选举的框架下，候选人需要赢得多数选票，这意味着他们的“能干”必须被足够多的选民所认可和接受，而这种认可，往往不完全是基于专业能力本身。
第一层：选举机制的“噪音”与“过滤”
台湾的民主选举，尤其是总统和立委的选举，其核心是“一人一票”。这是一种非常直接、民粹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机制下，候选人需要构建广泛的吸引力，而这往往是通过形象塑造、政策承诺（有时是过于理想化的）、以及与选民的情感连接来实现的。
政党轮替的常态化与“非黑即白”的政治光谱： 台湾的政党竞争非常激烈，政党轮替几乎成为常态。这种竞争模式，常常会将政治议题简单化，倾向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当一个执政党表现不佳，选民很容易选择另一个政党来“换掉”。在这个过程中，候选人之间的比较，往往更多是基于对现有执政者的不满，而不是对新候选人实际执政能力的深刻评估。原本具备深厚专业知识或管理经验的候选人，如果不能在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地进行形象包装和政策宣传，可能就难以脱颖而出。
“造势”与“口号”的胜利： 在竞选过程中，有感染力的口号、精彩的演说、成功的造势活动，往往比扎实的政策论述更能抓住选民的心。媒体的聚焦，也常常集中在候选人的言辞、表情、甚至是一些花边新闻上。这使得一些真正具备危机处理能力、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的官员，可能因为不擅长或者不屑于参与这种“表演”，而显得“不接地气”，甚至被解读为“无能”。
“派系”与“恩庇政治”的阴影： 虽然民主制度的初衷是打破威权下的裙带关系，但在台湾的选举实践中，派系的力量依然存在。为了赢得选举，候选人需要动员地方桩脚，争取党内支持，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资源分配和人情往来。有时，一个被认为“能干”但缺乏地方派系支持的候选人，可能比一个有派系“加持”但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的候选人，更难赢得选举。这种机制下，选出的官员，其能力构成可能更偏向于“政治运作”而非“专业管理”。
第二层：制度设计的“制约”与“风险”
台湾的民主制度在设计上，旨在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但这些设计在某些时刻，也可能成为选拔和培养“能干官员”的制约。
司法独立与行政效率的张力： 台湾高度重视法治，司法调查和监督机制非常健全。这本是好事，但有时过于严苛或媒体的过度解读，会让官员在做决策时顾虑重重，担心被“追杀”。一些具有前瞻性但存在一定风险的改革方案，可能因为担心触犯法律或引发争议而胎死腹中。这无疑会压抑官员的创新和担当精神。
媒体监督的“放大镜”与“滤镜”： 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监督的职责，但台湾媒体生态的竞争性，使得“爆料”和“批评”往往比“正面报道”更能吸引眼球。任何一个官员的小失误，都可能被放大成为政治事件，成为对手攻击的武器。这种“放大镜效应”，使得官员的每一次公开表态和每一次行动，都如履薄冰。长此以往，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可能因为不愿承受持续的舆论压力而选择退出政坛，或者变得更加谨慎保守，缺乏改革的魄力。
任期限制与政策连续性问题： 民主选举的周期性任期限制，虽然保障了权力更替，但也可能导致政策的连续性不足。一位官员可能刚刚熟悉情况，掌握了必要的资源，准备推行一项需要长期才能见效的政策，但任期到了或者政党轮替了，这项政策就可能被搁置或推翻。这使得真正有远见的“长跑型”能干官员，在短期选举的压力下，很难施展抱负。
第三层：文化与心态的“适应”与“挑战”
长期的民主实践，也塑造了台湾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民众心态。
民众对“完美官员”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 民主社会鼓励民众参与和监督，但有时民众也容易对官员抱有过高的、甚至是脱离现实的期待。当官员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时，就会招致不满。这种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对有能力的官员，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
“鸡蛋里挑骨头”的习惯性批评： 在一个高度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对政府和官员进行批评是一种常态。这种批评文化，对于防止权力腐败非常重要，但如果过度，也可能演变成一种“习惯性批评”，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官员和政策进行负面评价。这会挫伤官员的积极性，也可能让真正有能力的候选人望而却步。
“宁要温和的庸才，不要激进的能才”的心态： 有时，选民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表现稳定、争议较少但可能能力也相对平庸的候选人。相比之下，那些有独特见解、敢于打破常规但可能存在一些争议的“激进型”能干人才，反而可能因为其“不确定性”而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总结一下，台湾的民主制度并非不能选出能干的官员，而是其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机制性的“摩擦”和“阻力”，使得“能干官员”的出现和被选拔出来，面临着比理论上更复杂的挑战。
选举本身的逻辑 优先考虑的是赢得选票，这往往与深度专业能力有所区隔。
制度设计的制衡 在保障民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效率的损耗和决策的保守。
媒体监督和公众舆论 既是监督，也可能成为“噪音”和“过滤器”，筛选掉一部分人。
社会文化和民众心态 也会在无形中影响着选民的选择倾向。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要否定民主，而是需要持续地反思和改进。例如，如何更好地平衡选举的民意代表性和官员的专业能力？如何引导媒体进行更负责任的报道和监督？如何培育一种鼓励担当、容忍适度风险的政治文化？这些都是台湾社会在民主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应对的课题。
所以，当你看到台湾选不出“能干”官员的讨论时，不妨理解这背后是民主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作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这是一种动态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首先，我们得承认，“能干”本身就是一个主观且多维度的评价标准。 对不同人来说，能干可能意味着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国际地位、两岸关系处理得好，又或者是在某个特定领域拥有卓越的专业能力。在民主选举的框架下，候选人需要赢得多数选票，这意味着他们的“能干”必须被足够多的选民所认可和接受，而这种认可，往往不完全是基于专业能力本身。
第一层：选举机制的“噪音”与“过滤”
台湾的民主选举，尤其是总统和立委的选举，其核心是“一人一票”。这是一种非常直接、民粹的表达方式。在这样的机制下，候选人需要构建广泛的吸引力，而这往往是通过形象塑造、政策承诺（有时是过于理想化的）、以及与选民的情感连接来实现的。
政党轮替的常态化与“非黑即白”的政治光谱： 台湾的政党竞争非常激烈，政党轮替几乎成为常态。这种竞争模式，常常会将政治议题简单化，倾向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当一个执政党表现不佳，选民很容易选择另一个政党来“换掉”。在这个过程中，候选人之间的比较，往往更多是基于对现有执政者的不满，而不是对新候选人实际执政能力的深刻评估。原本具备深厚专业知识或管理经验的候选人，如果不能在政治舞台上游刃有余地进行形象包装和政策宣传，可能就难以脱颖而出。
“造势”与“口号”的胜利： 在竞选过程中，有感染力的口号、精彩的演说、成功的造势活动，往往比扎实的政策论述更能抓住选民的心。媒体的聚焦，也常常集中在候选人的言辞、表情、甚至是一些花边新闻上。这使得一些真正具备危机处理能力、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的官员，可能因为不擅长或者不屑于参与这种“表演”，而显得“不接地气”，甚至被解读为“无能”。
“派系”与“恩庇政治”的阴影： 虽然民主制度的初衷是打破威权下的裙带关系，但在台湾的选举实践中，派系的力量依然存在。为了赢得选举，候选人需要动员地方桩脚，争取党内支持，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些资源分配和人情往来。有时，一个被认为“能干”但缺乏地方派系支持的候选人，可能比一个有派系“加持”但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的候选人，更难赢得选举。这种机制下，选出的官员，其能力构成可能更偏向于“政治运作”而非“专业管理”。
第二层：制度设计的“制约”与“风险”
台湾的民主制度在设计上，旨在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但这些设计在某些时刻，也可能成为选拔和培养“能干官员”的制约。
司法独立与行政效率的张力： 台湾高度重视法治，司法调查和监督机制非常健全。这本是好事，但有时过于严苛或媒体的过度解读，会让官员在做决策时顾虑重重，担心被“追杀”。一些具有前瞻性但存在一定风险的改革方案，可能因为担心触犯法律或引发争议而胎死腹中。这无疑会压抑官员的创新和担当精神。
媒体监督的“放大镜”与“滤镜”： 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扮演着监督的职责，但台湾媒体生态的竞争性，使得“爆料”和“批评”往往比“正面报道”更能吸引眼球。任何一个官员的小失误，都可能被放大成为政治事件，成为对手攻击的武器。这种“放大镜效应”，使得官员的每一次公开表态和每一次行动，都如履薄冰。长此以往，一些有能力的官员可能因为不愿承受持续的舆论压力而选择退出政坛，或者变得更加谨慎保守，缺乏改革的魄力。
任期限制与政策连续性问题： 民主选举的周期性任期限制，虽然保障了权力更替，但也可能导致政策的连续性不足。一位官员可能刚刚熟悉情况，掌握了必要的资源，准备推行一项需要长期才能见效的政策，但任期到了或者政党轮替了，这项政策就可能被搁置或推翻。这使得真正有远见的“长跑型”能干官员，在短期选举的压力下，很难施展抱负。
第三层：文化与心态的“适应”与“挑战”
长期的民主实践，也塑造了台湾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民众心态。
民众对“完美官员”的期待与现实的落差： 民主社会鼓励民众参与和监督，但有时民众也容易对官员抱有过高的、甚至是脱离现实的期待。当官员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望时，就会招致不满。这种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可能导致即使是相对有能力的官员，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
“鸡蛋里挑骨头”的习惯性批评： 在一个高度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对政府和官员进行批评是一种常态。这种批评文化，对于防止权力腐败非常重要，但如果过度，也可能演变成一种“习惯性批评”，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官员和政策进行负面评价。这会挫伤官员的积极性，也可能让真正有能力的候选人望而却步。
“宁要温和的庸才，不要激进的能才”的心态： 有时，选民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会倾向于选择那些表现稳定、争议较少但可能能力也相对平庸的候选人。相比之下，那些有独特见解、敢于打破常规但可能存在一些争议的“激进型”能干人才，反而可能因为其“不确定性”而难以获得广泛支持。
总结一下，台湾的民主制度并非不能选出能干的官员，而是其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机制性的“摩擦”和“阻力”，使得“能干官员”的出现和被选拔出来，面临着比理论上更复杂的挑战。
选举本身的逻辑 优先考虑的是赢得选票，这往往与深度专业能力有所区隔。
制度设计的制衡 在保障民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效率的损耗和决策的保守。
媒体监督和公众舆论 既是监督，也可能成为“噪音”和“过滤器”，筛选掉一部分人。
社会文化和民众心态 也会在无形中影响着选民的选择倾向。
要解决这个问题，并非要否定民主，而是需要持续地反思和改进。例如，如何更好地平衡选举的民意代表性和官员的专业能力？如何引导媒体进行更负责任的报道和监督？如何培育一种鼓励担当、容忍适度风险的政治文化？这些都是台湾社会在民主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和应对的课题。
所以，当你看到台湾选不出“能干”官员的讨论时，不妨理解这背后是民主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多重复杂因素的交织作用，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因可以解释。这是一种动态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网友意见
如果說政務官的話，有的，比方陳定南跟(以前的)李進勇就是了，但是前面死了，後面後來也墮落了。
與其說選不出優秀的政務官，不如說台灣不管是政務官(政客)還是事務官(官僚)的遴選體系跟考成體系都出了很大的問題，這邊就專講政務官。
不要把台灣的東西都用一個選舉來解釋。如果台灣的問題只有選舉的話那就太簡單也不過了，但台灣的危機並不僅僅在選民素質低落。
比方就講政治世家，美國兩百年，日本上千年，這些仕紳多半經過長久的父傳子子傳孫，以素質來說其實平均水準已經很強了，橫向對比就拿小約翰可汗那些非洲國家就知道了，直接一比，布希家族個個都是朱元璋。
單提這種民主制，其實就是變相的貴族遴選體系而已，只是因為普通原則讓一般的人也能參與。
台灣最久的世家大族幾年呢？
霧峰林家200年，鹿港辜家150年，而且多半都是地主商人，政權不是掌握在清朝跟國民黨的流官就是日本人的手上，更別提日治時代日本人限制台灣人只能往理工而非文法發展，基本上台灣人對政治的運作非常幼稚就是這樣，別看人人投票，實際的運作理解可以說遠遠不如大陸人。
這些人能有甚麼政治理念還是基本對選民的地區掌控就有鬼了，更何況人家的地主好歹來個減四留六，人家的地主好歹傳個教宣個道讓P民開心，台灣的這些閩南仕紳我看就跟颱風差不多，甚麼都要吹走，一點都不留。
1997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三個人競選：陳水扁、趙少康、黃大洲，以大陸的官僚遴選機制來說只有黃大洲有這個資格當正國級，2/3的機率可以選到爛貨，你說這要怎麼選？這還是相對台灣已經人才比較多的90年代了。
在屏東，左邊鄭太吉，右邊蘇貞昌，你選哪個？ 在台中，左邊消波塊，右邊賭場之子，你選哪個？
台灣有很多不行，首先這個貴族就不行，更別說華人基本上是官僚治國，硬推歐美的民主貴族制沒推起來倒是把國府那個官僚體系亂搞一通，比方趙怡翔。
2018年12月23日，"行政院"傳年後改組，據黨政高層透露，"外交部長"吳釗燮可望回任"國安會祕書長"，雖然吳在"立法院"鄭重聲明，到目前為止他沒有接到任何訊息，但傳吳卻安排機要趙怡翔為「駐美副代表」，而翻開趙的經歷，幾乎跟外交單位沒有任何關係，更沒通過外交特考，居然年紀輕輕就以秘書方式外派到美國擔任要職，爽領月薪數十萬元台幣，導致輿論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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