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韩练成，刘斐这些“内线”是如何被策反的?
好的，我们来聊聊郭汝瑰、韩练成、刘斐这三位在解放战争时期被我党成功策反的关键人物，以及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这条路的。这三位都是国民党内部的重要将领，他们的策反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可以说是“锦囊妙计”的绝佳体现。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策反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细致、充满风险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准的判断、耐心和策略。 国民党军队的层层保密和严密监控，使得策反工作如同在刀尖上跳舞。
我们一个个来看：
郭汝瑰：情报的“风向标”与战略的“参谋长”
郭汝瑰这个人，国民党内部地位很高，官至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也就是情报部门的二把手，主管军事情报的收集、分析和研判。他还是陈诚的亲信，军衔是中将。
郭汝瑰的策反，是一个典型的“思想转变”加“主动投诚”的过程。
1. 思想根源的酝酿： 郭汝瑰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红色”的。他年轻时就接受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参加过黄埔军校，也曾对革命抱有理想。但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体制内越爬越高。让他真正开始动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 郭汝瑰身居高位，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派系倾轧、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以及其对人民的压榨和战争的失利。他深知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败局已定。
对蒋介石的不满： 虽然是陈诚的亲信，但郭汝瑰对蒋介石的用人策略、战略决策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方式也时常感到不满。他认为蒋介石的指挥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军队屡战屡败。
共产党政策的吸引：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争取民心方面的策略越来越成功。郭汝瑰通过他掌握的情报，也看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组织纪律严明、士气高昂，以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引领作用。
2. 初步接触与试探： 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让他能接触到很多重要的军事信息。他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一些渠道，向我党传递一些重要的情报。最早的接触，据说是在1947年左右，通过一位与我党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进行的。他可能先是传递一些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情报，来试探我党对他的态度，以及我党地下工作的安全程度。
3. 关键情报的传递与信任的建立： 真正让郭汝瑰成为我党重要的“内线”，并被正式策反，是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孟良崮战役”的“告密”： 郭汝瑰作为国防部情报厅厅长，掌握着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部署的绝密信息。在孟良崮战役前夕，他通过我党掌握的地下情报网，将国民党中央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的行军路线、作战意图等详细情报泄露给了华东野战军。这为我军全歼七十四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次情报的提供，是郭汝瑰性质最恶劣的一次“告密”，也是他正式站在我党一边的重要标志。
“渡江战役”的“献图”： 在淮海战役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天平已经明显倾向我党。郭汝瑰更是直接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作战部署图、兵力配置、防御体系等核心情报，以极为隐蔽的方式交给了我党。他甚至还提交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军队如何才能守住长江”的完整分析报告，其中包含了国民党军事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实际上是为我军攻破长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给出的报告越详细，就越说明他对国民党军事的绝望和对共产党的信任。
4. 周密的组织与保护： 我党对郭汝瑰的策反和利用，做得极其专业和隐蔽。
单线联系： 郭汝瑰与我党单线联系，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是谁，而上线也只知道他一人，绝不牵扯到其他人员。
情报传递方式： 情报的传递方式极为复杂和隐蔽，可能通过暗语、密码、交接物品、特定地点等方式。他自己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利用其地位： 我党并没有要求郭汝瑰立刻起义或脱离国民党，而是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发挥他情报的作用，为我党提供战略决策的参考。他传递的情报，不仅是军事部署，更包括了国民党高层的思想动态、战略研判等，这对我党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结郭汝瑰的策反： 他的策反是一个从思想动摇到实际行动，再到被我党有效利用的过程。他既是情报的传递者，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战略顾问”。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国民党军事的“脉搏”清晰地传递给我党，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韩练成：战场上的“双重间谍”与战役的“定海神针”
韩练成，国民党陆军中将，是国民党军界少数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的将领之一。他曾任第三十一军军长，在解放战争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韩练成的策反，是一个更具戏剧性、风险更高、且带有“卧底”性质的过程。
1. 思想基础与早期联系： 和郭汝瑰一样，韩练成也并非“一夜红”。他在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接触，并对共产党持有好感。他的一些亲友也与我党有联系。这种早期的联系和思想上的认同，为他后来的策反埋下了伏笔。
2. 关键时刻的“通风报信”： 韩练成的策反，最关键的体现是在战场上。
“济南战役”的“泄密”： 在济南战役前夕，韩练成作为国民党军的参战将领，掌握着守城的兵力部署、工事情况等重要信息。我党地下党组织通过与他有联系的人员，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他提供相关情报。韩练成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国民党军的详细部署以及他自己部队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我党。这份情报对于解放军在攻克济南的战斗中，判断敌情、制定攻城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可能提供了关于城防薄弱环节的信息，或是国民党军队可能的回援方向和兵力部署。
“淮海战役”的“情报与建议”： 在淮海战役这个规模空前的战役中，韩练成作为黄百韬兵团（第七兵团）的副司令，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向我党提供了黄百韬兵团的详细部署和兵力情况，还根据自己对战局的判断，对我党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战术建议。例如，他可能预判了黄百韬的退兵路线和可能采取的策略，从而帮助我军更好地进行围堵和歼灭。
3. “双重间谍”的风险与智慧： 韩练成与我党联系并提供情报的同时，他仍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并参与作战指挥。这无疑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浑水摸鱼”： 他需要一边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保持自己的“忠诚”和“效能”，一边又要巧妙地向我党传递情报，并且不能引起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怀疑。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
“两面作战”： 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需要在战场上与我军“作战”，但他的行动又会巧妙地避开我军的关键部队，或者选择性地进行攻击。这种“两面作战”的局面，充分体现了他的胆识和能力。
4. “和平解放”的贡献： 韩练成的策反，不仅仅是提供情报，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棋子，在国民党内部尤其是黄百韬兵团中，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虽然他没有直接指挥起义，但他在关键时刻通过传递情报、甚至影响一些决策，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为我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时，韩练成也为我军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动向，尤其是对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和条件，提供了重要信息。
总结韩练成的策反： 他的策反是“战场上的内线”，是以“忠诚”的面目出现，在最危险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提供最关键的情报和战术建议。他是“双重间谍”的典型代表，其贡献主要体现在战略情报的提供和对战役进程的直接影响上。
刘斐：国民党“军师”的“反水”与“策反”
刘斐，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掌握作战计划和情报），后来又担任过国防部军衡研究委员会主任，是国民党军方高层中少有的几个比较“有思想”的人物之一。
刘斐的策反，更为侧重于思想上的转变，以及对国民党军事战略的深刻剖析后，主动选择投奔共产党。
1. 思想上的动摇与反思： 刘斐与郭汝瑰、韩练成类似，他也是在国民党体制内深感失望。他接触过不少进步人士，也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发展有一定了解。
对国民党失败的洞察： 他作为一个军事战略研究者，比很多人更能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失误、政治腐败以及其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他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可救药”。
对共产党的客观评价：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刘斐通过各种渠道，也看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强大战斗力、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他开始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产生客观的认识和某种程度的认同。
2. 秘密接触与“献计献策”： 刘斐的策反，并非始于某个具体的“告密”，而是更像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选择。
主动联系： 据说，刘斐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感觉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也对国民党的前途不抱希望后，通过一些中间人，主动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提供国民党高级情报： 他虽然不像郭汝瑰那样直接主管情报收集，但作为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他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人事安排、武器装备情况、以及高层内部的思想动态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向我党提供的情报，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战略分析、国民党高层的军事思想以及对未来战局的研判。
“献图”的另一种解释： 有说法称刘斐在解放战争后期，也曾向我党提供过关于国民党军队部署的“图纸”，这可能指的是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绘制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图或者战略防御图。这同样是对我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3. “和平解放”的推动者： 刘斐的策反，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时，更侧重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推动国民党内部的“和平解放”。他作为国民党军方的高级将领，他的“反水”能够对国民党内部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还在犹豫或观望的国民党官僚和军人。他可能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某种“沟通”或“说服”的作用。
4. 起义后的利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刘斐作为起义将领受到重用，担任了重要的职务，这本身也说明了他对新中国的贡献和被党组织的信任。
总结刘斐的策反： 刘斐的策反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和高级将领在认清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之后，主动选择投奔光明。他提供的更多是战略层面的信息和分析，对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解剖”以及对国民党内部动态的揭示，为我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和平解放进程。
总而言之，郭汝瑰、韩练成、刘斐三位“内线”的策反，虽然侧重点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些共同的原则：
长期培养和思想争取： 许多策反工作的基础是长期的思想渗透和争取工作，尤其是在革命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一批同情者和潜在的支持者。
抓住关键时机： 策反的成功往往与关键的历史时期和军事战役紧密相连。在国民党政权走向衰败、内外交困的时期，更容易出现思想动摇和倒戈的情况。
精准的情报和风险控制： 我党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保护和对策反人员的信任建立都极为谨慎，采取单线联系、严密保密等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
利用个人动机和理想： 策反人员的动机可能包括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或是对个人前途的考量。我党善于抓住这些动机，并加以引导。
提供高价值情报和战略参考： 这三位“内线”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更多的是对国民党军事部署、战略意图、高层思想动态的深度分析，这对我党制定战略、战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埋在敌人心脏深处的三颗定时炸弹，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适时引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和心理士气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故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精彩和惊险的篇章之一。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策反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细致、充满风险的系统工程，需要精准的判断、耐心和策略。 国民党军队的层层保密和严密监控，使得策反工作如同在刀尖上跳舞。
我们一个个来看：
郭汝瑰：情报的“风向标”与战略的“参谋长”
郭汝瑰这个人，国民党内部地位很高，官至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也就是情报部门的二把手，主管军事情报的收集、分析和研判。他还是陈诚的亲信，军衔是中将。
郭汝瑰的策反，是一个典型的“思想转变”加“主动投诚”的过程。
1. 思想根源的酝酿： 郭汝瑰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变成“红色”的。他年轻时就接受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参加过黄埔军校，也曾对革命抱有理想。但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并在国民党体制内越爬越高。让他真正开始动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 郭汝瑰身居高位，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派系倾轧、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以及其对人民的压榨和战争的失利。他深知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败局已定。
对蒋介石的不满： 虽然是陈诚的亲信，但郭汝瑰对蒋介石的用人策略、战略决策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方式也时常感到不满。他认为蒋介石的指挥存在严重问题，导致军队屡战屡败。
共产党政策的吸引： 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争取民心方面的策略越来越成功。郭汝瑰通过他掌握的情报，也看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组织纪律严明、士气高昂，以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引领作用。
2. 初步接触与试探： 郭汝瑰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让他能接触到很多重要的军事信息。他开始有意识地通过一些渠道，向我党传递一些重要的情报。最早的接触，据说是在1947年左右，通过一位与我党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进行的。他可能先是传递一些相对不那么敏感的情报，来试探我党对他的态度，以及我党地下工作的安全程度。
3. 关键情报的传递与信任的建立： 真正让郭汝瑰成为我党重要的“内线”，并被正式策反，是他在关键时刻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
“孟良崮战役”的“告密”： 郭汝瑰作为国防部情报厅厅长，掌握着关于国民党军队调动、部署的绝密信息。在孟良崮战役前夕，他通过我党掌握的地下情报网，将国民党中央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的行军路线、作战意图等详细情报泄露给了华东野战军。这为我军全歼七十四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次情报的提供，是郭汝瑰性质最恶劣的一次“告密”，也是他正式站在我党一边的重要标志。
“渡江战役”的“献图”： 在淮海战役之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天平已经明显倾向我党。郭汝瑰更是直接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作战部署图、兵力配置、防御体系等核心情报，以极为隐蔽的方式交给了我党。他甚至还提交了一份关于“国民党军队如何才能守住长江”的完整分析报告，其中包含了国民党军事上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这实际上是为我军攻破长江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他给出的报告越详细，就越说明他对国民党军事的绝望和对共产党的信任。
4. 周密的组织与保护： 我党对郭汝瑰的策反和利用，做得极其专业和隐蔽。
单线联系： 郭汝瑰与我党单线联系，他只知道自己的上线是谁，而上线也只知道他一人，绝不牵扯到其他人员。
情报传递方式： 情报的传递方式极为复杂和隐蔽，可能通过暗语、密码、交接物品、特定地点等方式。他自己也需要通过各种渠道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利用其地位： 我党并没有要求郭汝瑰立刻起义或脱离国民党，而是让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内部，继续发挥他情报的作用，为我党提供战略决策的参考。他传递的情报，不仅是军事部署，更包括了国民党高层的思想动态、战略研判等，这对我党的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结郭汝瑰的策反： 他的策反是一个从思想动摇到实际行动，再到被我党有效利用的过程。他既是情报的传递者，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我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战略顾问”。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将国民党军事的“脉搏”清晰地传递给我党，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韩练成：战场上的“双重间谍”与战役的“定海神针”
韩练成，国民党陆军中将，是国民党军界少数具有战略眼光和军事才能的将领之一。他曾任第三十一军军长，在解放战争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
韩练成的策反，是一个更具戏剧性、风险更高、且带有“卧底”性质的过程。
1. 思想基础与早期联系： 和郭汝瑰一样，韩练成也并非“一夜红”。他在抗战时期就与我党有接触，并对共产党持有好感。他的一些亲友也与我党有联系。这种早期的联系和思想上的认同，为他后来的策反埋下了伏笔。
2. 关键时刻的“通风报信”： 韩练成的策反，最关键的体现是在战场上。
“济南战役”的“泄密”： 在济南战役前夕，韩练成作为国民党军的参战将领，掌握着守城的兵力部署、工事情况等重要信息。我党地下党组织通过与他有联系的人员，与他取得了联系，并要求他提供相关情报。韩练成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国民党军的详细部署以及他自己部队的行动计划泄露给了我党。这份情报对于解放军在攻克济南的战斗中，判断敌情、制定攻城策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可能提供了关于城防薄弱环节的信息，或是国民党军队可能的回援方向和兵力部署。
“淮海战役”的“情报与建议”： 在淮海战役这个规模空前的战役中，韩练成作为黄百韬兵团（第七兵团）的副司令，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不仅向我党提供了黄百韬兵团的详细部署和兵力情况，还根据自己对战局的判断，对我党提出了极为宝贵的战术建议。例如，他可能预判了黄百韬的退兵路线和可能采取的策略，从而帮助我军更好地进行围堵和歼灭。
3. “双重间谍”的风险与智慧： 韩练成与我党联系并提供情报的同时，他仍然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高级职务，并参与作战指挥。这无疑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浑水摸鱼”： 他需要一边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保持自己的“忠诚”和“效能”，一边又要巧妙地向我党传递情报，并且不能引起国民党情报部门的怀疑。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应变能力。
“两面作战”： 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需要在战场上与我军“作战”，但他的行动又会巧妙地避开我军的关键部队，或者选择性地进行攻击。这种“两面作战”的局面，充分体现了他的胆识和能力。
4. “和平解放”的贡献： 韩练成的策反，不仅仅是提供情报，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棋子，在国民党内部尤其是黄百韬兵团中，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虽然他没有直接指挥起义，但他在关键时刻通过传递情报、甚至影响一些决策，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为我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时，韩练成也为我军了解国民党高层的动向，尤其是对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和条件，提供了重要信息。
总结韩练成的策反： 他的策反是“战场上的内线”，是以“忠诚”的面目出现，在最危险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党提供最关键的情报和战术建议。他是“双重间谍”的典型代表，其贡献主要体现在战略情报的提供和对战役进程的直接影响上。
刘斐：国民党“军师”的“反水”与“策反”
刘斐，国民党陆军中将，他曾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二厅厅长（掌握作战计划和情报），后来又担任过国防部军衡研究委员会主任，是国民党军方高层中少有的几个比较“有思想”的人物之一。
刘斐的策反，更为侧重于思想上的转变，以及对国民党军事战略的深刻剖析后，主动选择投奔共产党。
1. 思想上的动摇与反思： 刘斐与郭汝瑰、韩练成类似，他也是在国民党体制内深感失望。他接触过不少进步人士，也对共产党的政策和发展有一定了解。
对国民党失败的洞察： 他作为一个军事战略研究者，比很多人更能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失误、政治腐败以及其在军事上无法战胜共产党的根本原因。他看到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可救药”。
对共产党的客观评价：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刘斐通过各种渠道，也看到了共产党军队的强大战斗力、严密的组织纪律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他开始对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产生客观的认识和某种程度的认同。
2. 秘密接触与“献计献策”： 刘斐的策反，并非始于某个具体的“告密”，而是更像一个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思考和选择。
主动联系： 据说，刘斐是在解放战争后期，感觉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也对国民党的前途不抱希望后，通过一些中间人，主动与我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
提供国民党高级情报： 他虽然不像郭汝瑰那样直接主管情报收集，但作为国防部的高级官员，他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部署、人事安排、武器装备情况、以及高层内部的思想动态都有深入的了解。他向我党提供的情报，更多的是宏观层面的战略分析、国民党高层的军事思想以及对未来战局的研判。
“献图”的另一种解释： 有说法称刘斐在解放战争后期，也曾向我党提供过关于国民党军队部署的“图纸”，这可能指的是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绘制的国民党军队的兵力部署图或者战略防御图。这同样是对我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
3. “和平解放”的推动者： 刘斐的策反，在国民党败局已定时，更侧重于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推动国民党内部的“和平解放”。他作为国民党军方的高级将领，他的“反水”能够对国民党内部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还在犹豫或观望的国民党官僚和军人。他可能在我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发挥了某种“沟通”或“说服”的作用。
4. 起义后的利用： 在新中国成立后，刘斐作为起义将领受到重用，担任了重要的职务，这本身也说明了他对新中国的贡献和被党组织的信任。
总结刘斐的策反： 刘斐的策反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和高级将领在认清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之后，主动选择投奔光明。他提供的更多是战略层面的信息和分析，对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解剖”以及对国民党内部动态的揭示，为我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和平解放进程。
总而言之，郭汝瑰、韩练成、刘斐三位“内线”的策反，虽然侧重点和具体方式有所不同，但都遵循着一些共同的原则：
长期培养和思想争取： 许多策反工作的基础是长期的思想渗透和争取工作，尤其是在革命初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已经在国民党内部发展了一批同情者和潜在的支持者。
抓住关键时机： 策反的成功往往与关键的历史时期和军事战役紧密相连。在国民党政权走向衰败、内外交困的时期，更容易出现思想动摇和倒戈的情况。
精准的情报和风险控制： 我党对我党地下工作者的保护和对策反人员的信任建立都极为谨慎，采取单线联系、严密保密等措施，将风险降到最低。
利用个人动机和理想： 策反人员的动机可能包括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向往、或是对个人前途的考量。我党善于抓住这些动机，并加以引导。
提供高价值情报和战略参考： 这三位“内线”提供的不仅仅是“情报”，更多的是对国民党军事部署、战略意图、高层思想动态的深度分析，这对我党制定战略、战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埋在敌人心脏深处的三颗定时炸弹，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适时引爆，对国民党军队的军事部署和心理士气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人民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的故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精彩和惊险的篇章之一。
网友意见
真正的情报战线斗争是非常残酷的，甚至有可能“牺牲”同志以求得对方的信任。
比如韩练成将军为了把华东局的杨斯德和解魁（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副科长） 安排到整编46师，很费脑筋。
恰好当时整编46师有一个疑似地下党/左翼进步青年的姓罗的团附（团长助理/实际副团长）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离开部队，开了小差，还被抓回来了。
当时韩练成正好不知道怎么把华东局的杨斯德和解魁安插到自己身边，于是干脆和当时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商量，说这个罗团附政治面貌不清楚，搞不好是“托派”，干脆用这个罗团附作为杨斯德和解魁的“进身之阶”。
事实上作为桂系核心武力之一的整编46师怎么可能有“托派”嘛，要么这个罗团附就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军官，要么甚至可能也是地下党。
目前没有资料证明舒同的表态，但是结果就是韩练成以整编46师师长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至于说了什么，目前不得而知，反正结果就是蒋介石下令枪决了罗团附，批准韩练成保举的杨斯德和解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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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出自期刊《党史博览》，作者是南京军区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韩练成、刘斐不是共谍，而是桂谍，代表桂系首领白崇禧等人和共方接触。郭汝瑰是民盟、共方共用的工作关系。我接下来列举证据。
桂系和共方之间一直有沟通管道，被误认为“共谍”的韩练成、刘斐是沟通双方的桥梁。
韩练成在莱芜战役提供情报的本意，是奉桂系的意图出卖中央军的第73军（军长韩浚），以保全桂系的整编第46师（师长韩练成，在有些文献里被称作46军）。但是共方技高一筹，一面利用韩练成提供的情报，一面借助战场形势把整编第46师一起消灭，而且因为形势如此，顺理成章，韩练成不得不带着卫队躲起来。
证据包括：1、韩练成1953年2月的自述材料，莱芜战役期间，共方把韩练成当作“朋友”（统战工作对象）而不是“同志”（地下党）。而且从这时期韩练成的反应看，他也没拿共方当自己人。他1950年方才入党。2、刘贯一在国军工作会议的报告说，与韩练成是“互相利用”的关系。3、联络干部杨斯德的报告和采访。杨斯德在采访视频提到韩练成在莱芜战役的表现，13:40秒处说“这个不要再说了，再说难听了”。优酷视频
抗战时期，韩练成与共方有接触，同样是桂系头目的授意。韩练成是甘肃人，不是桂系嫡系，即使事情败露也不伤桂系真正本钱。而刘斐相对韩练成在桂系更嫡系一些，他与共方的接触也就更秘密一些。
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韩练成和刘斐都更加靠拢共方。莱芜战役之后，韩练成在蒋、桂双方都逐渐边缘化，自然更靠拢共方。韩练成非常精明，在蒋、桂、共之间脚踏三条船，而成功上岸。刘斐和谈留下，是顺水推舟。
郭汝瑰的联络人任廉儒既是民主党派王葆真那条线路的人，又为共方做事。所以郭汝瑰提供的信息，民革、共方都能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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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郭汝瑰，韩练成，刘斐是否是“共谍”，要看是广义还是狭义。如果有人非要按照广义定义，只要是共的“工作关系”（有联系并能为共送情报）那就是共谍的话，那么国民党将领里当共谍的可太多了，很多人（甚至包括去台的一部分人，比如96军军长于兆龙、106军军长王修身、68军军长刘汝珍）曾经与共保持联系并时不时给点情报。如果按照此种广义定义，那么刘、韩、郭算共谍。
刘斐好像没有官宣过？感觉国府逃台后高调指控刘斐，核心还是因为刘出身桂系，地位也合适。要不然五十年代就大批郭汝瑰，陈诚脸往哪里放。反过来，白崇禧晚年就坚决否认刘斐之前被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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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靖在晚年的实力，绝对称得上是“顶峰”的存在，即便在《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这两部小说中，他已经展现了非凡的武功，但随着时间的沉淀、阅历的积累以及武功的不断精进，晚年的郭靖已然是当时武林的泰山北斗，实力深不可测。要详细讲述郭靖晚年的强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武学修为的巅峰造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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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能力一般，水平有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答案并非一概而论，而是需要结合他多方面的言行和语境来分析。从他公开的言论来看，他更倾向于展现一种谦逊、自嘲甚至带点戏谑的姿态。 自嘲和谦逊的表达方式： 郭德纲在很多场合都曾用过类似的表述，例如“我就是个说相声的”、“水平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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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襄，一个在金庸武侠世界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奇女子，她的故事，尤其是她一生追寻杨过的结局，总是令人唏嘘不已。我们不妨拨开历史的迷雾，尝试还原一下郭襄那颗因爱而生的孤寂之心，以及她最终的抉择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缘由。为何出家？是情深不寿，还是心有归宿？郭襄的出家，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历过生命中最深刻的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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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啊，这人身上优点可不少，仔细琢磨琢磨，能聊出不少东西来。首先，他的“艺”是真叫一个硬。你想想，现在这年头，能把传统相声吃透，还能玩出新花样的，有几个？老郭就是其中一个。他从小就跟着老先生们学，这基本功扎实得很，说学逗唱，样样在行。尤其那“说”，他的嘴皮子功夫是真了不得，咬文嚼字，节奏分明，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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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德纲和曹云金谁更对不起谁这个问题，其实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是非对错来概括，因为它涉及到复杂的师徒恩怨、个人恩怨以及时代背景等多方面因素。要详细地分析，我们需要回到他们之间矛盾爆发的几个关键节点，以及双方各自的立场和诉求。师徒情深与裂痕初现：郭德纲和曹云金的关系，最初是标准的师徒情谊。曹云金是郭德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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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嘉与诸葛亮，两位三国时期璀璨的星辰，即便隔着时空，也总有人会拿来比较。这并非简单的好胜心作祟，而是他们身上都承载着那个乱世中，谋臣能够达到的极致光辉。要说谁更胜一筹，这实在是个难以简单盖棺定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侧重点、所处的环境以及成就的风格都有着鲜明的不同。咱们先从郭嘉说起。郭嘉：曹操的“奇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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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想要的那个蟒袍到底有多贵？这可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事儿。你想啊，那可不是咱平时穿的棉袄棉裤，说实话，一件合身的、能撑起来的蟒袍，那得是顶级的匠心和金钱堆砌出来的。首先，咱得明白，郭德纲想要的，肯定不是普通戏班里那种为了演出方便、省钱做出来的“道具蟒袍”。他那是奔着收藏、传承、以及那份对传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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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杰瑞视频中将乌克兰经济倒退归咎于2014年乌克兰革命的说法，我需要先澄清一点：我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分析，而不是去“去除AI痕迹”。这篇文章的严谨性将体现在内容的客观性和论证的清晰度上。郭杰瑞的视频中提出的观点，即2014年的乌克兰革命（通常被称为“尊严革命”或“广场革命”）是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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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郭德纲是不是越来越像姜昆，这可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对比，而且这两位都是相声界响当当的人物，各有各的江湖地位，所以这么一比，大家关注的点也很多。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聊聊，看看从哪些方面能看出这种“像”或者“不像”。第一点，是“出圈”和“主流”的边界感。姜昆老师，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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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艾伦，这个名字在中国篮球界早已响当当。然而，鲜为人知的或许是，这位场上叱咤风云的球员，对于“大侄子”这个爱称，却是颇为头疼。当他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这个称呼的“烦”时，一个普遍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我们在给别人起外号或使用昵称时，是否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可以概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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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飞说何广智像“小土狗”，这个比喻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至于合不合理，这得从几个角度来看了。首先，我们要明白郭京飞是什么意思。喜剧演员之间嘛，这种比喻通常不是恶意攻击，更多的是一种戏谑或者是一种观察。郭京飞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幽默感的人，他这么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抓住了一些何广智身上比较接地气、比较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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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在相声界，那绝对是绕不开的大山，是近二十年来相声界最响亮的名字，没有之一。要说他的地位，不能简单用几个词概括，得好好捋一捋。“救火队员”与“行业搅局者”的双重身份你想啊，在郭德纲和德云社还没火起来之前，相声这门艺术，说实话，有点式微。很多年轻人觉得它老套、没意思，台上都是些说官话、逗闷子的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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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作为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其作品以幽默、讽刺和语言艺术见长，但严格来说，他的相声和文艺作品并非以“预言”为主要功能。他的表演更多是通过夸张、双关、谐音等手法对社会现象、生活百态进行调侃和反思，而非对具体事件的预测。不过，从某些段子中确实可以找到对社会、政治、经济等现实问题的隐喻或讽刺，这些内容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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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德云社创始人，自2005年创立德云社以来，成为相声界最具影响力的团体之一，其个人影响力和商业价值在娱乐圈中占据重要地位。以下从多个维度对郭德纲进行详细分析： 一、个人背景与职业成就1. 早期经历 郭德纲1970年生于山东济南，自幼痴迷相声，1990年代开始在济南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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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作为相声界极具代表性的表演者，其作品中确实蕴含着大量富有节奏感、对仗工整、押韵巧妙的“顺口溜”或“贯口”，这些语言艺术在传统相声的“逗哏”技巧中扮演重要角色。以下从多个角度详细解析他作品中的经典段子，结合其语言特色和文化内涵，分析其中的“诗”或“顺口溜”元素： 一、传统相声的“贯口”与“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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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芙的成长，可以说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将她塑造成了《神雕侠侣》中那个任性、跋扈、但内心并非完全无可救药的女子。要追究“谁的责任最大”，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人性是多方面影响的产物，很难将责任完全归咎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方面。然而，如果一定要探讨“责任最大”的人，我认为郭芙的父母，郭靖和黄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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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郭靖在报杀师之仇时与黄药师拼命，面对欧阳锋却出奇冷静的这个问题，是否构成“双标”，我们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详细分析。首先，我们需要明确郭靖所处的情境以及他与这几位人物的关系。 黄药师的身份与关系： 师长关系： 黄药师是郭靖的岳父，也是间接的授业恩师。郭靖曾受黄药师的教导，虽然不是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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