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新疆的维族人中，世俗化的比例增加还是减少了呢？
长期以来，维吾尔族的文化一直是在伊斯兰教与突厥文化传统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历史上，宗教在维吾尔族人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节日习俗到家庭教育，再到社区的组织结构。然而，随着近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加速，教育水平普遍提高，信息流通更加便捷，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群体产生了影响。
从一些观察来看，世俗化的迹象确实在部分群体中有所显现，但同时，宗教的复兴和强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一方面，在城市的年轻一代中，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接触了更多外部世界信息、并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活跃的维吾尔族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俗化的倾向。他们可能更注重个人发展、职业成就，对传统的宗教仪式和规范的态度可能更加灵活，或者将其视为文化传统而非绝对的宗教戒律。例如，在穿衣打扮上，除了民族传统服饰，许多年轻维吾尔族人更倾向于穿着现代、时尚的服装；在社交和娱乐方式上，也更多地融入了主流社会的文化活动。一些人可能会在现代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并不像他们的长辈那样将宗教信仰置于生活的绝对中心。这种世俗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现代转型，而非对伊斯兰教本身的否定。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近年来宗教复兴的趋势。尤其是在一些农村地区，以及在一些社会变迁带来的不确定性中，宗教信仰可能成为寻求身份认同、社会凝聚力和精神慰藉的重要途径。许多人，特别是中老年群体，仍然严格遵循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习俗，宗教活动在社区生活中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一些地方也加强了宗教场所的管理和宗教仪式的规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引导宗教实践的走向。
因此，用“增加”或“减少”这样简单的二分法来描述这个趋势是困难的。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年龄段，世俗化和宗教强化的力量同时存在，并且相互作用，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动态的图景。 城市化和现代化带来了世俗化的压力和可能性，但宗教的韧性以及其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功能，又使其在某些群体中得到巩固甚至加强。
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试图量化世俗化比例变化的尝试都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不同个体在面对现代社会时，在世俗化和宗教信仰之间的权衡与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在不同社群中如何共同塑造当下的维吾尔族社会。
网友意见
这位题主有水平，起码没有犯混淆“传统”和宗教，明白一些所谓的“不世俗”是因为遗留的传统旧俗，并非全是因为宗教。
维吾尔族十分世俗，只是过去经济落后太穷了。
七成维吾尔族居住的南疆没有什么本地工业，经济严重落后，交通不方便，教育没普及，对外的了解和交流严重缺少，扔处于村镇内循环状态。因此社会观念更新缓慢，百姓思想更多的保留过去的认知。而且维吾尔族过去几百年举族信教，传统过时观念和文化有宗教色彩，所以社会的落后都给人“不世俗”太宗教的印象。
经济基础决定一切，内地百姓的社会观念日新月异，诸位如此的世俗，那是因为发达的经济。现在南疆农村维吾尔人的观念认知已经与内地同等发展水平的农村没有区别。如果过去在维吾尔族居住区也有出现个北上广同等水平的城市，可能他们“世俗化”“现代化”也跟汉族完全同步进行。“教化”或“进化”的关键是经济。
但是，因为经过过去17年的发展，维吾尔族在个人自由领域可能比汉族更“世俗”一些吧，现在的维吾尔族最烦最忌讳别人管自己的事，最抵触别人拿着balabala的道道来指手画脚其个人私事，没办法接受那种代表道德或现代化再或者国家等等对其“批评教育”指方向。
加一句
中国没有那个族群是族内自管和世外桃源独立于政府管理，每个民族都是由政府直接管辖的。汉族的发展现代化不是汉族民族内部自己完成的，更不是汉族人全自觉的跳跃完成的，那是国家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经过长时间的慢慢克服无数困难和引导下才完成的。同样，作为中国人维吾尔族，其发展现代化也需要国家投入和引到，并不是全得维族民族内部自行完成。不去考虑两个族群过去四十年的发展差异，一切责任推到民族性上攻击，污蔑化语言文字文化等等族裔差异，这还真不是什么“客观”的摆事实和解决问题。
先上结论：维吾尔族是高度世俗化的群体
题中所提到的世俗化，其实是上个世纪的概念了，也就是说题主的认知落后现代约50年。当我们在谈论世俗化时，众网友们往往只会凝视于宗教的世俗化上，所以本篇也以宗教为例。
维吾尔族的世俗化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了，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工业化和城市化如火如荼的进行，造成了社会层面和个人意识在内的世俗化。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分化日益精细，打破了自中世纪以来社会中qz寺的中心地位（新式教育运动中脱离qz寺而建立的新式学校），宗教的权威受到冲击，宗教退出政治、教育、医疗等领域。世俗化使得伊教的哲学思想、礼仪制度、组织结构和仪式活动等具有社会生活的气息。之后苏化和西化思潮进入UG群体，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UG婚礼上放着喀秋莎跳舞成了绝对潮流。甚至非理性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开始在UG群体间传播开来。总之，上世纪UG群体的世俗化于70s左右达到了顶峰。
如果如此以往，现在的UG估计人均三个pinky，然事与愿违...。到了上世纪70s，回潮出现了（典例：哇哈b）。这时又会有一票睿智网友们把这种回潮的罪魁祸首认定为某教或某文化，更为激进的护国家们会从mz劣根性的角度精准剖析UG开倒车的原因，并对其前世今生做出史诗级预判，表示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但我们需要知道，这种“直男硬核式思维”就是在犯“上下颠倒”的错误，也就是搞错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忽视经济建设的情况下，还为意识形态建设发愁那注定是南辕北辙。至于70s后发生了什么，我只能隐晦的说，由于某些原因，经济基础出现滑坡，上层建筑由此发生松动，回潮也就成了一种被动的选择。
但历史证明，回潮不过是我们伟大复兴之路的小阻碍，在***的领导下，在全社会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攻坚克难，回潮终被平定！
现代化与宗教
很多人对现代化有些误解，文化（包括宗教）和社会的世俗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现代化是一个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综合工程。正如社会变化的任何过程，现代化既有着被视为积极的作用，也有被认为是消极的作用，将现代化简单的等同于社会的进步是一种相当幼稚的行为。
消极的一面在于，现代化带来人的异化（即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与对女性的物化）。经济与物质发展的诱惑使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工具理性膨胀而价值理性萎缩的失衡状态，而宗教作为精神信仰的追求与超越，用某种“神圣”的方式进行秩序化，它的精神整合与秩序建构可以为现代化进程提供文化内核，这也是宗教能持续存在的原因，宗教并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而某些回答下提到“使个体和群体相互协调，在变化无常中给予精神支持，使个人归属到社会目标之上，提供身份认同因素”等等则是宗教能持续存在的社会心理基础。
现代化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与宗教并非互相排斥，而是以某种方式来相互调和，虽然一方面宗教的神秘主义、唯心主义仍弥漫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分民族），可在另一方面它又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生在适应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世俗化、多元化、大众化、现代化发展，其赖以生存的土壤仍然持续存在。
宗教与世俗化也不是对立的，绝大多数的宗教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理性化过程（伊教同理），并因此对世俗化产生了促进作用。传统宗教面对社会世俗化趋势，放弃一些传统形式，开始关心世俗需要，重视世俗利益，其本身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也正是宗教世俗化的过程。伊教的世俗化完全经历了以上环节。
现代化与少民
早在改开前，中国就开始解构现代性了，我国自身的现代化是日式的，后来转向苏式，改革开放以后才和西方国家接轨，所以现在才有脱钩论，加上汉字非常难，新中国也花了很大力气扫盲、推普。疆蒙的现代化虽然没有和欧美日挂钩，但是和苏联挂钩，就以最简单的“手机”一词为例，汉语是自行翻译成「手机」的，疆蒙是直接叫 telefon 的(蒙语现在用 gar diyanhuwa )，此外藏人的许多跟各位祖辈年纪相仿的人都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的，所以请各位不要误以为汉化就是现代化，大家都有各自的发展，汉化其实没有那么吸引人。
最后我再引用一下 @鱼吞舟 的话：
“中国互联网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者，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特别相信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他们以为只要激烈的反对宗教，就可以使自己显得先进科学。他们生活在一个“上下颠倒的世界”。请问，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宗教是人造的呢？还是先验的永存的？他们一边嘲笑信教者，并把这种嘲笑演变为对信教群众的攻击，一边又将宗教视为神迹，仿佛宗教是一个不会变化的、不会被人塑造的“神器”。将社会问题归结于宗教问题，是非常典型的“圣布鲁诺式”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一边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下颠倒”，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某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与近代欧美那种“受洗是现代化的唯一途径”如出一辙。何况在现实中，这种论调配合“中华自古无神论”之类的民族主义谎言，是将问题一股脑推给“异族”的话术之一。
本篇回答用Huawei P40pro写成， 感谢华为！
我想我们要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所谓的“世俗化”。
打个比方:我说我是释族人，我吃素的习俗来源于佛教，但我不信佛，不是佛教徒。你觉得我到底和佛教徒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警惕极端主义？为什么一个宗教发展到人人侧目的地步？我们到底是在警惕什么？
是在警惕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么？我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炸弹是一个很遥远的名词。
是在警惕极端分子的砍人绑架么？从某不可描述事件后，治安已经好了很多很多了。
实际上我们警惕的，就是极端主义强大的基层动员力。
一个圆顶寺，不仅仅是宗教集会场所，它同时还是慈善机构，甚至是教育机构，甚至还能提供就业岗位。在过去的案例中，也充当过恐怖分子的避难所和大本营。
这种基层组织形式我想中国人不会陌生。这是敌后根据地啊同志们。
因为（），现在的我们把更多的权力扔给了市场，扔给了个人。基层建设这一块，比起（）之前的时代差了不止一点。我们总是对过去的疯狂谈之色变，可放眼世界又有那个国家有如此强大的基层动员力能让整个社会都“发疯”十年呢？
这就是基层动员力的重要性。我很高兴能看到在疫情期间我们还保持着基本的动员水平，但这是绝对不够的。
基层你不去抓，自然有人去抓。
现在，有一个组织就依靠更加强大的基层动员力，持续存在于基层失衡的地区。
孩童不再接受义务教育，而是接受经院教育；文化不再是横平竖直的语言文字，而是万里之外沙漠中的哲学；一言九鼎的不是官员，而是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人们不再以理性看待他人，而是多了一个是否信教的前提，以此作为生活社交的第一准则。他们有坚定的信仰，截然不同的文化，有强大的基层执行力和向心力。
这样的组织恕我直言，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将是非常棘手的存在。
这才是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大国公民内心应当警惕的事情。
直白一些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像卢本伟被封最终是因为教唆粉丝一样，具有巨大的能量却不符合正能量的定义，这本身就是被人排斥的。
我想我们要关注的是组织本身，而不是去纠结身份定义，搞身份政治。不然和白左红脖有什么区别？他们就是忘记了真正的敌人是资本家，而去搞身份政治的可悲美国人。
我们不要舍本逐末。我们要关心的是极端主义本身，是基层组织本身，而不是身份。这和民族、传统、文化都无关——这是两个基层组织形式的对决。
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对决。
黄巾军永远不会成功，但大汉也从此不可避免地灭亡了。
也许会有人说张角是医者仁心，黄巾军也不应当被排斥。也会有人说黄巾军不过疥癣之疾，仅仅幽冀二州翻不了天。但自黄巾始，大汉所有的问题就逐渐被一个个引爆。
或者我也只是杞人忧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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