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长期被排挤在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的原因是什么？
张爱玲被长期排挤在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是一个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现象，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她的人生经历、作品风格、政治立场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意识形态控制。以下将详细阐述其原因：
一、 思想根源：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
这是张爱玲被排挤的最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被置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格审查之下，其主要功能被定性为宣传革命思想、歌颂新社会、鼓舞人民群众投身建设和斗争。而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其上海时期还是后期的海外生活，都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小我”与“大我”的矛盾： 张爱玲的作品始终聚焦于个体的情感、欲望、命运和琐碎的生活细节，她擅长描绘“苍凉的手势”“时代的眼泪”，捕捉人性的复杂与纠结，特别是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无力感和悲剧性。她笔下的“小我”是鲜活、真实、充满矛盾的，但这种对“小我”的关注，与新中国文学强调的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为人民服务等“大我”叙事形成鲜明对比。她的作品缺乏宏大的历史叙事，更不触及革命斗争和阶级解放的题材，这在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是极其不被“政治正确”的。
“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简单划分： 新中国文学在意识形态主导下，倾向于将人性简单划分为革命者身上的“人性善”和敌人身上的“人性恶”。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富家太太、败落的少爷，还是底层的小人物，都可能兼具善良与自私、高贵与卑劣。这种对人性的复杂和幽暗面的深入挖掘，不符合政治宣传所需的简单化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容易被解读为对革命道德的质疑。
“悲观”与“乐观”的对立： 张爱玲作品中弥漫着一种“苍凉”和“悲观”的底色，她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常常带有宿命感，认为人在时代洪流中常常是渺小而无力的。而新中国文学则被要求展现光明、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歌颂奋斗和进步，为人民描绘美好的未来。张爱玲的“悲观”基调，无疑与这种主流的“乐观”叙事背道而驰。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 张爱玲的作品虽然常常带有对旧时代的回望和审视，但她的笔触往往是复杂的，她既能看到旧文化的精致与衰败，也并非全盘否定。她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更多是基于对人性的观察和对女性命运的同情，而非阶级斗争式的彻底否定。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立新文化，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张爱玲作品中那种含蓄、复杂甚至带有怀旧色彩的反思，在当时是难以被接受的。
二、 作品风格与美学追求：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
张爱玲独特而精妙的文学风格，在当时也成为了被排斥的原因之一。
“人性化”的细节描写： 张爱玲以其对服装、装饰、室内陈设、生活习惯等物质细节的精妙描摹而著称。她善于通过这些物质细节来折射人物的心理和命运，体现时代氛围。然而，在革命文学语境下，对物质细节的过度关注容易被视为“资产阶级趣味”、“小资情调”，甚至被解读为对革命事业的漠视。
“闲适”与“颓废”的误读： 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家庭纠葛、爱情悲剧等“闲适”的题材，而缺乏宏大的叙事和激烈的冲突。这种风格在注重“斗争”和“实践”的革命文学中，很容易被视为“颓废”、“庸俗”，缺乏进步意义。
“苍凉”的美学： 如前所述，她作品中特有的“苍凉”美学，是对生活真相的一种深刻体认，但这种美学恰恰与革命文学所追求的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气质相悖。
三、 政治立场的“问题”：国民党背景与后期移居海外
张爱玲的家庭背景以及她后期的生活轨迹，也成为她被边缘化的重要政治因素。
家庭背景： 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曾是北洋政府的官员，受过西式教育，家中拥有大量古籍和西洋家具。这种“贵族”、“封建”的家庭背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视为带有阶级局限性的印记，与新社会所倡导的工农出身形成鲜明对比。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部分经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张爱玲也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过，参与过一些宣传活动（如撰写抗日歌曲歌词，但更多是为国民党政府宣传。尽管她并非坚定党员，且这种参与的性质和深度存在争议，但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这足以成为攻击的把柄。
后期移居海外： 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移居香港，后又定居美国。这种离开新中国，选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行为，在新中国政治语境下，被视为“叛逃”或“背离祖国”。即使她后期作品的题材与中国政治并无直接关联，但这种身份的“疏离感”和“敌意感”，使得她被视为政治上的“异类”。
四、 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史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旧有文学传统进行批判和重塑是必然的。
意识形态的审查与过滤： 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和评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张爱玲的作品，因为其上述的种种“不合时宜”，自然难以在新中国的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更不可能进入官方认可的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的“阶级性”原则： 文学史的撰写被置于阶级分析的框架下。凡是被认为带有“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色彩的作家和作品，都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张爱玲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市民趣味、贵族情调，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关注，都容易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
文学史的“批判性”与“选择性”： 文学史的撰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批判性。为了构建一个符合政治需要的文学叙事，一些作家被突出和赞扬，另一些作家则被遗忘或批判。在那个时期，张爱玲显然属于后者。
五、 历史的遗忘与后来的“再发现”
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的作品在新中国大陆几乎是销声匿迹的。她的名字也鲜为人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认识，张爱玲的作品才逐渐被重新引进和研究。她的“再发现”，也反过来证明了之前将她排斥在文学史之外是基于政治而非文学本身的考量。
总结而言，张爱玲长期被排挤在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她作品中对“小我”的关注、对人性的复杂呈现、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描摹，以及她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移居海外的经历，都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审查和意识形态控制决定了文学的生产和评价标准，使得张爱玲这位极具才华的作家，被长期“遗忘”在了官方的文学叙事之外。
一、 思想根源：与新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差异
这是张爱玲被排挤的最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文学被置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严格审查之下，其主要功能被定性为宣传革命思想、歌颂新社会、鼓舞人民群众投身建设和斗争。而张爱玲的作品，无论是在其上海时期还是后期的海外生活，都与这种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
“小我”与“大我”的矛盾： 张爱玲的作品始终聚焦于个体的情感、欲望、命运和琐碎的生活细节，她擅长描绘“苍凉的手势”“时代的眼泪”，捕捉人性的复杂与纠结，特别是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无力感和悲剧性。她笔下的“小我”是鲜活、真实、充满矛盾的，但这种对“小我”的关注，与新中国文学强调的集体主义、阶级斗争、为人民服务等“大我”叙事形成鲜明对比。她的作品缺乏宏大的历史叙事，更不触及革命斗争和阶级解放的题材，这在她所处的时代背景下是极其不被“政治正确”的。
“人性恶”与“人性善”的简单划分： 新中国文学在意识形态主导下，倾向于将人性简单划分为革命者身上的“人性善”和敌人身上的“人性恶”。而张爱玲的作品则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富家太太、败落的少爷，还是底层的小人物，都可能兼具善良与自私、高贵与卑劣。这种对人性的复杂和幽暗面的深入挖掘，不符合政治宣传所需的简单化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容易被解读为对革命道德的质疑。
“悲观”与“乐观”的对立： 张爱玲作品中弥漫着一种“苍凉”和“悲观”的底色，她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常常带有宿命感，认为人在时代洪流中常常是渺小而无力的。而新中国文学则被要求展现光明、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歌颂奋斗和进步，为人民描绘美好的未来。张爱玲的“悲观”基调，无疑与这种主流的“乐观”叙事背道而驰。
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的态度： 张爱玲的作品虽然常常带有对旧时代的回望和审视，但她的笔触往往是复杂的，她既能看到旧文化的精致与衰败，也并非全盘否定。她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更多是基于对人性的观察和对女性命运的同情，而非阶级斗争式的彻底否定。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建立新文化，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张爱玲作品中那种含蓄、复杂甚至带有怀旧色彩的反思，在当时是难以被接受的。
二、 作品风格与美学追求：不符合革命文学的要求
张爱玲独特而精妙的文学风格，在当时也成为了被排斥的原因之一。
“人性化”的细节描写： 张爱玲以其对服装、装饰、室内陈设、生活习惯等物质细节的精妙描摹而著称。她善于通过这些物质细节来折射人物的心理和命运，体现时代氛围。然而，在革命文学语境下，对物质细节的过度关注容易被视为“资产阶级趣味”、“小资情调”，甚至被解读为对革命事业的漠视。
“闲适”与“颓废”的误读： 她的作品多取材于市民生活、家庭纠葛、爱情悲剧等“闲适”的题材，而缺乏宏大的叙事和激烈的冲突。这种风格在注重“斗争”和“实践”的革命文学中，很容易被视为“颓废”、“庸俗”，缺乏进步意义。
“苍凉”的美学： 如前所述，她作品中特有的“苍凉”美学，是对生活真相的一种深刻体认，但这种美学恰恰与革命文学所追求的蓬勃向上、充满活力的精神气质相悖。
三、 政治立场的“问题”：国民党背景与后期移居海外
张爱玲的家庭背景以及她后期的生活轨迹，也成为她被边缘化的重要政治因素。
家庭背景： 张爱玲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曾是北洋政府的官员，受过西式教育，家中拥有大量古籍和西洋家具。这种“贵族”、“封建”的家庭背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视为带有阶级局限性的印记，与新社会所倡导的工农出身形成鲜明对比。
国民党政府时期的部分经历：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张爱玲也曾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过，参与过一些宣传活动（如撰写抗日歌曲歌词，但更多是为国民党政府宣传。尽管她并非坚定党员，且这种参与的性质和深度存在争议，但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这足以成为攻击的把柄。
后期移居海外： 1952年，张爱玲从上海移居香港，后又定居美国。这种离开新中国，选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行为，在新中国政治语境下，被视为“叛逃”或“背离祖国”。即使她后期作品的题材与中国政治并无直接关联，但这种身份的“疏离感”和“敌意感”，使得她被视为政治上的“异类”。
四、 思想改造与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学史书写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文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对旧有文学传统进行批判和重塑是必然的。
意识形态的审查与过滤： 文学作品的出版、传播和评论，都受到严格的意识形态审查。张爱玲的作品，因为其上述的种种“不合时宜”，自然难以在新中国的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更不可能进入官方认可的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的“阶级性”原则： 文学史的撰写被置于阶级分析的框架下。凡是被认为带有“资产阶级”或“封建阶级”色彩的作家和作品，都被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外。张爱玲的作品中所体现的市民趣味、贵族情调，以及对底层人物的关注，都容易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
文学史的“批判性”与“选择性”： 文学史的撰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选择性和批判性。为了构建一个符合政治需要的文学叙事，一些作家被突出和赞扬，另一些作家则被遗忘或批判。在那个时期，张爱玲显然属于后者。
五、 历史的遗忘与后来的“再发现”
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张爱玲的作品在新中国大陆几乎是销声匿迹的。她的名字也鲜为人知。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思想的解放和对多元文化的重新认识，张爱玲的作品才逐渐被重新引进和研究。她的“再发现”，也反过来证明了之前将她排斥在文学史之外是基于政治而非文学本身的考量。
总结而言，张爱玲长期被排挤在新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其中，她作品中对“小我”的关注、对人性的复杂呈现、对生活细致入微的描摹，以及她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移居海外的经历，都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以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政治审查和意识形态控制决定了文学的生产和评价标准，使得张爱玲这位极具才华的作家，被长期“遗忘”在了官方的文学叙事之外。
网友意见
简单来说，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史都有一个特定的叙事范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体系是基于现实主义传统而展开的，其他风格和类型的文学虽有涉及，但占比不大、评价相对也不高。
这种对文学史的理解影响的不仅仅是专业的研究者，大多数普通人也没有超出这样一个理解框架。只要你认为或者你身边有认为“文学最大的价值在于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人，那么在这个评价体系下，张爱玲这种“小女儿”的文学自然是不受重视的。
但如果脱离“文学的价值在于批判现实”或者“文学的价值在于其思想深度”等思维，那么张爱玲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形成了强烈个人风格的一位作家，并且其对于文字的运用可以说是极为上乘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
另外，至于说张爱玲遭到“排挤”这事，她与胡兰成的交往虽说不上是什么卖国行为，但毕竟也可以说大节有亏。即便张爱玲不因为文学风格而遭排挤，如果留在大陆，她的这些举动在建国后也很可能让她没有发表作品的资格。这背后的是非曲直，其实也很难讲。
总的来说，其实“文学”作为一个名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概念差别其实很大。张爱玲的价值如何，取决于以什么样的概念和标准去定义文学。正因为如此，张爱玲在建国以后在中外学术界的评价才有如此大的差别。
脾气怪，自我放逐，心思比较符合同样被放逐的港台及部分相似心态读者，所以有点市场。
才气有一点，格局不大，高度不够，没有利用好。
还是那个规律，小知识分子要有一个向革命者转变的过程，不然只能是小知识分子。
可做个小知识分子没啥不好，舒舒服服的，而且社会富起来了，也养得起了，没人赶了，她也就回来了。
但有条件有雄图，还是能够提高一步，更有价值嘛。
因为中国近2百年来所经历的极为痛苦的社会变迁，是其他国家不曾有过的，文学必须充分适应与反应这个革命历程，必须要有史诗的高度，于是，对文学家的要求，也就非常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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