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几十万人东北军为什么打不过刚长征完七千多人南方来的红军？
长征结束后，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与盘踞在西北的东北军（部分）确实有过零星冲突，但东北军整体上并没有与长征后的红军进行过大规模的、决定性的战役。您提到的“几十万人东北军打不过七千多人南方来的红军”，更可能是一种对早期国共冲突时期，国民党军队在某些战役中对红军表现的笼统概括，或者是对“西安事变”背景下东北军与中央军关系的误读。
为了更详细地解答您的问题，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早期较量（主要是红军进入东北之前，以及早期在南方对国民党军作战的一些普遍性原因，并结合东北军的特殊情况来分析）：
一、 红军早期作战的优势（为什么能打败国民党军）
在讨论东北军与红军的对比之前，我们先要理解红军能够在早期以弱胜强的普遍原因，这些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东北军在与红军接触时可能遇到的不利局面：
1. 强大的政治思想动员和高昂的士气：
革命理想的感召： 红军是带着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理想而战斗的，这激发了将士们极高的政治觉悟和牺牲精神。他们为“人民”而战，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而战，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国民党军队难以比拟的。
土地改革和阶级动员： 红军通过土地改革，将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让他们成为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种深入的群众基础，为红军提供了兵源、情报、后勤等方面的有力支持。
严明的纪律和官兵平等： 红军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范自身，强调官兵平等，尊重士兵，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形成了一种紧密的战友关系，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凝聚力。
2.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游击战争和运动战： 红军深谙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精髓，善于利用地形，避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薄弱环节，打歼灭战。他们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策略，使得装备和人数占优的敌人难以发挥优势。
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虽然兵力少，但红军非常讲究战机把握，一旦找到机会，就迅速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雷霆之势消灭敌军一部，缴获武器装备，不断壮大自身。
情报和侦察的有效性： 红军与苏区群众联系紧密，对敌人的动向往往有较为准确的掌握，能够提前做好准备，规避风险。
3. 优秀的指挥和领导：
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战略智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领导人，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下，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和军事战略，如农村包围城市、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等，并对战役指挥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
基层指挥员的战斗经验：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红军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战术灵活的基层指挥员，他们能够根据战场情况独立作出判断并有效指挥。
二、 东北军的背景和特点（为什么可能表现不佳）
张学良的东北军，本身具有非常复杂的背景和自身的问题，这些都可能影响其在与红军的较量中发挥作用：
1. “杂牌”军队的身份与中央军的矛盾：
非中央嫡系： 东北军是张作霖父子在东北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并非蒋介石领导的中央军嫡系。这意味着东北军在装备、训练、人事任免等方面，往往不如中央军受到重视和支持。
与中央军的隔阂和不信任： 蒋介石在“围剿”红军的战争中，经常调动中央军协同作战，但出于对地方实力的忌惮，对东北军的信任度不高。东北军的将领也可能对中央军的指挥和战略部署持有保留意见，甚至存在抵触情绪。
“统一指挥”的困难： 蒋介石要求各地军队“统一指挥”，但这种统一往往是自上而下、缺乏充分沟通和协调的。尤其是在面对红军这种灵活的敌人时，统一指挥的僵化反而可能暴露弱点。
2. 装备和训练的局限性：
装备相对落后： 虽然东北军在当时被认为是北方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但其装备水平与中央军相比，并不一定占优。尤其是在面对红军缴获大量国军装备后，装备上的差距可能进一步缩小。
训练科目和思想训练不足： 东北军的训练可能更侧重于传统军事技能，而在政治思想动员、对游击战的应对、以及长距离行军作战的耐力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
3. 内部的离心离德和士气问题：
为谁而战的迷茫： 东北军的士兵和许多基层军官，对于为“中央政府”而战，或者为“剿灭共产党”而战的理由，可能不如红军那样清晰和坚定。他们可能更关心自己的家乡和生计。
“不抵抗政策”的影响（非对红军）： 在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及其部分部队执行了“不抵抗政策”，这无疑对东北军的军魂和士气造成了巨大的打击。虽然“不抵抗政策”主要是针对日军，但这种长期的压抑和无力感，也可能影响到他们在面对其他敌人时的战斗意志。
对日本侵略的民族情绪与对红军的战争性质： 许多东北军将士，特别是来自东北的士兵，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将精力放在“剿共”而非抗日，对他们而言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
4. 战术的僵化与对游击战的认识不足：
习惯于阵地战和正面作战： 东北军作为一支较为正规化的军队，习惯于传统的阵地战和正面作战。面对红军灵活的运动战和游击战，其庞大的身躯反而可能成为负担，容易被分割包围。
对敌情判断的失误： 在一些战役中，东北军可能低估了红军的实力和顽强程度，对敌情研判不足，导致部署失当，被红军抓住机会。
三、 东北军与红军的直接接触（有限且特殊）
如前所述，东北军主力并未直接与长征完的红军进行过大规模的正面对抗。然而，在一些历史节点上，确实存在一些间接或局部的接触，可以从中推测一些原因：
“西安事变”的背景： 在西安事变前后，东北军被调往关内参与对红军的“围剿”。但正如上面所分析的，他们本身就存在着对“剿共”任务的保留态度，以及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不满。最终，“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成为事变的执行者，而非“围剿”的主力，并且其后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经历了重组和分化。
总结来说，您提到的“几十万人东北军打不过七千多人南方来的红军”的说法，如果指早期国共内战时期，是基于红军普遍的作战优势和国民党军（包括东北军在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红军的强大在于其革命理想、群众基础、灵活战术和优秀领导；而东北军在面对红军时可能存在的劣势，则源于其“杂牌”身份、与中央军的矛盾、装备训练的局限性、内部士气问题以及战术上的不适应。
要区分的是，东北军最大的“失利”并非在战场上被红军歼灭，而是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命运和东北军的未来走向。但“西安事变”并非一场单纯的军事较量，更多的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希望以上的详细分析能够解答您的疑问。
网友意见
这个问题很有趣，东北军面对红军为什么经常吃瘪？
首先东北军轻机枪装备率非常高，甚至高于中央军平均水平，其次东北军单兵作战能力很强，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士兵很多都成为教官和战斗骨干，那为什么还会输？
就单拿在直罗镇被歼灭第109师来说，也不算一支弱旅，在鄂豫皖苏区长期担任追剿任务，运动战能力相对较强；在直罗镇被红军优势兵力合围后，准确判断出宝塔山为红军总部所在地并主动出击反扑，一度使教员陷于危险处境；
之所以屡吃败仗，当然还是出在双方指挥官的指挥艺术上：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东北军高级将领遵循的还是一战欧洲战场那一套打法，一线平推、掘点固守、分进合击，和红军正面作战没问题，进行复杂的运动战就比较难了；而红军的作战思想则是不计较一城一池得失，大踏步前进后退，在运动中调动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和集中优势兵力，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样东北军一旦着了红军的套，往往就比较悲剧了；
客观条件上，红军是内线作战，地形熟悉、情报灵通，相比之下东北军进入苏区后耳目不灵，地形不熟，又不能迅速集中兵力，一旦过于深入冒进，很容易遭到伏击合围；
此外从后勤补给的条件来说，陕北苏区物产贫瘠，东北军如果需要进行时间较长的深入军事行动，需要携带大量给养，但这无形中自然影响到了部队的行动，放着不管又很容易被红军打劫，这也是东北军围剿陕北苏区时没有采用类似江西三反或鄂豫皖四反那种深入苏区分进合击的决战方式；
还是拿直罗镇战役来说，红1、15军团集中了1.5万余人，第109师只有6000余人，兵力对比上达到2.5：1，援军也只有一个团，也是蛮惨的。
至于亡国恨啦，士气啦，那都是次要因素，不能成为影响双方指挥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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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评论区某个看了一期沙盘上的战争的杠精来抬杠，这里贴一下《刘懋功回忆录》中的一页来回复他
还有《聂帅回忆录》，杠精说刘懋功一个团政委不算数
一方面，陕北民众“匪化”太深了。
1935年，王以哲致电 蒋公：
肤施（按：今延安）周围人民被“匪化”，组织严密，侦探派不出防线以外。
另一方面，红军政治攻势，致使内部“通共”人也不少。聂荣臻回忆：
对东北军则是我们工作重点的重点，以政治争取为主。在六盘山附近，我们和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不过打是为了争取，我们几次把俘获的人员和缴获的马匹都给他们送回去了。我们对骑兵第六师进行的工作是很成功的。多次对他们进行战场喊话，半夜到他们营地附近唱《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甚至发展到战场联欢，与他们暗中签订停战协定。这都推动了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我们确实下了工夫。在北京卫戍区当过副司令的李钟奇同志，就是西征时起义过来的。他当时任东北军骑兵连长，起义过来后在一军团骑兵团当参谋长。我们还俘虏过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团长，经过教育，当时就放了回去，但这件事被胡宗南知道了，逼着张学良把这个骑兵团长枪毙了。
1936年9月14日，朱绍良致电 蒋公，报告东北军不稳，电文如下：
据密报，六十七军中下级官纷传王以哲被张学良软扣，其论调有责中央不抗日者；有怨待遇太薄者；甚有谓北伐成功，共党之力，今乃相残，为不公者。在平凉负责者为刘多荃，王未到军中。传语或无因。
这话说的，胡宗南的中央军在山城堡也没打赢啊，凭什么要求士气建制待遇各方面都处于困难期的东北军打赢啊？
第一，张学良的兵力没那么多，九一八后一顿折腾打击，张学良手头的直属兵力只有16万了，入陕甘的只有12万多人，还要把守城市与交通线路，能用于作战的兵力只有几万人，所以看几次作战中，东北军都是以师为最大作战单位的。
第二，几万旧军阀部队就去打1.5万红军，能打过才怪呢，第四次围剿的时候蒋介石在一线兵力就超过四十万，大多是新式军阀部队，还是没打过7万红军。张学良靠几万旧旧军阀部队当然是稳输了。
又来倒因为果了，他的结论是张学良不想打，所以才打不过。他一贯如此，比如他在我的回答下造谣说，美国国会调查，宋美龄的遗产才12万美元。
事实是恰恰相反，张学良原来听从蒋的命令积极围剿红军，让他丢掉了三个师。如果张学良真不想打，丢掉三个师，这个苦肉计下的血本太大了。
当张学良听到他的两个师被红军消灭后，他非常震惊。他伤亡的官兵，蒋不仅不抚恤，还把他的师番号拿走不让招，而胡宗南的部队可以扩招，这才让他明白，蒋玩的是一箭双雕，蒋想消灭的不仅有红军，还包括他。他才转变思想，为了自保和红军联系达成默契，不真打。说实话，张学良反应够迟钝的，其他老油条军阀早就知道不能真打。
国民党是怎么丧失军心的？张学良以自己为例，他说：“当年我开始时，我现在可以说，我对中央是忠心耿耿啊，中央说的话，我是完全服从，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后来我发现这不对呀！中央对我不是这么回事啊！”
第一，当东北军在“剿共”战场上被吃掉两个师之后，张学良发现国民党中央对中央军和杂牌军的政策是不一样的。1935年末，张学良在南京参加会议期间，陕西前线传来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他的两个师被中国工农红军吃掉了。“我那两个师整个被共产党打完了，我很痛心。我要补充，没有。可是死这么多人的抚恤呢，除了我个人拿出钱来抚恤外，再报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但中央分文未拨。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剿共’时受了伤，他说一句话，把我伤心透了。他说：‘政府给我一个条子，让我回家去领，我家在东北，我上哪去领？只能流亡要饭去了。’”“这件事使我受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完全是一种推诿。因为这事下面起了很大的反感，起了怨望……我们东北人，家都没了，上哪领抚恤？被打死的人领不到抚恤，受伤的人又不能回原籍……中央很不讲理。”
“蒋先生啊，他总有一个意识……总是这是我的，这是他的，分得特别清。这个是我自己亲儿子，那个是干儿子，他不把人看成是平等的。”“比方说那时候中央的事情，后来我发现的，我非常难过。我打仗损失了两个师，政府啊，不容许我们杂牌军队招兵，因为军队太多了嘛，他用这种只减不增的方法就不用裁呀。军队减员了也不许招兵，全国都不能招，这不能说不对了，政府下的命令，嘿嘿，那么我们发现，他把我们损失的两个师的番号给撤销了，却暗地里让胡宗南招兵。我们不能招兵，胡宗南可以招兵。胡宗南离我们那么近，我们不会不知道的嘛。亲儿子怎么都行，干儿子怎么都不行，那怎么能行？”
第二，张学良发现蒋介石让杂牌军“剿共”是在“一斧两砍”，借刀杀人。张学良说：“中央让杂牌军‘剿共’，中央军不剿，杂牌军对中央当然都不满……因为什么？这话我今天可以说，但我不希望记录下来，他就是借刀杀人嘛。”“事情明摆着，谁都明白，这不是让我们去‘剿共’，等于是让共军消灭我们，借刀杀人。那为什么还打？没起来反抗，已经很客气了。”“那孟子说的话一点不错：‘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你怎么待人家，人家也怎么待你……所以这种待人的法子不会成功，只会失败。”
第三，张学良发现不仅他发现了，几乎所有杂牌军，包括共产党都发现了蒋介石是在“借刀杀人”。“那时中央不是我说，不公平啊！对人家不公平，谁都看得明明白白。那时两广是陈济棠，青海是马步芳，宁夏是马鸿逵，新疆那会儿是盛世才，华北是宋哲元、韩复榘，陕西是杨虎城。他们都不打呀！谁也不打，我打什么？谁都明白了，这等于用外头的力量来消灭我们。打，你不给我钱，你也不给我弹药；人打没了，你也不给我补充，又不许我自个儿招兵，这干什么呢？”“谁也不是傻瓜。中央军可以招兵，我们不可以，枪械损失也不给补充。你政府用这种手段，等于让杂牌军自消自灭，一箭射三鸟，他怎么能真打呢？傻瓜才去打。”“蒋先生利用‘剿共’消灭杂牌军的这种做法，共产党当然也明白。共产党跟杂牌军也不死乞白咧打，杂牌军也知道共产党不真打。”
本答案可能引起迷信官方说法人不爽，慎看
老总在苏维埃的几年，亲自指挥多次正面作战，基本用的就是自己在云南讲武堂学到的日本二道贩来欧洲的，正面火力和防御牵制，左右包抄的陆军打法。
但是据教员和带农民起义的自学成才的农民领袖看来，
一来中国的战争由于工业基础差，实际弹药极端缺乏很难搞到，更别提火炮，正面无法用火力抵御敌人进攻。
二来中国自北洋来开始了士官教育，但是实际合格的士官和军官依然极度缺乏，合格的、符合欧洲标准的防御工事修不出来，也组织不出几次合格的防御。
三来欧洲的传令技术和方法，中国会的人很少，搞左右包抄先不说不合格的士官带领战术打的行不行，能准确配合也很难
所以生搬硬套欧洲军事战术，那是纯粹找死。
农民军的指挥官，简化欧洲传令技术，就是大家熟知的军号。
将农民士兵简单整合一起，强化命令尤其强行军
通过传令不断调动部队牵着中国民团或者军阀部队不断移动
在对方不断调动中出现脱节的时候
迅速强行军多路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脱节敌人，执行刺刀突击，打跨对方士气。
（具体情况就是保安团追着红军跑，累了开始和部队脱节，没几天突然四周全是红军，密密麻麻是自己一两倍多，红军士兵大嚷着缴枪不杀，冲上来肉搏，不出意外一个团不出20分钟就奔溃白旗）
德国军事顾问根据调研也发现了中国红军农民军这种打法，结合国民党的水平制定特别针对的封锁等决战的战略。
至于说东北军，是真没见过这种打法，当然是被吊打了。。。而且尤其东北军本身战术就相当死板。
直奉战争东北军的FT117坦克就被直军用火绳枪干死驾驶员了
以直罗镇战役为例，讲讲细节。
东北军109师前身是东北军独立第9旅，这个旅属于东北易帜后的国防旅，战斗力较强。兵员超过一万，战兵在6000左右，下属三个团，每个团直属有重机枪12挺，82迫击炮6门，37毫米平射炮6门。师属有重迫击炮6门。营连里装备大量轻机枪和掷弹筒。
可以看到该师除了没有装备牵引式火炮，其山地作战能力至少对抗中国军阀等武装力量还是够用的。
109师参加过长城抗战，表现非常出色，士兵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表现值得肯定。
从中共直罗镇战役缴获来看，获得3500多支步枪，170多挺轻机枪，8门迫击炮，可知去打红军的109师无论兵力规模还是装备，和满编相比差距很大。
可推测，在长城抗战及918丢了大本营后，重装备损失很大，主要是迫击炮，平射炮和重机枪。
人员素质和兵力规模也有不同程度下降。
例如：109师在击败红军故意佯败的前卫部队后，就地宿营吃饭，甚至没有做好足够的外围警戒。对于直罗镇附近那么容易打伏击的地形，不经过仔细侦查就把主力投进去。109师的这波操作看不出是国防旅出身的水平，更像省防军的杂牌部队。
这不能简单用轻敌和看不起红军来解释。只能是两个原因：
1、109师之前与日军作战损失了部分基干力量，而无法得到补充。
2、东北军士兵根本就是出工不出力，不想打仗，你逼我打，那我就摸鱼。
109师损失情况，被俘5000多人，伤亡1000人左右，其实死亡才几百人。这个数据还不说明问题吗？死了几百人，全师就都投降了，明显无心恋战。
不是红军有多强，实在是东北军这种存心来摸鱼的部队配合你演出罢了。
就是来摸鱼，居然也造成红军900人阵亡，数千人伤者的结果。可见红军战斗力是被夸大了。
东北军当时的状态，老家丢了，亲人都在沦陷区，哪里有什么斗志去打红军？被逼着做样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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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东北军为何在与红军的早期较量中失利”的一个常见误解，并且将“东北军”与“红军”的对抗场景进行了一些混淆。需要澄清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长征期间（19341936年）的主要任务是与红军在南方作战，而并非与长征完的红军直接对抗。长征结束后，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与盘踞在西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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