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晚年的张学良,讲出的都是真话吗?

回答
关于晚年的张学良所说的话是否都是“真话”,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话题,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我们需要定义“真话”:

在讨论张学良的言论时,我们可能需要区分几种“真话”:

客观事实的陈述: 是否准确地还原了历史事件的经过,包括人物、时间、地点和起因经过结果。
个人情感和感受的表达: 是否真实反映了他内心的想法、情绪、痛苦、悔恨或欣慰。
战略和政治意图的披露: 是否真实反映了他当时做决策时的考量和目标。
经过时间沉淀和反思后的“真理”: 经历人生风雨后,他对人生、历史、政治的理解和感悟。

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的背景:

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了美国记者麦克·戴维斯(Shirley Jean ShirleyDavid)的访问,这是他晚年最为人熟知的公开表态之一。在此之前,他虽然被软禁,但与一些亲友、学者也有过交流,但这些交流的记录和公开程度有限。

他的晚年生活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密监控,直到台湾解除戒严后,他才获得了相对较大的自由。即便如此,他的言论也受到环境和政治气候的影响。

张学良晚年言论的复杂性,以及为何存在“真话”与“不真话”的讨论:

1. 记忆的模糊与选择性:
时间流逝: 到了晚年,张学良已经90高龄,距离许多重大事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长期的软禁生活,加上年龄增长,记忆难免会发生模糊、混淆甚至遗忘。
选择性记忆: 人们在回忆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倾向于保留那些更令自己感到舒服或更容易解释的部分,而淡化或遗忘那些令人痛苦、尴尬或难以启齿的细节。这并非刻意造假,而是人的心理机制使然。

2. 自我辩护与合理化:
历史评价: 张学良一生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以及“兵谏”后的复杂处境。在晚年,他可能希望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解释自己的苦衷,或者重塑自己在历史上的形象。
面对审判者: 与记者或学者交流时,即使是间接的,也可能带有被“审视”的心理,促使他更倾向于讲述对自己有利的版本。

3. 政治环境的影响:
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在台湾解除戒严前,张学良的言论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敏感性。任何可能被认为“不当”的言论,都可能招致麻烦。即使是解严后,长期的政治禁锢也可能让他在某些问题上仍然有所顾忌。
两岸关系: 他的言论也可能受到当时两岸关系的影响,尤其是在谈及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内战等敏感话题时。

4. 个人情感的宣泄与表达:
多年的压抑: 长期被软禁的张学良,内心可能积压了许多情感、委屈和思考。晚年他或许更想表达真实的感受,宣泄多年的情感,而不是纯粹客观地还原历史。
对友人的倾诉: 他与一些亲近的人交流时,可能更像是一种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释放,此时“真话”更多体现在他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感受。

5. 理解的演变:
事后诸葛亮: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事件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张学良在晚年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可能已经不是他当年做决策时的真实想法,而是经过几十年反思、阅读和观察后的“新理解”。这是一种“事后的真实”,但未必是他当年的“初衷真实”。

以“西安事变”为例,探讨其言论的“真”与“不真”:

张学良在晚年谈论西安事变时,核心的观点通常是他发动兵谏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强调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阻碍了民族的抗日力量,他希望能够“救国”。

“真”的成分:
他确实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抱有强烈的愿望。这是他发动兵谏的直接动机之一。
他多次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失望和对国民党内部腐败的不满。
他为自己被“扣留”蒋介石的行为感到痛苦和无奈,也为事变后自己受到不公待遇而感到委屈。

“不真”或值得商榷的成分:
对“不抵抗”的辩护: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固然有抗日意图,但将“不抵抗”的责任完全推卸给蒋介石,或者将自己的行为过度神化为纯粹的民族主义行动,可能忽视了当时东北军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张学良本人在政治上的稚嫩以及某些决策的冲动性。
对历史细节的模糊: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具体的事件细节,例如与杨虎城之间的具体分歧,与南京政府的沟通过程,事变发生的具体决策过程,都可能存在记忆偏差。
对自身角色的美化: 他可能更倾向于强调自己的“苦衷”和“革命性”,而淡化了个人情感、对政治形势的误判,甚至是一些当时并非出于纯粹爱国动机的考量(例如,也有观点认为东北军内部对张学良的不满也构成其发动兵谏的动因之一)。

其他可能影响其言论“真实性”的因素:

媒体的引导和解读: 记者在采访时,可能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或者在报道中进行解读,这也会影响最终呈现的“真相”。
后人的研究和澄清: 随着更多历史资料的公开和研究的深入,一些张学良晚年言论中的不符之处也会逐渐显现。例如,关于他与宋美龄的感情,虽然他本人晚年有所提及,但其真实程度和对事件的影响力,一直存在不同解读。

总结:

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很可能说了很多他内心认为的“真话”,特别是关于他长期的痛苦、委屈、对国家的担忧、对蒋介石的复杂情感以及他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渴望。 他的很多言论都是他个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真实感受和理解的表达。

然而,如果我们将“真话”理解为完全客观、没有丝毫加工和修饰的历史陈述,那么就不能断定他所说的全部都是“真话”。这并非是他故意欺骗,而是由于:

记忆的局限性
心理的自我保护和合理化倾向
长期政治环境下可能存在的顾忌
对历史事件经过几十年反思后的理解演变

因此,对待张学良晚年的言论,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更 nuanced 的态度:既要肯定他晚年愿意敞开心扉、表达自己真实感受的努力,也要认识到其言论可能受到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的影响,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和研究进行辨析和理解。

最终,“真话”的标准本身就可能因为语境和评价者的视角而有所不同。对于张学良这位历史人物,理解他的晚年言论,更应关注他所传递出的情感、反思以及他所处的复杂时代背景。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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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不是啊!这里都不用猜他到底有什么居心。就说他软禁这60年无聊生活,已经足够他把所有的想象都变成自以为是的真实存在了。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天天过新年、夜夜入洞房啊!高官得坐、俊马任骑、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榻。这样一个人,把他按在地上不许动这么多年,他就只能在脑子里和自己较劲了。

请大家做这样一个实验。去回忆一个曾经很熟悉但多年不见的人,比如某个小学同学。努力想他的长相,努力想!是不是想着想着就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觉得好像不太对。只要你不再次见到他,或者不再见到他的照片儿,他的形象在你的脑子中就会越来越模糊,甚至想的越多越模糊。

事情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故事中的英雄,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就会往其中添加有利于自己的细节。尤其在判断自己和他人心理的时候,几十年不断的丰富可以让他将每一个细节都重新加工、润色无数遍。

一旦可以说话了,这些都会当做肺腑之言被表达出来。时间真的很可怕,几十年静止的时间,可怕的简直无法被正常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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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说,蒋没有下令让他不抵抗,是他自己撤出东北的。


但蔡省长胜选后,公布了一批档案,明确显示 蒋 发了一系列不抵抗命令 ,而果党对此文档真实性无争议。

在1931年8月24日,九一八事变前张学良已经看出了日本人的企图,电报问蒋 怎么办:

结果,蒋 让自己部下假装没收到张学良的请示,批示“留中不发”。


日军打进沈阳,占领东北,制造九一八事变,杀害了无数百姓,还得寸进尺继续把手往山东伸。蒋 却给张学良下令,让张学良在青岛的军队撤退,以免和日本军舰冲突:

在九一八后的第三天,将 就给手下发了手令——虽然日军侵略,但是我们要保持克制,还要求各地官员积极压制老百姓的抗日游行:



这批文档中的电文多得是,没得洗,不抵抗这两人都有责任。张是丢失东北的直接责任人,蒋至少要负领导责任,毕竟你下过命令。东北丢失,致使日本获得大量自然资源和劳工,对抗战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张晚年讲的应该不全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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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真话,一部分记忆混乱,一部分不能说。张学良90年代后记忆力其实没那么好了,某些细节多少会有点偏差。

比如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过,杀杨常二人前一晚,挺纠结的,于是投掷硬币看是否要杀,连续投了几次都是一个面,心说这是天意,才下定决心要杀的。

后来哥大张之宇姐妹去做口述历史录音采访,问他硬币的事情,张学良说没有这事儿。

张学良对周总理非常敬佩,各种优秀不说,还能吃苦,说周总理当过煤矿工人…可是历史上周总理并没当过煤矿工人。

以上这些记忆模糊小细节有多处。

对一些事情,张学良是会主观上美化的。

比如他一直说他父亲不是胡子,是保险队,保一方平安。

后来他说漏嘴了,说当年东北乱,有的人白天卖货,晚上去几十里外当胡子抢钱,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在自己生活的的区域内打劫。这种兼职在当年很常见,有时候有人还来找他爹出远门帮忙…

所以这就不难理解为啥一直都传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了,虽然不是职业的,但确实也兼职过。

大钊的死他表示跟他与父亲无关,都是走司法程序正常审判的。嘿嘿,常光头也表示关押你不是他的决定,那是司法的判决。

张学良对常光头的态度挺矛盾的,有时候觉得这人没气量,心胸狭隘,不为人民着想,喜欢私下里搞事情;有时候又挺敬佩,觉得光头很有远见,有谋略,是个领袖。

有一些小片段很有趣,这就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是史书上很难看到的生活细节。

比如,岸英和岸青十多岁的时候,去苏联留学前在上海办手续,张学良为这事专门飞到上海,给了孩子一些钱。

张宗昌大家都知道,现代在知乎和b站以诗闻名,非常粗鲁豪放的一个山东大汉,带兵口碑也不好,十分好色,人称三不知将军。但是生活中他非常招女人喜欢,尤其是顾维钧的太太,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一口一个“张大哥”。这让同样好女人的张学良记忆深刻,甚至有些嫉妒,90多岁时每次说到张宗昌必加一句“女人非常喜欢他”。

墨索里尼女儿挺风流成性,看到张学良自然要勾搭,但是张学良不敢,因为他挺迷信的,之前有三个跟这娘们搞过的都死了,有点克男人。后来有个民国驻意大利大使和这女的搞了,最后也死了。

张学良给老爹表示,他两大爱好,老爹别管:嫖和赌。

杨虎城属于猪队友,张学良表示摊上这么个搭档很难带。

说汪精卫之前跟陈璧君不认识,在刺杀摄政王前一晚,在旅社商议这事时,陈璧君在隔壁听到了,过来说“佩服你的行为,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让你干一下吧!”

刺杀失败被抓后,由庆亲王(历史记载是肃亲王,张学良应该是记错了)审理案件,庆亲王对他说,我们现在是政治暂时失势,以后政治可能会到你们手上,但是你们不见得干的比我们好。汪精卫上位后,还和学良去祭拜亲王墓,说挺感激亲王的,其一是对他说的那番话,其二是没杀他。

我党战斗力确实强悍,有群众支持;初到西安张学良跟我党战斗,行军时,村口的老太太都给我党通风报信,十多岁的小孩一边在四周玩耍一边暗中观察军队配置,然后给红军传递情报。开全图的打没视野的,张学良被压着完虐。

哥大张之宇姐妹俩录音了145盘磁带,贯穿张学良一生,是目前最详细最全面的口述历史史料,不过也有遗憾的地方,有些关键之处,就不让录了,只私下里唠给两姐妹。

总之张学良这人,就是典型的那种东北二代。为人仗义,跟下属亲近没架子,家里有,所以不在乎钱财,喜欢古典小说评书中的英雄人物,对他日常做事风格影响很大,凭自己的喜好做事,也容易被怂恿冲动,不计后果,会自我感动,这个劲儿一上来,感性大于理性,啥也不在乎了,上飞机不就是吗,既没预案也没商量,飞到洛阳时,他的美国飞行员伦纳德就说他“没考虑过我们,没考虑过其他人”,结果也是如此,就因为这么个“窦尔墩”式的鲁莽行为,导致东北军四分五裂,死了一堆人!缺乏判断力,也没啥大理想,管理领导能力也普通,能辨别是非公正,大恶不会做,善心也会有;就和身边的你我他差不多,搁到现在倒是类似王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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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个两个老人晚年回忆某件事的态度,2018年接到一个新四军题材电影,讲述的安徽省宣城新四军烈士吕辉的故事,在当事人还在世并且口述的情况下,感受到了历史真相的魔幻。

吕辉是安徽省宣城、旌德、宁国、泾县四地党委创始人,1937年15岁时加入新四军挺进纵队,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泾旌宁宣边区组织抗日武装游击队,抵抗住了日军的多次围剿,解放战争时期负责泾旌宁宣边区党委工作,1948年在国民党围剿时被敌人冷枪打中牺牲。

1946年宣城传奇新四军女战士刘光国,被吕辉在当地的的传奇事迹感召,与好友仰惠卿女士加入游击队。

1947年仰惠卿与游击队苏北籍班长谈恋爱,两人准备私奔脱离游击队,被刘光国发现,刘光国以好友身份劝说两人不要脱离部队,最后仰惠卿被劝离部队。

因为山上就剩下刘光国一名女战士,所以刘光国被安排下山担任联络员工作。

以上是宣城地方党史办根据刘光国老人本人回忆,以及一些老战士回忆整理后,记载到当地党史里的历史小插曲。

宣城当地党史办把这件事当做刘光国传奇故事一部分,作为宣传资料宣传。

2018年春天五月,我与几名编剧一起,向九十多岁的刘光国老人一起求证了这段事情,老人依然能清楚回忆当时一些历史事件,与其他党史吻合。

我们一行继续前往旌德党史办寻找吕辉资料,意外在旌德看到这段故事另一个版本。

旌德党史办本地史专家在旌德县委接待了我们,旌德专家告诉我们,当时仰惠卿与班长谈恋爱,准备脱离部队的时候被游击队发现,并且抓到两人,刘光国一直不知情仰惠卿要脱离叛变的事情。

对班长和仰惠卿审判后,发现班长准备带仰惠卿前往敌占区生活,有叛变嫌疑,最后对班长进行了枪决,仰惠卿被同属地方游击队的家人带回家。

听完这个故事,我开始有些唏嘘,不知道是该信哪个故事。

我们去宁国党史办的时候,得知吕辉当年警卫员仍然在世,我们又去拜访了老人。

老人回忆到这段故事时,说他是参与者。

当时吕辉和刘光国谈恋爱,但是没确定感情,仰惠卿和班长谈恋爱却准备前往敌占区,刘光国发现这件事情后,告诉了吕辉,于是二人在被抓住后,游击队内部开始有些风言风语,吕辉开始担心部队稳定性。

吕辉先把事情报告给上级,上级领导派来专员接走班长进行教育,在游击队驻地外进行了交接,班长被带回上级部队。

吕辉回到游击队后,谎称已经将班长击毙,并且将仰惠卿交给在游击队的哥哥,仰惠卿从此脱离游击队。

而老人作为警卫员从头到尾都参与这件事,明明这件事有两个参与者在世,却讲述出了三个不同故事。

两位老人身体均很健康,思维清楚,回忆当年其他事情,讲述起来不带停顿,其他事件均与书上吻合。

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多年,并且信奉了基督教,并且十分虔诚。

采访中张学良一直觉得蒋介石的政策是对的,认为蒋介石的空间换时间政策是对的。

但是又鄙夷蒋介石的御下之术,治国之术,观点十分的矛盾。

基督教的原罪理论让张学良晚年一直坚持自己有罪,并且多次找神父忏悔,多次对外宣传自己有罪,希望自己罪行能够得到救赎。

张学良大概是在六十年代受洗成为基督徒,这之前张学良一直在“求自由”,并且引起岛内讨论。

张学良接受回忆录采访的时候,民进党还没有上台,台湾还是国民党天下,一个老人再晚年说的话里是多种因素的。

下面是张学良回忆录开场白

张学良回忆录开场白
  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你大妈(指赵一荻)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着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
  京戏《赵氏孤儿》中的老程婴一开唱就说: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给你们谈话,也是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我今天要讲历史,我先问你们,什么是历史?(答:历史就是过去的事。)
  今天我是给你们两个上课:什么人有什么人的历史观。共产党的历史观,说造成历史的是无产阶级的行动。中国老的传统历史观,说中国是皇帝老爷的家,中国人现在脑子里,还有皇帝家谱的思想。
  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不是这样。我今天是基督徒,我今天讲的都是基督徒的历史观。看起来基督教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我们说基督教是一种经验,是一种体会。基督教是我们的经验与体会。比如我个人,我相信基督教,讲的就是我对基督教的体会。我跟你们讲历史,给你们讲你们要问的事,我都是根据事实讲的。
  无论你做什么事,你一定得有一个中心思想,没有中心思想不行。比如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他们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他们的历史观。我们中国的传统历史观,大多数都是儒家思想。
  我现在的讲话,可以说,有一大部分是与儒家有关,因为我从小就念儒家的书。所以你大妈老说我是三教九流,说我“背着基督进孔庙”,我一说话就常常说出儒家的思想。我也会说出佛家的,因为我研究过佛教,以后我慢慢给你们讲佛家的事。我对佛教有相当的研究,我与信佛教的人一块说,他们甚至没有我知道的多,研究的多。所以,我今天不愿你大妈来,她一说,就说我是三教九流。我老说她:“你不要那么讲!”今天我开始就跟你们讲戏,如果她来就会说“你一讲就是唱戏的”,一下子把我的话打断了。

一个老人思维和年轻人已经没法比了,前几天一个大哥遇到一个糟心事,他老母亲和他亲弟弟在一起生活,弟弟经常操控母亲像哥哥要钱,弟弟用了一些小手段,让母亲坚信弟弟的话,不停像哥哥要钱,母亲已经八十了,她为了母亲身体,只能默认弟弟要钱行为。而母亲以前不是这样,母亲以前曾经管理数百人的国营大厂,曾经在市里叱咤风云的女企业家,现在成了弟弟手里的工具。

老人年纪大了无论是什么样的英雄,最后都要被年龄影响,大脑退化是不可争议的事实。

张学良的事情必须把那些年遭遇,他回忆录时的状态和思想系统改变考虑进来,光看表面是无法看到事情背后的迷雾。

下面是一个老年人被洗脑的视频,可能有误导嫌疑,当个参考看看。

老年人更容易被洗脑控制 https://www.zhihu.com/video/1375067321527001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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