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人因为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而称其为民族罪人？
关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被一些人称为“民族罪人”，这其中涉及了非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的历史评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当时的历史背景、事变本身的性质，以及不同政治派别和群体在此事件上的不同立场和利益。
一、 西安事变的背景：风雨飘摇的中国
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首先要回到那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极端困境之中：
外患：日本侵略步步紧逼。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华北制造事端，意图吞并整个中国。民族危亡感空前强烈。
内忧：国共内战激烈。 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一方面要抵抗日本侵略，另一方面却将主要精力放在“剿共”，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让许多爱国人士感到失望和愤怒。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抗日力量的弱化。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重重。而红军被大量消耗后，中国实际的抗日力量并未得到有效整合与壮大，反而面临被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少帅，亲身经历了家国破碎、父辈基业被毁的痛苦。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同胞的残暴，也深知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和不作为。
二、 西安事变的起因与张学良的动机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史称“双十二事变”），主要有以下几点动机：
1. 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 张学良目睹国土沦丧，对日本侵略深恶痛绝。他认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严重拖延了抗日战争的准备，削弱了中国的力量，是在自毁长城。他希望通过武力手段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2. 对“剿共”政策的质疑与失望： 作为东北军的领导者，张学良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剿共”中伤亡惨重，却收效甚微。他越来越觉得这场内战不仅没有意义，反而是在消耗国家的力量，让日本渔翁得利。
3. 东北军的内部压力： 东北军将士来自东北，家乡被日寇侵占，他们同样思念故土，渴望抗日。张学良作为领导者，也承受着部属的压力，许多下级将领都表达了强烈的抗日愿望。
4. 对蒋介石个人决策的不满： 在事变前夕，蒋介石再次亲临西安，要求张学良加速“剿共”，并对东北军的部署进行了调整，这让张学良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也认为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最根本利益。
因此，张学良与杨虎城等将领，策划了“兵谏”，希望通过扣押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三、 西安事变的影响：走向抗日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事变发生后，虽然国民党内部有强硬派主张讨伐，但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苏联的介入，最终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这为之后的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提高了中国抗日的民族凝聚力： 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关注，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各党派、各阶层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敌。
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 国民党在事变后虽然失去了对张学良等人的直接控制，但整体上开始转向抗日，抗战阵营得到了空前扩大的统一。
四、 “民族罪人”的指控及其来源
然而，张学良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被一些人斥为“民族罪人”。这种评价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民党及其支持者：
叛国和兵变： 在国民党政权看来，张学良的行动是典型的“兵变”或“叛国”。他们认为张学良违抗军令，扣押最高统帅，是严重的军纪败坏和对国家政权的挑战。
削弱国家力量： 在国民党眼里，西安事变使得蒋介石的权威受到挑战，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和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
姑息共党： 他们认为张学良的举动是受到了共产党的蛊惑或与共产党勾结，是试图借机壮大共产党力量，出卖国家利益。
2. 部分保守派和历史评价：
策略失当： 一些历史学者或观点认为，尽管张学良的初衷是抗日，但他采取的“兵谏”方式过于激进，风险太大。如果事态失控，可能导致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被日本趁虚而入。
蒋介石的个人遭遇： 对蒋介石个人抱有好感或对其决策持肯定态度的人，自然会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对领袖的背叛，是有罪的。
为什么这种指控在一些群体中根深蒂固？
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差异： 尤其是在国共对峙时期，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将张学良视为“叛徒”是其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对事件性质的解读不同： 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兵变”还是“爱国行动”，这是评价张学良的关键。选择“兵变”标签，就自然将其推向“罪人”的行列。
历史叙事的选择性： 有些历史叙事侧重于张学良的行为对国民党权力造成的冲击，以及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而淡化了他促成全民族抗日的积极作用。
五、 对“民族罪人”评价的反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历史材料的披露，对张学良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民众认识到：
张学良的初衷是爱国的： 他的目标是实现民族的团结和抗日，而非个人野心或卖国。
西安事变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没有西安事变，中国是否能实现真正的全民族抗战，犹未可知。它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避免了中国在内部分裂中被日本各个击破的危险。
“兵变”的定性有待商榷： 在极端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命运而采取的非常规手段，是否能简单地用“兵变”来概括，是一个复杂的伦理和历史问题。
总结来说， 有人因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而称其为“民族罪人”，主要是源于国民党政权及其支持者将其定性为“叛国”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犯，以及部分保守派对其激进手段的批评。他们更强调张学良的行为对蒋介石权威的挑战和对国民党统治的动摇，而忽视或淡化了其促成全民族抗日的历史功绩。
但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视角来看，西安事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力促了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因此，将张学良简单地称为“民族罪人”，是对他复杂历史贡献的一种片面化和简化，忽略了他在那个特定时代所承担的民族责任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历史评价应该更加全面和辩证。
一、 西安事变的背景：风雨飘摇的中国
要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评价，首先要回到那个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极端困境之中：
外患：日本侵略步步紧逼。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并在华北制造事端，意图吞并整个中国。民族危亡感空前强烈。
内忧：国共内战激烈。 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一方面要抵抗日本侵略，另一方面却将主要精力放在“剿共”，即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这种“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让许多爱国人士感到失望和愤怒。
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抗日力量的弱化。 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中央军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矛盾重重。而红军被大量消耗后，中国实际的抗日力量并未得到有效整合与壮大，反而面临被进一步削弱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少帅，亲身经历了家国破碎、父辈基业被毁的痛苦。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对同胞的残暴，也深知国民党政府在抗日问题上的犹豫和不作为。
二、 西安事变的起因与张学良的动机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史称“双十二事变”），主要有以下几点动机：
1. 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 张学良目睹国土沦丧，对日本侵略深恶痛绝。他认为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严重拖延了抗日战争的准备，削弱了中国的力量，是在自毁长城。他希望通过武力手段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2. 对“剿共”政策的质疑与失望： 作为东北军的领导者，张学良看到自己的部队在“剿共”中伤亡惨重，却收效甚微。他越来越觉得这场内战不仅没有意义，反而是在消耗国家的力量，让日本渔翁得利。
3. 东北军的内部压力： 东北军将士来自东北，家乡被日寇侵占，他们同样思念故土，渴望抗日。张学良作为领导者，也承受着部属的压力，许多下级将领都表达了强烈的抗日愿望。
4. 对蒋介石个人决策的不满： 在事变前夕，蒋介石再次亲临西安，要求张学良加速“剿共”，并对东北军的部署进行了调整，这让张学良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挑战，也认为蒋介石的战略决策不符合当时中国的最根本利益。
因此，张学良与杨虎城等将领，策划了“兵谏”，希望通过扣押蒋介石，迫使其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
三、 西安事变的影响：走向抗日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事变发生后，虽然国民党内部有强硬派主张讨伐，但共产党的积极配合和苏联的介入，最终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这为之后的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提高了中国抗日的民族凝聚力： 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关注，形成了强大的抗日救亡舆论。各党派、各阶层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敌。
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 国民党在事变后虽然失去了对张学良等人的直接控制，但整体上开始转向抗日，抗战阵营得到了空前扩大的统一。
四、 “民族罪人”的指控及其来源
然而，张学良也因此受到了很多批评，甚至被一些人斥为“民族罪人”。这种评价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 国民党及其支持者：
叛国和兵变： 在国民党政权看来，张学良的行动是典型的“兵变”或“叛国”。他们认为张学良违抗军令，扣押最高统帅，是严重的军纪败坏和对国家政权的挑战。
削弱国家力量： 在国民党眼里，西安事变使得蒋介石的权威受到挑战，也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分裂，进一步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基础和应对内外危机的能力。
姑息共党： 他们认为张学良的举动是受到了共产党的蛊惑或与共产党勾结，是试图借机壮大共产党力量，出卖国家利益。
2. 部分保守派和历史评价：
策略失当： 一些历史学者或观点认为，尽管张学良的初衷是抗日，但他采取的“兵谏”方式过于激进，风险太大。如果事态失控，可能导致中国陷入更大的混乱，甚至被日本趁虚而入。
蒋介石的个人遭遇： 对蒋介石个人抱有好感或对其决策持肯定态度的人，自然会认为张学良的行为是对领袖的背叛，是有罪的。
为什么这种指控在一些群体中根深蒂固？
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差异： 尤其是在国共对峙时期，国民党及其支持者将张学良视为“叛徒”是其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
对事件性质的解读不同： 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兵变”还是“爱国行动”，这是评价张学良的关键。选择“兵变”标签，就自然将其推向“罪人”的行列。
历史叙事的选择性： 有些历史叙事侧重于张学良的行为对国民党权力造成的冲击，以及当时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困境，而淡化了他促成全民族抗日的积极作用。
五、 对“民族罪人”评价的反思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更多历史材料的披露，对张学良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和民众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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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视角来看，西安事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力促了国共合作，实现了全民族抗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历史事件。 因此，将张学良简单地称为“民族罪人”，是对他复杂历史贡献的一种片面化和简化，忽略了他在那个特定时代所承担的民族责任和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历史评价应该更加全面和辩证。
网友意见
我看过当时的历史介绍，也明白蒋介石一直在做备战准备，为什么说西安事变把全面抗战提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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