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有古代因为人头税会有溺婴不敢生的现象?

回答
古代因为人头税导致不敢生孩子,甚至出现溺婴的现象,这在历史上并非罕见,尤其是在一些以农业为主、人口压力较大的地区。要详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需要从税收制度、社会结构、家庭观念以及经济压力等多个层面来剖析。

一、 人头税的本质与影响

首先,我们要理解什么是人头税。顾名思义,人头税是一种直接根据人口数量征收的税赋,无论每个人的贫富、劳动能力如何。在古代,尤其是在一些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人头税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用于维持军队、官僚体系、公共工程等开支。

人头税的特点在于:

直接性与强制性: 国家直接向每个个体征收,往往与户籍制度挂钩。
平均性(名义上): 理论上,每个人负担的税额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其对不同家庭的影响差异巨大。
对人口数量的敏感性: 家庭人口越多,需要缴纳的税就越多。

正是这种“人口越多,税负越重”的直接联系,导致了生育行为与经济负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二、 税收压力如何压垮家庭?

1. 沉重的经济负担: 在古代,特别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大多数家庭的经济来源有限,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税收是家庭不可避免的开支。当人头税成为主要税种时,一个家庭如果生育了多个孩子,意味着在孩子成年、能够自食其力之前,家长需要承担额外的税负。
儿童也是“税负”: 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每个孩子出生不仅仅意味着多一张嘴吃饭,更直接意味着国家税收的增加。这些税款可能需要从本已捉襟见肘的口粮、衣物、医疗等方面挤出来。
长期负担: 这种负担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伴随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从出生到能够独立劳作,孩子都是家庭的经济“投入”,而非“产出”。

2. 税收征收的严酷性: 古代的税收征收往往相当严酷。如果家庭无力缴纳税款,轻则家产被抵押、变卖,重则可能面临人身惩罚,甚至被剥夺土地、沦为奴婢。这种严厉的后果使得家庭对增加税负的恐惧加剧。

3. 人口统计与登记的压力: 为了征收人头税,国家必然需要进行人口统计和登记。这意味着新生儿的出生会立刻被纳入税收体系。一些家庭为了逃避税收,可能会选择不向官方登记新生儿,但这样做风险很高,一旦被发现,后果可能更严重。

三、 溺婴——绝望下的极端选择

当人头税的压力已经超出家庭的承受能力时,溺婴就成了一种极端的、绝望的生存策略。

1. 为“活人”减负: 在一个本就难以维生的家庭中,新增一个人意味着所有成员的资源都要被进一步稀释。为了保全家中已有的孩子和成人的生存,一些父母会选择牺牲新生的婴儿。这是一种扭曲但又根植于生存本能的“成本控制”。
“留下一个负担比留下两个轻松”: 核心逻辑在于,与其让两个孩子都遭受饥饿和贫困,不如只养活一个,这样至少这个孩子能有更大的生存机会。溺婴,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止损”行为。

2. 逃避税收登记的手段: 有些家庭为了避免新生儿被登记,进而增加税负,会选择秘密地处理掉婴儿。这种行为本身就包含着对税收制度的规避。

3. 对未来的绝望: 溺婴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对未来看不到希望的绝望。当生活已经如此艰难,税收的压力又如此巨大,新生儿的到来只会加剧这种绝望。与其让孩子带着痛苦来到这个世界,不如从一开始就剥夺他(她)生存的机会,这在某些扭曲的心理下,甚至可能被视为一种“仁慈”。

四、 社会结构与家庭观念的互动

1. 基层社会管理: 在古代,基层官吏往往是税收的直接征收者。他们也需要完成国家的税收任务,有时甚至会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来确保税收的征缴。这使得家庭承受的压力更加直接和残酷。

2. 家族观念的挑战: 虽然中国传统上有“多子多福”的观念,但当经济压力达到临界点时,这种观念也会受到严峻的挑战。为了整个家族的生存,个体成员的牺牲有时会被默许,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少数家庭会因为无法负担而放弃新生儿。

3. 缺乏社会保障: 古代社会普遍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一旦家庭陷入困境,没有外部援助,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人头税的增加,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举例说明:

想象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有两三个已经能够帮助干农活的孩子。如果再生一个孩子,不仅需要额外的食物和衣物,更重要的是,来年国家征收赋税时,家庭的税额就会增加。如果这个家庭的收成勉强够吃,那么额外的税款可能意味着全家都要挨饿。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个新生儿“消失”,看似是一种最直接、最残酷的解决办法。

总结来说, 人头税之所以会导致不敢生孩子甚至溺婴的现象,根源在于:

税收与人口数量的直接挂钩,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
古代经济基础薄弱,家庭承受能力有限。
税收征收的严酷性和缺乏社会保障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的恐惧。
在极端绝望下,溺婴成为一种扭曲的、以最小化总体痛苦为目的的生存选择。

这种现象是古代落后的经济水平、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和严酷的生存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深刻地反映了底层人民在沉重税负下的无奈与挣扎。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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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样吧。

法律规定出生的小孩3岁就开始交口钱,一年23文。

14岁就开始和成年人一样算赋,一直收到56岁,一年120文。

真要这么弄,还真不算多。

但其实根本不这么征。

朝廷颁布了规定,就让各部门有了加派的依据。很多地方,不管法律规定从3岁还是7岁算口钱,一律从0岁开始算,而且出生就按成年标准收,直接一步到位。也就是说,你家里添了一口丁,就把你家的丁+1了,不存在中间选项。

够狠吗?

不够我告诉你。

还是那句话,真要按照国家规定,+1按成年人收,也能承受,关键是附加的东西你根本没法承受。

你以为这群人会乖乖按照国家规定征税吗?

不会的。

朝廷、衙门,从上到下,各色赋税、摊派都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令人拍案称奇,远远超过国家“最高不过××”的规定。

不说秦、汉、宋、明,就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你在路上随便逮一个上了60岁的农民问问,看看哪个不摇头?

省、县、乡、村,三天两头让交这个钱,那个钱。有的立项很随意,就是乡镇上几个代表开个碰头会,盖个章,拍板决定,收!今天修个路,明天办教育,后天要栽树,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要不是这些大好事,怎么可能收上来?

我上幼儿园时,集资修路,其实就是晴天的时候派出推土机和压路机,把泥巴路稍微铲一铲,压一压,每人几十块,全镇数万人。当时小朋友们爬上滑梯,高喊“压路机!压路机!”记忆犹新,然而等我幼儿园毕了业,路还是泥的,甚至连泥的也没修好。

不是只有下头的乡镇乱来,上头的就不乱搞。

据统计,1993年,光中央部门下达的让农民出钱、出工的项目就有43项,省级下达的项目接近100个。(《土地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民负担问题研究》巴志鹏)

部委有项目,省里有项目,县里有项目,镇上有项目,村里也有项目,大家都有项目,每个项目都必须交钱。单单省里下的各项任务,征收金额就比国家规定的高5倍,其他各级亦是狠中狠,强中强。

这还是2006年农业税取消前新中国的普遍情况,你想想古代会怎样?

为什么要统计人丁?

就是因为不管收什么钱,派什么活,都是按丁计算的。

咱家庭人丁都+1了,你还按原来的交吗?

一年到头活不起了,饿得皮包骨头,再出来一个,那不是找死吗?

君不见,许多县衙的石阶下,都是催科(征税)时打死的人的血河。

一个秋天打死200人,把吓傻的人最后一点口粮也征走,那么你就是“能吏”。

诗云:初宦不应居下考,好官重点在催科。

能吏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个道理。

至于为什么老百姓要淹死自己的孩子?

当然是因为他们心肠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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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头税,就是产生价值被分配,同时成本自己担。当人头税过重时,对底层来说,培养儿童只有成本增加,对内部没有引入(产生)正向价值,因此越养越赔。儿童养不得,即是国家养不得,微观到宏观皆如此。

封建社会,帝王,精英,民众承三角形三个层级。只有第三层(最下层)是实际创造社会财富,并且供养上面两层的基础。上面两层,实际上只起调整作用,并不创造财富,反而占有大量财富。

当民众生孩子时,孩子就是创造多于占有,就是为封建历史社会增加总体财富。此为社会发展正向循环。

当帝王和精英阶层生孩子时,就是更多的占有。聪明的帝王会适时调整精英阶层的分配方式,以期达到王朝永续的目的。

精英阶层大部分会很累,当顶层好的时候,会彼此争斗资源分配;顶层不好的时候,会彼此联合,取代顶层,使朝代更迭。王朝衰败,莫不如此。

苦逼的永远是最下层。当上面两层不做妖的时候,能维持过个基本生活。当顶上抽风,中间借势,团结一致为自己牟利的时候,就是最下层连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保证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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