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同样是不抵抗，（网民）批判张学良的要比批判韩复榘的多得多？
这个问题触及了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以及公众舆论的形成机制，并非简单的“不抵抗”三个字就能完全概括。张学良和韩复榘，尽管都被贴上了“不抵抗”的标签，但他们在历史叙事、公众认知以及最终的舆论风向上，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深入剖析背后的多重因素：
一、历史地位与民族情感的“放大镜效应”
张学良：少帅的传奇与东北的痛
张学良的父亲是张作霖，一位在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奉系军阀的领袖。张学良作为“少帅”，本身就自带光环和话题性。他继承了父业，成为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手握重兵，肩负着保卫祖国东北这片辽阔土地和丰富资源的重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是中国的经济和战略重地，是民族工业的摇篮，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当日本关东军仅凭一隅之兵，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整个东北，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满目疮痍，民族尊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东北最高军事统帅的张学良，其“不抵抗”的决策，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无疑是被放大了无数倍的错误。
公众的愤怒，不仅仅是对一个军事指挥官的指责，更是对东北失陷、国家蒙辱的悲痛和不甘。张学良的“不抵抗”，被解读为是对整个民族的背叛，是“千古罪人”式的罪责。这种情感上的冲击力和民族情感的连接，是韩复懃难以比拟的。
韩复榘：地方实力派的“边缘化”
韩复榘是山东的军阀，虽然也曾掌握一定的军政大权，但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张学良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他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地方实力派，其决策更多地被局限在山东省的范围内。
相较于东北，山东的失陷虽然同样是民族的灾难，但其历史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带给全国人民的情感冲击，在舆论的焦点上，似乎没有东北那么“集中”和“尖锐”。公众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中国有没有抵抗”，而不是“某个地方实力派有没有抵抗”。
二、决策背景与“历史细节”的解读差异
张学良：国家大局与“蒋介石的命令”
张学良的“不抵抗”决策，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初期，确实有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因素，这与当时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及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的考量有关。
然而，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公众很难完全理解或接受这种“政治考量”和“战略顾全”。“不抵抗”的命令，无论其背后有多么复杂的政治原因，都直接导致了东北的沦丧，这在很多民众看来，就是张学良的失职和罪过。公众更容易抓住“张学良是最高指挥官，他为什么不抵抗”这个最直接的链条。
此外，张学良在事变前曾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不久便发生事变，这也被一些评论者拿来放大，认为他“玩忽职守”，缺乏对国家安危的警觉。
韩复榘：军事指挥与“战败”的定性
韩复懃在“台儿庄战役”等事件中的表现，虽然在某些阶段也有被批评“消极抗日”或“保存实力”的说法，但其在面对日军进攻时的军事行动，与张学良在“九一八”初期更为直接和明确的“不抵抗”命令，在公众认知上有所不同。
虽然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守住山东，但其过程更多地被描述为“战败”或“未能有效抵抗”，而不是像张学良那样，存在一个被广泛解读为“主动不抵抗”的决策环节。公众对于“战败”的容忍度，往往比对“主动不抵抗”的容忍度要高。
三、历史叙事与媒体传播的“倾向性”
张学良：被“妖魔化”与“英雄化”的双重叙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学良的形象一直是复杂的。他既是“兵谏”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民族功臣”，也是“东北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使得公众在讨论他时，很容易被其中一种叙事所引导。
在“九一八事变”的语境下，强调“不抵抗”的叙事往往占据主导，尤其是在纪念“九一八”的日子里，对张学良的批判声浪会更加高涨。媒体的报道、历史教育的侧重点，都会影响公众的认知。
此外，张学良晚年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与大陆有书信往来，这种“历史人物的后续”也为公众的讨论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同时也可能在特定时期被政治化解读，加剧其“罪与功”的争议。
韩复榘：相对“模糊”的公众记忆
韩复榘在历史上的踪迹，相较于张学良，并没有那么“鲜活”地留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他的结局（被枪决）虽然也充满戏剧性，但其“不抵抗”的行为，没有像张学良那样，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被赋予特定民族情感的“符号”。
媒体对于韩复榘的报道，更多地集中在他作为地方军阀的统治以及最终的结局，关于他在抗战初期的具体军事决策，以及其“不抵抗”的程度和原因，并没有像张学良那样，经过长时间的、多角度的、甚至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讨论。
四、公众对“责任”的理解与“代偿心理”
张学良：象征意义与情感宣泄
当一个民族遭受屈辱，公众往往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统帅，他的地位和责任，使得他成为了最容易被指向的对象。他的“不抵抗”，被视为是整个民族无力抵抗的缩影，而对他的批判，也成为一种对失去的东北的哀悼和对逝去尊严的挽回。
这种批判，有时也带有“代偿心理”，即通过指责一个具体的个人，来弥补集体在历史事件中的无力感。
韩复榘：个人责任与“集体遗忘”
韩复榘的责任，更多地被理解为他个人的军事指挥失误或政治局限，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那样强烈的象征意义。公众对他的批判，更多的是对一个地方官员或军事指挥官的评价，其情感的烈度自然会减弱。
总结来说，同样是“不抵抗”，公众对张学良的批判更甚，主要原因在于：
1. 张学良的地位与东北的象征意义： 他是少帅，手握重兵，肩负东北安危。东北是中国的“北大门”，失陷于日本，对民族情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张学良作为最高责任人，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2. 历史叙事的焦点与情感的集中： “九一八事变”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不抵抗”的讨论由来已久，并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3. 决策的复杂性与公众的简单化解读： 尽管张学良的决策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在民族存亡关头，公众更倾向于简单直接地将“不抵抗”与“罪责”挂钩。
4. 媒体传播与集体记忆的差异： 张学良的形象在历史叙事中更为突出，其“不抵抗”的论调也更容易被媒体放大和传播，从而形成更深的公众印象。
而韩复榘，虽然也存在“不抵抗”的争议，但由于其历史地位、所处地域的象征意义以及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不同，公众对其行为的关注度、批判的烈度以及留下的集体记忆，都无法与张学良相提并论。这并非是对历史评价的简单对错，而是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地位与民族情感的“放大镜效应”
张学良：少帅的传奇与东北的痛
张学良的父亲是张作霖，一位在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奉系军阀的领袖。张学良作为“少帅”，本身就自带光环和话题性。他继承了父业，成为了东北的最高统治者，手握重兵，肩负着保卫祖国东北这片辽阔土地和丰富资源的重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是中国的经济和战略重地，是民族工业的摇篮，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当日本关东军仅凭一隅之兵，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席卷整个东北，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满目疮痍，民族尊严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践踏。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东北最高军事统帅的张学良，其“不抵抗”的决策，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无疑是被放大了无数倍的错误。
公众的愤怒，不仅仅是对一个军事指挥官的指责，更是对东北失陷、国家蒙辱的悲痛和不甘。张学良的“不抵抗”，被解读为是对整个民族的背叛，是“千古罪人”式的罪责。这种情感上的冲击力和民族情感的连接，是韩复懃难以比拟的。
韩复榘：地方实力派的“边缘化”
韩复榘是山东的军阀，虽然也曾掌握一定的军政大权，但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张学良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他更多地被视为一个地方实力派，其决策更多地被局限在山东省的范围内。
相较于东北，山东的失陷虽然同样是民族的灾难，但其历史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带给全国人民的情感冲击，在舆论的焦点上，似乎没有东北那么“集中”和“尖锐”。公众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中国有没有抵抗”，而不是“某个地方实力派有没有抵抗”。
二、决策背景与“历史细节”的解读差异
张学良：国家大局与“蒋介石的命令”
张学良的“不抵抗”决策，并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初期，确实有执行“不抵抗”命令的因素，这与当时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以及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的考量有关。
然而，在当时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公众很难完全理解或接受这种“政治考量”和“战略顾全”。“不抵抗”的命令，无论其背后有多么复杂的政治原因，都直接导致了东北的沦丧，这在很多民众看来，就是张学良的失职和罪过。公众更容易抓住“张学良是最高指挥官，他为什么不抵抗”这个最直接的链条。
此外，张学良在事变前曾赴欧洲考察，回国后不久便发生事变，这也被一些评论者拿来放大，认为他“玩忽职守”，缺乏对国家安危的警觉。
韩复榘：军事指挥与“战败”的定性
韩复懃在“台儿庄战役”等事件中的表现，虽然在某些阶段也有被批评“消极抗日”或“保存实力”的说法，但其在面对日军进攻时的军事行动，与张学良在“九一八”初期更为直接和明确的“不抵抗”命令，在公众认知上有所不同。
虽然最终他也没有能够守住山东，但其过程更多地被描述为“战败”或“未能有效抵抗”，而不是像张学良那样，存在一个被广泛解读为“主动不抵抗”的决策环节。公众对于“战败”的容忍度，往往比对“主动不抵抗”的容忍度要高。
三、历史叙事与媒体传播的“倾向性”
张学良：被“妖魔化”与“英雄化”的双重叙事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学良的形象一直是复杂的。他既是“兵谏”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抗日的“民族功臣”，也是“东北不抵抗”的“罪魁祸首”。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使得公众在讨论他时，很容易被其中一种叙事所引导。
在“九一八事变”的语境下，强调“不抵抗”的叙事往往占据主导，尤其是在纪念“九一八”的日子里，对张学良的批判声浪会更加高涨。媒体的报道、历史教育的侧重点，都会影响公众的认知。
此外，张学良晚年享有一定的自由，并与大陆有书信往来，这种“历史人物的后续”也为公众的讨论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同时也可能在特定时期被政治化解读，加剧其“罪与功”的争议。
韩复榘：相对“模糊”的公众记忆
韩复榘在历史上的踪迹，相较于张学良，并没有那么“鲜活”地留在公众的集体记忆中。他的结局（被枪决）虽然也充满戏剧性，但其“不抵抗”的行为，没有像张学良那样，成为一个被反复提及、被赋予特定民族情感的“符号”。
媒体对于韩复榘的报道，更多地集中在他作为地方军阀的统治以及最终的结局，关于他在抗战初期的具体军事决策，以及其“不抵抗”的程度和原因，并没有像张学良那样，经过长时间的、多角度的、甚至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讨论。
四、公众对“责任”的理解与“代偿心理”
张学良：象征意义与情感宣泄
当一个民族遭受屈辱，公众往往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宣泄内心的痛苦和愤怒。张学良作为东北最高统帅，他的地位和责任，使得他成为了最容易被指向的对象。他的“不抵抗”，被视为是整个民族无力抵抗的缩影，而对他的批判，也成为一种对失去的东北的哀悼和对逝去尊严的挽回。
这种批判，有时也带有“代偿心理”，即通过指责一个具体的个人，来弥补集体在历史事件中的无力感。
韩复榘：个人责任与“集体遗忘”
韩复榘的责任，更多地被理解为他个人的军事指挥失误或政治局限，而没有上升到国家民族层面那样强烈的象征意义。公众对他的批判，更多的是对一个地方官员或军事指挥官的评价，其情感的烈度自然会减弱。
总结来说，同样是“不抵抗”，公众对张学良的批判更甚，主要原因在于：
1. 张学良的地位与东北的象征意义： 他是少帅，手握重兵，肩负东北安危。东北是中国的“北大门”，失陷于日本，对民族情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张学良作为最高责任人，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2. 历史叙事的焦点与情感的集中： “九一八事变”是近代中国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其“不抵抗”的讨论由来已久，并被赋予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3. 决策的复杂性与公众的简单化解读： 尽管张学良的决策有其复杂的政治背景，但在民族存亡关头，公众更倾向于简单直接地将“不抵抗”与“罪责”挂钩。
4. 媒体传播与集体记忆的差异： 张学良的形象在历史叙事中更为突出，其“不抵抗”的论调也更容易被媒体放大和传播，从而形成更深的公众印象。
而韩复榘，虽然也存在“不抵抗”的争议，但由于其历史地位、所处地域的象征意义以及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不同，公众对其行为的关注度、批判的烈度以及留下的集体记忆，都无法与张学良相提并论。这并非是对历史评价的简单对错，而是公众舆论形成过程中，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网友意见
没有人在乎抵抗不抵抗。
何应钦签何梅协定在前、在受降仪式上鞠躬在后，有人聊过他不抵抗吗？
济南惨案后蒋介石绕路北伐，难道就叫抵抗了？
骂张学良不抵抗的百分之百认同东北人有义务独自为中国保卫东北，认为南方人没有义务为任何人保卫东北，这又叫哪门子抵抗呢？
张学良唯一的问题就是西安事变。
骂他不抵抗的，全部都是因为不满他搞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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