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买办为什么在官方近代史中被列为反面阶层?

回答
在官方的近代史叙述中,买办阶层之所以被列为反面阶层,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核心方面来详细解读:

一、 买办与帝国主义侵略的联系:

充当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这是买办阶层在官方叙事中被描绘为负面角色的最根本原因。近代中国,特别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并在通商口岸建立租界、攫取特权。买办们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利用自己的语言、商业知识和中国背景,为外国资本和洋行服务。他们是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的直接“代言人”和“合作伙伴”。
协助列强攫取利益: 买办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外国资本在中国进行原材料收购、商品销售、金融活动等。例如,他们帮助洋行在中国购买丝绸、茶叶等农产品出口,又将洋布、洋火、洋油等商品销售到中国内地,获取巨额利润。这种活动在官方看来,是“利出一孔”(国家利益独占),外国资本“利出一孔”的另一种表现,将中国的经济命脉一步步引入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
鸦片贸易的推手(一部分买办): 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及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买办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鸦片贸易,成为鸦片在中国泛滥的帮凶。鸦片贸易不仅摧毁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更导致了中国白银外流,严重损害了国家经济和主权。因此,与鸦片贸易相关的买办被视为罪恶的代表。
出卖国家利益换取个人财富: 在官方叙事中,买办的活动被定性为为了个人发财,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利用职务之便,向外国主子通风报信,提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为列强的侵略提供了便利。这种“通敌叛国”的行为,自然被置于反面人物的行列。

二、 买办对中国民族工商业的挤压和破坏:

垄断性优势: 洋行和外国资本凭借其雄厚的财力、先进的技术和垄断的特权,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绝对优势。买办作为洋行的代理人,直接参与了这种垄断性经营。他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取产品,拥有更便捷的运输和销售渠道,甚至享有免税等特权。
挤压本土企业: 这种优势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在竞争中处于极度不利的地位。许多本土的手工业和早期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因为无法与洋行竞争,或者被其低价倾销的产品所击垮,或者被其高价收购而失去独立性。买办被视为将中国本土经济推向衰败的直接执行者。
剥削中国劳动力和资源: 买办们在代表洋行进行贸易和生产活动时,往往采取剥削中国劳动力和掠夺中国自然资源的手段。他们为了压低成本,获取更高利润,会压榨中国工人,支付微薄的工资,同时将中国的原材料低价卖给洋行。

三、 买办阶层与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

依附性经济模式的形成: 买办阶层的存在,是中国经济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形成的一种依附性经济模式的体现。他们的活动巩固了这种依附性,使得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被动和受控制的状态。
助长了社会不公: 一方面是买办阶层通过与外国资本合作而迅速积累财富,成为新兴的买办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民众则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生活日益困苦。这种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使得买办阶层在民众眼中成为压迫和剥削的象征。
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买办们不仅在经济上为帝国主义服务,在意识形态上也往往会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试图在中国推广。例如,他们可能推崇西方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等,这在官方叙事中可能被解读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侵蚀和对民族精神的削弱。

四、 革命叙事的构建与阶级斗争的视角:

“敌人”的构建是革命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方近代史的叙述往往是革命史观的产物。为了证明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需要构建出明确的“敌人”形象。帝国主义及其在华代理人买办阶层,自然成为了革命者们树立的典型反面形象。
阶级斗争的工具: 将买办阶层定性为反面阶层,也符合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买办被描绘成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鲜明对比,为革命的动员和理论解释提供了依据。
民族主义的动员: 塑造买办为民族败类,有助于激发和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动员民众反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将买办的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强调买办是“卖国贼”,能够有效地团结民众。

总结来说,买办在官方近代史中被列为反面阶层,是因为他们:

直接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勾结,充当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代理人和帮凶。
通过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挤压和破坏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在中国经济被纳入西方体系的过程中,加剧了经济的依附性和社会的不公。
从革命史观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他们是帝国主义和旧势力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代表,是革命的对象。

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评价是复杂的。虽然官方叙事如此,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买办阶层内部也存在差异。一些买办可能在早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过一定的桥梁作用,但从整体的、官方的近代史叙事来看,其负面意义和被定性为反面阶层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上述几个方面。这种定性服务于建构国家叙事、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的需要。

网友意见

user avatar

区别还是很大的,我想任何群体都可以从个人客观、个人主观、群体定位三个角度看看。

  1. 个人客观
    个人客观角度看,其实两者区别真不大,都是为了生活去做某一样工作。除了少部分创始者和里程碑性的人物外,大部分人都是“混口饭吃”罢了。在任何一个群体里有好人,有坏人。有遵纪守法的,也有邪门歪道的。我们不能排除买办中有为了中国发展殚精竭虑的人,也不能排除现代招商引资人员的贪腐卖国行为,但这些都不是评判一个群体的标准。
  2. 个人主观
    主观当然更不可持了,汪精卫最近在知乎已经变成为了苍生黎民而忍辱负重了,所以这个不多说了。(这个是为了凑字数的么?)
  3. 群体定位
    这,才是对一类人群定性最根本的标准。
    买办,代理的是外国资本利益;招商引资,代理的是中方利益。
    买办,是在外国资方支持下对各自为战的民族经济进行打击;招商引资,是利用政府力量和资方对抗,更加公平和更有规划的引进资金和技术。
    买办,做的就是钱的买卖。招商引资,是政策、民生、发展等等需求催生的行政性行为。

现在很多人看列强的经济侵略往往感觉不可思议,因为今天不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么?其实两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那就是“自由贸易”并不等于“公平贸易”。在“自由贸易”体系下,对弱者的经济体系破坏基本就是毁灭性的。满清从自大走向挨揍,挨揍后却不思悔改,就是这个原因。现代中国在强大国力的支持下,才有了资格和列强谈判,寻求更加公平的贸易手段。比较著名的就是汽车行业的市场换技术……当然,我认为这个换法并不算成功,但至少是一个基于国家整体才能采取的策略。当某个产业弱小时,就采用引进技术控制市场的方式发展,当壮大起来,就开放竞争,这也是这些年中国一直采取的策略。前半部做法既不是闭关锁国,后半部做法也不是就认同了自由贸易,都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罢了。

回到主题,买办和招商引资确实是区别巨大的,不过这种区别也是时代的区别。那个时代想招商引资也不可能,而在今天当买办却切切实实是在搞活经济了。

user avatar

有道是:杀人放火金腰带,管他欠几多血债





有些逢共必反者已经到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的地步了。





还是要回答一下问题。因为买办阶层的雇主决定了买办赚到的一定是绝户钱。我觉得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词怎么来的,看见跟某party有关就高潮了。

user avatar

打个比方,我认识的雅思老师,3个。

都是极品精美精日,一旦说起中国崛起什么的,就全力来喷,

后来我听说了一件事,最近这些年,雅思的吸引力越来越差了,有钱人人家都是高中初中就把崽崽送出去,而其他人也是各有办法,

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中国成长起来,谁会有灭顶之灾?还不是吃这种中国暂时性落后的饭的人?

还有一个,之前,某岛国发生政变,外交部发布通告,警告不要去,

但是,微博上的导游群体,开始了恶毒诅咒国家,以及声称该岛国没事,转发左小祖咒,韩寒,李开复编造的各种谎言

你就问一句,你作为一个“英语老师”“代理商”,会喜欢因为中国进步,而导致自己失业吗。

----------------

5.19

@姜小白 如果买办只是进出口商人,那么根本不算是反动的,最可怕的是,他们会利用其身份,进行各种的反动行为啊。

天呐,天呐,

惹到了不该惹的人,

2015年11月,国产本土化妆品品牌法兰琳卡再度因为一段15秒的广告,受到舆论讨伐。这段广告洗脑般重复“我们恨化学”这句话,甚至直接用这五个大字占满屏幕。广告最初在地方卫视播出,然而登陆了央视八套。最早引起关注和发声的是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周公度
周公度长期从事晶体结构测定和结构化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相关领域很受尊敬。周公度打算起诉央视八套,他的“诉状”在微博上曝出,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愤怒。
“恨化学”概念最早由台湾化工品牌橘子工坊提出,并在其2010年投放的一段30秒广告中表达出“讨厌生活处处是化学”的理念

我说上面的话的本意,跟这个化学事件差不多,都是某些人,为了个人利益,开始将某些概念混淆掉,

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强词夺理,不顾事实,我就说了几句,买办这个东西的核心,结果就被说成是闭关锁国?

唯心主义成长起来的人,果然……

本质上,我所说的买办一路,和这些化妆品一路,都差不多,文法精英在作祟。

文法精英告诉你:知乎用户:敷面膜有用吗?

告诉你要恨化学,都是为了赚你的钱啊。

买办为什么在官方近代史中被列为反面阶层?

话必须分开说,爱国商人,如果可以接受,因为国家要进步,导致自己失业,收入降低,或者说另寻他路,那么就不算买办。

我希望大家警惕的,是那些吃着中国落后饭的人,也就是说,中国越落后,他们越吃香,这种人,你不怕吗。

真是双方公平的做买卖,没人不支持啊。

当心文法精英,当心文法精英,当心文法精英!

他们会给你洗脑的!

不说别的,化妆品这一件事,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user avatar

我是第61个写答案的。在动笔前,我粗略看了前面题主和前面60位答主的内容,略感惊奇的发现:其实他们想说的是“洋买办”,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买办”与“洋买办”的范畴不一样。

中国最早的买办,是官僚买办,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为当权者敛财的同时,也不忘往自己兜里塞一部分的那类人。这种人亦商亦官,号称经商,同时和官府又密切关联,利用官方提供的特权,在商业活动中获得包括垄断等形式的竞争优势。他们又要对官僚承担必须的利益输送责任,就是说他们挣到的钱,必须把其中大部分孝敬给为他们提供特权的官僚。在这种人当中,很大一部分人还有官衔品秩,就是所谓的“红顶商人”,以及今天为官僚敛财的“财产代持人”。

官僚买办在中国历史上出现时间非常早,从某种意义上讲,象春秋时代那位楚国出身,转投越国,帮助越王勾践积财强国,最终成功灭掉吴国的“商圣”范蠡,就是官僚买办。



题主和前面60位答主要说的,不是官僚买办,而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洋买办。

这里面有一些很有趣的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洋买办,是从官僚买办转化过来的,其中最有名的,是广东十三行的行商。

行商,是清代“一口通商”制度下的官僚买办、红顶商人。清代乾隆、嘉庆时代,对外贸制度做出的政策,东南沿海地区的所有外贸活动,只能集中在广州口岸一个地方。

当时中国对外出口的最大宗商品,按照交易量统计,以茶叶和丝织品为最。外商输入中国的商品,以棉花最多(因中国棉纺织业发达,对棉花需求旺盛,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向中国输入鸦片之前,他是把印度出产的棉花贩运到中国,用棉花才抵消部分贸易逆差,如果没有印度棉花,东印度公司只能用更多的白银购买中国商品,亏的会更多)。

但是清政府不允许本国茶商、丝商和外商直接交易,也不允许外商把棉花等直接卖给本国棉商,而是由粤海关在当地物色一些中间代理商——行商。

行商就是拥有外贸专营特权的外贸公司。各种进出口物资,都要通过行商在中间的代理交易来完成。

比如说外国人想买茶叶,交易是通过“外国洋行—广州行商—内地茶商”来完成的。行商在中间做代理人,他就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市场垄断、价格操控、囤积居奇等行为,吃了卖家吃买家,从中获利。

行商拥有的外贸特权,是官府授予他的,这些特权有时限,不能白用,行商要把他们获利的很大部分,孝敬给提供特权的官府,用今天很流行的话说,叫权利寻租。

在清代,诸如河工、江南制造(比如曹雪芹家族)、粤海关,那都是人人眼红的肥差。尤其是粤海关,长期由内务府包衣旗人把持,就是靠出租广州口案的外贸权,从行商那里收钱。粤海关的收入,大部分进了内务府皇家的小金库,出任粤海关官员的包衣旗人,也靠接受贿赂肥了自己的腰包。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十三行行商总商伍秉鉴,就是典型的红顶商人——



伍秉鉴总体而言,是个为清朝官僚服务的官僚买办。但是他死后,他的儿、孙辈,成为了洋买办。

1842年,鸦片战争以清朝的战败而结束。清朝制定的外贸体系也被终结了。按照《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的规定,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地,都要开辟为通商口岸——厦门、福州靠近武夷山茶叶产地;宁波、上海靠近丝织品产地;上海更是长江出海口的重要口岸。

清朝的“一口通商”作废了,被迫接受“五口通商”。茶叶、丝织品这两个重要的出口物资,不必再舍近求远运到广州,就近在福州、上海即可对外商出口。显然,广州的外贸交易量就要下降了。

不平等条约不但打破了“一口通商”的规矩,还打破了清朝只允许行商垄断外贸的规矩。英美商人在福州和上海黄浦江边卖地盖房建或栈,直接和当地茶叶商、丝绸商交易,不需要行商了。

行商和粤海关,都受到了打击。但接下来,他们也都懂得变通。


首先是发挥自己的“夷务”特长。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天朝自居,和外国交往采取宗藩体制,是不平等外交。中国官僚是不屑于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现在被洋人的坚船利炮打了脸,宗藩体制也受到冲击,但中国官僚大都不知道如何和外方交流对华,更没有近现代的外交体制,不了解西方社会运行制度下形成的一套国际法,对“夷务”一窍不通。

但是广州的行商对此比较专业。因为长期在广州口岸和外商打交道,很多行商会外语,懂得西方的商业贸易、外交、航海等方面的规则习俗。他们就是最了解“夷务”的中国人。于是,中国官府干脆任命一些原来广州行商作为官员,负责和外国人打交道。

反过来说,刚打开中国国门的这些英美外商,对中国国情、尤其是中国内地的社会民情很不了解,再加上语言不通,宗教信仰迥异,市场会发生冲突。外商也需要找一些即能为他办事,熟悉西方贸易运行体系,同时也能替他和中国官府、中国民众沟通的“中间人”。

那么,最附和这些条件的,自然就是广州的行商商人。这些原先在广州粤海关体系下的官僚商人,转化为最早的洋买办。


比如说1851年上任的上海道台吴健彰。

1843年,上海开埠。英法两国在黄浦江边划租界,外国商人在租界里经营洋行。

此时的上海道台,是科举出身的汉人官员宫慕久,之后还有两人满洲旗人官员咸龄和麟桂。这些满汉官员,都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面对洋人在上海划租界、传教、经商等问题,很难处置。洋人对这些中国官僚也不满意。

双方都觉得,应该由一个即精通“夷务”,还要精通中国官场风气,能在中外两方之间,两面讨好的人物出面。吴健彰的机会就来了。

吴健彰是广东前山翠微人(今珠海市香洲区翠微村),他最开始是在广州十三行中某家做小学徒。1832年,吴健彰办起自己的“同顺行”,随后获得外贸专营权,正式成为广州行商的一员。因为长期和外商打交道,他的英文说的很好。

行商挣到钱之后,都喜欢花钱给自己捐个顶戴,吴健彰也有“候补道”的头衔。如果是没有洋人的正常情况,“候补道”就是个捐官,他要“候补”一辈子,永远都轮不上正缺的。但是在上海开埠之后,中外交涉不畅,吴健彰就有机会走上仕途,成为上海道台。负责上海地区的中外交涉,处理夷务。


从某种意义上讲,吴健彰这个行商,是由过去的“外贸代理商”,变成了中国政府与外方之间进行事务洽谈的“中间沟通人”。他要处理的事物极为繁杂。比如说外方要在上海租地开辟租界,是用自己的法律习俗作为主张,要求在贸易关税、商业合同方面尽量采取西方的制度标准,而中国官员对此一窍不通,吴健彰作为中间沟通人,就要起到解释并促使双方达成合作的效果。

在这个过程中,他极为中国官僚服务,又是外方的代表。事情做好了,两面春风;事情搞砸了,里外不是人。这就要求他必须有圆滑技巧、谙熟中外人情世故的品质,才是适应。

简而言之,官僚买办,是为中国官僚服务的;而洋买办,是吃里扒外两面讨好。



伍秉鉴的儿孙,是另外一种方式。

当时很多洋行,本身的财力资本并不多,纯粹就是国际倒爷。比如说英国大烟片贩子颠地洋行,还有美国的旗昌洋行等等,他们的资本并不特别雄厚。

这些洋行采取了快速扩张实力的办法:吸收中国人的钱,在中国投资挣钱。

美国旗昌洋行最初总资本只有2万美元,当时美元和西班牙银元挂钩,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2万块西班牙银元。西班牙银元的重量与成色,是中国纹银的汇率比价为0.72。

2万美元,就是1.44万两银子。这点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堪称巨款;但是对于做国际贸易来说,实在太少了,是小本生意。

旗昌洋行采取了在广州当地,吸收中国商人投资的办法。伍秉鉴家族和吴健彰,都把自己的钱投到旗昌洋行里。

伍秉鉴向旗昌洋行投资,还明显带有转移资产的意图。因为他是广州十三行行商会长,被粤海关盘剥的特别狠,他把一部分钱投进旗昌洋行,这就牵扯到“夷务”,中国官僚就不敢造次了。这笔钱以后就可以留给儿孙。

到1860~1870年,旗昌洋行超过一半的资产,是中国洋买办商人的投资。旗昌洋行吸收中国人的钱,然后投资房地产、航运、银行等事业。他曾经抢在英国之前,垄断了长江内河航运业务。


前面60位答主,很多人都认为“(洋)买办”是为外国势力效力,为洋人服务的。这个理解不太全面。洋买办有三个特点的——

第一是吃里扒外,他不是单纯的为外国人效力,也不是单纯的为中国官僚效力,而是在中外之间做“沟通人”,谁给利益就为谁办事;

第二是洋买办过于擅长“变通”。洋买办,本质是从商人这个群体中分出来的一个分支,圆滑世故,逢场作戏,是这些人的本性。当这个群体各种遇到问题和社会矛盾,他们采取的对策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避开问题、遮掩问题。

第三、洋买办,是中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西方国家凭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之后才产生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出现,通常被解读为中国近代屡受外侮的黑暗历史的一部分,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表现特征之一,丧权辱国的典型。他的出现,更多的代表一种民族耻辱。所以无论他做了什么,都无法给予正面评价。

可以这么说,无论官僚买办还是洋买办,都具有商人唯利是图,自私自利的特点,这些人是精明的利己主义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基本就是“钱”,不会有社会责任感。



没时间了,就敲这么多字吧。

以前写过一些相关的答案,谁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秋原:鸦片战争中一箱鸦片值多少钱?按大众平均量计算,够一个人吃多长时间?

秋原:王炽、乔致庸、胡雪岩、伍秉鉴这四个巨富哪个更厉害?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