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的新军兵源与外族帕夏，和唐的外族高官有区别吗？历任苏丹不担心因民族属性反水？
奥斯曼帝国的新军（新军，Yençeri）的兵源构成、外族帕夏的任用，以及他们与唐朝在用人方面有哪些相似与不同之处，尤其是苏丹们如何管控这些潜在的异族力量，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可以从多个角度深入剖析。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奥斯曼帝国新军的兵源。
奥斯曼帝国新军（Yençeri）的兵源：
新军是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步兵部队，也是其军事力量的基石。其兵源主要有两个：
1. 德夫希尔梅（Devşirme）制度： 这是新军最核心、最独特的兵源。这个制度从15世纪开始，持续到17世纪末，以基督教家庭的男孩为主要征募对象。具体来说，帝国会在巴尔干地区（如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的基督教村落，按照一定的年龄段和体格标准，定期征募适龄男孩。这些男孩会被带离家庭，送到安纳托利亚或小亚细亚等地进行伊斯兰化、土耳其化和军事训练。他们被剥夺了原来的身份，效忠于苏丹，成为“苏丹的奴隶”（kul），但这种奴隶制与一般的な奴隷不同，它是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忠诚保证。
特点：
强制性与制度化： 并非自愿参军，而是帝国强制征募。
绝对忠诚： 由于他们被剥离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唯一的效忠对象就是苏丹本人。他们的晋升通道完全由苏丹掌握，因此对苏丹的忠诚度极高。
精英化训练： 在接受严格的军事、宗教和行政教育后，一部分人会进入精锐的新军，另一部分则可能被培养成帝国的高级官员。
排他性： 在早期，新军成员是禁止结婚生子的，以进一步确保他们对苏丹的绝对忠诚，避免形成独立的家族势力。后来这个禁令逐渐被放松。
宗教与民族转换： 征募的男孩通常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文化上接受土耳其文化的影响。
2. 战俘或自由招募：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军的兵源也逐渐多元化，包括一些战俘，以及在某些时期允许自由招募穆斯林加入。但德夫希尔梅制度始终是新军的骨干。
奥斯曼帝国的外族帕夏：
帕夏（Pasha）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种高级官衔，通常授予总督、军队将领等高级官员。奥斯曼帝国大量任用外族人士担任帕夏，这与新军的德夫希尔梅制度一脉相承。
兵源来源： 这些外族帕夏，很多都曾是德夫希尔梅制度下的优秀毕业生，通过军事或行政才能被提拔。此外，也包括一些出身于突厥部落贵族家庭，或是被俘虏后表现出色的非土耳其族裔。例如，穆罕默德·库普律留（Köprülü Mehmed Pasha）家族就以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而闻名，他的家族成员后来有多位担任大维齐尔。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斯拉夫人等都在帝国的高层担任要职。
重要性： 任用外族帕夏，尤其是从基督教背景转化而来的人才，是奥斯曼帝国能够高效管理庞大疆域的关键。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视角和管理经验，并且往往对苏丹的恩赐更为感恩和忠诚。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奥斯曼帝国和唐朝在用人方面的区别，特别是关于“外族高官”的视角。
唐朝的外族高官：
唐朝是一个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帝国，其疆域辽阔，接纳了大量的非汉族人口。在用人方面，唐朝也表现出相当的开放性，任用了不少外族人士担任高官。
兵源与官僚来源： 唐朝对外族人才的吸纳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归附与臣服： 许多周边民族或部落的首领、贵族，在被唐朝征服或选择臣服后，会保留一定的地位，甚至被任命为唐朝的官员，负责管理其原有的部落或地区。例如，回纥、突厥等民族的部落首领在归附后会被授予官职。
军功： 在对外战争中，一些外族将领凭借其英勇作战和杰出军事才能，赢得了唐朝的信任和重用，从而被任命为高级将领，甚至成为封疆大吏。著名的例子有安禄山、史思明（他们都是粟特人）等，他们都曾是唐朝的边疆大将，掌握重兵。
文化交流与任官：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许多胡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民族的泛称，包括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等）来到长安经商或定居，其中一些非常有才能的人，通过科举或直接任命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各种官职，甚至涉足中央政务。
胡汉杂居与融合： 唐朝的社会非常开放，京城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量来自各地的外国人，他们不仅是商人，也融入了社会生活，甚至能够参与政治。
区别与相似之处：
根本性质不同： 奥斯曼帝国新军和外族帕夏的权力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苏丹的奴隶”这一身份基础上的，是一种带有绝对效忠色彩的依附关系。他们的晋升完全依赖于苏丹的提拔，形成了与家族背景相对分离的官僚体系。而唐朝的外族高官，虽然也看重军功和能力，但他们的任用更多是基于已有的身份（如部落首领）、归附状态，或者是通过仕途（如科举）的正常晋升。即使是军功卓著的胡人将领，他们依然保有其民族身份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只是效忠于唐朝皇帝。
忠诚的保证机制： 奥斯曼帝国通过德夫希尔梅制度，从根本上剥离了新军成员的原有身份认同和家族羁绊，将其塑造成完全属于苏丹的工具。这是帝国用人策略的精髓所在，旨在最大程度地消除潜在的效忠危机。唐朝在任用外族高官时，虽然也看重其忠诚，但其效忠更多是政治上的臣服和对帝国制度的认同，而非奥斯曼式的绝对个人奴役。
民族认同的压力： 奥斯曼帝国的新军和部分帕夏，在接受德夫希尔梅训练时，会经历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原有的民族认同，增强了对帝国核心文化的归属感。唐朝虽然也鼓励胡汉融合，但它更像是各民族在共同的政治框架下进行互动，民族身份的保留和传承程度相对更高一些。
权力基础的差异： 奥斯曼帝国的新军本身就是苏丹的私有武装，其存在就是为了维护苏丹的绝对权力。而唐朝的外族将领，如安禄山，其权力基础部分源于其所统帅的军队（很多军队本身就是由归附的民族组成），部分源于其在边疆的实际控制力。这种权力基础的差异，也导致了忠诚度的潜在风险不同。
历任苏丹不担心因民族属性反水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答案是：非常担心，但有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
奥斯曼苏丹们对“反水”的担忧，以及应对策略，是帝国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丹为何担心？
1. 历史教训： 历史上有太多帝国因为内部的民族矛盾而分崩离析的例子。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早期，虽然帝国主体民族（奥斯曼土耳其人）仍是核心，但扩张带来的庞大非突厥人口和外族精英的出现，本身就带有潜在的风险。
2. 权力集中与分散： 一旦某个外族帕夏或其家族势力过于强大，掌握了过多的军权或地方行政权，并且与某个或某些民族群体形成紧密的联系，就可能对中央苏丹的权力构成挑战。
3. 外部势力的影响： 邻近的、拥有相同民族背景的国家或势力，可能会利用帝国境内某个民族群体的不满情绪，进行策动和煽动，从而引发动乱。
苏丹如何管控？（反水？不，他们是“苏丹的奴隶”）
奥斯曼苏丹并非仅仅是“不担心”，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制度和策略，将潜在的“反水”风险降到最低，甚至将这些外族力量转化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1. 德夫希尔梅制度的绝对忠诚设计： 这是最核心的控制手段。如前所述，通过强制征募、剥离原有身份、集中教育和训练，将这些孩子塑造成对苏丹个人绝对忠诚的“国家奴隶”。他们没有世袭的家族权力，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纽带，他们的全部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都系于苏丹一人。这种设计从根源上切断了他们与原民族群体合谋反叛的可能性。
2. 内部制衡与人员流动：
互相制约： 苏丹会避免让某个出身相同民族的官员集团过于庞大或集中在同一权力核心。他们会刻意在重要职位上安排来自不同民族背景但同样效忠苏丹的人员，形成一种内部的互相制约。
频繁调动： 对于担任总督或重要军事职务的外族帕夏，苏丹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进行调动，让他们无法在某个地方长期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私人势力或与当地居民建立过于密切的联系。例如，一个阿尔巴尼亚出身的总督可能被调往叙利亚，而不是留在巴尔干地区。
严密监视： 苏丹的身边总会有一批心腹（很多也是通过德夫希尔梅制度提拔的）、情报系统会对重要官员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忠的迹象，会迅速采取行动，轻则罢免，重则处死。
3. 保持新军的超然地位： 新军作为苏丹的私人军队，其职能之一就是镇压任何内部的反叛和骚乱，包括可能由贵族或地方势力发起的挑战。苏丹可以随时调动新军去平定任何有问题的地区或势力，即使这些势力曾经是他的支持者。
4. 威慑与奖赏并存：
严酷的惩罚： 一旦被发现有任何背叛行为，下场会非常凄惨，这是一种强大的威慑。
丰厚的奖赏： 对于忠诚且有能力的官员，苏丹会给予极高的荣誉、财富和权力。这种“恩赐”使得外族官员更愿意珍惜来之不易的地位，并努力通过更卖力的效忠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前途。
5. 德夫希尔梅之外的警惕： 即使是出身于奥斯曼土耳其贵族或军事世家的官员，苏丹也会保持警惕，并同样采用内部制衡和人员调动等手段来管理他们，防止其做大做强。但对于德夫希尔梅出身的官员，这种控制力则更为绝对和直接。
与唐朝高官的对比再审视：
唐朝对外族高官的担忧，更多是源于军权过重、地盘过大而产生的“尾大不掉”的风险。安史之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安禄山掌握了边疆的重兵，最终发动了叛乱。唐朝的控制方式更多是依靠制度（如任用汉族官员监督、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和军事手段，但一旦地方实力过强，中央就难以有效压制。
奥斯曼苏丹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套让这些精英人才“依附于我而存在”的机制。新军和许多高级官员本身就是苏丹的“财产”和“工具”，而不是仅仅是臣服于他统治的外部力量。这种对忠诚的制度化设计，是奥斯曼帝国能够集权统治并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所以，与其说苏丹“不担心”，不如说苏丹极其重视，并且设计了一套能将这种潜在危机转化为自身权力基础的卓越体系。新军和外族帕夏的出现，恰恰是奥斯曼帝国一种非常成功的“集权化”和“精英化”的统治策略的体现，他们并非是帝国的“异族”，而是被高度同化和整合进帝国统治机器的“最忠诚的工具”。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奥斯曼帝国新军的兵源。
奥斯曼帝国新军（Yençeri）的兵源：
新军是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步兵部队，也是其军事力量的基石。其兵源主要有两个：
1. 德夫希尔梅（Devşirme）制度： 这是新军最核心、最独特的兵源。这个制度从15世纪开始，持续到17世纪末，以基督教家庭的男孩为主要征募对象。具体来说，帝国会在巴尔干地区（如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地）的基督教村落，按照一定的年龄段和体格标准，定期征募适龄男孩。这些男孩会被带离家庭，送到安纳托利亚或小亚细亚等地进行伊斯兰化、土耳其化和军事训练。他们被剥夺了原来的身份，效忠于苏丹，成为“苏丹的奴隶”（kul），但这种奴隶制与一般的な奴隷不同，它是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忠诚保证。
特点：
强制性与制度化： 并非自愿参军，而是帝国强制征募。
绝对忠诚： 由于他们被剥离了原有的社会联系，唯一的效忠对象就是苏丹本人。他们的晋升通道完全由苏丹掌握，因此对苏丹的忠诚度极高。
精英化训练： 在接受严格的军事、宗教和行政教育后，一部分人会进入精锐的新军，另一部分则可能被培养成帝国的高级官员。
排他性： 在早期，新军成员是禁止结婚生子的，以进一步确保他们对苏丹的绝对忠诚，避免形成独立的家族势力。后来这个禁令逐渐被放松。
宗教与民族转换： 征募的男孩通常被要求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文化上接受土耳其文化的影响。
2. 战俘或自由招募：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军的兵源也逐渐多元化，包括一些战俘，以及在某些时期允许自由招募穆斯林加入。但德夫希尔梅制度始终是新军的骨干。
奥斯曼帝国的外族帕夏：
帕夏（Pasha）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种高级官衔，通常授予总督、军队将领等高级官员。奥斯曼帝国大量任用外族人士担任帕夏，这与新军的德夫希尔梅制度一脉相承。
兵源来源： 这些外族帕夏，很多都曾是德夫希尔梅制度下的优秀毕业生，通过军事或行政才能被提拔。此外，也包括一些出身于突厥部落贵族家庭，或是被俘虏后表现出色的非土耳其族裔。例如，穆罕默德·库普律留（Köprülü Mehmed Pasha）家族就以其出色的治理能力而闻名，他的家族成员后来有多位担任大维齐尔。许多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斯拉夫人等都在帝国的高层担任要职。
重要性： 任用外族帕夏，尤其是从基督教背景转化而来的人才，是奥斯曼帝国能够高效管理庞大疆域的关键。他们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视角和管理经验，并且往往对苏丹的恩赐更为感恩和忠诚。
现在，我们来对比一下奥斯曼帝国和唐朝在用人方面的区别，特别是关于“外族高官”的视角。
唐朝的外族高官：
唐朝是一个民族成分非常复杂的帝国，其疆域辽阔，接纳了大量的非汉族人口。在用人方面，唐朝也表现出相当的开放性，任用了不少外族人士担任高官。
兵源与官僚来源： 唐朝对外族人才的吸纳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
归附与臣服： 许多周边民族或部落的首领、贵族，在被唐朝征服或选择臣服后，会保留一定的地位，甚至被任命为唐朝的官员，负责管理其原有的部落或地区。例如，回纥、突厥等民族的部落首领在归附后会被授予官职。
军功： 在对外战争中，一些外族将领凭借其英勇作战和杰出军事才能，赢得了唐朝的信任和重用，从而被任命为高级将领，甚至成为封疆大吏。著名的例子有安禄山、史思明（他们都是粟特人）等，他们都曾是唐朝的边疆大将，掌握重兵。
文化交流与任官： 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许多胡人（对西方和北方各民族的泛称，包括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等）来到长安经商或定居，其中一些非常有才能的人，通过科举或直接任命的方式进入仕途，担任各种官职，甚至涉足中央政务。
胡汉杂居与融合： 唐朝的社会非常开放，京城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量来自各地的外国人，他们不仅是商人，也融入了社会生活，甚至能够参与政治。
区别与相似之处：
根本性质不同： 奥斯曼帝国新军和外族帕夏的权力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苏丹的奴隶”这一身份基础上的，是一种带有绝对效忠色彩的依附关系。他们的晋升完全依赖于苏丹的提拔，形成了与家族背景相对分离的官僚体系。而唐朝的外族高官，虽然也看重军功和能力，但他们的任用更多是基于已有的身份（如部落首领）、归附状态，或者是通过仕途（如科举）的正常晋升。即使是军功卓著的胡人将领，他们依然保有其民族身份和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只是效忠于唐朝皇帝。
忠诚的保证机制： 奥斯曼帝国通过德夫希尔梅制度，从根本上剥离了新军成员的原有身份认同和家族羁绊，将其塑造成完全属于苏丹的工具。这是帝国用人策略的精髓所在，旨在最大程度地消除潜在的效忠危机。唐朝在任用外族高官时，虽然也看重其忠诚，但其效忠更多是政治上的臣服和对帝国制度的认同，而非奥斯曼式的绝对个人奴役。
民族认同的压力： 奥斯曼帝国的新军和部分帕夏，在接受德夫希尔梅训练时，会经历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原有的民族认同，增强了对帝国核心文化的归属感。唐朝虽然也鼓励胡汉融合，但它更像是各民族在共同的政治框架下进行互动，民族身份的保留和传承程度相对更高一些。
权力基础的差异： 奥斯曼帝国的新军本身就是苏丹的私有武装，其存在就是为了维护苏丹的绝对权力。而唐朝的外族将领，如安禄山，其权力基础部分源于其所统帅的军队（很多军队本身就是由归附的民族组成），部分源于其在边疆的实际控制力。这种权力基础的差异，也导致了忠诚度的潜在风险不同。
历任苏丹不担心因民族属性反水吗？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而且答案是：非常担心，但有非常有效的控制手段。
奥斯曼苏丹们对“反水”的担忧，以及应对策略，是帝国能够长久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丹为何担心？
1. 历史教训： 历史上有太多帝国因为内部的民族矛盾而分崩离析的例子。即使是在奥斯曼帝国早期，虽然帝国主体民族（奥斯曼土耳其人）仍是核心，但扩张带来的庞大非突厥人口和外族精英的出现，本身就带有潜在的风险。
2. 权力集中与分散： 一旦某个外族帕夏或其家族势力过于强大，掌握了过多的军权或地方行政权，并且与某个或某些民族群体形成紧密的联系，就可能对中央苏丹的权力构成挑战。
3. 外部势力的影响： 邻近的、拥有相同民族背景的国家或势力，可能会利用帝国境内某个民族群体的不满情绪，进行策动和煽动，从而引发动乱。
苏丹如何管控？（反水？不，他们是“苏丹的奴隶”）
奥斯曼苏丹并非仅仅是“不担心”，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制度和策略，将潜在的“反水”风险降到最低，甚至将这些外族力量转化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
1. 德夫希尔梅制度的绝对忠诚设计： 这是最核心的控制手段。如前所述，通过强制征募、剥离原有身份、集中教育和训练，将这些孩子塑造成对苏丹个人绝对忠诚的“国家奴隶”。他们没有世袭的家族权力，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认同纽带，他们的全部社会地位和发展前途都系于苏丹一人。这种设计从根源上切断了他们与原民族群体合谋反叛的可能性。
2. 内部制衡与人员流动：
互相制约： 苏丹会避免让某个出身相同民族的官员集团过于庞大或集中在同一权力核心。他们会刻意在重要职位上安排来自不同民族背景但同样效忠苏丹的人员，形成一种内部的互相制约。
频繁调动： 对于担任总督或重要军事职务的外族帕夏，苏丹会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其进行调动，让他们无法在某个地方长期经营，建立起自己的私人势力或与当地居民建立过于密切的联系。例如，一个阿尔巴尼亚出身的总督可能被调往叙利亚，而不是留在巴尔干地区。
严密监视： 苏丹的身边总会有一批心腹（很多也是通过德夫希尔梅制度提拔的）、情报系统会对重要官员进行严密监视，一旦发现有任何不忠的迹象，会迅速采取行动，轻则罢免，重则处死。
3. 保持新军的超然地位： 新军作为苏丹的私人军队，其职能之一就是镇压任何内部的反叛和骚乱，包括可能由贵族或地方势力发起的挑战。苏丹可以随时调动新军去平定任何有问题的地区或势力，即使这些势力曾经是他的支持者。
4. 威慑与奖赏并存：
严酷的惩罚： 一旦被发现有任何背叛行为，下场会非常凄惨，这是一种强大的威慑。
丰厚的奖赏： 对于忠诚且有能力的官员，苏丹会给予极高的荣誉、财富和权力。这种“恩赐”使得外族官员更愿意珍惜来之不易的地位，并努力通过更卖力的效忠来巩固和提升自己的前途。
5. 德夫希尔梅之外的警惕： 即使是出身于奥斯曼土耳其贵族或军事世家的官员，苏丹也会保持警惕，并同样采用内部制衡和人员调动等手段来管理他们，防止其做大做强。但对于德夫希尔梅出身的官员，这种控制力则更为绝对和直接。
与唐朝高官的对比再审视：
唐朝对外族高官的担忧，更多是源于军权过重、地盘过大而产生的“尾大不掉”的风险。安史之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安禄山掌握了边疆的重兵，最终发动了叛乱。唐朝的控制方式更多是依靠制度（如任用汉族官员监督、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和军事手段，但一旦地方实力过强，中央就难以有效压制。
奥斯曼苏丹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从一开始就设计了一套让这些精英人才“依附于我而存在”的机制。新军和许多高级官员本身就是苏丹的“财产”和“工具”，而不是仅仅是臣服于他统治的外部力量。这种对忠诚的制度化设计，是奥斯曼帝国能够集权统治并长期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所以，与其说苏丹“不担心”，不如说苏丹极其重视，并且设计了一套能将这种潜在危机转化为自身权力基础的卓越体系。新军和外族帕夏的出现，恰恰是奥斯曼帝国一种非常成功的“集权化”和“精英化”的统治策略的体现，他们并非是帝国的“异族”，而是被高度同化和整合进帝国统治机器的“最忠诚的工具”。
网友意见
历史上的多民族帝国和现代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对于君主和国家的忠诚度和从来和民族属性没有任何关系，永远只是压迫或者不公平或者没有特权而感到“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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