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王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渎圣同盟是否在基督教世界世界造成了思想混乱？

法兰西王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所谓“渎圣同盟”——尽管“渎圣同盟”这个词本身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负面评价，通常是指为了反对共同敌人而结成的联盟，在这里特指法兰西与奥斯曼的联盟——确实在基督教世界内部造成了相当大的思想混乱和深刻的矛盾。这种混乱并非源于一种单一的、明确的宗教教义上的混乱，而是源于政治现实与宗教认同、神圣秩序观念以及欧洲政治格局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悖论。

要详细理解这种思想混乱，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层面来分析：

一、基督教世界的核心认同与神圣罗马帝国的构想

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基督教世界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它有一个核心的宗教认同和一种“共同体”的观念。这种观念根植于罗马帝国的遗产和天主教会的普世性。

罗马帝国遗留的宗教合法性：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其宗教和文化遗产通过基督教得以延续。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在西方人眼中也继承了罗马的合法性，尽管两者之间存在东西教分裂。
神圣罗马帝国：在西方，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实力日渐衰弱，但它仍然是欧洲秩序的象征，代表着一种由基督教皇帝统治的世俗权力与教皇的属灵权力相辅相成的神圣秩序。皇帝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保护者。
基督教世界的敌人：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来自东方的、信奉伊斯兰教的强大势力，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威胁。他们的每一次扩张，无论是对拜占庭帝国还是对巴尔干地区，都被基督教世界视为对“信仰”和“文明”的直接挑战。

二、法兰西奥斯曼联盟的惊世骇俗之处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兰西王国（尤其是弗朗索瓦一世时期）与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大帝时期）结成的联盟，在基督教世界看来，无疑是一次颠覆性的政治操作，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军事或政治结盟，触及了核心的身份认同和道德观念。

1. 政治现实与宗教原则的决裂：
共同的敌人与出卖信仰：法兰西与奥斯曼的联盟，其最直接的敌人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的霸权。然而，这种结盟的“罪恶感”在于，法兰西王国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天主教国家之一，却与被视为“异教徒”和“敌人”的奥斯曼帝国联合，共同对抗其他基督教国家。
“神圣”的背叛：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特别是皇帝和国王，在理论上负有保护基督教信仰和对抗异教徒的责任。法兰西国王的举动，在许多人看来，是对这一神圣使命的背叛，是对上帝的亵渎。这是一种“渎圣”的行为，因为它似乎将世俗利益置于宗教义务之上。

2. 动摇欧洲的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
瓦解“基督教共和国”的幻想：欧洲在上层人士中有“基督教共和国”（Respublica Christiana）的理念，即整个欧洲是一个由共同信仰连接的政治和精神共同体，尽管内部存在国家层面的竞争。法兰西奥斯曼联盟，打破了这种“泛基督教”的团结，将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推向了与外部“异教”势力合作的地步。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世俗化逻辑：这种联盟的核心逻辑是赤裸裸的“现实政治”，即为了对抗哈布斯堡的威胁，不惜与伊斯兰帝国结盟。这种“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对于一个深受宗教伦理影响的欧洲来说，是极其刺耳和难以接受的。它预示着未来欧洲政治中，国家利益将越来越超越宗教藩篱。

3. 加剧了基督教世界的内部矛盾和分裂：
教皇的困境与讽刺：作为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教皇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极为尴尬的角色。一方面，教皇需要团结基督教世界对抗奥斯曼的威胁（例如呼吁发动十字军），另一方面，教皇也常常被卷入欧洲各国的政治斗争中。法兰西与奥斯曼的联盟，迫使教皇在支持一个基督教盟友（法兰西）和一个重要的基督教大家庭成员（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做出艰难选择，或者试图调和这种矛盾，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教改革的催化作用（间接）：虽然法兰西奥斯曼联盟本身不是新教改革的直接原因，但它所暴露出的天主教世界的政治分裂和宗教原则的“弹性”，间接为宗教改革提供了某些土壤。当教会的最高代表（教皇）和世俗领袖（国王）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如此大的分歧和实用主义时，一些信徒对教会的权威产生怀疑也并非不可能。
不同国家和政治派别的反应：
哈布斯堡及其盟友（如西班牙）：他们强烈谴责法兰西的背信弃义，认为这是对上帝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背叛。
意大利城邦：许多意大利城邦夹在哈布斯堡和奥斯曼之间，他们可能更关注自身的生存，对法兰西的策略有复杂的情感，既可能认为其有远见，也可能因其潜在的危险而不安。
部分法国国内人士：即使在法国国内，也有一些人对与“异教徒”结盟感到不安，认为这有损法国作为基督教王国的光荣。
东欧的基督教国家（如波兰）：他们长期直接面对奥斯曼的威胁，对法兰西的策略可能更加警惕和不信任，因为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在对抗奥斯曼时得不到欧洲主要天主教国家的全力支持。

四、思想混乱的具体体现

这种思想混乱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道德与政治的分裂：人们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道德上被视为“邪恶”的奥斯曼帝国，却在政治上成为了对抗强大敌人的“盟友”。这种道德与政治的脱钩，动摇了许多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即是道德的延伸”的观念。
身份认同的模糊： “基督教徒”的身份，在对抗奥斯曼的问题上，本来是欧洲各国共有的重要认同。法兰西的联盟模糊了这种身份，将“欧洲基督教世界”这个曾经坚固的共同体概念，变得更加脆弱和具有弹性。
对神圣秩序的怀疑：如果国家领导人可以为了权力而与“异教徒”结盟，那么，他们对上帝的忠诚有多深？他们所代表的神圣秩序是否只是一个政治工具？这种怀疑开始在一些人的心中滋生。
知识分子的论战：这一时期的外交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围绕法兰西奥斯曼联盟的合理性、后果以及其对基督教世界未来走向的辩论，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议题。他们试图在政治现实和宗教理想之间找到解释，但往往陷入两难。

五、历史的进步与代价

从长远来看，法兰西奥斯曼联盟虽然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思想混乱，但也标志着欧洲进入了一个更成熟的现实政治时代。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的考量，开始超越宗教隔阂，为后来的欧洲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然而，这种“进步”是以牺牲基督教世界的宗教 unity 和道德一致性为代价的。

总结来说，法兰西王国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盟，之所以在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思想混乱，是因为它：

1. 直接挑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基督教世界共同体认同和神圣秩序观念。
2. 迫使人们面对政治现实与宗教义务之间的尖锐矛盾。
3. 动摇了作为基督教世界守护者的皇帝和国王的道德权威。
4. 加剧了欧洲内部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的分裂，并暴露了教皇权力的局限性。
5. 预示着国家利益将在未来的欧洲政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即使这意味着与被传统视为敌人的势力结盟。

这种混乱，并非简单的教义辩论，而是深刻的政治现实对欧洲社会核心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一次巨大冲击。它迫使欧洲在保持宗教信仰的同时，开始学会如何在世俗的国际政治舞台上进行更灵活和务实的运作。

网友意见

造成混乱是一定的。和奥斯曼同盟之前，弗朗索瓦一世治下的法国吞并布列塔尼和勃艮第，攻占了米兰，一度还取得了帝国皇帝选举的多数票，是查理五世登基之前欧洲公认最强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基督教强国公然允许奥斯曼舰队在马赛停泊，对于欧洲基督徒带来的震撼不言而喻。同时，法国的宿敌——西班牙和英格兰等国针对此进行的抨击、宣传，无疑也增加了此事的影响力和对民众心态的冲击力。

不过要说这种混乱有多么重要、多么独一无二，倒也不至于。16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是个庞然大物，欧洲国家基本都不愿意主动与其进行实质上的公开对抗。而且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基督教世界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同时，奥斯曼帝国广泛依赖皈依基督徒和基督徒战俘进行行政、军事和谍报工作，这就让奥斯曼能够介入基督教国家之间的矛盾之中，远交近攻，从而使类似“渎圣同盟”的现象层出不穷。

除了法国之外，英国出于对抗天主教，以及对抗西班牙的考虑，和奥斯曼之间也有不少合作。这里面个人感觉最劲爆的当属英国大使在伊斯坦布尔的宣讲：他为了和奥斯曼帝国拉近距离，公开谴责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为“偶像崇拜者”，让伊斯兰教和新教在宗教上达成了统一战线。其次，在勒班坨战役后，英国也取代热那亚，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锡矿供应商。锡矿为奥斯曼铸造火炮的必要军需物资，这种行为和法国提供舰队停泊权相比，性质也好不到哪去。

而在天主教阵营里，对奥斯曼的态度也分化明显。威尼斯理论上是奥斯曼西进的首要受害者，但同时也是奥斯曼在西方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奥斯曼过大的军事威胁也让威尼斯宁可明哲保身，而不愿参与到教宗、西班牙、奥地利组织的反奥斯曼同盟中去（与这几个国家长期的地缘政治矛盾也是原因之一）。这就导致当教宗热情组织十字军的时候，威尼斯却显得兴味索然。

然而，当一系列冲突将威尼斯引向同奥斯曼的战争之后，为保卫基督教世界组织起来的西班牙、热那亚、教宗国联军，对援救威尼斯的态度也不积极。1570年，威尼斯领地塞浦路斯遭到奥斯曼攻击。由上述诸国组建的神圣同盟军在前进路上推托迁延，导致塞浦路斯完全沦陷。尔后，同盟军虽然在勒班坨战役中获胜，但损失重大、劳师已远的西班牙军队对于进攻奥斯曼重兵把守的巴尔干仍然缺乏热情，且奥斯曼陆军元气未损，同盟军也不敢贸然登岸扩大战果。这导致战役胜利后，威尼斯此前丢失的亚德里亚海城镇迟迟无法收复，整场战争最终以威尼斯割地赔款告终。要说英法是主动和奥斯曼勾结，那神圣同盟诸国各自惜命、能卖队友就先卖队友的姿态同样也挺难看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国家就是波立联邦。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之间关系总体上不算融洽，前有瓦尔纳后有维也纳，但恰好在夹在中间的16世纪里，两国关系比较不错。当时困扰波立的主要是哈布斯堡和俄国势力，而奥斯曼与前者关系不睦，与后者关系冷淡，且两国之间有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克里米亚等一系列缓冲国，故而波立在奥斯曼问题上采取缓和的态度。另一方面，奥斯曼西有哈布斯堡东有萨法维波斯，同样不愿同波立开战，且担心波立若过于虚弱，会导致他们选举沙皇为国王（《帝国代理人》p351，作者引用当时情报），于是也乐于与波立保持和平。

这种缓和策略的巅峰出现在1576年。彼时正值波立选王，而当时波立同沙俄交恶。为了避免得罪奥斯曼，波立最终选举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斯特凡.巴托里为国王。苏丹对此自然非常满意，因为特兰西瓦尼亚早已成为奥斯曼附属国，波立也借此延续了自1533年以来同奥斯曼的长期和平。

所以回到问题上来：渎圣同盟导致思想震动是一定的，但在当时，与奥斯曼交好并不是什么震撼的不得了的大事，所以这种思想动摇究竟有没有后来一些史料宣布的那么大、那么具有标志性意义，只怕还要打个问号。不过，与奥斯曼交好却也间接导致了另一方面的思想动摇：当波立选举斯特凡为国王时，根基薄弱、且自身力量弱小的大公无力干涉波立贵族。于是在缺乏强力天主教国王领导的波立内部，出现了新教的大范围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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