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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和他的七月王朝(奥尔良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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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及其七月王朝(奥尔良王朝)

路易·菲利普及其七月王朝(18301848),是法国近代史上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的时期。它发生在波旁复辟之后,在七月革命中诞生,最终又在二月革命中被推翻。评价这个王朝,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审视,包括其政治遗产、经济发展、社会影响以及最终的衰落原因。

一、王朝的诞生与政治遗产:一部“市民国王”的崛起与局限

路易·菲利普的登上王位并非源于传统的继承权,而是七月革命推翻了查理十世的复辟专制后,由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妥协的产物。这使得他的王朝具有了“市民国王”的色彩,也预示着其政治上的进步与局限。

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七月王朝是法国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本家利益的代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相对稳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体制,摆脱旧贵族的特权和封建残余的影响。因此,七月王朝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七月君主制”的特点: 路易·菲利普的统治被称为“七月君主制”,其特点是强调“主权在民族而非国王”,但同时又保留了君主制的形式。他继承的《1814年宪章》进行了修改,扩大了选举权,虽然仍然是有限制的普选,但相比之前更加开放。国王的权力受到议会的制约,政府的组成也需要得到议会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向君主立宪制和议会政治的过渡。
“七月王朝的政治:狭隘的统治阶级与利益集团的博弈:然而,七月王朝的政治是狭隘的,它主要服务于少数富有的资产阶级。选举权受到财产限制,只有缴纳一定数额税款的公民才能投票和被选举。这使得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广大人民,包括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
腐败与裙带关系: 在王朝统治后期,腐败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官员和国王的亲信之间存在着裙带关系,这导致了民众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许多政府职位被授予与国王有私交的人,而非依据其能力和贡献。
外交政策的摇摆: 在外交政策上,七月王朝最初采取了一种相对温和的立场,试图在欧洲列强之间保持平衡。然而,在一些具体事件中,如比利时独立问题上,其外交政策又表现出一定的犹豫和妥协,未能完全展现出法国的实力和影响力。

二、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的推进与社会矛盾的加剧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工业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经济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也伴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

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铁路、煤炭、钢铁等工业部门得到了显著发展,纺织业也继续扩张。金融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银行体系日益完善,为工业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
资本主义的繁荣: 伴随着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资产阶级财富不断积累。这客观上推动了法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贫富差距的扩大与工人阶级的困境: 然而,工业革命的成果并未惠及所有阶层。广大工人阶级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生活困苦,工资低廉,缺乏社会保障。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经济周期的影响: 法国经济也受到欧洲经济周期的影响,出现了周期性的萧条,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

三、社会影响:渐进的改革与潜在的危机

七月王朝在社会层面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既有进步的一面,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对旧制度的有限否定: 七月王朝推翻了波旁复辟,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旧贵族的特权和封建残余,为法国的社会进步打开了一定的空间。
教育的普及与思想的解放: 在教育领域,王朝采取了一些措施推动教育普及,这为思想的传播和知识的交流提供了基础。同时,浪漫主义等思潮在这一时期也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发了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
社会问题的凸显与不满的积聚: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政治上的狭隘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了社会矛盾的加剧。工人阶级和部分中产阶级对现状的不满日益增长,各种社会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沉默的多数”的觉醒: 那些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群体,例如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逐渐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了损害。这种不满情绪的积聚是七月王朝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

四、王朝的衰落与最终的覆灭

七月王朝的衰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八月法律”的颁布与政治僵化: 在王朝统治后期,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控制,颁布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八月法律”,这进一步激化了民众与政府的矛盾。政治上,政府变得越来越僵化保守,不愿意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未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经济危机与民众的普遍不满: 1846年至1847年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农业歉收和工业萧条,失业率急剧上升,物价飞涨,加剧了民众的痛苦。在政治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经济困境成为了点燃革命的导火索。
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 如前所述,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狭窄,未能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当危机来临时,缺乏民众的忠诚和支持,王朝的统治显得异常脆弱。
改革诉求的压制: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要求扩大选举权、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以吉佐为代表的政府一味地压制这些改革诉求,奉行“安于现状”的政策,这无疑是将王朝推向了深渊。
二月革命的爆发: 最终,在一次由民众组织的政治宴会(尽管被政府禁止)演变成的街头抗议中,七月王朝迅速垮台。路易·菲利普被迫退位,法国进入了第二次共和国时期。

总结评价:

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及其七月王朝(奥尔良王朝)是一段充满矛盾的时期。

积极方面:

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的进步,走向了君主立宪的方向。
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否定了部分复辟势力的影响。
促进了法国工业化进程,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消极方面:

政治上狭隘,权力集中于少数资产阶级,排斥了广大人民。
腐败现象严重,裙带关系盛行,损害了政府的声誉。
未能解决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工人阶级的困境,导致社会矛盾尖锐。
在危机面前表现出政治上的僵化和保守,未能顺应时代潮流进行改革。
缺乏广泛的民众支持,最终在民众的愤怒中被推翻。

总体而言,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可以被看作是法国在从绝对君主制向共和制过渡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不稳定的中间形态。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诉求,但也因为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未能有效解决的社会矛盾,最终成为了历史的过客。它留下的教训在于,任何政权若想长久存在,必须能够代表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利益,并具备根据时代发展进行改革的勇气和能力。七月王朝的失败,也为后来的法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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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奥尔良王朝是法国近代以来唯一一个典型的“英式”政权,并进一步证明了“英国式”政权无法在法国立足。

很多人都知道大革命是左右派的起源,但是对于其具体经过却并不熟悉。在公布《人权宣言》后,爱国英雄的共识达到顶峰,这也意味着此前一致对抗王权的革命者内部即将出现分歧,在1789年9月10日关于国家体制的宪法辩论中,这种分歧被明确的展现了出来,穆尼耶、米拉波、马卢埃等王政派想要效仿英国式体制,即以设立上下两个议院,并赋予国王否定性否决权以维系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平衡,然而这一提议被代表们以490比89的绝对比例否决,在迪波尔、拉梅特、巴纳夫看来,将好不容易整合起来的统一立法机构分离毫无意义,并且最终只给路易十六留下了搁置性否决权,而西耶斯、罗伯斯庇尔甚至反对给予国王否决权。正是在这场辩论中,穆尼耶等王政派坐到了会场的右边,而巴纳夫等之后的斐扬派则坐在了左边,从此在现代政治中,左意味着激进,右代表了保守,而关于在法国建立英式政体的可能性,则在大革命的第一次辩论中夭折了。

何谓英国式政体呢?对于18、19世纪的法国人而言它至少包括以下两个特征:第一,注重政治上的平衡,它包括不同政党之间的平衡、上下两院之间的平衡、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平衡,通过维持平衡,最大化的实现公共利益;第二,为了维持这种平衡,政权需要由那些资产阶级精英掌握,因为他们恰好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位置,因此能够最好的把握不同利益的平衡。这种政治理念一定程度上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尤其是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的国父们同样肯定了党争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

在法国,对于英国式政体的讨论由来已久,18世纪前半叶由于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亲英派的影响,法国人对于英国的认识相对理性,然而随着七年战争的爆发,反英情绪在法国高涨起来,并进而影响了法国人对英国式政体的看法,法国人认为英国充满着贪婪和私利,维持党派和利益平衡的英国宪法不过是派系之争和暴力的来源,在法国人眼中,英国在经济上是贸易公司和雇佣兵的牺牲品,政治上则被派系和政党撕裂,他们甚至嘲笑道:“什么样的体制会如此轻易地就饱受民众之害,甚至犯下不可想象的弑君之罪?”(很快你们就会知道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王政派在制宪议会中的挫败,只是长期以来对英国式政体敌视的缩影,在大多数革命者眼中,无论他们将在之后被划归于斐扬派、吉伦特派还是雅各宾派,一个神圣而不可分裂的法国都是无可争议的。

然而奥尔良王朝却成为了一个例外,他身上体现出典型的英国式政治风格。奥尔良王朝是当时欧洲唯一一个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国家,当然这里的资产阶级指的是广义的富裕阶层,而非马克思意义上以生产关系为标准的资产阶级,后者直到1850年代才在法国出现。这种政治风格集中体现在路易·菲利普本人身上,路易菲利普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朴素的形象:在下议院低调的加冕并宣誓效忠宪章、经营自己重视家庭的形象、他走路上班,手里还拿着现代人勤俭的标志——雨伞,而拿伞的国王这一形象几乎成为资产阶级君主制的标志。在他的统治下,基佐领导的自由派掌握了权力,他们立即扩大了选民名额,宣称自己是理智而稳定的中间派。

然而当奥尔良王朝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君主制时,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中间性质的,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诚然,奥尔良王朝将选民资格的财产要求从300法郎下降到200法郎,候选人从则1000法郎下降到500法郎,从而使得选民人数从10万人扩大到25万人,然而这样的数字也只是使得选民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复辟王朝时期的0.2%扩张到0.7%。这25万人有55%以土地为主要收入来源,另外45%来自于地产和其他行政或职业活动,投票仍然是有教养精英阶层的特权,而非真正位于中间位置的民众。

诚然,上议院不再是贵族的专有权利,并且取消了爵位世袭,然而整体而言,立法结构中的人员变化并不剧烈,下议院的地主比例从31%下降到23%,贵族比例则从40%下降到30%,但是商人的比例仍然很低,从1829年的14%上升到1831年的17%,再到1840的13%。而在政府机构中,基佐领导的新政府更换了83%的省级官员,88%以的省级以下官员,只有7名波旁王朝的省级官员得到了留任,军队和司法部门同样如此,但是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复原,在83名省级官员中有53名新官员曾在拿破仑时期任职,他们大多出身显赫并且世代从政。

如果回顾奥尔良诞生的过程,就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二者之间的连续,在复辟王朝后期,基佐与梯也尔为代表的自由派就已经尝试他们的改编,把权利从旧贵族扩大到极少数大资产阶级,然而这一进程因为王朝继承人贝里公爵遇刺而骤然停止,复辟王朝在查理十世的执掌下在通往旧制度的道路上一去不返,正如自由派大臣德卡兹所说:“这一夜,我们都被暗杀了。”而在1830年革命的街垒中,印刷工人、青年共和派与拿破仑时代的老兵推翻了这种腐朽统治,当年轻一代在街道上欢呼“共和国万岁”时,恐慌的显贵们乱作一团,梯也尔则在散发了一份支持奥尔良公爵即位的匿名布告逃离了巴黎,他宣称“唯有他会尊重路易十八复位后接受的宪法”,而最终则是被共和派拥护的拉法耶特将路易菲利普带上了市政厅的阳台,确立了奥尔良王朝的统治,而前者正是大革命时代所谓“温和革命”的代表。

因此,尽管路易菲利普反复强调自己参加过瓦尔米战役,到过热马普,以此强调自己与大革命的延续性,但是奥尔良王朝与复辟王朝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将统治者从全国人口0.2%的精英转换成了0.7%的精英,而他的诞生,本身就是显贵们惧怕共和国的背叛与合谋。法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被占有土地的名流统治,只是人数略有增长,路易·菲利普用拿破仑时代的“自由与秩序”取代了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并试图用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巴黎女人》取代《马赛曲》,所以最终他也将在1848年响彻巴黎的《马赛曲》中走向覆灭。从这个角度而言,奥尔良王朝之所以被视为资产阶级政权,更多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资产阶级政权,而这种宣称则进一步导致英国式政权在法国的彻底失败。

接受圣西门思想的法国左翼重拾起西耶斯的第三等级论,将资产阶级视为新时代的贵族,激进共和主义者米永写道:“贵族制的遗骸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又重新复苏了,让我们继续推翻它吧!”甚至连天主教也成为左派的思想资源,圣西门主义者从基督教中提炼意识形态,他们在1848年宣称只有民主共和主义才能在资本与信贷带来的恶行,实践福音的承诺。就像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将两院制、联邦制以及权力平衡视为对祖国的分裂一样,法国人再一次否决了英国式政体。换句话说,1848年的革命者不仅反对奥尔良王朝本身,更反对作为奥尔良王朝政治基础的英式政治理念。

为什么法国始终无法建立一个自由的、中间阶级的英国式政权?萨拉·梅萨认为这涉及到法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些关键因素,比如不可分裂的人民和具有超越性的精神因素。英国式政体立足于少部分精英的统治,然而奥尔良王朝的反对者始终高举着普世主义和精神性原则,即使面对着19世纪的阶级分化,法国人也从未将其视为一种客观事实,而是需要被克服的障碍,而国家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从这个角度而言,在法国的语境中,“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个词就像“人民富豪”一样,本身就是矛盾的,因为君主制必须代表整个民族,而不能仅仅是某个阶级,即使他是中间的那个。

福音书只承认两种形式的伟大,权力和贫困,前者演变为整合并超越左、中、右三个派别利益的波拿巴主义,后者则演变为代表整体性人民的共和主义,从这个角度而言,近代法国的政治斗争不是在左派与右派之间进行,而是在左翼的共和主义与统合左中右的波拿巴主义之间进行,在那些声称自己代表(represent)人民的一方与就是(embody)人民的一方之间进行,介于两者之间的奥尔良式中间道路的探索只能走向失败,他没有任何超越性,他就像路易菲利普本人那样世俗而平凡——一个拿着伞的国王。

奥尔良王朝在近代法国的尴尬地位,进一步促使我们对一些传统的概念进行反思,比如——西方。当我们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时,首先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在于:西方真的是一个整体么?今日我们所说的西方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只是“英美”,而不能涵盖欧洲大陆,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国人是如何反对、抵制英国式的政治理念,他们始终相信国家与民族的神圣与不可分割,而英国式的平衡在这种普世主义观念下,在实际上被等同于分裂,因此他从未在法国生根发芽。也正是因此,萨拉·梅萨在《法国资产阶级》的结尾中提及:英美模式或许并非式西方文化的典型,而只是一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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