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法国不愿上清真菜 法国取消伊法总统餐会” ？
首先，我们来看看“清真菜”的含义及其在法国的语境。
清真菜肴，顾名思义，是指遵循伊斯兰教法规定制作的食物。在饮食文化中，清真意味着在食材的选择、屠宰方式、烹饪过程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以符合穆斯林群体的信仰要求。这包括但不限于不食用猪肉及其制品，对于其他肉类则要求遵循特定的宰杀方式（例如清真屠宰）。
法国作为一个世俗国家，其社会文化构成复杂多元，其中穆斯林人口是重要的一部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满足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群体在公共场合的饮食需求，一直是法国社会讨论和实践的议题。
其次，我们分析“法国不愿上清真菜”这一说法的可能含义和解读。
政策层面上的不明确性或倾向性： 法国政府在国家层面的官方宴请中，是否“不愿”或“不愿意”提供清真菜肴，可能涉及到国家对于宗教事务和公共服务的界定。法国的世俗主义（laïcité）原则强调政教分离，国家在公共事务中应保持中立，不偏袒任何宗教。因此，在官方层面，可能存在一种倾向，即不特别为某一宗教群体定制或优先提供特定宗教要求的餐饮，以体现国家的中立性。这并不意味着法国完全排斥清真菜，而可能是在官方场合，希望保持一种普遍性和包容性，避免因特定宗教需求而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化解读。
文化适应与融合的挑战： 长期以来，法国社会在如何实现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融合，以及在保留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包容其他文化方面，一直面临挑战。在餐饮文化上，传统的法餐有其固有的体系和标准。引入或特别设置清真菜，可能会被一些人视为对传统的一种改变，或者在操作上带来额外复杂的考量。
政治敏感性与民粹主义的影响： 在一些欧洲国家，关于移民、宗教和文化认同的讨论常常带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甚至可能被民粹主义政党所利用。在这种环境下，“清真菜”可能被卷入更广泛的政治辩论，被用作攻击特定群体或表达某种政治立场的工具。因此，法国政府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可能会格外谨慎，以避免被贴上“过度迁就”或“不尊重传统”的标签。
接着，我们探讨“法国取消伊法总统餐会”这一事件的可能原因，以及它与“不愿上清真菜”的关联性。
“取消总统餐会”本身是一个具有相当政治分量的事件，通常意味着双方在重要问题上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或者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如期举行。如果这一事件与“不愿上清真菜”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那么我们可以推测：
核心分歧的表现： 如果伊朗方面坚持在总统餐会中提供符合其宗教标准的清真食品，而法国方面在沟通中表达了某种“不愿”或“无法满足”的态度（例如，如前所述，出于世俗主义原则或操作上的考虑），那么这种分歧就可能成为取消餐会的直接导火索。这表明双方在基本的外交礼仪和相互尊重方面未能达成一致。
象征意义的冲突： 外交场合的餐会不仅仅是简单的饮食交流，更是国家之间文化和政治立场的象征性体现。如果法国认为按照伊朗的要求提供清真菜肴，是在向特定宗教表达特殊的偏向，从而有损其世俗中立的形象；而伊朗认为法国的拒绝是对其宗教信仰的不尊重，那么这种象征性的冲突可能导致会谈的破裂。
信息传递的策略： 有时候，取消一项重要活动也可以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策略。通过取消，一方可能在向另一方表达一种强烈的立场，例如，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不容妥协。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法国不愿上清真菜 法国取消伊法总统餐会”事件进行评价：
对法国方面而言： 如果法国政府在提供清真菜肴的问题上，是出于其国家世俗主义原则的考量，希望在官方场合保持对所有宗教的平等和中立，那么这种做法可以理解为在坚持国家基本原则。然而，如果这种“不愿”表现为对特定宗教群体的排斥或不尊重，或者仅仅是为了迎合国内某些政治派别的声音，那么这种做法就显得不够包容和灵活，可能加剧社会隔阂。
对伊朗方面而言： 伊朗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其领导人在国际场合必然会遵循其宗教习俗和要求。如果其要求在法国官方场合得到满足，是对其国家和人民宗教信仰的尊重。
对双方关系而言： 如果这一事件确实是因为餐饮需求上的分歧而导致总统餐会被取消，这无疑反映出双方在文化理解、尊重和外交策略上的深层差距。这种分歧，即使看似是小事，也可能折射出更广泛的政治和外交问题。一个成熟的外交体系应该能够妥善处理这类文化和宗教上的敏感性问题，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让其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重要阻碍。
总而言之，评价这一事件需要考量以下几点：
1. 事实的真实性与细节： “不愿上清真菜”的说法是否准确？是法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还是媒体的解读？取消餐会是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这些细节会极大地影响评价的走向。
2. 法国世俗主义原则的实践： 法国在执行世俗主义原则时，是在维护中立性，还是在制造排斥？这种原则在具体操作中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需求？
3. 文化与宗教的相互尊重： 外交礼仪中，对对方文化和宗教习惯的尊重至关重要。法国的处理方式是否体现了对伊朗宗教习惯的尊重？伊朗的要求是否合理？
4. 政治因素的考量： 事件是否受到了法国国内政治气候（如移民、伊斯兰恐惧症等话题）的影响？伊朗是否也利用此事件来传递某种政治信息？
如果该事件的确发生且原因如上所述，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暴露出在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关系中，即使是看似微小的细节，也可能因为其背后承载的文化、宗教和政治象征意义而变得异常敏感，并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一个日益全球化但文化冲突依然存在的时代，如何以更具包容性和智慧的方式处理这类问题，是所有国家都需要深思的课题。
网友意见
首先，外交无小事，没有既定惯例的时候，避免矛盾的最好方式是默认采取对等原则。即伊朗外事人员提出要求，法国答应的前提应该是外事人员在伊朗得到同等待遇。外交宴会采取的是分餐制，如果伊朗人在法国可以要求撤掉法国人面前上的酒，法国外交人员也必须有权在伊朗的宴会上自由提出一项对等要求，以示公平——即便这个要求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比如说，马嘎尔尼访华，中国官员要求他觐见皇帝的时候采取三拜九叩礼，马嘎尔尼并不是直接拒绝这个礼节，而是指出这个礼节超出了他对英国国王的礼节，所以不能执行。他提出2个解决方案
- 1 对中国皇帝主动行礼，但礼节不超过他向英国国王致敬的水平。
- 2 听从中国安排，接受中国官员设计的任意礼仪程序，但中国应该派出一名同级别的官员，对英国国王画像做同样的礼节。
很显然，对英国国王画像行礼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行为（那时候还不能远程视频），但作为外交基本原则，马嘎尔尼必须先提出这个要求，然后视己方对谈判实质进程的急切程度，或坚持到底，或让步。但无论如何，外交人员不能一开始就退到对等原则之后，那样有辱国体。
所以在这个事件中，法国既然已经主随客便，提供了清真餐食，就已经算尽到义务和表达善意了（伊朗人会在招待宴会上特意为法国人提供酒精饮料和猪肉丸吗）。如果伊朗人进一步要求撤下法国人面前的酒和猪肉，那就得承诺法国外交人员到伊朗的时候，可以根据个人的爱好，随意要求撤下宴会厅里的任何设施（比如代表伊斯兰的新月，比如妇女的头巾），这样才算对等表达了善意。（我猜伊朗没有做出这个承诺）不然的话，除非法国政府非常有求于伊朗政府，或是战败求和，否则绝不可能凭空在外交礼仪上做出让步。作为妥协方案，法国提出举行一场不涉及酒和肉食的早餐会，伊朗官员又不同意，那就只好作罢了。
进一步说，既然是一方面急于达成合作，或是战略上处于明显劣势的时候才会在礼仪上让步，那么外交礼仪上就不能轻易退让，避免过分示弱或是让对方提出不切实际的谈判要求。很多时候，为了表达自己在谈判中的坚定立场，双方可以在简单的礼仪问题上争执几天乃至几个月，哪怕为此耽误一些“正事”也要争到底，免得在进入“正题”的时候损失更大。
比如朝鲜战争停战谈判，明明双方几十万军队还在战线上对峙，每天都在流血死人，每天都有海量的财富被投入无意义的对耗（战线已经基本固定了），但双方都不愿在任何细小的谈判细节上妥协，谈判日期一推再推，直到双方都觉得已经表达了足够的坚定态度，也对另一方的立场进行了足够试探之后，谈判才正式开始：
入场后，中朝方的代表先坐到了朝南的高脚椅子上，而留给联军的只剩下面向北的低椅子。乔埃抗议，要求换同样高的椅子。
入座后，联军代表抽出一面小的联合国旗立在了谈判桌上。这一举动出乎中朝方的意外，中朝方很快在下午就立起一面比对方高约10厘米的旗子。联军在第二天竖起更高的旗子，双方进入比拼旗子高度的竞赛，直到双方的旗子升到了屋顶才打成平手。
…………
谈判的艰难在一开始就出现征兆，仅仅在讨论第一项谈判事项（确立谈判事项的内容）上，就耗费了16天时间。在整个停战谈判中，最长的一次静默对峙达132分钟，双方一句话都没有。其间，中方代表请示谈判指挥李克农，李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8月19日、22日，发生了中朝方所称的联军对中立地区的扫射和投掷汽油弹事件。不久，谈判中断，双方继续开打……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点整，中朝方代表南日大将、联军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中、英、朝三种文字的18份文件上签字，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哈里逊签的中文名是“海立胜”。签字后，两个人几乎同时站起来，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都没有互相看对方一眼。
随后在汶山的一个帐篷里，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用钢笔快速而潦草地签了字。他说，“当我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我知道这件事并未结束。”接着，他又说：“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有威胁性。”
当晚，炮弹轰鸣声不绝于耳。晚10点，停战时刻正式到来，美国射击检察官迪克·威廉中士发射了一颗白色信号弹，对面传来白色、黄色和红色信号灯，三八线上忽然归于寂静，“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
所以说，不要以为法国或者伊朗在耍什么孩子脾气，他们只是在反复试探对方的立场与合作意愿，同时避免被对方试探。至于风俗习惯什么的……借口罢了，谁真正在乎呢？别看伊朗政府以宗教名义禁酒，其实伊朗的酒类黑市非常庞大，很容易在伊朗国内买到酒。
伊朗警察总监默克达姆2013年2月曾表示，伊朗大约有20万酒精成瘾者。
莎拉跟我介绍起啤酒的酿造办法：从超市买回无酒精饮料Delster，加进黑市得到的酿酒饼和糖，在室温下发酵14天，便成为啤酒。在伊朗的酒精黑市，啤酒因为需求量大，卖得比伏特加更贵。酒精黑市是伊朗人公开的秘密，打电话给酒贩子，报出介绍人的名字或是接头暗号，对方就会跟你约定地方交易，大家都信守道义，不会跟警察告密——事实上，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自己也是黑市常客。
我问莎拉，最喜欢的波斯诗人是谁，她说是哈菲兹（Hafez），“他的诗句很好懂，感觉离我们很近。”而哈菲兹，恰恰是一位三句不离饮酒的虔诚穆斯林。
7500万人口，已经20万上瘾者（不是喝酒的人）中国一个省的酒鬼也就是这么多吧，你大概理解酒类对伊朗人是多大的“侮辱”了？另外按照我几个朋友的个人看法，伊朗私酒黑市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宗教机构手里，是宗教利益集团一项很大的财源。伊朗的毛拉和阿訇们其实不在乎喝酒，只是不许公开喝酒挑战宗教集团的合法性罢了。
我有个朋友，曾经在谈判中接待另一个国家的中东贵宾。把他送到旅馆房间后，这位贵族立刻大呼小叫要啤酒喝，并私下表示在国内喝酒比较麻烦，需要跑出来尝尝酒的味道，解解馋。但是，如果你在签订协议的正式宴会上给他递上一瓶啤酒要他喝，那就不是简单的口味问题了。
最后总结一下，面子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面子问题。外交如此，私人交往也一样。如果你听到别人慷慨激昂说：
“这不是钱的问题”
在99.9%的情况下，那肯定就是钱（还不够）的问题。
法国就是培根。
全部上清真菜，不是要灭了法国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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