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有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
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中不乏一些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成功案例。虽然“成功”这个词需要审慎定义，因为并非所有起义都能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或推翻现有政权，但有些农民运动确实在特定历史时期内达到了其主要目标，或对后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要说欧洲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且可以说“成功”的农民起义，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Deutscher Bauernkrieg）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这场起义席卷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大片地区，虽然最终以镇压告终，但其背后蕴含的诉求和影响，却深刻地烙印在德国乃至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中。
为何称其为“成功”？
尽管起义者在军事上最终失败，但其“成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了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骚乱，而是有组织、有思想的行动。农民们在起义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十二条款”（Zwölf Artikel）。这份文献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涵盖了宗教、司法、经济等多个方面。例如：
关于教会： 争取神职人员由教区居民选举产生，并能自由罢免，教会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体现了对教会特权和腐败的挑战，也与当时宗教改革思潮暗合。
关于封建义务： 要求免除不合理的封建捐税和劳役，只保留那些“上帝也承认”的义务。废除世袭的附庸关系，允许农民自由迁徙。
关于森林、河流的使用权： 要求农民拥有使用公有资源（如森林、河流）的权利，这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基础。
关于司法： 要求废除封建领主任意判决的特权，建立更为公正的司法体系。
关于土地： 争取土地的租赁更加公平合理，允许继承土地。
这份“十二条款”的提出，标志着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仅仅是抱怨或反抗，而是开始构建一套新的社会契约。
动员了巨大的群众力量： 德国农民战争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是欧洲历史上罕见的。从施瓦本到图林根，从巴伐利亚到阿尔萨斯，无数的农民、矿工、甚至部分城市市民纷纷响应。起义者们组成武装力量，占领城堡，摧毁庄园，甚至在一些地区建立了临时的自治政权。这种广泛的群众动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现。
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根本矛盾： 农民战争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残存的封建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领主的压迫、税负的加重、法律的不公，这些都是引发农民不满的直接原因。起义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旧制度的弊病，为后来的改革和变革埋下了伏笔。
对宗教改革产生了复杂影响： 尽管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最终谴责了农民战争（“不义之战”），但农民们最初确实将宗教改革的“自由”理念与自己的政治诉求相结合。起义者中不少人是路德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应该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这场战争的失败，也促使宗教改革家们更加谨慎地处理改革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对德国民族意识的萌芽： 德国农民战争并非纯粹的“农民”与“领主”的斗争，其中也夹杂了对帝国统治、各地割据以及外来压力的不满。一些领袖人物，如托马斯·闵采尔，曾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上帝之国”，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早期民族国家构建的某些理念。虽然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这场起义无疑是德国在迈向统一过程中，底层民众反抗封建压迫的重要一环。
起义的经过与镇压：
德国农民战争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由一系列零散的起义在1524年春季开始，逐步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起因： 导火索往往是某个领主的加税、限制农民权利（如狩猎、砍柴）的法令。但深层原因在于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累加的封建剥削、教会的繁重税负、黑死病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对政治不公的长期不满。
发展： 起义者们组织起来，形成了名为“队”（Haufen）的武装团体，并推选出领导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弗洛里安·盖耶（Florian Geyer）和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盖耶代表了更温和的改良派，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十二条款”；而闵采尔则是一位激进的预言家和领导者，他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福音，并主张通过武力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基督教原则的公社。
高潮： 1525年初，起义浪潮席卷德国中部和南部。许多贵族和教会的城堡被攻占，领主们措手不及。起义军在某些地区取得了局部胜利，例如在施瓦本联盟的围剿下，起义军一度以“自由人”的身份与联盟进行谈判。
镇压： 然而，起义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而且内部分裂也日益明显。最致命的是，在政治和宗教立场上，起义军内部存在着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严重分歧。当起义蔓延到某些保守地区时，贵族们联合起来，利用更为精锐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对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尤其是在法兰克尼亚（Franken），安斯巴赫的卡西米尔（Kasimir von Brandenburg）和什未林公爵（Herzog von SachsenWeimar）等率领的军队，以及施瓦本联盟的军队，在1525年5月15日的法尔茨（Pfälzer）地区的黑特菲尔德（Haiterbach）战役和5月17日的图林根（Thüringen）地区的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战役中，彻底击溃了起义军。弗兰肯豪森战役尤为惨烈，托马斯·闵采尔被俘后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并被处死。
起义的“成功”之处：
尽管血腥镇压了起义，但农民战争的“成功”在于：
1. “十二条款”的广泛传播和讨论： 即使被镇压，这份纲领性的文件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农民阶级反抗压迫的政治宣言，为后世的农民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2. 对封建领主的震慑： 农民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让许多领主意识到对农民的压迫不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部分领主开始做出让步，例如减轻税负、修订不合理的条约，以避免再次爆发大规模起义。
3. 对法律和制度改革的推动： 尽管起义本身失败了，但它所暴露的社会矛盾，促使一些地区和邦国开始反思和调整现有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例如在司法公正性、税收公平性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
4. 思想的传承： 托马斯·闵采尔的激进思想，虽然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但其对社会公平和革命的追求，对后来的某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高度评价了闵采尔和这场起义。
其他的成功案例（相对而言）：
虽然德国农民战争是最具代表性的，但欧洲历史上还有一些起义，虽然规模或影响可能不如它，但也可以被视为具有某种程度的“成功”。
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Peasants' Revolt of 1381）： 这场起义由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目标是反对人头税（poll tax）和废除农奴制。起义者攻入伦敦，甚至与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举行了会谈。虽然瓦特·泰勒在谈判中被杀，起义最终也被镇压，但起义迫使国王废除了人头税，并承诺改革。虽然农奴制并未立即废除，但这次起义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地位。
1648年的俄罗斯，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应该提及的是斯捷潘·拉辛（Sten'ka Razin）领导的起义（16701671年），虽然他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哥萨克人，但他的队伍中有大量被压迫的农民。他的起义席卷了伏尔加河流域，提出了反对沙皇专制、反对贵族压迫的口号，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尽管最终被残忍镇压，但拉辛成为了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反抗英雄，他的故事激励着后来的起义和反抗。
总结：
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是伴随着封建压迫、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而爆发的。它们虽然常常以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但其“成功”并非意味着彻底颠覆现有政权，而是体现在：
思想的传播与政治纲领的形成： 提出了对公平、自由、人权的诉求，成为后世斗争的精神食粮。
对统治阶层的震慑与改革的推动： 迫使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调整政策，改善民众生活。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与暴露： 揭示了旧制度的弊端，为社会变革积累了动力。
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 推动了民众对自身权利和地位的认知。
因此，当我们谈论欧洲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时，更应该关注其对社会思潮、制度演变以及民众意识的深远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军事上的胜利与否。德国农民战争，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复杂性、悲剧性，却又极具历史意义的农民起义范例。
要说欧洲历史上最引人注目且可以说“成功”的农民起义，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Deutscher Bauernkrieg）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例子。这场起义席卷了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大片地区，虽然最终以镇压告终，但其背后蕴含的诉求和影响，却深刻地烙印在德国乃至欧洲的近代化进程中。
为何称其为“成功”？
尽管起义者在军事上最终失败，但其“成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提出了系统性的政治和经济纲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骚乱，而是有组织、有思想的行动。农民们在起义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十二条款”（Zwölf Artikel）。这份文献清晰地表达了他们的诉求，涵盖了宗教、司法、经济等多个方面。例如：
关于教会： 争取神职人员由教区居民选举产生，并能自由罢免，教会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体现了对教会特权和腐败的挑战，也与当时宗教改革思潮暗合。
关于封建义务： 要求免除不合理的封建捐税和劳役，只保留那些“上帝也承认”的义务。废除世袭的附庸关系，允许农民自由迁徙。
关于森林、河流的使用权： 要求农民拥有使用公有资源（如森林、河流）的权利，这是他们维持生计的基础。
关于司法： 要求废除封建领主任意判决的特权，建立更为公正的司法体系。
关于土地： 争取土地的租赁更加公平合理，允许继承土地。
这份“十二条款”的提出，标志着农民阶级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仅仅是抱怨或反抗，而是开始构建一套新的社会契约。
动员了巨大的群众力量： 德国农民战争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是欧洲历史上罕见的。从施瓦本到图林根，从巴伐利亚到阿尔萨斯，无数的农民、矿工、甚至部分城市市民纷纷响应。起义者们组成武装力量，占领城堡，摧毁庄园，甚至在一些地区建立了临时的自治政权。这种广泛的群众动员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的展现。
暴露了封建制度的根本矛盾： 农民战争尖锐地揭示了当时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残存的封建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领主的压迫、税负的加重、法律的不公，这些都是引发农民不满的直接原因。起义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旧制度的弊病，为后来的改革和变革埋下了伏笔。
对宗教改革产生了复杂影响： 尽管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最终谴责了农民战争（“不义之战”），但农民们最初确实将宗教改革的“自由”理念与自己的政治诉求相结合。起义者中不少人是路德的追随者，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应该伴随着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这场战争的失败，也促使宗教改革家们更加谨慎地处理改革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对德国民族意识的萌芽： 德国农民战争并非纯粹的“农民”与“领主”的斗争，其中也夹杂了对帝国统治、各地割据以及外来压力的不满。一些领袖人物，如托马斯·闵采尔，曾试图建立一个更为平等的“上帝之国”，这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早期民族国家构建的某些理念。虽然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但这场起义无疑是德国在迈向统一过程中，底层民众反抗封建压迫的重要一环。
起义的经过与镇压：
德国农民战争并非单一事件，而是由一系列零散的起义在1524年春季开始，逐步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洪流。
起因： 导火索往往是某个领主的加税、限制农民权利（如狩猎、砍柴）的法令。但深层原因在于几个世纪以来不断累加的封建剥削、教会的繁重税负、黑死病后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对政治不公的长期不满。
发展： 起义者们组织起来，形成了名为“队”（Haufen）的武装团体，并推选出领导人，其中最著名的有弗洛里安·盖耶（Florian Geyer）和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tzer）。盖耶代表了更温和的改良派，希望通过谈判实现“十二条款”；而闵采尔则是一位激进的预言家和领导者，他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福音，并主张通过武力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基督教原则的公社。
高潮： 1525年初，起义浪潮席卷德国中部和南部。许多贵族和教会的城堡被攻占，领主们措手不及。起义军在某些地区取得了局部胜利，例如在施瓦本联盟的围剿下，起义军一度以“自由人”的身份与联盟进行谈判。
镇压： 然而，起义军缺乏统一的指挥、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而且内部分裂也日益明显。最致命的是，在政治和宗教立场上，起义军内部存在着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严重分歧。当起义蔓延到某些保守地区时，贵族们联合起来，利用更为精锐的军队和先进的武器对起义进行了残酷镇压。
尤其是在法兰克尼亚（Franken），安斯巴赫的卡西米尔（Kasimir von Brandenburg）和什未林公爵（Herzog von SachsenWeimar）等率领的军队，以及施瓦本联盟的军队，在1525年5月15日的法尔茨（Pfälzer）地区的黑特菲尔德（Haiterbach）战役和5月17日的图林根（Thüringen）地区的弗兰肯豪森（Frankenhausen）战役中，彻底击溃了起义军。弗兰肯豪森战役尤为惨烈，托马斯·闵采尔被俘后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折磨并被处死。
起义的“成功”之处：
尽管血腥镇压了起义，但农民战争的“成功”在于：
1. “十二条款”的广泛传播和讨论： 即使被镇压，这份纲领性的文件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农民阶级反抗压迫的政治宣言，为后世的农民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2. 对封建领主的震慑： 农民战争的规模和残酷性，让许多领主意识到对农民的压迫不能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部分领主开始做出让步，例如减轻税负、修订不合理的条约，以避免再次爆发大规模起义。
3. 对法律和制度改革的推动： 尽管起义本身失败了，但它所暴露的社会矛盾，促使一些地区和邦国开始反思和调整现有的法律和管理制度，例如在司法公正性、税收公平性等方面进行一些改革。
4. 思想的传承： 托马斯·闵采尔的激进思想，虽然在当时被视为异端，但其对社会公平和革命的追求，对后来的某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就高度评价了闵采尔和这场起义。
其他的成功案例（相对而言）：
虽然德国农民战争是最具代表性的，但欧洲历史上还有一些起义，虽然规模或影响可能不如它，但也可以被视为具有某种程度的“成功”。
1381年的英国瓦特·泰勒起义（Peasants' Revolt of 1381）： 这场起义由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目标是反对人头税（poll tax）和废除农奴制。起义者攻入伦敦，甚至与年轻的国王理查二世举行了会谈。虽然瓦特·泰勒在谈判中被杀，起义最终也被镇压，但起义迫使国王废除了人头税，并承诺改革。虽然农奴制并未立即废除，但这次起义加速了其衰落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地位。
1648年的俄罗斯，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应该提及的是斯捷潘·拉辛（Sten'ka Razin）领导的起义（16701671年），虽然他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哥萨克人，但他的队伍中有大量被压迫的农民。他的起义席卷了伏尔加河流域，提出了反对沙皇专制、反对贵族压迫的口号，并在一些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尽管最终被残忍镇压，但拉辛成为了俄罗斯民间传说中的反抗英雄，他的故事激励着后来的起义和反抗。
总结：
欧洲历史上，农民起义往往是伴随着封建压迫、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而爆发的。它们虽然常常以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但其“成功”并非意味着彻底颠覆现有政权，而是体现在：
思想的传播与政治纲领的形成： 提出了对公平、自由、人权的诉求，成为后世斗争的精神食粮。
对统治阶层的震慑与改革的推动： 迫使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让步，调整政策，改善民众生活。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与暴露： 揭示了旧制度的弊端，为社会变革积累了动力。
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 推动了民众对自身权利和地位的认知。
因此，当我们谈论欧洲历史上成功的农民起义时，更应该关注其对社会思潮、制度演变以及民众意识的深远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军事上的胜利与否。德国农民战争，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复杂性、悲剧性，却又极具历史意义的农民起义范例。
网友意见
瑞士山民揭竿而起建立独立共和国
挪威国王司威雷领导的桦木腿派起义
另外，现在网络上将农民起义这样阶级叙事下的主题，偷偷转化为了民族主义意义上的自豪感。什么时候农民起义多反而成了民族优越感了？也不想想为什么农民总是被逼得要起义。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不知道这几个例子算不算"农民起义："迪特马尔申的农民共和国从1447年签订宪章开始算起（实际上本地民众的自治史远早于这个时间点）到1559年被丹麦国王征服为止，维持了一百余年的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中间不乏他们和周边帝国地方势力的武装斗争史。
迪特马尔申在理论上是不莱梅大主教的辖区，在不莱梅大主教的辖区里这样的事情并不罕见。Hadeln和迪特马尔申一样，曾成为一个有自己法律和议会的农民共和国，直到1731年卡尔六世皇帝允诺将其割让给汉诺威，目的是让后者支持皇帝的《国事诏书》。Kehdigen的农民也曾一度自治，后来被不莱梅大主教征服，但主教仍承认他们的自治权，至少是部分承认。
另外插个题外话：我觉得"农民起义"这个词，在一些语境下变得太本土化了。以法国为中心的西欧大陆在中世纪-旧制度下是个等级合作的，中心相对分散的，和旧帝国时代的中国迥异的社会，想在这样的社会里寻找到和黄巢或朱元璋对标的人和事件，本身就是个悖论。如果我们稍微把视角从国家中心下移和放宽，像迪特马尔申这样的地方性的，以维护本等级特权为目，且实现了目标的农民运动绝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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