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科研是顶尖的科研？
一、原创性与突破性 (Originality & Breakthrough)
根本性的创新: 顶尖科研不是对现有理论的微小修补或改进，而是提出全新的概念、模型、方法或理论，挑战甚至颠覆了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的经典物理学体系，解释了许多经典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解决长期未解的难题: 针对学科领域内长期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具有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可能已经困扰了许多研究者多年，其解决标志着科学的重大进步。
开辟全新的研究方向: 提出全新的科学问题或研究视角，开创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形成一套完整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体系。例如，量子力学、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 的发现和发展。
非显而易见性: 成功的顶尖科研往往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初期可能不被广泛理解或接受，需要时间来证明其价值。
二、深度与严谨性 (Depth & Rigor)
深刻的理论洞察: 能够深入理解和剖析复杂现象的本质，提出具有强大解释力和预测能力的理论框架。这种深度体现在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洞察，以及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和普适性。
科学方法的极致运用: 严格遵循科学的研究范式，设计严谨的实验、建立精确的模型、运用先进的分析工具和统计方法。这意味着从实验设计、数据采集到结果分析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和无懈可击。
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 研究结果必须是可重复的，其他独立的研究者能够通过相似的方法验证其结论。这是科学的生命线，也是顶尖科研的基本要求。
对结果的审慎解读: 即使取得重大发现，顶尖研究者也会对其结果进行审慎的解读，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避免过度推断和夸大其词。
三、影响力与普适性 (Impact & Universality)
引领学科发展方向: 顶尖科研的成果会成为该学科未来研究的重要基石，激发大量后续研究，并深刻影响该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
跨学科的启发与应用: 其理论或方法可以被其他学科借鉴和应用，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产生新的科学突破。例如，机器学习的算法和模型在生物学、医学、社会科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其研究成果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如疾病治疗、环境保护、能源危机、贫困问题等，从而提升人类福祉。例如，疫苗的研发、抗生素的发现、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
对认知范式的改变: 最为深刻的影响是改变人类对世界、对自然的理解方式，带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前瞻性与长期性 (Foresight & Longterm Vision)
预见未来发展趋势: 顶尖研究者往往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预见科技发展和人类社会未来可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前布局相关研究。
着眼于长远价值: 他们的研究目标通常不是追求短期内的轰动效应，而是着眼于其长期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有些成果可能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全显现其重要性。
持续的探索精神: 顶尖科研往往伴随着持续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即使遇到挫折和困难，也能保持对科学的执着和热情。
五、合作与协作 (Collaboration & Synergy)
跨团队、跨国界的合作: 现代科学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往往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甚至跨国界的合作才能完成。顶尖科研往往是团队协作的结晶，集结了不同背景和专业知识的优秀人才。
开放的知识交流: 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并乐于接受批评和建议，在开放的学术环境中不断完善自己的研究。
六、反思与批判性思维 (Reflection & Critical Thinking)
对自身研究的深刻反思: 顶尖研究者不仅对他人研究持批判态度，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不断审视研究的假设、方法和结论的局限性。
质疑权威与固有观念: 敢于质疑现有的权威理论和普遍接受的观念，并用严谨的证据和逻辑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总结来说，顶尖的科研是：
“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和智慧的体现。
“仰望星空”的远大理想与“脚踏实地”的严谨务实的结合。
对真理不懈追求，对人类福祉贡献的集中展现。
它不是少数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长期坚持、系统性探索、严谨论证和广泛协作的成果。成为顶尖科研的参与者或贡献者，需要非凡的才华、坚韧的毅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科学的无限热爱。
网友意见
好问题。
顶尖的科研用四个字可以形容：不可替代。
这个不可替代有三个意思：
1，这个工作是不是不可替代？也就是说，假设完全没有这项工作，对整个学术体系有多大的影响？亦即：这项工作能不能绕过去？
2，做工作的这个人是不是不可替代？换句话说，给同样的资源，换一个人还能不能拿到相似的结果？
3，这个工作可不可以跨时间替代？换言之，这个工作有没有立即完成的必要，能不能缓一缓，放一放，把资源放在更紧迫需要解决的地方？
我们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青蒿素。为什么青蒿素的诺贝尔奖给了屠呦呦？
确实，当时全国有很多组都在试图从植物药中提取抗疟疾因子，也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最后青蒿素的分子测定也很重要，但是，只有屠呦呦提出的用乙醚提取活性因子，才是真正不可替代的。剩下的事情，随便换一个组都能做。
我们再举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里面，关键的场状态方程需要用到非欧几何，但是数学不好，所以得到了希尔伯特的大力帮助。据说最终提出场状态方程，希尔伯特还比爱因斯坦早几天。有人问希尔伯特，为什么广义相对论发明权是爱因斯坦的？
希尔伯特说： 哥廷根马路上的孩子都比爱因斯坦懂四维几何。
什么意思呢？因为爱因斯坦已经想到了广义相对论的物理意义，不会用数学表达而已。用非欧几何把爱因斯坦的想法表述出来不难，是个数学家都能做，而只有爱因斯坦的想法才是不可替代的。
上面说的都是人的不可替代性，我们再来讲工作的不可替代性。
举个喜闻乐见的例子，剩余价值理论。这个工作或许有一定的解释能力，但是现在整个经济学体系已经完全不需要这个理论了，边际效用理论已经完美的替代了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为什么所谓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而马经则无人问津的原因。事实上，即使是中国，历届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都是西方经济学出身，而不是马经出身。
我们最后来讲讲跨时间的不可替代性。
再举个例子，一般来说，最近几十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出成果到最后发奖，要等20-30年，但是， 扫描隧道显微镜（STM）是1981年发明的，1986年就拿了物理学奖。为什么奖发得这么快？因为太多人等着有一个仪器去观测微观世界了，发明了STM就意味着一大批相关研究可以在STM的基础上开展，做出一系列的工作。
明白了这个三个不可替代，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牛顿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
第一：在当时所有人都试图研究科学的时候，只有牛顿率先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奠定了整个科学体系的基础。
第二：在宏观低速情况下，牛顿的运动学定律是所有人都绕不开的。
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杨振宁是比大多说诺贝尔奖得主更伟大的物理学家：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很可能是解释整个宇宙的理论中绕不开的一环。
第三：当时确实没有比这更重要的科学问题了。
这里面的关键是四个字：学术品味。
学术品味是什么呢？学术品味就是判断学术工作的轻重缓急。
学术品味是衡量一个学者能力的核心素质。当学者能够明白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好的工作，就会指引自己和未来者投身重要的工作。
我们知道，研究是有机会成本的，无论是青年学生，还是科研经费，都是稀缺的。你只有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重要的工作中去，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试着用“不可替代性”这个框架，可以解释很多问题：
为什么两弹一星的二十几个元勋里面，于敏的地位如此的高？因为当时资源非常紧缺，做氢弹理论的人很少，把于敏换别人上，很可能中国的氢弹就搞不出来。
为什么那么多人黑中医？因为不用中医的欧洲人和日本人都活到了80岁以上，因此，整个中医的理论体系可以完全绕过去，可以用西医替代。
为什么杨振宁认为我们不应该马上修建大型加速器？因为这个项目耗资太大，不急于解决，可以跨时间替代。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不遗余力的劝退化学和生物的原因：这些工作虽然看起来重要，但是产业界根本没有足够的钱进行投资，换言之，世界用钱投票，认为这不是急于解决的问题，可以缓一缓，放一放。真有用得上化学和生物的时候，再投资完全来得及。
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论学
1992年4月24日，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应台湾清华大学（新竹）校长刘兆玄的邀请，参加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并在“杰出校友座谈会”上回答师生的问题，座谈会的谈话记录被收录在《杨振宁文集》（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出版）里，下文是从中摘选的部分内容。
数学系林同学：在科学研究的领域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大有小，我们研究应该从大问题着手较好，还是从小问题着手？
杨振宁：我念书时，有一位教授是当时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想飞的猪注：恩利克 费米）， 常跟研究生座谈，有一次同学问他：应该做大题目，还是小题目？他 说：多半的时间应该做小题目，大题目不是不能做，只是成功机会较小，若能透过做小题目的训练，则更能掌握解决大题目的精神。几十年来，我仍觉得他的劝告是正确的。
陈省身：科学工作的好与坏、大与小?很难说，要看各人不同的判断。像爱因斯坦当年在瑞士联邦工学院做学生时，数学、物理是 同一系，二者不分，据他的自传中说，他可能学物理，也可能学数学， 但数学都是搞小问题，物理则是大问题，而他要研究大问题。爱因斯坦是成功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先选小问题来研究比较有把握一些（哄堂一笑）。
物理系同学：数学对科学而言是一相当严谨而有用的工具，但不知诸位在研究过程中，会不会觉得数学限制了你的思考路径，发现数学并非十全十美，有些问题并非数学能解决的？有时在研究问题时， 若能以数学以外的方法去看待，反而会变得很简单？
陈省身：有很多问题数学家的确不能解决。当年我在芝加哥大学 教书，有一位哈密先生就认为，学物理的人不要念太多数学。这话不 知是否正确？他说，一个物理学家所需要的数学，他自己就可以发现， 用不着去念太多书。
李政道：物理跟数学的确有很密切的关系，可是数学不是物理， 物理的目的是解释自然界的现象，解释要用到数学，可是关键在自然界本身。有一个故事说：有个人拿脏衣服要去洗，看到有家店外面， 写着“洗衣店”，于是他就提着那包脏衣服进店里。里面的人问他： “你干什么？”他说：“我来送洗衣服。”“我们店不洗衣服！” “那为什么外面牌子写着‘洗衣店’？”“我们是卖那牌子的！”这故事是说：物理是真正洗衣服的，而数学是那牌子，不过牌子也很重要。（这时陈省身院士不疾不徐接过话）
陈省身：奇怪的是，这牌子会有用！（?是哄堂大笑）
杨振宁：我有一点补充意见。物理和数学有很微妙的关系。在十 八九世纪，数学和物理发展的时候，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牛顿之所 以发展出微积分，是因为他想知道行星的轨道与万有引力，以及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以说直到19世纪的上半叶，数学中很多思想的泉源是从物理现象来的。可是后来数学的价值观逐渐独立，20世纪一位重要的数学家，也是陈教授从前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他在30年前说：20世纪数学最大的成就，是从物理的约束中自我解放出来。这句话以现在来说并不完全正确，物理学者通过他们的价值观念，研究了自然现象，发现其中有很奥妙的数学结构，这些结构不是物理学家本来所学过的，而数学家已从不同的价值观独立研究过，这情形已屡见不鲜， 最有名的例子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1908年开始，想推广他1905年的狭义相对论，使其在引力场中也可运用相对的观念，这其中所需要的数学是爱因斯坦所不 知的，可是他有了一个思考的方向。后来他的一位数学朋友告诉他，这在上世纪黎曼已经开始，是19世纪数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想飞的猪注：杨振宁与罗伯特米尔斯1954年建立的杨米尔斯规范场与陈省身参与建立的纤维丛理论也有类似的关系，杨振宁在60年代后期教广义相对论时无意中发现，物理中的规范场与数学中的纤维丛完全是一回事）这使 他在1915、1916年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所以，一个物理学家如果不了解数学可能在他的研究范围里所能发生的作用，往往不易成功。
电机系黄教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诸位院士。第一，如何选取研究的方向与领域？刚才几位先生谈到，即使在西南联大物质贫乏的时代，如杨教授说，他的学士论文就能奠定他日后研究的基础。不过， 若从另一观点来看，诸位所遭逢的正是近代物理学蓬勃发展的阶段， 时也？命也？运也？我们到底要如何选择？第二，清华师资的基干大概在四十岁左右，很多教员很努力，也愿意努力，不过有一点困难， 即不知如何做学术生涯的规划，关于这一点，想请教各位。
杨振宁：我想把这个问题用另一个方式说明。大学中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自己和老师都不能预测未来的成就有多大，可是二三十年后，成就却可能悬殊。回想一下，成功的同学在当时并不见得比 不成功者优秀许多，这其中有一基本的道理，即有人走对了路，左右逢源，有人走错了路，再努力也不能有大成。那么将来有大发展的方 向是什么呢？这无法有一定的答案。一个研究生对自己前途最重要的 责任，是必须掌握自己所念的学科中那些部分是比较有前途发展的， 还要掌握住整个领域发展的大方向。如何做到呢？我的建议是，把 “天线”放长些，多方浏览，不只是浏览本身学科狭窄范围的文献， 更要随时留意其他的学科，透过广泛接触，才能找出这门领域的大方 向。
陈省身：选择科目与方向是很难决定的，中间有很多是靠机会。 我的建议是，要有广博的知识，不要只念自己本身科目的东西，不管 有无相关，都能尽量吸收，了解的范围愈广，做正确决定的可能性就愈增加。
数学系王同学：想请教四位，您们都是在获奖之后，就一直留在美国研究，事实上也都归化为美国籍，这是否说明了您们的研究生命 必须在美国才得以开展、延续？西方世界是否有比华人世界更优越的科学研究潜力？诸位是否曾考虑在未来的日子里回到华人世界，在内地、台湾或香港，从事科学研究或教育下一代？
李政道：研究的环境是不断在变的，陈省身、杨振宁与我当时的 中国环境跟今天又有不同，我大部分的工作是在美国。但很多新的成功科学家，如高温超导体的朱经武、吴茂昆、赵忠贤等人，赵忠贤可说完全是在内地进行，而吴茂昆则是在新竹。我们是一代传一代，尽自己的努力帮助下一代人成长，我相信不久，两岸中国人与海外可以联合起来，届时中国科学的发展一定可以获致极大的成功。
杨振宁：我想提两点补充意见。首先，我的研究工作若不在美国的环境中是否做得出来？我曾经思考过，有一大部分工作，若我在50年代初回到内地，是不可能做的，而这些都是和物理现象比较发生关系的，因为这些现象发生的地方，主要是在美国，美国有很多人才、 财富、大型加速器、新资讯，若当时回内地，恐怕就不会朝这些方向 发展了。但是也有一些另外的工作是可以不在美国做的，一些不与立刻发生的事情有紧密关系的工作，我也做过很多，而且很重要，如果我回到内地，这些工作恐怕不仅能做出来，甚至会提早，因为我的精力只好用在这上面。
杨振宁：刚才那问题背后或许还有一层涵义，即中国的传统文化， 是否与目前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与对个人科技研究的前途是不利的。关于这一点，我觉得眼光应该放远。19世纪末，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发生激烈辩论，产生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说法。从近距离看，觉得中国在近代科学发展上很缓慢，但从远距离看，其实不慢。第一次两个中国人得到物理学博士学位，都是在 1910年代于美国获得的，他们回到中国，教育了一批人，当我于1938至1942年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其课程跟当时世界第一流的大学相比，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过之”，是因为我们良好的教育传统。西南联大得天独厚，有强大的师资阵容，我得到很大益处。再举一例。中国内地一直给人落后的印象，这是错误的，内地的科技其实相当进步。在1948、1949年时，中国根本不知何处有铀矿， 更不用谈开采了，但到了1964年，他们不仅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两年 八个月后，又试爆了氢弹。这足以说明他们培养了千千万万的科学家， 所以中华民族与中国传统，在有组织的情况下，从科技上进军，是完全可以跟西方社会抗衡的，西方人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对中国人能做科技工作不仅非常之佩服，而且害怕，这害怕也不是自今日始，而是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当时中国人所做之事补偿了几百年之 落后。对于在下一世纪，中国人将走向每一科技的最前端，我深表乐观。
冲塔（pseudo-regression），
拆塔（Heliocentrism），
打地基（Kepler'slaw）,
盖塔（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搭脚手架（Faraday, Field），
装修（Maxwell's Equations），
嵌明珠（General Relativity）
只要有一条能做到位，都算是实打实的顶尖科研。
很多答案其实是在说顶尖“科研成果”，我感觉“顶尖科研”更关乎科研态度。
著名历史学家、清华校友何炳棣先生曾在自传《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提及著名数学家林家翘的一句嘱咐：“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
具体到每个领域，什么是一等的题目本身见仁见智，其实更指向内心“求真”的态度，是否将从事科研的题目作为自己的“责任”，而非仅为谋生的“工作”，我感觉这也许就是做“顶尖科研”的体现，也是做出“顶尖科研成果”的必要条件。
那些兢兢业业、为了内心使命而奋斗的科研工作者们，在我心目中都在从事着顶尖科研。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敢啃别人不愿意啃的硬骨头。
人容易懒，容易相信直觉不愿意做科学但是冗长的计算，容易急着把现有的结论当工具用而不问其所以然，容易人云亦云。
更甚着，这种一味求结果不求甚解的思维方式会在短期内给自己些结果，因为只盯着结果。于是越发肯定自己这样的工作方式。于是由懒至骄，止步不前而浑然不觉。
“用怀疑的眼光看一切”这样的科研口号谁都会喊。可是真正的怀疑不是简单想想，保持不迷信的态度那么简单，而是要身体力行去推算，论证，实验，去把基本定理公式都吃透。这怀疑精神的成本很高，不是谁都愿意付出。真正愿意的学者，做的就是顶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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