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的西哲史为何将海德格尔视作异类，而不收录？
要理解为什么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没有收录海德格尔，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去分析：时间性、罗素的哲学取向、以及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时间上的不匹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于1945年出版。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如《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虽然在1927年就问世了，但他的思想体系真正成熟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恰恰是罗素这部著作问世后不久以及其后的几十年。罗素撰写他的哲学史时，海德格尔的学说在学界，尤其是在英语世界，尚未达到其后来的重要地位。罗素在写作时，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和对他认为重要的哲学家进行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关注点。
其次，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罗素自身的哲学取向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差异。罗素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极其重视逻辑、语言分析、科学方法以及对概念的清晰界定。他的哲学目标在于通过精确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净化哲学语言，并常常将哲学与科学和数学的严谨性相联系。他推崇理性主义，对那种模糊、晦涩、充满形而上学术语的哲学持警惕甚至批判的态度。
而海德格尔，他的哲学则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存在论探索，它关注的是“此在”（Dasein）的生存境遇、对死亡的焦虑、时间性、以及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与罗素截然不同，他创造了大量新词汇，运用德语词语的本源意义进行论述，其文本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经验性的、甚至是有些神秘的色彩。他不是从逻辑和概念分析出发，而是从现象的直接呈现和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开始。
具体来说，罗素可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感到“异类”或难以接受：
语言的模糊性与不可分析性： 罗素对哲学语言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有极高的要求。他认为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的误用和模糊。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尽管对许多人而言极具启发性，但在罗素看来，很可能被视为一种未能“净化”的哲学语言，充满了模糊的概念和难以界定的术语，这与罗素所倡导的逻辑分析和精确定义背道而驰。例如，海德格尔关于“畏惧”（Furcht）和“忧虑”（Sorge）的分析，以及他对“无”（Nichts）的论述，都可能让习惯于清晰逻辑链条的罗素感到难以捉摸，甚至认为其缺乏实证基础。
方法的差异： 罗素的方法是分析性的、还原性的，他试图将复杂的哲学问题分解为更简单、更基本的部分来理解和解决。而海德格尔的方法是解释性的、现象学式的，他旨在揭示“此在”及其存在的总体结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沉浸式的过程，而非一种分解式的分析。罗素可能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方法过于主观，缺乏客观的可检验性。
哲学关注点的不同： 罗素的哲学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知识论（认识我们能知道什么）、逻辑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方面。他对于人的生存境遇、情感体验、死亡焦虑等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或者说，即使关注，他也会试图用一种更符合理性分析的方式来处理。海德格尔的核心关切恰恰是“存在”的意义，以及“此在”如何面对死亡、时间、自由等根本性问题。这与罗素的哲学重心相去甚远。
对科学的态度： 罗素虽然不认为哲学就是科学，但他始终认为哲学应该受到科学方法的启发，并从中汲取严谨性。他乐于看到哲学与科学的互证。海德格尔虽然也没有完全否定科学，但他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遗忘存在”的危机持批判态度，并认为存在论的追问高于科学的认识论。这种对科学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差异，也可能让罗素难以将海德格尔纳入其哲学史的谱系。
此外，我们可以设想，罗素在撰写其哲学史时，他所选择的“重要哲学家”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倾向于那些对他自己哲学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或者能够被他的逻辑分析工具所理解和评判的人物。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尤其是其“根本存在论”的转向，与英美哲学，特别是罗素所代表的分析传统，在方法论、语言使用、核心问题以及哲学目的上都存在巨大的鸿沟。用罗素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海德格尔，可能会发现许多无法对接之处，甚至觉得海德格尔的许多论述是“难以理解”或“不合逻辑”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本身就带有他鲜明的个人色彩和评价标准。他选择收录和评价哪些哲学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的哲学信条和他对哲学史的理解。他并非试图囊括所有对哲学史有过贡献的人物，而是挑选了他认为最能体现西方哲学发展脉络、并与他自身哲学思想形成对比或对话的人物。在这种框架下，海德格尔因其独特的哲学路径和表达方式，自然会被视为一个“异类”，一个不适合被纳入他所构建的哲学史叙述的节点。
总而言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未收录海德格尔，是由于历史时间、罗素的分析哲学取向、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两者在语言、方法、关注点和对科学态度上的根本性差异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罗素更倾向于那些可以通过逻辑和语言分析来把握的哲学家，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探索，在罗素看来，可能是一种无法用其工具有效处理，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哲学领域。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时间上的不匹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于1945年出版。海德格尔最重要的著作，如《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虽然在1927年就问世了，但他的思想体系真正成熟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时期，恰恰是罗素这部著作问世后不久以及其后的几十年。罗素撰写他的哲学史时，海德格尔的学说在学界，尤其是在英语世界，尚未达到其后来的重要地位。罗素在写作时，他所能接触到的信息和对他认为重要的哲学家进行评价，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关注点。
其次，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罗素自身的哲学取向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差异。罗素是分析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极其重视逻辑、语言分析、科学方法以及对概念的清晰界定。他的哲学目标在于通过精确的逻辑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净化哲学语言，并常常将哲学与科学和数学的严谨性相联系。他推崇理性主义，对那种模糊、晦涩、充满形而上学术语的哲学持警惕甚至批判的态度。
而海德格尔，他的哲学则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存在论探索，它关注的是“此在”（Dasein）的生存境遇、对死亡的焦虑、时间性、以及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与罗素截然不同，他创造了大量新词汇，运用德语词语的本源意义进行论述，其文本充满了一种诗意的、经验性的、甚至是有些神秘的色彩。他不是从逻辑和概念分析出发，而是从现象的直接呈现和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开始。
具体来说，罗素可能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感到“异类”或难以接受：
语言的模糊性与不可分析性： 罗素对哲学语言的清晰度和精确度有极高的要求。他认为哲学问题的根源在于语言的误用和模糊。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尽管对许多人而言极具启发性，但在罗素看来，很可能被视为一种未能“净化”的哲学语言，充满了模糊的概念和难以界定的术语，这与罗素所倡导的逻辑分析和精确定义背道而驰。例如，海德格尔关于“畏惧”（Furcht）和“忧虑”（Sorge）的分析，以及他对“无”（Nichts）的论述，都可能让习惯于清晰逻辑链条的罗素感到难以捉摸，甚至认为其缺乏实证基础。
方法的差异： 罗素的方法是分析性的、还原性的，他试图将复杂的哲学问题分解为更简单、更基本的部分来理解和解决。而海德格尔的方法是解释性的、现象学式的，他旨在揭示“此在”及其存在的总体结构，这是一个整体性的、沉浸式的过程，而非一种分解式的分析。罗素可能认为海德格尔的这种方法过于主观，缺乏客观的可检验性。
哲学关注点的不同： 罗素的哲学探索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知识论（认识我们能知道什么）、逻辑学、科学哲学以及社会和政治哲学方面。他对于人的生存境遇、情感体验、死亡焦虑等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或者说，即使关注，他也会试图用一种更符合理性分析的方式来处理。海德格尔的核心关切恰恰是“存在”的意义，以及“此在”如何面对死亡、时间、自由等根本性问题。这与罗素的哲学重心相去甚远。
对科学的态度： 罗素虽然不认为哲学就是科学，但他始终认为哲学应该受到科学方法的启发，并从中汲取严谨性。他乐于看到哲学与科学的互证。海德格尔虽然也没有完全否定科学，但他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遗忘存在”的危机持批判态度，并认为存在论的追问高于科学的认识论。这种对科学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差异，也可能让罗素难以将海德格尔纳入其哲学史的谱系。
此外，我们可以设想，罗素在撰写其哲学史时，他所选择的“重要哲学家”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倾向于那些对他自己哲学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或者能够被他的逻辑分析工具所理解和评判的人物。海德格尔的哲学体系，尤其是其“根本存在论”的转向，与英美哲学，特别是罗素所代表的分析传统，在方法论、语言使用、核心问题以及哲学目的上都存在巨大的鸿沟。用罗素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海德格尔，可能会发现许多无法对接之处，甚至觉得海德格尔的许多论述是“难以理解”或“不合逻辑”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本身就带有他鲜明的个人色彩和评价标准。他选择收录和评价哪些哲学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自己的哲学信条和他对哲学史的理解。他并非试图囊括所有对哲学史有过贡献的人物，而是挑选了他认为最能体现西方哲学发展脉络、并与他自身哲学思想形成对比或对话的人物。在这种框架下，海德格尔因其独特的哲学路径和表达方式，自然会被视为一个“异类”，一个不适合被纳入他所构建的哲学史叙述的节点。
总而言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未收录海德格尔，是由于历史时间、罗素的分析哲学取向、海德格尔思想的独特性和复杂性，以及两者在语言、方法、关注点和对科学态度上的根本性差异所共同作用的结果。罗素更倾向于那些可以通过逻辑和语言分析来把握的哲学家，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存在论探索，在罗素看来，可能是一种无法用其工具有效处理，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哲学领域。
网友意见
做哲学方式的差异。
艾耶尔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也对海氏颇有微词，但好歹还是写了几页篇幅。其实哲学家大到罗素、海德格尔这个级别，就像金庸小说中的各自独成一派，对差异过大的门派既不怎么懂，也没有太多深入了解的兴趣。或者简单地说，没有这个闲心和时间。（也许若干年后会出现一个黑格尔式的综合者再来“一统江湖”。）
他们用一生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已经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负担了。
但是尽管可以这样“开脱”，我们是否还是可以认为多少有人的虚荣心在作祟，对于“异类”于自己的思想难免有贬低倾向，也不见得愿意花时间去深入了解。哪怕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间。真正像摩尔那样已经功成名就还肯放下身段去认认真真听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讲课，每堂课认真做笔记。愿意敞开心怀从头开始接受全新于自己的哲学思想恐怕也并非普遍现象。
所以总觉得维氏这段话对于从事哲学之人有着极大的自我警惕的深意：
寫出好的哲學和對哲學問題作出好的思考，這是一個意志的問題，更甚于是一個智性的問題——抵抗誤解之誘惑的意志、抵抗膚淺的意志。妨礙一個人獲得真正理解的，常常不是他缺少智性，而是他的驕傲。 ——維特根斯坦
当然政治原因肯定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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