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国行三星 Note 7 爆炸用户进京送检手机？
三星 Note 7 的爆炸事件，无疑是2016年智能手机界的一枚重磅炸弹，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当这股“火药味”飘到北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国行三星 Note 7 用户，怀揣着被辜负的信任和不甘的诉求，踏上了进京送检手机的维权之路。这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产品质量问题，更是一场消费者与跨国巨头之间关于信任、责任和公平的博弈。
缘起：信任的崩塌与“焦灼”的等待
三星 Note 7，作为三星年度旗舰，在发布之初凭借其惊艳的设计、强大的性能以及创新的功能，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然而，这份美好却如烟花般短暂。从最早的境外爆炸报道，到国内用户也开始出现类似的“意外”，三星的声明、召回政策以及后续的处理方式，一次次地让消费者从希望跌入失望。
当“爆炸”不再是个别事件，而是普遍性的担忧，许多国行用户发现，他们手中的“炸弹”似乎被三星用一种“区别对待”的态度来处理。境外用户获得了直接的退款或换机，而国行用户却面临着漫长的等待、模糊的答复，甚至是被质疑是人为损坏。这种被忽视和不公平的待遇，点燃了用户心中的怒火。
集结：从网络到现实的呼唤
在网络世界，关于 Note 7 爆炸的讨论从未停止。用户们在社交媒体、论坛、维权平台等各种渠道倾诉自己的遭遇，交流信息，寻求帮助。从最初的零散抱怨，到逐渐形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许多用户意识到，仅仅在网上发声是不足以引起三星足够重视的。
于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勇气的想法开始在用户群体中流传——进京送检手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更是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最终地点。将手机送到北京的权威机构进行检测，是许多用户认为最直接、最能证明产品真实情况的方式。这背后，是用户对真相的渴望，更是对自身权益的捍卫。
奔赴：汇聚在首都的“焦躁”力量
随着“进京送检”的呼声越来越高，来自全国各地的用户开始陆续抵达北京。他们中有学生、有白领、有创业者，身份各异，但此刻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三星 Note 7 爆炸的受害者。
想象一下，一位位来自千里之外的用户，带着他们那曾被寄予厚望，如今却成为“定时炸弹”的手机，出现在北京街头。他们可能住简陋的旅馆，节俭地吃着快餐，但眼神中却透露着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定。
他们的行动并非盲目，更多的是一种被逼无奈下的理性选择。他们带着手机，并非为了“炫耀”或“讹诈”，而是为了寻求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检测报告，用科学的证据来反驳三星可能存在的推诿。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三星正视国行用户的诉求，给出一个符合事实和道义的处理方案。
诉求：对真相和公平的渴望
当这些用户聚集在北京，他们的诉求是清晰而明确的：
第三方权威机构检测： 要求将爆炸的手机送到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权威鉴定，查明爆炸的真正原因，是电池本身的问题，还是设计缺陷，亦或是其他不可抗力因素。
公开透明的处理： 希望三星能够公开检测过程和结果，让所有用户都能了解真相，而不是继续模棱两可的推诿。
公正合理的赔偿： 一旦确认是产品质量问题，用户要求三星给出符合其损失的合理赔偿，包括购机款、因爆炸造成的财产损失，甚至精神损失。
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 这次维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呼吁企业尊重消费者权益，承担起产品质量的责任，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处理类似问题时，应保持一致性和公平性。
挑战与前路：艰难的维权之路
进京送检手机的用户，他们的维权之路注定是艰难的。
资源与精力消耗： 长途跋涉、食宿、交通，以及与各方沟通协调，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面对强大的企业： 三星作为一家跨国巨头，拥有强大的法律团队和公关团队，与这样的企业对抗，对于个体消费者而言，力量是悬殊的。
沟通的障碍： 尽管用户 intent 良好，但如何有效地与三星公司沟通，如何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并得到积极回应，同样是一个挑战。
法律法规的限制： 尽管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争取最大权益，也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支持。
反思：一次对品牌信任的严峻考验
国行三星 Note 7 爆炸用户进京送检手机的事件，是一次对品牌信任的严峻考验。它不仅仅是关于一个手机的质量问题，更是关于一个企业如何对待其消费者，如何在危机时刻展现其责任担当。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用户进京送检的行动，是以他们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为所有可能受到类似不公待遇的消费者发声。他们的勇气和坚持，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这件事情的最终走向，无论是三星最终给予积极的回应和公正的处理，还是用户最终通过法律途径或其他方式维护了自身权益，都将为未来的消费者维权案例留下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它也提醒着所有企业，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将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放在首位，诚信经营，方能赢得长久的信任与尊重。
网友意见
大家好，我是张思童，看到这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这么多人想帮我，真的很感动，首先谢谢大家，鞠躬，我简单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我是2016年9月8号在天猫三星旗舰店买的note7，9月10号到手的，刚开始一切正常，直到9月26号上午，我正在接电话，突然手机开始黑屏，手机开始震动，并闻到有股异味，我就把手机扔地上了，手机开始冒烟，膨胀，从黑屏到手机冒烟持续了十分钟，从图片可以看到手机已经裂开，并伴随着浓烟
出了这档子事后，我联系天猫三星旗舰店，三星公司来人联系我后，要把这部问题手机收走并补偿我6000元人民币加上一部note7，但条件是要把问题手机收走，并要求我不要把手机冒烟视频传播出去，我不同意，我要求检测，因为我们辽宁没有检测机构，所以为了要一个说法，更因为三星公司对中国消费者的区别对待，这是对中国消费者的蔑视，于是，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辞去了工作，来到北京，送到泰尔实验室检测，但是泰尔实验室表示北京缺少相关仪器，要送到上海去检测，所以我准备10月12号带着问题手机送到上海去检测，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也请大家帮我点赞，让更多的人关注这件事，团结起来，让三星公司为忽视中国消费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得到我们应得的尊重，再次谢谢大家
更新
今天早上的高铁，下午到的上海，我和第四炸的note7机主还有央视的记者一行人一起去的检测机构，检测机构方不想透漏名称，所以我现在也不方便说，目前机器正在检测，具体什么时候能出结果还不知，有后续进展，我会和大家说，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
我从来没说过我很高尚伟大 我只想争取到公平对待 我想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你们为啥有人骂我 说我为了要钱要名 我要什么管你们什么事情 我现在很累了 压力太大了。如果你们是星星星 的水军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们 我生气了 我就是饿死 我也要真相 不惜一切代价 你们能把手机问题推到中国用户身上 我看看你们会污蔑我辱骂我都来吧，看看到最后谁认输 说我要钱 好 你们等着
更新 今天马上出去了 回不了 没流量了 希望晚上有时间吧
你们厉害弄到我电话骂我 你们狠 你们的意思不就是想让我要钱 不检查手机么 等结果出来 看看谁完蛋
你们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 帮我让更多国人知道 自己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没人会看的起你。 我希望以后中国的维权之路不要像我一样那么艰难 真心谢谢你们。我只是个普通人 这条路还需要你们和我一起走下去 鞠躬 感谢
[cp]如果每次正义都来的很晚 晚的让人看不到 那还不如不来 让我死心 不用承担一切就做个 顺民[鄙视][/cp]
我跟进了事件主角张思童，以下是针对这位国行 Note7 五炸机主的详细报道。
原文发于 @36氪：三星Note7炸机机主：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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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机后，他相继遇到了三星请他噤声、号称质检部门的人士要求无条件要收走手机、媒体争相联系但没有后续进展、辞职进京要说法被视为炒作、被已经收钱了事的Note7炸机机主鄙视等一系列出乎意料的事件。
文 | 闫浩 编辑 | 杨轩
张思童，男，25岁，辽宁抚顺人，前消防部队士兵，如果他没有买那部三星 Note7，本来可以过着正常的日子，数月之后去国企上班。
可这位三星老用户怎么也没想到，新买的 Note7 只用了不到半个月就炸机了，他的生活也随之改变。
一、炸机
张思童一直用的是三星，上一部手机是 Note3，坏了，修手机的说修好要800块，他想，三年多了，重买个手机吧。 他不爱好穿，吃的东西也不太挑，但觉得“出门可以不带钱不带身份证不带钥匙，但是必须带手机”，他攒了三个月的钱，把一些吃、穿、住、抽烟的钱省出来，买了一部 Note7。
张思童之前也看到过 Note7 炸机的新闻，但他看新闻说三星9月初出了公告，说中国没问题，“信任么，所以就买了”。结果，9月8号买，10号早上收到，26号爆炸。
（张思童看到三星这样的声明之后放心地买了Note7）
张思童是干销售的。 手机资料他只备份了电话，但是客户家在哪儿住，房子多大，喜欢什么样的车，他一张一张写的、拍的资料，都没有了。
炸机当天，他也烫伤了，张思童对此倒不是很在意，“我是消防兵出身，完了没啥事，现在都很长时间了，好了”。他更在意资料丢失，“你问问跑销售的，客户资料很重要啊，客户资料都没了，我没法继续干下去了。”
张思童第一步打了三星的客服电话，但他听到电话里是韩语，听不懂，转而给天猫客服打电话，联系到三星，可结果让他“非常不满意”。
二、被激怒
“他们（三星）说要收走我手机，还要收走我的录像，并且不让传播，我感觉不对，当时我还不知道中国有人炸机了，我说万一别人不知道，也拿着这手机那不完蛋了么？” 张思童就没同意，虽然三星说要给他六千块钱再加一部新 Note7，“我当时就问他们，Note7 给你你敢用么？”
让张思童走上维权之路的原因，还有三星中国9月29日的公告。
（9月29号，三星发布声明称经三星及第三方机构泰尔实验室检测，中国“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
张思童看到公告中称“炸机”的两台机器为“外部热冲击”导致后，生气了。他不明白，“美国一炸，人家都不需要证明这个事情，中国一炸就得做实验，做完实验还说是外力所致，还要索赔消费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
“我作为一个男人，对方都欺负到头上来了，忍不了”，但张思童克制住了自己，“我也不能打他们一顿吧，这个事情是有人能管他们的，所以我坚定找央视，找国家”。
谈到国家，张思童又变得激动起来，“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么？ ”
三、双重标准
张思童的质疑，三星四年前也遇到过。
2012年，三星爆发字库门事件，在发现芯片缺陷问题后，三星官方为海外用户提供了免费维修服务，而大陆国行用户却需高价有偿维修，如果不是政府机构介入以及大量媒体的曝光，国内用户不知何时才能获得公平对待。
三星不是唯一在中国大陆地区有过“双重标准”的外国大公司。类似的例子，还有宜家“夺命抽屉柜”，麦当劳“抗生素汉堡”，丰田“召回门”……似乎每次出现质量问题时，中国地区总是被忽略或者最后才被注意起来。
较高的诉讼成本，和较低的实际赔偿，使得中国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往往不会选择上诉。张思童也没有上诉这个概念，“我一个人肯定不会（上诉），我自己没有那么多钱，这超出了我的能力”。
不考虑诉讼是实际的决定，如果张思童选择用诉讼方式对抗大公司时，往往只能孤军奋战，像美国那样成熟的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四、特别的一个
给钱私了和官方洗白，是大公司经常采取的公关策略，但这并不能完全奏效。推诿责任，以及对消费者的淡漠，有时恰恰会激怒会消费者。
2011年，罗永浩就曾因为投诉西门子冰箱质量问题屡屡得不到解决，当众在北京西门子总部门前手举铁锤，将3台西门子冰箱砸烂。
罗永浩愤怒的原因和张思童感觉被欺负的原因从源头上是一样的，三星中国声称是外力所致，而西门子当时否认质量问题，罗永浩和张思童对官方解释都不认同。
张思童和罗永浩类似，也是特殊的一个。这个前消防兵比一般人更固执一些，觉得三星公布炸机“外力所致”是一个虚伪的事实，他开始接触媒体，“有事找记者，只有事情闹大了，人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在接受一个采访后，他碰到一个号称是质检部门的人，要无条件的收走他的手机做检查。张思童让他出示工作证，对方说是保密单位，出示不了工作证，张思童问他你能出示什么？对方告诉他只能告诉名字是啥。
“我就告诉他，我的手机也出示不了你，也处于保密状态。”
（经历过此事后，张思童警惕性提高了不少，图为张思童评论一网友建议）
在经历这样的事后，张思童的警惕性高了，只要是有人采访或者见他，他必须要看对方的证件，“有五六家媒体把工作证给我发过来，说我们替你维权，你安心上班吧。”
但张思童还是信不过，这些媒体采访他之后很快就没有后续了，“这让我怎么信任？”，所以即使是央视问他要手机，他也没给，“我接受央视采访的条件是不可能把手机交给他们自己检测，我不放心，我要亲手交给实验室。”
为了自证清白，央视记者走的时候，张思童专门用胶条把自己炸掉的手机封存起来，他要在国庆之后到北京维权。
张思童所在的公司也知道了他要维权的事情，劝他不要把事情闹大，张思童仔细一想，觉得公司也有道理，索性辞职了，“我要专门把这事弄明白，不耽误自己也不能耽误公司”。
10月6号，张思童坐上去北京的火车。他首先去了泰尔实验室，那个曾经检测三星官方送检机的第三方机构，“我想亲眼看看我这台是不是也是他们说的外部热冲击导致的？”
这是央视记者陪着他去的，“去的时候三个专家都出门接我们了，没有央视的话，我可能连检测室的门都进不去。”
但泰尔实验室告诉张思童，要去上海，三星就是在上海检查的。
（到了泰尔实验室，张思童才拆开了之前用胶条封存好的Note7）
没有办法，张思童决定再去问问三星的看法，他去了北京三星的华北总部，对方却把他踢到望京店，“把我电子发票照片要走了，给我手机拍了两张照片，然后不搭理我们了”。
他们说会和张思童联系，但是到现在也没人给他回复。
五、围观
最让张思童失望的倒不是三星，而是众人的围观。
小时候张思童在农村度过很长时间，有外村人来，不管村里有多大矛盾，他们都会一致向外。他觉得起码中国 Note7 机主圈应该是这样一个村子。
去北京前，张思童联系到一位也炸机的机主，跟他说，我已经联系好央视了，给你报销车费路费，对方说不了，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想三星给笔钱就完事，张思童让他再考虑考虑，一起站出来。见张思童那么坚持，这位也炸机的用户才说出已经把手机交给三星售后、拿钱私了的实情，“你闹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不多拿一笔钱呢？”
张思童直接把他拉黑了，“我没想太多，你不来，我一个人吧”。
让他更失望的事情还在后面。在网络世界上，张思童见过要给他捐款的、要一起到消协维权的以及要提供各种帮助的人，可他没见过这些人有什么实际行动。有 Note7 机主对张思童怀有敬意，想请他吃饭，张思童答应了，在约定地点等了对方两小时，结果一直没人来。“你来我请你都可以，但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不要承诺”，他又把这个人拉黑了。
有人给张思童出主意，让他带个头，带几位 Note7 机主一起行动。张思童说你们能找出五个敢来的人，我就敢带你们一起去维权，结果连五个人也没凑不起来。
“围观”而不行动，已经是社交网络上“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的重要体现，当事件发生时，人们只愿意做一个“键盘侠”，而不愿意实际行动起来，中国有 19万 Note7 用户，却只有极少数人愿意行动起来。
当张思童辞职找说法的消息传开后，网上也有一堆人质疑他的动机，说他是为了出风头、是要讹笔大钱。一开始，张思童似乎并不在意，“我关心的朋友就那么几个，不关心我的人我不在乎，人最穷只不过当个乞丐，怕他们什么呀”。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这位社交账号主要依赖QQ、微信的前消防员，在启用贴吧、微博、知乎等账号之后，在网络暴力面前似乎变得暴躁起来。
“他们污蔑我我就骂回去。”
张思童自己总结出一个结论，“三星为什么区别对待？是因为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管”。
六、召回
10月11号下午接近两点，三星中国公告宣布召回中国大陆19万台 Note7 。目前，三星官网显示，其正与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合作进行后续调查。
Note7 事件使得三星股价遭受重创，创下了2008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三星公司可能因此次事故损失近50亿美元。
那天，一个300多人的 Note7 维权群里传来欢呼，作为群主，张思童松了口气。
他没想为全中国的 Note7 机主出头，“我为群里那几百个人出头就够了，不管召回这个事情我有没有功劳，算是给了他们一个交代”。
（张思童的维权群）
别人欢呼的时候张思童一度有些孤独，但一会儿他就想通了，“现在该为自己考虑了”。
他似乎不太担心钱的事情，当被问到担不担心赔偿不会变多的问题时，张思童变得有些豁达，“我一年自己能花六、七万，他能赔我两三万，不就也是小半年就没了？那点钱能有多少？够我花一辈子么？我只要我应得的”。有人加他好友要给他捐钱，张思童也没要，他对捐款这个事情还没有认识清楚，怕别人误会维权是因为钱，也怕遇上专门阴他的人。
他更希望三星道歉，“钱不能说不重要，但你必须得道歉。”
（对于三星宣布召回中国市场Note7时的道歉，张思童并不满意）
当他被告知三星已有道歉声明后，张思童掏出自己的备用机——一个坏了喇叭的 iPhone 5，仔细又读了一遍别人发给他的三星召回公告，问，“这也算道歉？”
跨国企业复杂的汇报线以及不一样的文化导致了本土经理人的自主权受到制衡，三星中国的态度明显延后了，就道歉而言，三星中国地区也没有负责人站出来说话，这是张思童对这份道歉不感冒的重要原因。
（9月2号，三星移动部门总裁高东镇就 Note7 炸机公开致歉，但不包括中国地区
七、代价
如果不是自己的手机炸了，张思童此前算得上出头的事大概只有“献血、去敬老院、给老人包包饺子、买买东西、去孤儿院看看孩子”。他觉得人应该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让我花几万捐款，我做不到，太费力太费钱的事情我干不了”。
不过，张思童可能事先没有预估到自己此次维权的难度，“一开始知道有这么难，我可能不会来”。但他还是想证明这件事情还在他力所能及的范畴中，“既然来了，我就不能走”。
张思童同时经历着被夸、被围观、被污蔑，当三者综合作用在一起时，他觉得自己有了种使命感，“不能让以后后悔，等我有了孩子了，我会对他说，爸爸也干过一件大事”。
出头是有代价的，他不仅辞了职，也还错过一个进国企的机会。
作为退伍军人，张思童可以享受退伍优惠政策，学习一段课程后进入国企。课程他已经上了一个月，但因为”五天不去自动取消资格“的规定，这个机会似乎已经和他挥手告别了。
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不起他妈妈，“家里希望我找个旱涝保收的工作，不用担心不发工资，当初我妈让我得到这个进国企的机会也很不容易”。张思童的家人也不知道他辞了职，只是知道他在接受采访、在换手机。
更多代价是无形当中付出的，比如被人骂，再比如，实名出镜。
张思童是中国 Note7 炸机机主里第一个实名出镜的人，“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挡着脸呢？不敢露脸的不应该是那些卖这个手机的么？我是受害者，我要是不露脸的话，反而让人怀疑。”
（张思童实名出镜）
10月12号，张思童去了上海的泰尔实验室，临行前留言说，他怕这个泰尔实验室和三星有关系，检测出来还是说人为的，“如果真这样，我只能说，对这个事情失去信心了，只能说我尽力了，我没有办法了”。
“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我问张思童，他憨厚地笑了笑，点了根烟，抽了一口说，“我觉得我是个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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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b Dylan :Blowin' in the Wind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才能称得上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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