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大萧条时代受到了哪些影响？与德国有什么不同？
日本在大萧条时期的影响：
大萧条对日本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出口大幅下滑与经济衰退：
丝绸出口的崩溃： 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农产品出口，特别是生丝（raw silk）。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占全球供应量的80%以上，是其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然而，美国（当时是日本生丝的最大买家）在经济大萧条中遭受重创，其国内消费能力急剧下降，导致日本生丝需求锐减，价格暴跌。这直接打击了日本的农业和农村经济，许多农民因此陷入贫困。
其他工业品出口也受影响： 尽管不像生丝那样致命，但日本的其他工业产品出口，如纺织品、瓷器等，也因全球需求萎缩而受到影响。
制造业困境： 出口受挫导致日本国内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工厂开工不足，失业率上升。尤其是一些依赖出口订单的轻工业企业，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通货紧缩： 随着出口下降和经济活动减弱，商品价格普遍下跌，导致了严重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使得债务负担加重，企业利润下降，进一步抑制了投资和消费。
2. 农村的贫困与社会动荡：
农业危机深化： 丝绸价格的暴跌对依赖生丝生产的日本农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许多农民背负着债务，无力偿还，土地被抵押或出售。
饥荒与迁移： 一些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饥荒，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加剧了城市的失业和贫困问题。
社会不满加剧： 农村的贫困和失业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为各种政治思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3. 金融体系的震荡与银行危机：
银行挤兑与破产： 经济衰退和企业倒闭导致许多银行面临存款挤兑和贷款坏账的风险。一些实力较弱的银行倒闭，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对财阀的影响： 虽然日本的几大财阀（如三井、三菱、住友）拥有强大的实力，能够一定程度上抵御危机，但它们也同样受到了出口下滑和生产过剩的冲击，利润大幅缩减。
4. 政治和军事的影响：
国内政治动荡： 经济危机加剧了日本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民众对政府应对经济问题的能力感到失望，加剧了对政治体制的质疑。
军国主义的抬头： 面对国内的经济困境和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不满，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一些军方和民族主义者认为，通过军事扩张和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可以解决日本的经济问题，并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这成为了后来日本走向侵略扩张的重要动因之一。
金本位制的放弃： 1931年，日本也像其他国家一样，被迫放弃了金本位制，以应对国际金本位的压力和国内的经济困境。
日本与德国在大萧条时期的不同之处：
尽管日本和德国都深受大萧条的打击，但它们所处的历史背景、经济结构和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1. 经济基础与对外依赖程度：
日本： 严重依赖农产品（尤其是生丝）出口，并且对海外市场（尤其是美国）的需求高度敏感。其工业化进程相对德国较晚，工业基础也不如德国成熟和多样化。
德国：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工业化强国，其经济体系更依赖于重工业、制造业和国内市场（尽管也依赖出口和国际资本）。虽然出口也受到冲击，但其工业基础更为坚实，能够相对更快地转向国内生产和军工生产。
2. 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
日本： 仍然是君主立宪制，但皇权在危机时期被进一步神化，军部势力逐渐膨胀，最终导致了军国主义的崛起和民主制度的衰落。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是应对经济困境的主要政治导向。
德国： 经历了一战后的民主实验（魏玛共和国），但政治极不稳定，社会分裂严重。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为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上台提供了绝佳的土壤。纳粹党通过激进的民族主义、反犹主义和经济承诺，迅速获得了民众支持，建立起了极权统治。德国的应对方式是全面的国家干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化准备。
3. 应对危机的政策和手段：
日本：
紧缩政策的局限： 初期，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紧缩政策，但效果不佳。
货币贬值和扩张： 放弃金本位后，日元贬值，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出口（尽管受全球需求限制）。日本银行也增加了货币发行。
政府投资和军事支出增加： 政府开始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工业的投资，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但也加剧了政府赤字。
军国主义扩张的推动： 最关键的不同在于，日本将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转向了军事扩张。1931年的“满洲事变”就是其对外扩张的开端，通过占领中国东北，日本获得了资源和市场，缓解了部分经济压力，但也因此与国际社会关系恶化。
德国：
全面国家干预： 希特勒上台后，实行了强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包括价格和工资控制、进口限制、以及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如修建高速公路）。
军事化生产： 将经济重心转向军事工业的生产（“四年计划”），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这有效地减少了失业，刺激了经济增长，但也使得经济的未来高度依赖于战争的爆发。
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 通过ilateral agreements and barter trade to bypass the restrictive trade practices of other countries.
犹太人财产的掠夺： 通过剥夺犹太人的财产，为国家财政提供了一定的补充。
4. 对外扩张的性质和目标：
日本： 扩张的主要目标是获取战略资源（如石油、铁矿石）和市场，以支持其工业化和军事化进程，并建立在亚洲的霸权地位（“大东亚共荣圈”）。
德国： 扩张的目标更加意识形态化，追求“生存空间”（Lebensraum），清除所谓的“劣等民族”，并建立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霸权。其经济政策与军事目标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旨在通过战争来实现经济和政治的飞跃。
5. 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
日本： 日本的经济问题及其扩张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对当时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产生了深远影响，并间接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德国： 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对国际贷款的高度依赖，以及后来纳粹德国的经济政策，对国际金融秩序产生了更大的动荡。特别是德国对战争的准备，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全球性冲突。
总结：
总而言之，大萧条给日本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对农业和出口部门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这导致了农村贫困和社会动荡，并为军国主义的抬头提供了契机。日本将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转向了军事扩张，试图通过占领资源和市场来摆脱困境。
与德国相比，日本的经济结构更加依赖外部市场，其国内工业基础相对较弱。德国则是一个工业强国，其应对危机的手段更加系统和激进，通过全面国家干预、军事化生产和极权统治，将国家经济完全导向战争准备。虽然两国都走向了军国主义和对外扩张，但其内在的驱动因素、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经济与军事目标的结合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最终都将世界推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
网友意见
题目描述里面有太多问题了，简单一提。
德国大萧条的复苏和纳粹的扩军/经济政策是个烫手山芋不谈。关东地震和此前的22年危机不能直接和大萧条放在一起，这两者之间时间差实在是太大了。23年后日本政府是在以各种形式投资刺激经济的。而即便是在1929-1930年大萧条开始后，以政府全面沦陷的时间点来看，日德之间实际上很难说有绝对差异。
纳粹在德国掌权发生在1933年，大萧条的危机顶峰之后。之前解释过“结构论者/structuralists”和“意识形态论者/Ideologists”对希特勒是否有预先设计的完整扩张计划认识不同。但是无论认为纳粹高层从最初就计划种族清洗，扩张生存空间，发动侵略战争；还是认为纳粹高层只是机会主义者，战争的爆发是再武装时期机制性误处理的结果；全面再武装都是至少35年后才全面开始的。是年德国引入了兵役，开始第一步海军扩充和航空兵现代化等等。其中一部分可以被视为国防需求，比如对照法俄设计下水的一批水面舰艇。但是另一些则明显在为进攻性战争做准备，比如潜艇产量的提升。德国在外交上的冒险开始于1938年，年内德国吞并奥地利，随后是慕尼黑会议。
对比之下，日本“自由政府的终结”发生于1932年，此后军方势力控制政府，政治动荡加剧。而这一段军方控制加剧，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极端分子逐渐活跃的阶段结束于1936年二二六事件被平息后。叛军未被豁免，于是军方中的激进派同样被压制，政府彻底落入军方势力中。这个时间表和德国是是基本一致甚至略慢的。1935年的国际军控谈判是否存在成功的可能是一个辩论中的问题，但是即便是认为日方可能在谈判开始前就完全做好了撤出军控系统的准备，在决策上被军国主义者彻底掌控，1935-1936年初这个时间点仍然和德国全面再武装的时间点是基本一致的。而远东战争直到1937年才全面爆发，在时间表上同样和吞并奥地利类似。
认为“直接开始军事冒险”大概指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满洲危机，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点是，“中国问题”在日本内部的地位本身就和“战与和”不同。在日方语境下的“满洲问题”和“中国问题”还不相同。帝国时期的日本，对华态度并非平等的国际关系。在1921年华盛顿就已经有大量的例子证明日方可以一边在满洲扩张一边大谈反对扩张反对侵略了。对华干预此时对于日方来说就是类似于UK对埃及，法国对阿尔及尔干预一样的不平等问题，不属于正常国际关系的一部分。这是当然不对，但是认知上如此。第二点，本身“中国问题”在30年代初是在急剧变化的。统一中国是一个影响要素。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国府名义上统一国家。这一点在日方内部引起了相关的辩驳而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反应式的。第三点，最关键的是，九一八本身是板垣等在自身利益趋势和地方军支持下发动的事变，IJA总部对此和南京一样吃惊。这不是吞并奥地利，苏台德，入侵但泽那样自上而下计划好的方案。到了国联谴责的时期，政府已经换届32年的断代已经发生了。这一点到如今已经说得太多了。
如前所述，在22年危机和23年大地震后，日方已经开始持续性扩张政府开支支持经济增长了。此时日本经济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支出，另一方面主要是贸易收支。日本的贸易逆差主要依靠对美和对华出口平衡，而30年代初狮子内阁的经济重心一方面是解决贸易平衡问题，一方面是追随国际金融秩序重回金本位。这两点是1928-1932年日本国内政治的关键，28-32年作为日本民主政府的“尾巴”是一个可以断代的时期。
30-32年前后同时发生了3件事：1，大萧条在31-32年引起了两次金融业的剧烈动荡，结局是开放黄金出口的日本失去了对黄金储备流失速度的控制，这引起了相当的货币问题和财政问题；2，贸易上，在华的抵制日货和美国大萧条时期进口的减少都进一步加剧了贸易问题。日方此前的解决方法，比如开支削减（30-32年间日本政府取缔了一系列早应该结束的战时/灾后“补贴”，这些都是直接影响民间生活的），军控等等没有缓解经济上的困难；3，政治上，此前一直存在的军方内部各派势力随即失控。九一八是这一点的体现，而不是主动选择。随后的五一五也是政治上失控的体现。这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实际上即便是金融崩溃没有爆发，日本民主政府仍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Ian Nish语）。
大萧条在欧洲失控的具体时间点仍然在辩论中，但是金融上经济秩序彻底失控，是在31年年中到年底。至此，银行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上生产和消费的萧条不再是周期律的一部分，而只能被视为“大萧条”。32年在欧洲有第二次金融大危机到33年末才开始回暖，持续到1937年中。这两者和希特勒在33年的上台时间上的吻合程度要高得多。29-31-32三次经济危机的恶化和33年选举的短期联系明显得多，而31年危机很难说是日本30-31年才爆发的短期财政问题的直接结果。
昭和日本，没有在大萧条之后“立刻选择”军事扩张。
大萧条正好发生在了日本政府和军方势力争夺控制的过程中。
在1929年前日本就已经在殖民扩张了，对中国问题的干预早已有之，满洲问题亦同。而日方高层虽然时刻注意北伐战争的动向，具体而言在满洲危机中没有主动授意将问题扩大。日德在1928-1933年间整体上的情况是类似的，在1932/1933-1935/1936年间的情况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有可比性。而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本身间战后期的断代就是被许多同时影响全球各个地区的重大事件划分的。30年国际军控，32年军控谈判，31年满洲危机，35年阿比西尼亚英德海军协定，31-32年的两次银行危机等等，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
而大萧条的影响决定的35-36年前后军方势力的“胜出”，以及此后做出的全面军事扩张的“选择”。
间战末期的帝国政府最终做出全面战争这个选择，就发生在35年前后。这才是“选择扩张”。如果说1939年欧洲战争的爆发是否有意外的成分仍然值得辩驳，那么1941年太平洋战争是日方讨论，推演之后的结果。这不是“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在意识形态上十恶不赦，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扩张战争”的问题，也不是“希特勒只是机会主义者，德方没有预计到英法国内反战态度的终结和激烈反应，于是在39年战争就此爆发”的问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方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决策，进行了相关的细致筹划和战术预演，最终执行了计划。换言之日方的相关决策者们坐下来，思考了手中的可能，然后仍然做出了同时和美英中荷全面开战的决定。至于这多大程度上是美方在37-41年间的决策的结果，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类似的话题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