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汉族朝臣的满语水平普遍如何？
一、 制度设计与学习的初衷
首先，需要明白清朝的制度设计对汉族官员学习满语的态度是怎样的。清朝入关后，虽然实行了满汉一体的政策，但同时也保留了满族作为统治民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
满语的官方地位： 在清朝早期，满语无疑是官方语言，尤其是在朝廷内务、军事指挥和皇帝与臣子之间的直接交流中。朝廷非常重视满语的推广，将掌握满语视为汉族官员进入高层政坛的重要敲门砖。
“八旗”与“绿营”的差异： 八旗子弟（主要为满、蒙、汉军）天然地以满语为母语或主要交流语言。而绿营（汉族军队）则是在清朝统治下形成的，其语言习惯自然以汉语为主。虽然绿营的汉军八旗也学习满语，但其动力和水平可能与纯粹的满族八旗有所不同。
官员选拔的考量： 在一些重要的选拔机制中，例如某些初级的官职任命，或者升迁过程中，对满语的掌握程度会被纳入考量。特别是那些需要与满族官员或皇帝直接沟通的职位，更是如此。
二、 学习的动力与实际情况
尽管制度上有所鼓励，但汉族官员学习满语的动力和实际水平，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
升迁的驱动： 对于渴望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汉族官员来说，掌握满语无疑能增加他们接触最高统治层、理解皇帝意图的机会，从而在政治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些精明能干的官员，深谙此道，会主动学习。
个人兴趣与才能： 诚然，也有一些汉族官员出于个人兴趣，或者本身具有语言天赋，能够较好地掌握满语。这些人在数量上可能不是多数，但他们的存在不容忽视。
实际工作中的依赖： 很多时候，汉族官员在日常工作中，尤其是面对满族同僚时，会通过翻译、通事（翻译官）来协助沟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主动学习满语的紧迫性。
“通事”的作用： 清朝设立了大量的通事职位，专门负责满汉之间的翻译。这些通事本身就掌握了流利的满汉双语，他们的存在使得许多不需要与满族官员进行深度、直接交流的汉族官员，可以“搭便车”地完成工作，对他们的满语学习热情造成了一定的稀释。
地域差异： 在清朝统治的早期，京城（北京）以及与满族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地区，汉族官员学习满语的动力和机会可能更大。而在一些远离京畿的内地省份，这种需求和动力可能相对减弱。
三、 不同时期、不同阶层官员的表现
早期（入关后至康乾盛世）： 在这个时期，清廷对满语的重视程度更高，推动学习的力度也更大。因此，早期一些在政坛上活跃的汉族官员，如洪承畴、施琅等，他们能够积极适应满语环境，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我们可以从他们留下的奏折、家书中，看到一些学习和使用满语的痕迹，尽管主要还是通过汉文。
中期（乾隆之后）：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统治者的汉语水平普遍提高，很多皇帝也能熟练使用汉语。而汉族官员对满语的学习热情，也随着“满汉一体”的深入和一些制度的松弛而有所下降。虽然学习满语的制度依然存在，但真正能够掌握流利满语并以此获得显著优势的汉族官员，其比例可能不如早期。
高层与基层官员： 那些身处中央，需要经常与皇帝、满族重臣打交道的官员，学习满语的压力和动力更大，水平也可能更高。而一些地方性官员，或者在一些不需要直接与满族人士打交道的位置上的官员，其满语水平可能就相对较低，甚至几乎不会。
四、 学习的侧重点与“形”的把握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那些学习满语的汉族官员，其学习的深度和广度也可能不同。
实用性的学习： 许多官员学习满语，更多是为了应付政务，理解皇帝的旨意，或者在与满族同僚交流时显得不那么“外行”。他们可能更侧重于学习政务相关的词汇、常用语，以及一些礼仪性的表达。
“名义上”的学习： 有些官员可能只是在形式上进行学习，或者通过通事传达信息，以满足制度上的要求，但并未真正掌握流利的口语和书写能力。
文言语法的残留： 即使学习满语，汉族官员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仍然深受汉语文言文的影响。这可能导致他们在说满语时，会不自觉地带入汉语的语法结构或词汇用法，与纯粹的满族口音和表达方式有所区别。
五、 史料的局限性
关于汉族官员满语水平的直接史料并不多。我们更多是通过一些间接的线索来推断：
奏折中的满文夹杂： 偶尔会在汉文奏折中看到少量满文的词汇、短语，或是在奏折的开头、结尾出现满文的问候语，这可以说明一些官员具备基本的满语认知。
官员的传记或年谱： 一些传记中可能会提到某位官员“精通满语”或“善于满汉书写”，但具体的流利程度往往难以衡量。
谕旨的发布方式： 皇帝的谕旨通常会用满汉两种文字同时发布，这保证了信息的传递，但也可能成为汉族官员不精通满语的“保护伞”。
总结来说，清朝汉族朝臣的满语水平，并非铁板一块。
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常与皇帝和满族核心圈子打交道的官员，会努力学习满语，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它，以适应统治环境和追求政治前途。
但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员，可能仅限于了解一些皮毛，或者完全依赖于通事进行交流。
从整体上看，将“普遍”理解为“绝大多数”是不准确的。 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性掌握”和“实用性学习”。制度上的鼓励与实际的便利（如通事制度）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汉族官员满语水平的差异化图景。
不能简单地说他们“普遍”好或“普遍”差，而是说，在清朝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汉族官员在满语学习上，展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性、投入度和掌握水平，这与他们的个人际遇、政治抱负以及所处的具体时代和职位紧密相关。
网友意见
举例林则徐是道咸时代政治明星，他在翰林院时为了将来发展就开始刻苦学习满语。
1811年春，26岁的林则徐第三次参加会试，榜列第七十四名，复试第一等，殿试二甲第四名，朝考第五名，赐进士出身。不久，他请假回乡接家眷。1813年6月4日，他携妻子郑淑卿来到北京，寓莆阳馆，并以庶吉士身份入翰林院庶常馆。
林则徐是带着施展抱负的愿望来学习满文，他向教习成格(成果亭)和陈希曾(1766—1816，江西黎川人，1793年癸丑科探花)学习满文，以后又向通晓满文的林春溥(1775—1861，福州人，1802年嘉庆壬戌科进士)、吴烜(1759—1821，河南省固始县人，乾隆年间进士)、赵在田(福州人，1799年进士)学习，以求深入。林春溥认为林则徐虽然粗习满文读音和意思，但未得要领，让他继续跟赵在田学习。林则徐用心研究，尽得其要领。
大概四年后林则徐就能把汉文典籍翻译成满语。注意，这种翻译的标准是要翰林院认可的。
综上，如果志向远大，封疆入阁。汉族官员学习满语还是很有必要，在道咸时代。
上面列举的人名也不难看出，满语教育里汉族官员也不少。关键是你想不想学。
回到问题本身，清朝统治从头到尾，官员职位从高到低，大致上汉族官员满语水平是逐步降低。
一个汉族进士后如果一辈子都在州县官这种基层官场摸爬滚打，是没有学习满语的条件和必要。
在乾隆即位之初，有的汉军旗人官员提前将自己的履历用满语背熟，希图蒙混过关，哪知道乾隆问完履历，开始用满语聊天，结果完全听不懂，乾隆狂怒，以后谁再保举不能说满语之人，就惟保举之人是问。
又谕陈遵等：此次姑准记名。看来伊等清语，仅止温习履历。问及他语，俱不能奏对。伊等虽系汉军，究系旗人，自应熟习清语。该将军大臣等、所司何事？著谕该将军等：嗣后引见人员，朕不独履历是问。伊等知朕问及何语耶？若仍不能奏对，朕将不能清语之人，不准列入保举，且惟该管大臣是问。
在北京的宗室、章京、侍卫平时也不学习满语，上班时都说汉语。乾隆本想突击检查，又担心打击面过大，因而提前下令这些人“各加奋勉，及时学习”。本年冬天来年春天我要抽查，学的好的有赏，学的差的要“从重治罪”。
宗室章京侍卫等，不以骑射为事，亦不学习清语。公所俱说汉话。夫以历来相传之本业，不知崇尚，因循日久益难整顿。朕拟于几暇阅看，但念若不先期晓谕，骤加查阅，则获谴者必多。著交宗人府领侍卫内大臣等，饬令宗室章京侍卫等，各加奋勉，及时学习。朕于本年冬间，或明年春间查阅。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仍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
然而这些命令主要下给在宫中当差的人，乾隆出京到南苑等行在，又听见侍卫官兵都说汉语，下令以后只要我去的地方，都要说满语！
谕：满洲人等，凡遇行走齐集处，俱宜清语。行在处清语，尤属紧要，前经降旨训谕。近日在南苑，侍卫官员兵丁俱说汉话，殊属非是。侍卫官员乃兵丁之标准，而伊等转说汉话，兵丁等何以效法？嗣后凡遇行走齐集处，大臣侍卫官员以及兵丁，俱著清语，将此通行晓谕知之。
而宗室子弟，各地驻防根本不学满语，只学汉语，满语只是用来面试而已。
尚书公讷亲奏报：查阅河南开封府驻防满兵，操练阵势，与京师迥异。进退生疎，队伍亦不甚整齐。清语除履历外，能者甚少。
现在左右二翼宗学生二百二十六人。读书未见成效，清语骑射，尤属生疎。
关外的老家地方满语水平也是严重退化。黑龙江将军傅森的奏折内连谷叶生虫这样的满语都不会写。沈阳来京官员，满语水平也仅能背诵履历，其他则一概不懂。
又谕曰：将军傅森奏摺内，将谷叶生虫清语，两处俱行误写。黑龙江系专习清语满洲办事地方，将军又有训导属下之责。乃于谷叶生虫清语，尚且不知，致有舛错。可见平日不以清语为事，此外奏摺，多遗漏错误之处，著饬行。
吏部带领引见之盛京兵部送到 指缺补放户部笔帖式果尔敏，除履历外，询以清语全然不能。果尔敏系考取笔帖式，又系盛京本地之人，清语自当熟练，乃至全然不能，实出意外。盛京乃满洲根本之地，风气日下，至于此极，尚可问乎？
可见至晚从乾隆即位开始，从内廷到中枢机构到关内驻防再到关外老家，旗人普遍满语生疏，奏折都靠事先背诵，往往在奏事时遗忘或者错漏，至于汉族大臣满语的普遍水平，不问可知也。
至迟在道光、咸丰年间，满族大姓的满语水平已经大幅度衰减了。以晚清实际统治者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为例，她们俩应该是不会满语的：
谕军机大臣等：嗣后内外臣工，应进安摺，著敬书三分，于两宫皇太后及朕前呈递。其应进皇太后安摺，一分敬书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圣安字样，一分敬书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圣安字样。其应用清字者，俱用清汉合璧。又谕：嗣后京外各衙门，遇有清字奏事摺件，均用清汉合璧式样。
这是同治朝上谕原文。主要说大臣的请安折子和议事折子如果是满语书写的都应该用汉语解释标注。慈安慈禧作为合法的垂帘掌权太后，拥有清朝大臣上请安折子的礼节。在咸丰朝及之前，满族大臣的时候请安折子必须由满语书写，甚至很多汉族大臣也是满语书写的（乾隆年间历史记载有满族大臣不使用满语写被严厉申斥贬官的）。到了慈安慈禧朝，竟然命令大臣上满语折子全部用满汉双语标注，不得不让人怀疑两宫太后的满语水平。
慈安（钮钴禄氏）、慈禧（叶赫那拉氏）均为满族大族。作为出身显赫的满清顶级贵族都不会或者说至少不能熟练掌握满语的话，咸丰朝往后的满语水平是多少就可想而知了吧。
ps：满清皇帝的满语水平应该是一直不错的，皇子会从小受到严格的满汉蒙三语皇帝教育。史书记载光绪皇帝曾经抱怨他身边已经没有能和他使用满语流利交流的大臣了。但“能熟练使用满语”在咸丰朝往后也仅限于皇帝了。皇帝的妈都不会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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