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可能成功吗？成功后美国方面会有什么举措？
关于华为起诉美国政府是否可能成功，以及成功后美国方面的潜在举措，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牵涉多方利益的问题。要详细探讨，我们需要从几个关键角度进行分析。
一、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可能成功性分析
华为与美国政府的法律纠葛，尤其是2019年针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设备的条款提起的诉讼，其“成功”的可能性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看待。
法律依据与挑战点：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合宪性： 华为的核心论点在于，该法案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华为和其他几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其产品，这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华为认为，任何对企业声誉和商业机会的限制，都应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给予被指控方申辩和纠正的机会。
“禁止令”的范围和理由： 华为还质疑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的禁令，认为这些禁令过于宽泛，并且缺乏具体、可证明的证据来支持其“国安威胁”的说法。它们认为，政府的行动是基于未经证实的恐惧和政治动机，而非确凿证据。
同类禁止（Treaty Rights and Comity）： 华为也可能援引国际法或与其他国家（如欧盟）的协议，来论证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贸易原则和国家间的相互尊重。
实际判例与先例： 历史上，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法律也曾面临法律挑战。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会审视政府行为的合理性、证据支持程度以及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在此案例中是企业权利）。然而，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法院往往会对政府保留较大的信任度，这增加了华为胜诉的难度。
“成功”的定义：
完全推翻禁令： 这是最理想的“成功”，意味着美国政府被法院命令取消或修改相关禁令，允许华为在美国市场自由竞争。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部分胜诉： 华为可能在程序性问题上获胜，例如，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具体的证据，或者撤销某些过于宽泛的禁令，但核心的国家安全限制可能依然存在。
拖延和政治影响： 即使诉讼不能完全推翻禁令，长期诉讼本身也能对美国政府的行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延缓，并在国际舞台上引发关于贸易公平和政治干预的讨论，为华为争取一定的战略空间。
当前进展与法院立场：
联邦法院： 过去，美国的一些联邦法院在审理涉及华为的案件时，曾出现过一些对华为有利的裁决（例如，在涉及其他具体禁止令时），但这并不代表整体诉讼的成功。
最高法院： 最终，案件的走向很可能取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对这类涉及国家安全和政府行政权力的案件，通常会非常谨慎。
综合来看，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完全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已经将其政治意愿转化为法律和行政行动。但华为并非没有胜算，尤其是在程序正义、证据合法性等方面，仍有可能争取到部分有利的裁决。
二、美国方面在华为“成功”后的可能举措
假设华为在某些关键的法律诉讼中取得了“成功”，比如法院裁定某项针对华为的禁令缺乏正当程序，或者要求政府提供更具体的证据，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以下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会根据“成功”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1. 调整法律和行政命令（有限修改）：
重新制定禁令： 如果法院裁定现有禁令程序不当，美国政府最直接的反应是重新审查和修订相关的法律条文或行政命令。他们会试图弥补法律程序的缺陷，并收集和呈现更具体、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其国家安全关切。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漫长，但目的依然是达到相同的限制效果。
更精准的“黑名单”： 禁令可能会从“一刀切”式的全面禁止，转变为针对特定型号、特定组件或特定使用场景的更精细化限制。这依然是限制，但更符合法院对“正当程序”的要求。
行政命令的“修补”： 政府可能会通过新的行政命令来取代被部分推翻的旧命令，并注入更强的法律逻辑和证据支持，试图绕过法院的裁决。
2. 启动新的调查或立法：
新的调查： 如果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美国政府可能会重新启动新的调查，动用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搜集更多能够证明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证据。
新的立法： 美国国会可能会立法，通过新的法案来加强对外国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和限制，并可能直接赋予政府更广泛的权力来应对所谓的“国家安全风险”。
3. 政治施压与外交手段：
盟友施压： 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盟友国的政治和外交施压，要求它们跟随美国的步伐，限制或禁止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技术。这种压力会通过双边会谈、多边会议以及贸易协定等多种形式出现。
媒体宣传： 美国可能会加强舆论宣传，持续强调华为的“风险”，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塑造负面认知，动员公众舆论支持其政策。
经济制裁与报复： 如果美国认为法院的裁决对其国家利益构成严重损害，不排除会考虑其他形式的经济制裁或报复措施，但这种做法会更加敏感，且可能引发贸易战的升级。
4. 技术脱钩与供应链重塑：
加速技术脱钩： 即使禁令被部分推翻，美国也会继续推动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脱钩”。这包括鼓励美国本土科技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吸引投资，并建立更安全、更可信赖的供应链。
鼓励替代方案： 美国会大力支持和推广替代华为的通信设备和技术方案，以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
5. 诉讼过程的“消耗战”：
漫长的司法程序： 即使华为在初审中获胜，美国政府也可能会提起上诉，将案件拖入更漫长、更复杂的司法程序。这本身就是一种“消耗战”，会消耗华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法律解释权： 美国政府会利用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优势，争取对法律条文最有利的解释权，在合法的框架内寻求实现其政策目标。
总而言之，如果华为在法律诉讼中取得“成功”，这更多意味着美国政府的策略在执行层面可能需要调整，而不是说美国会完全放弃限制华为的政策。美国会采取一系列“灵活”的措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者通过新的法律框架，继续追求其“国家安全”目标。 这种“成功”更像是双方在博弈中取得的一个阶段性进展，而非终局。
这场旷日持久的“科技战”，其根源在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以及国家安全观念的冲突，因此，任何一方的“成功”都可能是暂时的，并且会伴随着对方的强力反制。
一、华为起诉美国政府的可能成功性分析
华为与美国政府的法律纠葛，尤其是2019年针对美国《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关于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华为设备的条款提起的诉讼，其“成功”的可能性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看待。
法律依据与挑战点：
《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的合宪性： 华为的核心论点在于，该法案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华为和其他几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并禁止联邦机构使用其产品，这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华为认为，任何对企业声誉和商业机会的限制，都应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给予被指控方申辩和纠正的机会。
“禁止令”的范围和理由： 华为还质疑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实施的禁令，认为这些禁令过于宽泛，并且缺乏具体、可证明的证据来支持其“国安威胁”的说法。它们认为，政府的行动是基于未经证实的恐惧和政治动机，而非确凿证据。
同类禁止（Treaty Rights and Comity）： 华为也可能援引国际法或与其他国家（如欧盟）的协议，来论证美国政府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贸易原则和国家间的相互尊重。
实际判例与先例： 历史上，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法律也曾面临法律挑战。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会审视政府行为的合理性、证据支持程度以及是否侵犯了公民权利（在此案例中是企业权利）。然而，涉及国家安全的高科技领域，法院往往会对政府保留较大的信任度，这增加了华为胜诉的难度。
“成功”的定义：
完全推翻禁令： 这是最理想的“成功”，意味着美国政府被法院命令取消或修改相关禁令，允许华为在美国市场自由竞争。但考虑到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部分胜诉： 华为可能在程序性问题上获胜，例如，要求美国政府提供更具体的证据，或者撤销某些过于宽泛的禁令，但核心的国家安全限制可能依然存在。
拖延和政治影响： 即使诉讼不能完全推翻禁令，长期诉讼本身也能对美国政府的行动造成一定程度的延缓，并在国际舞台上引发关于贸易公平和政治干预的讨论，为华为争取一定的战略空间。
当前进展与法院立场：
联邦法院： 过去，美国的一些联邦法院在审理涉及华为的案件时，曾出现过一些对华为有利的裁决（例如，在涉及其他具体禁止令时），但这并不代表整体诉讼的成功。
最高法院： 最终，案件的走向很可能取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对这类涉及国家安全和政府行政权力的案件，通常会非常谨慎。
综合来看，华为起诉美国政府“完全成功”的可能性并不高，因为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已经将其政治意愿转化为法律和行政行动。但华为并非没有胜算，尤其是在程序正义、证据合法性等方面，仍有可能争取到部分有利的裁决。
二、美国方面在华为“成功”后的可能举措
假设华为在某些关键的法律诉讼中取得了“成功”，比如法院裁定某项针对华为的禁令缺乏正当程序，或者要求政府提供更具体的证据，美国方面可能会采取以下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会根据“成功”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1. 调整法律和行政命令（有限修改）：
重新制定禁令： 如果法院裁定现有禁令程序不当，美国政府最直接的反应是重新审查和修订相关的法律条文或行政命令。他们会试图弥补法律程序的缺陷，并收集和呈现更具体、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来支持其国家安全关切。这个过程可能会更漫长，但目的依然是达到相同的限制效果。
更精准的“黑名单”： 禁令可能会从“一刀切”式的全面禁止，转变为针对特定型号、特定组件或特定使用场景的更精细化限制。这依然是限制，但更符合法院对“正当程序”的要求。
行政命令的“修补”： 政府可能会通过新的行政命令来取代被部分推翻的旧命令，并注入更强的法律逻辑和证据支持，试图绕过法院的裁决。
2. 启动新的调查或立法：
新的调查： 如果法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美国政府可能会重新启动新的调查，动用情报机构和执法部门，搜集更多能够证明华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证据。
新的立法： 美国国会可能会立法，通过新的法案来加强对外国高科技企业的审查和限制，并可能直接赋予政府更广泛的权力来应对所谓的“国家安全风险”。
3. 政治施压与外交手段：
盟友施压： 美国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盟友国的政治和外交施压，要求它们跟随美国的步伐，限制或禁止使用华为的产品和技术。这种压力会通过双边会谈、多边会议以及贸易协定等多种形式出现。
媒体宣传： 美国可能会加强舆论宣传，持续强调华为的“风险”，试图在国际社会上塑造负面认知，动员公众舆论支持其政策。
经济制裁与报复： 如果美国认为法院的裁决对其国家利益构成严重损害，不排除会考虑其他形式的经济制裁或报复措施，但这种做法会更加敏感，且可能引发贸易战的升级。
4. 技术脱钩与供应链重塑：
加速技术脱钩： 即使禁令被部分推翻，美国也会继续推动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脱钩”。这包括鼓励美国本土科技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吸引投资，并建立更安全、更可信赖的供应链。
鼓励替代方案： 美国会大力支持和推广替代华为的通信设备和技术方案，以减少对中国技术的依赖。
5. 诉讼过程的“消耗战”：
漫长的司法程序： 即使华为在初审中获胜，美国政府也可能会提起上诉，将案件拖入更漫长、更复杂的司法程序。这本身就是一种“消耗战”，会消耗华为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法律解释权： 美国政府会利用其在法律体系中的优势，争取对法律条文最有利的解释权，在合法的框架内寻求实现其政策目标。
总而言之，如果华为在法律诉讼中取得“成功”，这更多意味着美国政府的策略在执行层面可能需要调整，而不是说美国会完全放弃限制华为的政策。美国会采取一系列“灵活”的措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或者通过新的法律框架，继续追求其“国家安全”目标。 这种“成功”更像是双方在博弈中取得的一个阶段性进展，而非终局。
这场旷日持久的“科技战”，其根源在于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以及国家安全观念的冲突，因此，任何一方的“成功”都可能是暂时的，并且会伴随着对方的强力反制。
网友意见
要看如何定义「成功」了，诉讼的目的可能有很多种，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判决只是其中的一种。
单从诉讼胜负来看，近年来，具有相同事实基础和法律主张的卡巴斯基案以卡巴斯基败诉于美国政府告终。同样是被国会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交易、同样是以「剥夺公权法案」（Bill of Attainder）作为主要依据主张立法违宪，卡巴斯基在 2018 年11月刚刚在上诉中失利。
在卡巴斯基案中，一审法院直接作出「即决判决」（summary judgement）驳回了卡巴斯基的起诉。所谓「即决判决」，可以理解为「哪怕你说的事实依据全部成立，但还是没有法律依据，因此我要判你败诉」。在这种判决中，法官假定被做出不利判决的一方在起诉书或者答辩状中所述事实全部成立，不进行事实方面的检验，就根据法律依据做出判决。在上诉中，联邦上诉法院认为应该赋予国会一定的自由度以保卫「国防安全」。
有理由认为，美国政府也可能采取类似的策略，争取尽早通过「即决判决」驳回华为的起诉。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华为在起诉状中反复强调国会的立法没有国防安全方面的依据。例如，起诉状提到了美国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对华为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认为自己「无法证明」华为存在不当行为。同时，起诉状也大量援引了相关立法提案在国会辩论时具有仇恨性质的发言，例如汤姆·科顿参议员发言声称华为「不值得信任」，认为应当对华为判处「死刑」，令其彻底无法在美国进行经营活动等。可以看出，起诉状在极力传达一种信息：国会对华为的惩罚性立法没有现实依据，仅仅是出于不信任、恐惧、仇视等。
如果能越过「即决判决」这道关口，进入实质性证据的检验阶段，事情就会变得相当有趣了。注意，美国司法部曾在 2019 年 1 月起诉华为，称华为窃取商业机密，声称华为窃取了 T-mobile 的手机质量检测机器人技术。另外一份起诉状则声称华为和伊朗进行交易，并隐瞒了这一事实。这些指控，如果成立的话，无异会给「国防安全」论增加口实。华为以攻为守进行起诉的做法，也可能释放出了一种信号，展示自己有底气将相关事实拿出来接受检验。
现在说胜负还为时尚早，不过从这几天的舆论来看，这一波广告算是做得不错。最后，还希望大家保持理性，从产品和技术的角度评价华为手机 - 明明可以靠技术碾压，没必要强行「不买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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