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还能不能代表日本民众，还能否反应民众的意志？
一、 日本政府的构成与权力基础：
民主选举制度: 日本实行民主选举制度，通过议会（国会）选举产生政府。首相通常由占国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党首担任。理论上，议员的产生是基于民众的选票，因此政府的权力基础来源于民众。
政党政治: 日本的政治体制以政党为核心。主要政党（如自民党、立宪民主党等）在竞选时会提出各自的政策纲领，试图争取民众的支持。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党的意愿和能力。
宪法保障: 日本宪法保障了国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参政权等，这些都为民众表达意志提供了法律基础。
二、 日本民众意志的表达与政府的回应：
选举: 选举是民众最直接表达意志的方式。历届选举结果，尤其是政权更迭，能够反映出民众对现有政府及其政策的态度。
舆论与媒体: 媒体（电视、报纸、网络）在传播信息、塑造舆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民众通过媒体了解政策，并通过投书、评论、社交媒体等方式表达意见。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也会考虑舆论的走向。
民意调查: 各种民意调查机构会定期进行调查，反映民众对政府支持度、政策满意度以及具体问题的看法。虽然民意调查并非绝对准确，但它们是了解民情的重要参考。
利益集团与市民团体: 各类利益集团（如行业协会、工会）和市民团体（如环保组织、消费者团体）通过游说、示威、请愿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反映特定群体的利益和诉求。
抗议与示威: 虽然不像某些国家那样频繁，但日本民众也会通过集会、游行等方式表达对政府政策的不满或诉求。例如，围绕安保法案、核电政策等问题，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三、 影响政府代表性与反映民众意志的因素（可能存在的挑战与局限）：
政党内部的利益与派阀: 即便是在同一个政党内，也可能存在不同的派阀和利益诉求。政府的最终决策可能是各派阀妥协的结果，不一定完全代表某一特定群体的意志。
官僚体系的影响: 日本拥有强大的官僚体系，官僚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有时，官僚的专业意见和既得利益可能会影响政策是否真正符合民众的长期利益。
特定议题上的分歧: 在许多重要议题上，日本社会可能存在显著的分歧。例如，关于修宪、能源政策、外交方向等问题，不同年龄层、地域、职业的民众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政府在其中如何权衡和取舍，决定了其代表性。
“沉默的大多数”与投票率: 投票率的高低会影响政府的代表性。如果投票率不高，意味着一部分民众未能通过投票表达意志。此外，一些民众可能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认为自己的声音无法改变什么，从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信息不对称与媒体引导: 媒体在报道时可能存在选择性或倾向性，对民众的认知产生影响。政府也可能通过公关手段来引导舆论。
全球化与国际压力: 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其政策制定也会受到国际环境、地缘政治以及盟友（如美国）的影响。有时，为了维护国际关系或国家安全，政府可能不得不采取与部分民众意愿相悖的政策。
“世袭政治”与精英主义: 日本政坛存在一定程度的“世袭政治”，即政治家的子弟继承父辈的政治衣钵。这可能导致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削弱了普通民众的代表性。
长期性政策与短期民意: 政府在制定一些需要长期投入和影响的政策时，可能会面临短期民意波动的影响。例如，为了国家长期发展而推行的改革，可能会在初期引起民众的不满。
四、 具体案例的分析（以供参考）：
安倍经济学: 安倍政府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经济增长，也获得了一部分民众的支持。但同时，其政策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引发了一些民众的不满。
安保法案: 2015年通过的安保法案在民众中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许多民众认为该法案违背了和平宪法精神，政府并未充分听取民意。
对华及对韩外交政策: 日本政府在对华和对韩外交上的立场，往往会受到国内民族情绪和历史问题的影响，其具体决策也可能引发国内不同观点的争论。
结论：
日本政府在体制上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并通过选举等机制与民众的意志建立联系。然而，日本政府能否“完全”代表日本民众、能否“总是”反映民众的意志，是一个动态且充满挑战的过程。
在大多数情况下，日本政府的决策会考虑民众的意愿和舆论的导向，尤其是在一些与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上。
然而，在一些复杂或敏感的议题上，政府的决策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党派利益、官僚体系、国际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导致其决策与部分民众的意愿存在偏差。
民众表达意志的途径和能力也并非完全均等，不同群体的影响力可能存在差异。
因此，评价日本政府是否代表民众意志，需要结合具体的政策、具体的社会背景以及民众的多元化表达来综合判断。这是一个持续进行中的、需要不断审视和监督的过程。民众的参与和监督是确保政府更好地代表和反映其意志的关键。
网友意见
现在这个“新55年体制”下的日本，实质就是一个披着民主国家外衣的“剧场国家”，其高层的行动与决策跟一般屁民的意志有啥关系。
按照日本人自己的说法就是「右も左も保守も革新もアメリカの作った箱庭の中で意気顕揚としているだけのことなの」[1]（这儿的“箱庭”跟“剧场国家”的“剧场”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尤其是1970年第二次安保斗争失败之后就更为明显。
剧场国家其实质就是一种等级制与各安其位的国家，维护等级制就是国家的目的。秩序是通过中心地位的确立，逐步向外辐射衰减而确立的。通过这种方式，下级模仿上级，从而达到上级对下级权力的实现——这种权力不是支配式压迫式的，而是一种自发的选择性的。就像日本知名的新生代世袭政客小泉进次郎在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就说：“我知道大家都很反感世袭制，但是我希望大家投票选我。”结果开票五分钟即当选。
这种国家中，处于权力核心的政治家们的表现实际上都是表达象征权力的一种戏剧，通过在民众面前进行露天展演，来体现自己的中心典范地位，此所谓“国家技术是一种戏剧艺术”[2]。尤其是众正盈朝的英明领袖、伟大统帅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时期，日本这个“大剧场”平时几乎就是安倍自导自演唱独角戏（连庄的时候甚至出现因为没有竞争对手从而无投票当选的情况），执政党的其他人乃至野党只能充当配角甚至龙套，舞台上的人们扮演的角色作用以安倍为首的核心权力小圈子为圆心，依次向外递减。至于一般民众，基本上平时就只能沦为剧场中的看客，也就是选举日的时候需要他们上台跑跑龙套、充当背景板，配合政客们完成“选举”这个确认政权合法性的仪式。
做为赛里斯（Sinae）人如果你经常看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上有关日本政治的新闻，你会有一种亲切的无聊感，因为理应做为政治生活主体的“民众”——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基本上都很少以“能动的主体”的形象出现在主流媒体报道的有关日本政治生活的新闻中，相比之下你看美国新闻好歹能看到在国会山下愤怒的川普支持者、反对警察滥用暴力的BLM运动支持者，看韩国新闻好歹能看到要求曹国长官下台的大学生，而像SEALDs[3]运动这种能够少有的彰显一般日本民众“主体性”的政治新闻则是几十年才能看见一次。
在这样的“剧场国家”中，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4]。国家，这个原本抽象的典范中心，一次次沉溺于华丽与夸张的表演中，一次次的在表演中明确宇宙的秩序与人间的等级。“仪式”作为调整的手段，使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定期得以找到宣泄口，也使得社会恢复平衡和稳定。政客们也需要这些仪式来实现群体欢腾，实现民众对于秩序的想象。
奥运会就是这么一种仪式，它本身就充满了国家的符号性和象征性。有感于邻国（我说的是大韩民国[5]）通过举办盛大庆典凝聚民心的成功，安倍也试图利用东京奥运会这种盛大的国家庆典与彰显民族国家尊贵身份的仪式，让1亿4000万国民不由自主地沉浸于狂欢的情绪，让他们自“平成衰落”后已经冷寂许久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油然而生，使他们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在对国家的认同这方面完成从虚幻向现实转化，就像1964年东京奥运会成功转变当时日本的国民意识那样[6]。自民党政客在巨大的疫情压力以及国内外的反对声浪之下，仍然固执己见宁愿推迟奥运会举办日期也不轻言取消奥运会，实际上也是“权力服务于夸示，而非夸示服务于权力”这一特征最好的注脚。
最后吐槽一句：人家有的民粹主义威权统治者执政的国家好歹平时经常通过全民公断以及美其名曰“民族协商”的大规模官方问卷调查的的方式在重大国政问题上（例如是否按照某超主权国家联盟组织的强制性分配接纳难民）咨询民众的意见，做为日本特色资本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日本自民党政权结果连这个都省了。
参考
- ^ 出自《日本の虚妄―戦後民主主義批判》一书
- ^ 张琪，“‘荣耀与辉度’:一种政治建构维度——对《尼加拉》的再解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2卷第1期，144页
- ^ 全称是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 - s，翻译过来就是“为了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学生紧急行动”，该组织成立于2015年5月，创始人是奥田爱基。组织的创设目的是为了反对当时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和将要通过安保法案，公然违背日本宪法，已经离立宪主义越来越远的安倍政权。2015年8月23日，SAELDs在日本国会前组织了游行示威，口号是“保卫宪法”与“反对战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总召集人数超过了一万五千人，可以说SEALDs是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新左翼浪潮之后少有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群众运动。该组织也在2016年8月16日就草草宣布解散，有传言称日本共产党是SEALDs这起自由派学运的幕后组织者
- ^ 《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13
- ^ 1980年代时期韩国民主进步阵营内部有人将军事独裁政权试图通过举办1988年汉城奥运会为自己的权力合法性背书一事跟1936年希特勒政权举办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
- ^ 1964年东京奥运会充分展现了战后日本高速的经济发展与巨大的社会进步，并且给予日本国民国际地位提升的印象。东京奥运会在提升日本国民自豪感、导致大众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的同时，也使得原本对于民族主义叙事的主导权从“反建制”的进步左派-自由主义势力落入到做为“建制”存在的保守右派势力手中，典型就是自民党政府与右派文人对于明治维新的“再评价”运动，重点强调其作为日本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起点而故意忽略当时风起云涌的革新浪潮与自由民权运动，导致1965年后在日本的进步势力内部明治时代完全沦为“保守反动”的同义词，对于“大正民主”的吹捧之风也由此而生。左派知识分子在东京奥运会后的几年开始批判民族主义、尽量保持与民族主义的距离
国会选举投票率跌破50%，而其中现在的执政党自民党的得票率连20%都没有。你说这样的选举能不能反应民众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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