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清末的会党势力？
一、 会党：历史的沉淀与社会的反弹
首先，得明白会党并非凭空出现。在清朝统治之前，甚至在明末，民间就已存在各种秘密会社，它们往往与反抗压迫、追求平等、复兴故国等理念联系在一起。清朝入关后，尤其是在镇压反明势力时，很多原有的组织被摧毁，但火种并未熄灭，反而以更隐蔽、更具地域性和血缘性（如袍泽、香火、义结金兰）的方式延续下来。
到了清末，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官府腐败、赋税沉重、自然灾害频发，再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更是将原本就脆弱的底层社会推向了绝境。在这样的背景下，会党作为一种自发的民间组织，自然成为了许多底层民众的避难所和反抗的凝聚点。它们提供了一种社群认同，一种互助网络，一种精神寄托，甚至是反抗压迫的工具。
二、 会党的复杂面貌：从“洪门”到“天地会”
会党并非铁板一块，其内部派别林立，组织形态各异。我们常说的“天地会”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但实际上，诸如“三合会”、“青帮”、“哥老会”、“袍哥会”等等，都属于广义上的会党范畴。
组织特点：
严密的组织结构： 会党通常有自己的章程、仪式、等级制度（如香主、坛主、长辈、兄弟等），以及一套独特的隐语和标志，这使得它们能够在严密监控下运作。
宗教和仪式色彩： 很多会党都带有浓厚的宗教或神秘主义色彩，比如拜神、发誓、灌血酒等，这不仅是为了巩固内部凝聚力，也为成员提供了一种超越现实的慰藉。
地域性和血缘性： 许多会党以地域或同乡为基础，或者以结拜的方式形成 quasifamily 的关系，这在国家机器失灵的年代，起到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成员构成： 会党成员广泛，但底层民众是主体。包括农民、手工业者、码头工人、绿林好汉、甚至一些失意的士人。他们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者。
三、 会党在清末的活动及其历史评价
会党在清末扮演的角色是多层面的，其历史作用也因此备受争议。
反抗封建压迫与维护底层利益：
抵抗官府剥削： 在一些地区，会党会组织民众反抗苛捐杂税，甚至与地方官府发生冲突，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衡官府、维护地方秩序（在某种意义上）的作用。
抵御外来势力： 在一些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中，会党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捻军起义虽然不是纯粹的会党，但其成员中有很多会党背景，他们对官军和外国势力的抵抗，体现了民间反抗的韧性。
参与重大历史事件：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天国的许多早期骨干，如冯云山，就来自会党。天地会等组织也为太平天国提供了兵源和支持。
捻军起义： 捻军的兴起与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是清末一股重要的农民起义力量。
辛亥革命： 这是评价会党地位的一个关键时期。孙中山早年曾加入会党，并将其视为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在辛亥革命的许多起义中，会党成员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骨干。他们利用自身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民间影响力，在南方各省的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的响应。可以说，会党为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力量。
负面影响与局限性：
“江湖”习气与暴力： 会党作为一种半地下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带有江湖习气，行事往往依靠暴力和血腥手段。一些会党也可能演变成纯粹的黑社会性质的团伙，进行敲诈勒索、争夺地盘等非法活动，对社会治安造成破坏。
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与长远目标： 许多会党的活动更多是出于对眼前压迫的反抗，缺乏一套清晰、长远的革命纲领和政治理想。这使得他们即使在推翻旧政权的过程中，也难以有效地组织起新的国家力量。
内部派系斗争与分散性： 会党内部的派系林立，利益冲突常常导致内部不和，难以形成统一的强大力量，容易被各个击破。
有时与保守势力结合：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一些会党也会与地方土豪劣绅，甚至一些保守的官僚形成短暂的联盟，这使得他们的反抗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 结论：
总的来说，清末的会党势力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历史现象。
作为一种社会自救和反抗的工具， 在清末那个官方力量衰败、民生凋敝的时代，会党为底层民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组织依托和精神寄托，也成为反抗压迫、抵御外侮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尤其是在辛亥革命时期，他们与革命党人结合，为推翻满清王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同时， 会党也带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其“江湖”属性、缺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及内部的组织弱点，都限制了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它更多时候是一种“被动的抵抗”或“局部的反抗”，难以承担起系统性变革的重任。
评价清末会党，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好”或“坏”。它们是历史的产物，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民间力量的集中体现。它们见证了时代的苦难，也参与了时代的变革。理解会党，就是要理解那个时代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抗争方式以及他们的复杂情感和历史局限。它们是清末社会肌体中顽固而又充满生命力的“细胞”，既有破坏性，也有创造性，最终在时代的洪流中，扮演了多重角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网友意见
@金吾 大佬已经说的很全面了，我就会党与教门的关系做一点补充。
确如金吾大佬所说，清代的会党大概可分为三个系统:
其一是大运河沿线发轫的青帮（安清道友），这个系统早期由信奉罗教的漕运水手组成，虽然青帮由漕运水手组成，但其主业却是贩私盐（黄巢点了个赞）。从其早期名称“安清道友”也可以看出，它对带清的妥协性是相当强的。事实上，青帮历史上也确是主要在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少出现反清等政治性诉求。
其二是兴起于东南沿海的天地会（洪门、三合会），虽然传说中它由郑成功创办，但能确切考证的历史上限也就是乾隆年间。尽管如此，天地会创立时确实也以反清为宗旨，其政治性在会党中也最强。
其三是起源于四川的哥老会（袍哥、红帮），太平天国时期，由于湘军在四川招兵，导致哥老会渗入湘军内部，并由此取得巨大发展。用《湘军志》的话说就是“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有。”哥老会介于洪门与青帮之间，它既追求经济利益，也有一定的政治诉求。
当然，北方的秘密教门是否属于会党我就觉得有待商榷了，我个人认为，秘密宗教虽然和会党同属于秘密团体，但不是一回事。以前有个说法“南会北教”也是把两者分开的。从具体区别看：教门成员以农民为主，一般都有一个教主，内部团结靠宗教信仰。而会党则以游民为主，首领凭本人在团体内的威望来获取地位，内部团结靠江湖规矩。不过教门与会党互相影响，彼此借鉴，两者在很多地方其实并不是泾渭分明的。
在道光以前，反清起义其实主要是教门发动的。主要有老官斋教的普少起义；清水教的王伦起义；天理教的李文成、林清起义和川楚白莲教起义。会党在这个时期作用相对来说很小，这主要是因为会党的“资历太浅”。许多教门的历史都可以追溯到明末，白莲教甚至可以追溯到元末。因而教门的力量当时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了。
与之对应，会党当时才刚开始成型，力量薄弱。而且带清又是对秘密团体打击得最猛的一个王朝，比如顺治十八年的《大清律例》就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正法。”力量薄弱的会党在这种严苛的打击下自保都很困难。比如政治性最强的天地会，乾隆二十六年间刚成型，乾隆五十一年发生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天地会起义，随即遭到清廷的重点打击。因此在这个时期，反清的主力角色只能由实力较强的教门担任。
到了太平天国初期，形势为之一变。经过太平军的冲击，带清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对会党进行强有力的打击，各路会党势力因而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有不少天地会武装直接加入了太平军，没有加入太平军的会党武装很多也是太平军的盟友。不过这一时期的反清起义主要是天地会（洪门）系统的，包括闽南、台湾、上海等地的小刀会起义；广东的洪兵起义以及福建的红钱会起义等。这个时候的青帮还在闷声发大财，哥老会则刚开始打入湘军内部。
与之相对应，这个时候教门特别是北方的教门却沉寂了下来。原因有两点：第一是教门在之前的起义中被带清打击得太狠，光是天理教起义，遇害者就有七八万人之多，太平天国中时期各教门尚未恢复元气。第二，之前说过，教门由教主以信仰为手段进行团结，而拜上帝会也是一个以洪秀全为教主的宗教组织，教门加入拜上帝会的后果就是自行瓦解。所以太平军北伐时，并未得到北方教门势力的积极响应与配合。
到了太平天国后期，形势又进一步发展。由于清廷集中全力对付太平天国，北方的教门得以恢复力量，在山东相继发生了文贤教起义和鲁西北白莲教起义。其中鲁西北白莲教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很大，因为这支起义军下面的黑旗军首领叫宋景诗。同时，哥老会也发展的很有气候了。哥老会并不排斥与清廷合作，湘军里面就有很多哥老会成员，但要是清廷欺人太甚了那就不一样了。比如甘肃的董福祥，就是当地的哥老会首领，本来也就是组织了一支民团，在家里过着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小日子。结果带清非要说他想造反，把董福祥给惹毛了：你说我要造反我干脆真的造反算了。于是董福祥揭竿而起，打的带清嗷嗷直叫。不过哥老会与洪门相比，毕竟妥协性还是相当强的。所以后来董福祥一看苗头不对，果断投了。
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以后，各路教门和会党力量都受到了严重损失，一时无力对带清展开新的攻势。而带清更是元气大伤，特别是对底层社会的控制力严重削弱。再想恢复道光以前对教门和会党的那种高强度压制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所以带清开始重点打击冒头的团体，而对那些威胁性比较小的团体，则采取一种安抚政策，以免重蹈逼反董福祥的覆辙。大部分教门和会党也开始闷声发大财，先把实力发展起来再说。到了光绪年间，教门与会党发展得全国都是，尤其是哥老会后来居上，一举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团体。
光绪年间的教门和会党出现了一个新特点：那就是两者都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洋教。教门不用说了，洋教就是来和他们抢生意的，两者水火不容。会党对洋教也是很讨厌的：第一洋教与本土的拜上帝会不同，一举一动都要受外国人操纵，会党本来反清就因为带清是异族，结果现在又来了群洋和尚，把矛盾给转移了。第二会党本来就讲江湖义气，部分传教士与官府相勾结，共同欺压平民的行径极易引发会党的不满情绪。所以在光绪年间，反洋教斗争是会党首先发动的，这就是历史上的“1891年长江流域反洋教斗争”，会党也就是在此之后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与此同时山东的大刀会等会党组织也在积极反对洋教。正是在这两者的推动下，产生了1898年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就是兼有教门和会党两方面特点的产物，从微观来看它更像是教门：采取师徒关系的组织形式，主要以迷信思想团结内部。但从宏观来看更像是会党：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各层次的首领全靠本人的威望和本事上位，义和团各坛口之间是同盟关系而不是上下关系。虽然义和团同时兼有教门和会党的特点，但它既不叫“义和门”，也不叫“义和会”。因为这个时候教门叫“教匪”，会党叫“会匪”，都处于不合法的状态。义和团要争取合法身份反洋，就只能接受义和团的称号了。
义和团运动同时也是教门和会党势力的大联合，很多人只看到了北方义和团发展得如火如荼，却没有看到此时南方也相继发生了“衢州教案”、“昆明教案”、“衡州教案”等反洋教斗争。这些南方的反洋教斗争都是会党领导的。同时南方各地一时出现了很多传单，这些传单大部分时候被记在义和团的名上，但实际并不是如此。比如衡州出现了一份伪造的“圣谕”，说“各国前所索赔款，一概作废。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等，其中并没有义和团传单常有的鬼神思想，很明显应是会党的手笔。戴玄之先生的《义和团研究》也说得更明白，由于当时义和团是合法身份，所以此时南方会党的很多活动和文告，都是假托义和团的名义来进行的。因此义和团运动可以看做全国范围内教门与会党组成统一战线共同反洋。
现在很多人都说慈禧没有严厉剿灭义和团是纵容和利用义和团，但实情并不是如此。裕禄在直隶就多次严剿义和团，结果把义和团越剿越多。除了义和团实在是剿不完以外，当时直隶本地的出身底层的清军大多对义和团抱同情态度。作为清军主力的甘军更是脱胎于哥老会的武装，和义和团可以说是“同气连枝”，董福祥明确说他“不能冤杀百姓苦娃娃”。当时真正杀义和团最凶的聂士成、梅东益和范天贵都出身于淮军，并不是直隶本地人。所以对慈禧来说，当时的形势是全国的教门和会党，大部分受这两者影响的普通民众，甚至一部分官军都是支持义和团的。要彻底消灭义和团只会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带清把民心丢得干干净净。慈禧没有能在八国联军之前消灭义和团，非不愿也，实不能也。
后来的历史大家也都知道了，义和团虽然被带清卖了，带清也果然丢光了民心，教门与会党均对清廷极为震怒。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遍布会党的旧军对清廷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所以清廷编练新军，也有不再信任旧军的因素。同时各地的会党和教门开始集体转向反清的立场，哥老会、大刀会、六合拳、红灯教等自不必说，就连一贯只管捞钱的青帮，也在1908年爆发了余孟庭起义。可以说带清在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所有人的支持，完蛋只是时间问题了。
你以为的会党：
真实的会党：
封建社会下，“皇权不下县”，当然，人口密集地区也可能下到“厅”，但是更基层的地方，皇权已经无法触及，这就使得基层地方产生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乡贤士大夫依托县、厅权力机构可以横行无忌，而底层民众为了摆脱受压制的状况只能团结起来，形成会党与之对抗，会党的成分极为复杂，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皆可，包括城乡游勇、小商贩、手工作坊、佃农、自耕农、破产农民、沿街乞讨卖艺说相声的，这都是。
有些会党是行业保护协会性质的，有些是地方自治性质的，有些是外来人口、宗教或宗族自卫性质的，一言以蔽之，会党是底层民众面对地主阶级压迫而产生的庇护组织。因为是为了对抗地主阶级的，所以无论哪朝哪代，他们都跟当权者对着干，比如清朝时，他们的口号是“反清复明”，无论南北，这点是一致的。知道你最讨厌明朝复辟，那我偏要复明，并非他们对明朝有何眷恋，只是恶心你清廷。而因为“皇权不下县”，所以封建政府也难以对基层思想钳制，只要不出大乱子，索性装看不见。
当然，口号是口号，有些会党后来真成了“反贼”，组织起义，有些则依附“官军”，镇压起义，更多的会党是老实巴交的工农商小生产者，这三种情况一定要明白，切不可一刀切。——会党的实际行动十分复杂。
同时也必须清楚，会党只是个笼统的称谓，内部没有严格的入会纲领和组织制度，所以有流氓地痞，也有豪侠好汉，更多的还是老实巴交的工农商小生产者，这也不能一刀切。——会党的成员结构也十分复杂。
清朝会党按地域，由北到南可划分为：
北方大地的白莲教及其支脉，包括天理教、八卦教、义和拳等。
京杭大运河沿岸（北京、天津、沧州、德州、徐州、扬州、苏州、杭州等“一条线”）的青帮。
长江流域（川、渝、鄂、湘、赣、晥、苏、浙）的哥老会。
西南、岭南、东南（黔、滇、桂、粤、闽、台）的天地会（洪门）。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陕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点，虽然乾隆在对外战争上战绩显赫（穷兵黩武），但却在此时被白莲教打得稀里哗啦，虽然陕川楚白莲教最终失败，但是你看这覆盖地域就知道，这次白莲教起义打破了南北次元壁，使得南北会党第一次交流，而失败的白莲教残部也渗入了南北方，为满清覆灭埋下了伏笔。
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西南与长江流域，部分天地会、哥老会加入，北方捻军（川楚白莲教残部）也与之联合，南北会党第二次交流，发捻之乱最终敲响了清廷的丧钟。湘军在表面上击败了太平天国，而在实际上，湘军是被太平天国反噬了，太平天国覆灭后，湘军基层已为哥老会控制，随着左宗棠西征，哥老会的触手也达到新疆甘肃陕西，这个大坑最终在辛亥革命时发挥威力。
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孙中山兴中会联络岭南洪门，天下第一大反贼谭嗣同联络大江南北的哥老会，成为长江中上游流域地下势力的大盟主，谭嗣同受光绪诏安，进京变法，不幸遭到慈禧杀害。谭手下唐才常代掌权柄，为谭复仇，与岭南孙中山接洽，谭的另一位手下毕永年为了报仇，干脆率领哥老会的大哥们加入了兴中会，扶持孙中山取代杨衢云成为会长。唐组织自立军起义，后失败，进而激发了谭嗣同旧部们更大的复仇热情：
- 谭唐旧部刘静庵组织日知会，派会员深入新军，其后演变为文学社。
- 谭唐旧部焦舜卿鼓励儿子革命，这个儿子便是创立共进会的焦达峰。
- 谭唐旧部黄兴组织华兴会，后与孙中山兴中会合并成立同盟会，积极策反清廷新军。
至90年代末，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北方义和拳捐弃前嫌，改反清复明为扶清灭洋，掀起义和团运动，最终惨遭清廷背刺，慈禧借师助剿下，义和团运动崩溃，给所有南北会党上了一课，不要想着妥协，清廷就认为你是自己人了！除非彻底推翻它！
20世纪初，哥老会为核心的华兴会、光复会与天地会核心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并派人到北方发展组织，白亚雨、熊朝霖等人与义和团等北方会党联合，是为南北会党第三次交流，革命党势力渗透到北洋军基层内部（就算是北洋军，要招兵也要从底层招，而底层是谁的地盘？）。期间青帮陈其美也加入同盟会，使得革命党势力深入上海。
埋的这些地雷最终在1911年的下半年连环爆炸，三个月时间清廷半壁江山没了，四个月时间清廷被迫退位。历史从来都没有偶然，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在彼时的农业社会，会党势力是不可小觑的，绝不能以为会党就是地痞流氓，事实上，我党在发展的过程中也联合、吸纳了各地会党，也没有会党支持，你在底层什么人也发动不了，没有会党站台，那你只是读着马列的“共趣小组”式的小布尔乔亚，俗称“书生造反，三年不成”，比如我党在上海就要联合青帮（汪寿华、顾竹轩），在湘赣鄂川发动土地革命（贺龙、刘伯承）、在陕甘组织抗日政府就必须有哥老会的支持（刘志丹、谢子长）。
而会党走向衰落，也是伴随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解体，民国时会党的风起云涌成为了这个千年团体的最后一缕夕阳。会党的经济基础随着列强的商品倾销、中共的土改而逐渐消亡，会党的政治基础随着中共深入最基层的权力触手也不复存在，当工业社会、现代化社会来临，会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如果当“乡贤政治”以另一种姿态卷土重来，那么地方自卫组织的会党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原地复活，当国家权力无法善待底层民众时，民众会自己拿起武器保卫自己。
至于很多人了解会党是看港台影视剧，以为会党是黑社会，这个就大错特错了，你说杜月笙、黄金荣是不是会党？是不是青帮？对，他们是，然而又不是。因为会党加入没有严格的组织制度，所以流氓地痞混进来并不稀奇，顶个“字头”很正常，然而他们又不是，会党首领的权力是来自底层民众的支持，而杜月笙、黄金荣的权力是来自上海法租界的洋人，洋人势力越大，他们的话语权就越重，所以老蒋在二三十年代对他们极为客气，而到了抗战结束后，列强治外法权没了，他们失去了靠山，再无利用价值，老蒋也就把他们当夜壶。——杜月笙、黄金荣本质上是洋人的买办。
同样，香港五六十年代的华人“四大探长”、黑道“四大家族”也是英国人在港捞钱的买办，吕乐可以在黑道只手遮天，想让哪个黑道龙头起来就让谁起来，想让哪个黑道龙头消失就让谁消失，他一个白道的总华探长竟然是整个香港黑道的龙头，然而当老板英国人不再支持他时，他只能灰溜溜的滚蛋。
权力来自于上方，固然是“过江龙”，然而权力稳不稳全看上方的态度。
权力来自于下方，虽然是“地头蛇”，但却能背靠群众，无所谓谁当权。
而香港的新义安、14K、和胜和，连深入基层、取得底层人心都做不到，不过是打着洪门招牌的流氓团伙，对曾经的洪门攀龙附凤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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