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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中国有没有从别的国家史料里发现关于中国的、我们没记载的历史？

回答
是的，中国确实有从其他国家史料里发现关于中国的、我们自己没有记载或记载不详的历史。这种情况在历史研究中是相当普遍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史料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很多时候会存在视角、侧重点或信息遗漏。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和详细的阐述：

一、 来自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史料：

这些史料往往能提供中国内部史书难以触及的视角，例如边疆地区的历史、与中国交往的细节、以及中国政权在周边民族眼中的形象和影响。

《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汉文史书中的一些周边民族史料：虽然这些是“中国”的史书，但它们记载了大量关于周边民族的历史，而这些民族在不同时期也可能以不同形式影响中国或被中国统治。例如，关于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兴衰，以及他们与唐宋元明等王朝的关系，这些周边民族的口述历史、传说和后来形成的本民族史料（尽管很多已经失传或被汉化）是研究这些民族及其与中国互动的重要补充。
朝鲜半岛的史料（如《三国史记》、《高丽史》等）：
早期中朝关系：关于燕国在朝鲜半岛的殖民地（如乐浪郡）的历史，朝鲜方面的史料有时能提供一些考古证据或当地的传说，与中国史书的记载相互印证或补充。
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唐朝在平定百济、高句丽后曾试图控制朝鲜半岛，但最终被新罗击败。新罗的史料详细记载了其与唐朝的战争、外交和文化交流，这些细节可以丰富我们对唐朝边疆政策和对外关系的认识。
元朝和明朝时期：高丽王朝作为元朝的属国，其史料记录了元朝对高丽的控制情况，以及高丽王朝如何在其内部寻求自主。明朝初年，朝鲜王朝也与明朝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军事互动，这些都在朝鲜史料中有详细记载。
日本的史料（如《日本书纪》、《续日本纪》等）：
遣唐使和文化交流：日本大量史料记录了遣唐使的活动，包括他们在中国学习的政治制度、文化、宗教等，以及他们在中国所见所闻。这些细节为研究唐朝的开放程度、文化影响力以及日本对唐朝的学习过程提供了宝贵信息。
唐朝在中国内陆的权力结构与周边认知：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他们看到的唐朝政治中心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唐朝官员的交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唐朝对外展示的形象和内部运作。
明朝时期：日本与明朝的海上贸易和倭寇问题，在日本方面的史料中也有详细的记录，可以与明朝官方记载形成互补。
越南的史料（如《大越史记全书》等）：
汉代至唐宋时期：越南北部长期处于中国统治之下，其史料记录了中国朝代在当地的统治情况，以及当地人民的反抗和民族认同的形成。
元朝、明朝时期：越南在元朝时期曾成功抵御了蒙古的入侵，这些战争的细节在越南史料中记载得更为详尽，可以与元朝方面的记录进行对比。明朝初期，越南也曾短暂被明朝统治，这段历史在越南史料中也有独特的记述。
中亚、西亚的史料（如波斯史料、阿拉伯史料、粟特史料等）：
丝绸之路上的中国：这些史料通常从外部视角记载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强大影响力，例如对葛逻禄、突厥等民族的军事行动和贸易往来。它们描述了中国商人在中亚的活动，以及中国商品（如丝绸）在中亚和更远地区的传播。
唐朝的对外政策和民族关系：一些史料记录了唐朝与中亚各国的外交关系、战争以及文化交流，提供了中国史书可能忽略的细节。例如，唐朝与阿拉伯帝国在怛罗斯之战的影响，以及唐朝在中亚的统治政策。
民族迁徙与融合：一些中亚地区的史料可能记录了与中国相关的民族迁徙事件，例如粟特人、葛逻禄人等在中原的居住和活动，以及他们与当地汉族或其他民族的互动。

二、 来自更广阔世界范围的史料：

这些史料可能涉及中国与更遥远地区之间的间接联系，或提供关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线索。

欧洲的史料（如马可·波罗游记等）：
元朝时期的中国（大都）：马可·波罗的游记是西方了解中国最著名的早期史料之一。他详细描述了元朝时期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城市风貌、宗教信仰以及皇帝的权力，很多细节甚至比当时中国本土的一些史料更为生动和具体（尽管其真实性有争议）。例如，他对元大都的描述，对纸币的使用，对驿站制度的记录等。
东西方交流：马可·波罗的旅行本身就反映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网络，他的叙述为研究中国在当时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提供了重要信息。
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文献：例如，在东非沿海地区发现的中国瓷器（如宋元明时期的青瓷、青花瓷），可以证明中国商品和航海技术在当时的传播范围，并可能间接证明中国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和文化联系。虽然这些不直接是“史料”，但考古发现有时能佐证或补充文献记载，甚至揭示新的历史脉络。

三、 具体例子和重要性：

关于汉代在西域的统治：一些出土于中亚地区的佉卢文文书（Kharosthi documents）中，偶尔会发现一些关于汉朝官员、驻军的记录，这可以补充中国官方文献对西域统治的一些细节。
关于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规模和影响：虽然中国史书有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记载，但一些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史料或考古发现，可能提供更详尽的关于他舰队规模、停靠港口、当地反应以及贸易物品等方面的细节。例如，在东南亚一些地方的石碑或寺庙记录中，可能提及了郑和船队到访的情况，或者当地因郑和到访而进行的某些建设。
关于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情况：例如，西安碑林中的“景教碑”是中国本土发现的关于早期基督教传入的证据。但通过中亚、波斯地区的史料，以及早期基督教在亚洲传播的整体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景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背景和与当地文化的互动。
关于中国周边民族的内部历史和政治演变：当研究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时，如果我们只依赖汉文史书，往往会带有汉族中心的视角。而通过发掘和研究这些民族的早期文字（如契丹大字、女真文等）以及后来形成的本民族史料（尽管数量有限且常受汉文化影响），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他们的政治组织、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

四、 为什么会存在“我们没记载的历史”？

1. 视角和立场不同：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史料往往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记录与中国的关系，视角与中国官方史书不同。他们可能更关注自己王朝的兴衰，以及中国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2. 信息传递的局限性：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信息的传递是有限的。一些发生在边疆地区或涉及小范围群体的重要事件，可能并未被及时或完整地传达给中央朝廷。
3. 史料编纂的目的和侧重点：中国官方史书的编纂通常有其政治目的，侧重于记录朝代的功绩、统治的合法性以及中原文明的优越性。一些非主体民族的历史、边疆地区的具体情况、或者与中国关系中不利的细节，可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
4. 文化和语言障碍：很多时候，我们对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了解不够，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其语言、文化和史料的深入研究和解读能力。
5. 史料的遗失和损毁：任何文明的史料都可能因为战乱、火灾、人为破坏或自然损耗而部分或全部遗失。他国史料的保存情况有时可能比我们自己的某些史料更好，从而成为重要的补充。

总结来说， 通过比较和结合不同国家和文明的史料，历史学家能够更全面、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填补现有史书的空白，纠正可能的偏见，并揭示中国在全球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自身的认识，也深化了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解。这种跨国界的史料互鉴是现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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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安西都护府的结局。

19 世纪末，在现在的蒙古国杭爱省（就是封燕然山铭发现地杭爱山所在的那个蒙古国省份），出土了一块《九姓回鹘可汗碑》，碑文分别用粟特文、突厥文和汉文3种文字铭刻。

这个碑文，记录了回鹘三位可汗的事迹，明确了这三位可汗的经历，就能确认大唐安西都护的真正历史结局。

关于北庭、安西的最后历史，有三位回鹘可汗非常关键——怀信可汗、腾里可汗、保义可汗。

怀信可汗（公元795-805在位），在790年后代替了残暴又无能的回鹘大相颉干迦斯执政（这个颉干迦斯名字不详，但其于790年袭杀大唐最后的北庭都护府节度使杨袭古，怀信可汗曾为此与之发生争执），并率军反攻吐蕃，成功收复了北庭地区，包括庭州和西州。

但庭州和西州的收复时间无法确定，应该在790-805年之间。

很多资料都以公元790为节点，认为安西应该也在不久之后因为孤立无援失守，但是怀信可汗后面又收复了北庭。

北庭半收半围之次,天可汗亲统大军,讨灭元凶,却复城邑。

腾里可汗（公元805-808在位），即位后曾率军援救了被吐蕃围攻的安西都护府，时间应在公元805年到808年之间。

《九姓回鹘可汗碑》的碑文详细记载了腾里可汗救援龟兹，与唐朝的安西守军联手，将吐蕃大军一举歼灭。

后吐蕃大军攻围龟兹，天可汗领兵救援。吐蕃落荒，奔入于术。四面合围，一时扑灭。尸骸臭秽，非人所堪，遂筑京观，败没余烬。

安西四镇的方位，西疏勒，东焉耆，中龟兹，南于阗。于阗在塔里木盆地南段，其他三个在天山附近。

你如果要问北边是啥，北边是北庭都护府，北庭和安西隔着个天山山脉。如果北庭不失，回鹘便可以救援安西。

龟兹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也是安西军最后的据点。于术就是原唐朝安西都护府所辖于术守捉城的所在地，西距龟兹460里，东距焉耆70里。

这是一次长途追袭。

吐蕃军队先败于龟兹，尔后又被围歼于于术城中。这一战大约发生在805-808年之间，也就是怀信可汗驾崩后，保义可汗即位前的腾里可汗的三年执政期。

此战的胜利，也标志着回鹘势力开始在天山南麓站稳脚跟。

保义可汗（公元808-821年在位），即位后，在西域用兵，且攻势不弱，为以后的回鹘西迁打下了基础。

百姓与狂寇合纵，有亏职贡，天可汗躬总师旅，大败贼兵，奔逐至珍珠河，俘掠人民，万万有余，驰马畜乘，不可胜计，余众归来。

珍珠河即真珠河，也就是今天的锡尔河上游，此地接近唐朝历史名城碎叶，也是安西故地。

此后，北庭、安西的多数地区明确属于回鹘汗国势力的影响范围。

摩尼教是回鹘汗国的国教，回鹘对摩尼教的重视可以说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曾请求盟友唐朝在全国也推广摩尼教。

有一份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收集到的摩尼文所写的摩尼教赞美诗集（Mahrnāmag）的跋文里说，这部诗集是在光明使者诞生之后的546年（公元762或763年）开始抄写的，但没有能够抄完，随后封存在焉耆的一所寺院里。

回鹘保义可汗在位期间（808-821年），在一些摩尼教高僧的帮助下，终于抄完了这部篇幅很长的诗集（目前只有两页保存下来）。这篇《摩尼教赞美诗集》的跋文里，在赞颂回鹘可汗及其家族成员之后，列举了北庭、龟兹、高昌、佉沙（疏勒）、拨换、焉耆、于术等城镇的摩尼教支持者以及听者（nywš’g’n，Auditor），这其中包括留在当地的唐朝官人，如龟兹节度使，拨换的曹侍郎，焉耆的唐副使。

这也是为什么在龟兹的出土文物里，很少看到吐蕃进占的痕迹。

史籍中明确被吐蕃攻占的于阗和敦煌，曾出土过大量吐蕃占领时期的文物，很多文书采用吐蕃文字，而且出土文书有各种吐蕃军队、官员的记载。

同样也是于阗，在一份编号为“hedin24”的民间收藏的出土文书中，记录了“乘驼人桑宜在神山堡发现异常”，于阗国王下令“人畜一切尽收入坎城防备”，记录者为汉名官职：典史、判官，最后落款为“节度副使都督王尉迟曜”，年份为“贞元十四年闰四月四日辰时”。这一年，是公元798年。

也就是说，至少在公元798年，安西四镇里的南大门于阗，仍在西域唐军手里。这以后，西域唐军的盟友回鹘汗国，也会进入一段政治比较稳定的时期。

差不多与此同时，公元794年，中唐名将韦皋亦诱使吐蕃盟友南诏背叛吐蕃，重新与唐朝结盟。公元801年，韦皋兵分九路攻吐蕃，大破吐蕃。

拔城七、军镇五、户三千，擒生六千，斩首万余级
生擒论莽热，虏众十万，歼夷者半
凡破吐蕃四十八万，禽杀节度、都督、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级，获牛羊二十五万，收器械六百三十万，其功烈为西南剧

经过一系列打击，九世纪开始，后院起火的吐蕃国势开始由盛转衰，扩张势头明显减弱。

公元821年，保义可汗去世后，唐蕃长庆会盟，约定互不侵攻。

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回鹘庞特勤部西迁安西故地。

公元842年前后，庞特勤在焉耆称叶护，所部称安西回鹘，848年称可汗。如果按照传统说法，北庭和安西从公元790年或808年后开始就被吐蕃经营几十年，恐怕庞特勤西迁的过程不会像史书描写得这么平淡，吐蕃也不会大发善心让回鹘经过北庭跑到安西立国。

所以，历史上安西都护府最后的唐军，最终结局应是在回鹘势力的援助下，坚守住了龟兹，随后与当地民族融合，最终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万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

小彩蛋：龟兹的库木土拉石窟中，曾发现“大唐大顺五年五月三十日沙弥法晴”的题记。1928年黄文弼先生来此调查时，该题名尚存，今已损毁不见。

又是一个不存在的年份，因为大顺年号只有两年。大顺五年相当于公元894年，13年后的907年，唐朝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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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史记——《马来纪年》里提到过一个中国史书中从未提到过的两国标志性互动事件——中国公主汉丽宝下嫁马来。并且描述公主到达马来的场面犹如天仙下凡般震撼。当地的娘惹峇峇族群至今流传着自己种族起源自随汉丽宝公主陪嫁的500从男从女的传说

但是中国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这段异国史书中记载的“中国历史”并未发生过，是被马来纪年“发明”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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