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对于明朝灭亡有多大责任?

你看看明宪宗

你会发现我勒个去，面对的情况一样的啊

年少登基，北边蛮夷入侵，国内流民，国家没钱，

比崇祯还多一个蒙古也来捣蛋

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一个亿万富翁，不怕孩子是败家子，以为你怎么败也败不完（说我黑乾隆的滚去面壁）怕的就是雄心壮志要创业的（杨广：喵喵喵？）

但是实际上，到了国家危亡的时候，那真是，雄心壮志的是找死，败家子是等死

找死还有可能活，等死是肯定是

宪宗是赢了，崇祯就输了

（当然这和崇祯年间屁大的官都能有钱修广东四大园之一的财力，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崇祯：“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

我们看孙承宗传，里边有一句，是说天启的，说天启喜欢派厂卫去边关查看军情，然后和大臣的奏报对比，“名曰校事”（jiao的音，校对的那个校）。

换句话说，你在天启手底下，好歹天启也是有多个消息来源了

你在崇祯手底下

你拼死拼活殉国了，崇祯得到的大臣的奏报还是你孤军深入，活该····

大家要知道，不是说情报工作送过来就是胜利，比如日军偷袭珍珠港

实际上你是罗斯福，你手里有几百份情报，有的是偷袭珍珠港，有的是偷袭中途岛，有的说没这事儿，有的说是真的，有的说是假的

问题是你怎么选择情报！（实际上所谓的戴笠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但是罗斯福不听啥的，其实就是罗斯福面对的情报太多，你这个已经是没什么用处了）

但是崇祯成功的从面对几份不同的情报，变成了面对唯一的情报··········崇祯登基，朝廷里众正盈朝，全是儒家大师衮衮诸公，都是正人君子···

领个头功不是问题吧。

都说明亡于天时，这个我不否认，但是猪油捡一刀一刀捅死了明朝，那也是板上钉钉的。

一个80岁老太太，的确是没多长时间可活了，但是你去捅死她，你特么还是要负全责挨枪子儿。

一方面，缺乏自信，喜欢甩锅。大臣建议，他拍板的事情，一旦执行中出现问题，自己不担责任，唯大臣是问。个人揣测，他大约是对自己的能力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所以时刻担心有人议论他不如魏忠贤。所以，皇帝是伟光正的，有问题都是大臣不是东西。他的罪己诏，都是罪他诏，罪官诏。他绝对说不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战略选择和领导艺术的失误。在他手下当差，执行好了，褒奖两句，有功是本分；出了纰漏，严厉问责，脑袋要搬家。谁TMD还多说话？谁TMD还有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方面，过度自信，刚愎自用。什么事情都要抓在手里，不敢授权。个人揣测，还是魏忠贤事件后遗症，担心一旦授权，再出一个魏忠贤。可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日理万机，每日能理多少机？什么都抓在手里，什么都抓不住。何况，如果像秦始皇、雍正那样能力过人还行，偏偏还是一个废柴。一个起的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决定的废柴。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成绩二百五。

一方面，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从弄倒魏忠贤开始，明朝的大肃反就没有结束。一茬接一茬，崇祯身边的人，几乎没有干长的。个人揣测，依然与魏忠贤有关，大约是希望让所有心怀不轨的人，陷入恐惧之中。另外，崇祯大约是希望采取恐怖手段，让手下人战战兢兢，努力工作。实际效果是手下时时刻刻都在考虑自己自己怎么生存下去，少说，少做，少出破绽，别被皇上找出毛病，别掉脑袋。

一方面，鼠目寸光，机会主义。对蒙古、对农民起义军的态度一会一变，朝令夕改。攘外必先安内也好，安内必先攘外也好，没个准主意。明知上面的崇祯是个喜欢甩锅，翻脸无情的人，下面的执行者谁敢毫不犹豫地执行上面的命令——万一朝令夕改了，自己随时当王垕。同样喜欢骚操作，但是在战略目标的坚定性上，崇祯远远不如委员长——委员长时刻不忘反共。所以，委员长的嫡系，目标明确，毫不犹豫。

崇祯的行为方式，与魏忠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出魏忠贤后遗症的影子。魏忠贤早死了，可是魏忠贤的阴魂始终在崇祯的心中，让他日夜不得安寝。

个人能力有限，做事心狠手辣。战略目标犹豫不决，杀人甩锅毫不犹豫。崇祯越喜欢甩锅，越喜欢集权，越刻薄寡恩，越机会主义，下面越战战兢兢，越没有担当，没有积极性、主动性，没有坚决执行的决心，整体越执行不力。崇祯不反思自己的领导艺术，反而愈发甩锅、集权、刻薄、机会主义。

崇祯给手下的除了恐惧，就是负激励，自己能力又菜。他领导大明朝，如同一个瞎子开快车走山路，乱打方向盘，没有任何人辅助提醒，偏偏经历了二百多年的破车况不好，地形复杂（社会矛盾尖锐），自己还把油门和刹车都弄坏了。

最终，翻到沟里了。临死，还不忘记甩锅，不是我车技不好，是车况太差。车况确实不好，但是崇祯的驾驶技术，也加速了车祸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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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批评崇祯的领导技术完全不及格——喜欢甩锅（甩锅杀掉陈新甲）、刚愎自用、冷酷无情（在位17年换19个首辅）、嗜杀寡恩（杀掉7个总督，11个巡抚）、机会主义、出尔反尔。

我还分析了，崇祯的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是“魏忠贤后遗症”，能力有限，内心缺乏自信，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怕士人议论，更怕自己的位置被权臣觊觎。

后来回想起来，并不全面。只谈到了枝节，忽视主流。

借用军事的术语，我只谈了崇祯在战术、战役层面的失误，没有谈战略层面的失误。崇祯在战略上的失误，比战术上的失误更大。

要说明崇祯的失误，有必要重新展开一下。正好也可以借用崇祯的例子，作为反面典型，分析一下领导对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的选择问题。

说到领导，领导究竟应该干什么？

毛主席说过，领导的主要工作，就是出主意，用干部。

这话什么意思？每位领导其实都是一个项目经理，大到国家，小到企业、部门。

项目经理两件事：第一，在现有的资源基础上，制订正确的战略目标，选择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路径，让自己的国家（企业、部门）获得良性发展。第二，把战略目标按战略路径分隔为子任务，选择正确的执行者落实子任务。

跟进项目的话，还有两件事：对执行者落实任务的过程，实施考核，督促其完成。随着任务进展，协调各部门执行者之间遇到的困难，根据内在、外在条件的发展，调整在项目启动之初制订的战略路径，必要时修订战略目标。

通俗地说，领导就是掌舵的，一要正确选择目的地，选择正确航线，既要坚定不移把稳航向又根据情况的发展做出必要的微调；二要选择合适的水手落实自己的操作，让合适的人选到合适的位置上，让不合适的人选腾出位置给合适的人选，给不合适某个位置的人选另外选择相对合适的位置。

选择战略目标要脚踏实地，准确判断外部环境，估计自己拥有的资源和能实现的目标，以及在实现战略目标过程中各种资源的变化趋势。

比如，以日本和美国的实力对比，日本无力称霸太平洋。所以，在选择和美国争霸的开始，日本就注定无法实现战略目标。战术或战役的胜利，难以彻底扭转日美之间的实力对比。战争初期的战役胜利越多，长期培养积累的短期难以恢复的空、海军精英损耗越大。当然，除了空、海军精英，其他方面的资源的对比的变化也是如此。所以，日本初期取得的胜利越多，战争的天平就越发向有利于美国，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倾斜。

比如，以皇太极拥有的资源和满洲兵的战斗力，以大明的财力和军力，以凭坚城用大炮的防御为主的作战方式，五年平辽的目标，明显就是扯淡。

要速战速决，就要野战歼灭对方有生力量和机动兵力，然后主动进攻，摧毁对方残余军事据点。要利用火器优势结合工事，逐步蚕食对方领土，就必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前者需要一支有战斗力的强大的机动兵力，培养这样的机动兵力，既需要金钱又需要时间。后者需要一连串的军事据点和大量的火器，修筑据点、购置火器，同样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不论是那种战略路径，都需要大量的金钱和时间。

选错了战略目标，不论怎么折腾，最终也难以成功。资源不足，靠运气或神迹是实现不了战略目标的。那样的好事，只存在于宗教经典里——神为虔诚的一方开挂，虔诚信神的一方斩瓜切菜，不虔诚信神的一方屁滚尿流。

制订战略目标以后，要选择正确的战略路径。战略目标选对了，战略路径选错了，那就要支付沉重的代价。

比如二战之前，苏联的表现：一方面积极工业化，积累参与世界争霸战的实力；一方面拒绝承认德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希望尽量长久地保持苏德关系，尽力“榨干柠檬”，完全没有考虑德国在取得一连串的胜利后野心膨胀，苏德直接接壤，失去战略缓冲区后，利益直接碰撞，更没有及时调整战略路径。所以，在德国发动突然袭击时，苏联从上到下惊慌失措。虽然最终苏联赢得胜利，但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反过来，如果战略目标选错了，即使战略路径选对了，也注定无法成功。

比如，如果日本的国力能够支持的话，日本的战略路径是没错。但是，日本的战略目标一开始就远远超出自己拥有的实力水平，所以最终必然油尽灯枯力竭倒毙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路上。

相比之下，崇祯连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路径都选错了。如果以平辽为目标，那么就应该知道，以当时明军和满洲兵作战能力的对比，野战全歼满洲主力的希望渺茫，只能采取结硬寨打呆战，步步筑垒，不断蚕食的手段。决定洪承畴野战的那一刻，洪的命运就决定了，非死即降——洪没有舍生取义的勇气，最终只能是降了。

如果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都有问题，那么后面的督促考核，奖勤罚懒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催促洪承畴“刻期进兵”的诏令，不过是催命符而已，带回的不可能是松锦之战的捷报，只能全军覆没的噩耗。

给下属布置不可完成的任务（比如，要求下属野战消灭满州主力），然后绩效考核，干得好，金杯共汝饮，干得不好，白刃不相饶。下属只要脑子没坏的话，就会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九死一生。他们的选择，要么是欺上瞒下，要么是甩锅推卸，要么是临阵脱逃，要么是投敌叛变。何况，在崇祯下干活，只有白刃，没有金杯，从长远看是十死无生。

崇祯一开始就没有正确分析当时的主要矛盾，没有提出正确的战略目标，更提不上指出正确的战略路径。

制订正确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首先要找到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指在复杂事物的许多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的矛盾。认清主要矛盾，才能准确分析大势，估计自己拥有的资源极限和具有可行性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成功率最高的战略路径。

其次要准确估计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这些资源与主要矛盾之间作用与反作用关系。

再次要根据主要矛盾和自己拥有的资源，正确制订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

那么崇祯即位之初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是魏忠贤犯上作乱权柄下移吗？是百官尸位素餐指挥不灵吗？是辽东皇太极不时犯边吗？是西北匪乱吗？这些都是危机，都不是主要矛盾，不过是主要矛盾的表现而已。

李自成更算不上，那时李自成还没起义，李自成在西北造反是崇祯即位以后的事情。

中国历史有一个周期律，一个新朝代建立的时候，经过激烈的战争，人口大量下降，劳动力严重不足，往往有大量荒地，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相对分散。随着时间推移，进入朝代中晚期，人口数量恢复，土地逐步兼并，少数人控制土地，垄断财富。

随着财富的汇聚，社会权力也迅速汇聚。抛开春秋、战国那样世袭贵族担任官僚，控制政权的时代不说，随着财富的汇聚，出仕的途径逐渐被少数人控制。科举的时代，这个过程相对慢一些，同样存在这个趋势。读书是需要成本的，即使免费教育，穷人也有机会成本——他们不可能全脱产读书。何况，在大多数时代，学费不菲，能读书的，至少是小康之家。名师出高徒，能游历四方，遍寻名师的，更不是一般人家。表面上看，科举出仕参与政治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实际上科举的大门越来越窄——随着财富的汇聚，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穷，他们读不起书，也就丧失了参与政治的资格。

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方面，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少数人社会地位上升，多数人社会地位跌落。

有权揽钱，有钱谋权，成为一个王朝末期出仕的主要的目的和升迁的主要途径。士人集团（包括他们之中产生的官僚）日益脱离普通国民，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垄断经济、政治、文化和舆论。

一个政权的衰亡，如果不是胡作的话，一般都与政权控制的财力枯竭有关。

理论上，农业社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荒地被开垦，一个朝代的财政收入应该是上升的。实际上，一个朝代中后期的真实财政收入往往是下降的，至少是停滞的。一方面，越来越多士人担任官僚，通过各种手段给自己减税、免税或者逃税，加速财富积累；一方面，大批底层群众不堪重负，或者逃荒，或者投靠士人集团，成为其附庸，实现免税的目的。

马伯庸曾经在介绍南京玄武湖收藏的登记全国土地和劳力的黄册的系列文章之中，介绍过有关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1-3章）

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第四章：黄册攻防战）

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 第五章

怎样让大明变得透明（第六章 一从世变陵谷新）


这时，一方面是国家可支配财力下降，可以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不足，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实际外强中干；一方面是社会中下层不堪重负，他们处于任人鱼肉的地位，弱者苟且偷生，强者落草为寇。

全国的财富，以土地资源为主，迅速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本该属于国家财政的剩余产品，成为这些人的私人收入。国家政权保护这些人的财富，这些人却在不断毁灭国家政权的根基。

任何一项政治运动，都离不开内在的经济逻辑。良性循环是财力不断增长，国力不断增强；恶性循环是财力不断下降，国力不断萎缩。一个政权财力枯竭、严重入不敷出的时候，就是一个朝代即将灭亡的时候。

如果有天灾（明末小冰河期）和人祸（皇太极不断进攻）的话，农业生产下降、财政开支骤增的话，这个矛盾更加突出，灭亡的速度更快。

士人集团在野为大地主，在朝则为高官。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共同的利益，相似的经历和文化认同，彼此很容易结成盟友，共同对抗皇帝的命令。皇帝的命令，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士人集团成长为一个尾大不掉，有独立利益的政治集团。他们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形态，虽然也经常党争（比如，牛党李党之争）内斗不已，但是在在涉及共同利益的政治问题上，有共同的选择，进退一致。

他们是国家政策的执行人，皇帝脱离他们，无法执政。任何政策，如果与他们的利益相吻合的话，都将被推行到荒谬的极致。反之，如果与他们的利益相冲突的话，都必然无疾而终。这并不是说，士人出身的官僚，不会出现个别人从长远和宏观利益出发，违背士人集团的利益，而是说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的利益和明朝的利益并不吻合，违背集团利益的个别人将被边缘化，他们的努力最终也会被这个集团所吞没。

对外军事不利，说到底，也是财政出现问题，导致军费严重不足。明朝的军事科技领先于蒙古和满洲，士兵却毫无战斗力。承担军事徭役的军户，负担比普通平民还重。他们如果没有逃亡的话，基本以给将领当农奴为主要职业，形同乞丐，根本指望不上。

义务兵不堪用，募兵又没钱。扫平倭寇的一代名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实践起来难吗？不难也难。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有钱，什么都好说——只要军费够，士卒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勇敢，匹夫为帅也能打出不错的战绩。但是，弄钱最难。

所以，对当时的明朝来说，迫在眉睫更需要做的是，理顺财政关系。让能够承担纳税负担的人承担税收义务，维持政权运转，抵御外侮，维护国内稳定，把承担不起过重的纳税负担社会底层的从税收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明朝不主动解放这些人，迟早会有别人解放这些人——迎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这个战略目标，其实就是对顶层开刀，给底层减负。如果能够成功，可以将一个已经成型的倒图钉型社会转化为金字塔型社会，自然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缓解社会矛盾。

现实之中，没有几个统治者能做到，因为这必然涉及对现有社会权力的大规模调整。

财政改革必须以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洗牌为前提，必须以一批新兴的与既得利益的士人集团瓜葛较少的社会管理者替代原有的垄断财富的士人集团。

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显然不能依靠现有的士人集团。因为这个战略目标与现有的士人集团的根本利益相冲突。如果由他们来执行，他们必然会把负担向其他阶级转移，顺便完成自身发财的目标。个别出身士人集团的有更宏大眼光和抱负的官僚，也会孤掌难鸣，最终被排挤、陷害，至少是被边缘化。

对抗垄断经济、政治、文化和舆论的士人集团，执行对他们不利的政治、经济政策，如果不想发动群众，搞土地国有，首级记功，非功不爵，重新培养一个来自民间的军功集团的话，那么就要使用另一个不是科举出身，没有大地主背景，与士人集团缺乏共同利益，甚至利益相冲突的官僚集团。

这就是魏忠贤及其为首的阉党崛起的原因。

宦官往往出身贫贱，接受皇家免费教育，受科举出身的士人官僚歧视，对皇帝的依附性，要远远高于士人。

这种情况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代重用太监，以及天启皇帝给魏忠贤那么大的授权的原因。

魏忠贤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是士人集团崛起的一种反作用——皇帝为了保持平衡，故意给予宦官集团较大的权势，打压士人集团。

崇祯铲除魏忠贤及其余党以后，并没有让其他与士人集团，缺乏共同利益的集团崛起。所以，填补魏忠贤倒台后后的权力真空的，自然是士人集团。结果，士人集团失去了制衡的力量，整个权力构架失衡。

魏忠贤集团被全面镇压后，崇祯可以罢黜甚至处决个别官僚，却难以削弱整个士人集团的共同利益——即使他想削弱士人集团，他也找不到数量足够多的、与士人集团缺乏共同利益的执行者！他罢黜、处决个别士人官僚，无非是给其他士人官僚腾出位置，他根本无力解决士人集团占有过多社会资源，导致国力羸弱、财政枯竭的困境。

这绝不是说，魏忠贤是正义的，是忠诚的，是清廉的，是被冤杀的，而是说，魏忠贤或者类似势力的存在，有利于维持皇权与士人之间的平衡，避免士人集团的过度扩张，避免士人集团把整个明朝的经济基础化为士人们的私产。

即位之初，崇祯就应该认识到辽东的皇太极不断侵犯内地，是相对次要的矛盾，主要矛盾在中原，在北京，在户部和吏部。只要内部矛盾解决，辽东军饷有可靠的来源，民间负担下降，无论是皇太极还是西北农民起义，都不是问题。反过来，如果士人集团的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其他任何问题都难从根本上解决。

如果他能意识到这一步，他就能意识到魏忠贤的用处，在处理魏忠贤时，就能有意识的构建后魏忠贤时代的权力构架——魏忠贤要打击、冤案要平反、平衡要维持、士人集团要坚定不移地削弱、打击。

崇祯的思路，大约是只要对内处决魏忠贤树立绝对权威，对外在军事上一鼓作气消灭皇太极，一切就可以万事大吉。

崇祯的做法，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头和脚一起疼，那就分开一起医治。他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把二者联系起来，发现并解决深层次的病因，治疗并发症。

崇祯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没有意识到崛起的士人集团对财富的垄断与国家财政之间的矛盾，辽东失陷，西北农民起义都是财政危机的表象而已。

他大约认为，明朝内部皇权的权威已经树立，只需要不断使用问责等方式敲打士人集团中的个别人即可；明朝外部速战速决的大胜以后，军费开支下降，财政支出减少，整个不利局面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全部改变。

事实上，在明朝内部，随着魏忠贤倒台，拥有大量财富的士人集团重新崛起，来自崇祯的指令的贯彻力度是下降的；在明朝外部，以当时明朝的军事实力和财政实力，怎么可能速战速决解决皇太极？

己巳之变，皇太极兵临城下，崇祯发现自己速战速决的希望破灭，自己制定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根本不可行，不仅如此，由于全力支持袁崇焕，西北匪乱加剧。此时，崇祯对袁崇焕的恼火，可想而知。

这也不是说，袁崇焕是一个只会夸海口、欺上瞒下、忽悠崇祯的无能之辈。事实上，战斗力与军费存在密切正相关的关系。如果不是袁崇焕安慰崇祯五年平辽，崇祯信以为真，倾全国之力支持袁崇焕，又不与皇太极议和的话，辽东的局势，早就更加恶劣了。

很快，明朝陷入了双线作战的恶性循环。为了抵御皇太极的进攻，不得不得不增加民间的税收负担。增加民间的税收负担导致更多的社会中下层不堪重负，刺激更多的人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或者以各种方式支持起义军。皇太极的进攻越猛烈，需要的军饷就越多，拥护参加李自成的军队的人数就越多，为了镇压李自成等人，便需要更多的军饷。

如果崇祯能正确认识当时的主要矛盾，那么他继位之初，就不应该轻易彻底全面镇压魏忠贤集团，打破政治平衡，盲目相信可以对后金速战速决，而应该一方面支持袁崇焕在辽东前线采取守势；一方面与皇太极议和，减轻军事压力，减少军费开支，减轻中下层负担；一方面逐步削弱魏忠贤的势力；一方面培植与士人集团相对抗的新利益集团；一方面进行财政改革，全面丈量土地，清查隐匿田产，全面推广财产税，实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一方面耐心等待时机，等待后金内乱。

明朝是建立在士人（或者说士绅）集团与皇帝同盟的基础上的。但是，士人集团强大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毁灭明王朝的财政基础。士人集团是明朝的既得利益集团，却疯狂聚敛财富，尾大不掉，不愿意为明朝重振出血。维护财政基础，维持政府基本功能，避免社会矛盾激化，就需要打击、削弱士人集团。

那么，谁来承担这个任务？

这个任务，显然不能由个人单枪匹马完成，而需要一个集团。这个集团需要能够对既得利益的士人集团展开攻势，让聚敛了大笔财富的士人集团放弃既得利益，使明朝的财政重新走上良性循环。

重新启用宦官集团打击士人集团也好，额外培养一个来自民间与既得利益集团无瓜葛的新官僚集团（比如军功集团）也好，崇祯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制衡、打击、削弱既得利益的士人集团。

而崇祯自始至终都没想明白这个道理，至少没有付诸实施。崇祯拿下了魏忠贤以后，与士人集团敌对的宦官集团陷入低谷。扶植宦官集团，必然引起士人集团的强烈非议。培养来自民间的军功集团？崇祯似乎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崇祯也许意识到当时的主要矛盾，但是，他没有能力和决心对处于金字塔尖儿的士人集团开刀，而仅仅是对个别官僚严厉问责、撤职、查办、处决。

崇祯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如果不是智力问题的话（考虑到崇祯平庸的智力，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大），大约有下面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扶植、培养其他集团，可能同样出现类似士人集团的情况。哪一派独大，哪一派都有动力，聚敛财富，逃避税收，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把负担转移给他人，毁灭良性的财政系统。再说，崇祯自己也未必有信心驾驭新培植的集团。从他事无巨细一切揽在手里，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不敢轻易授权，生怕再出一个魏忠贤，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一方面，士人集团对宦官集团和军功集团都是极度贬斥的，崇祯自己也深受影响。崇祯自己内心并不自信，高度在意舆论，也就是士人集团的议论。他自己需要做打击、削弱士人集团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又怕士人集团控制的舆论非议他。他缺乏自信，在乎舆论。不过，他不在乎不掌握话语权的沉默的大多数的舆论，他只在乎垄断话语权的既得利益的极少数士人的舆论。最后，沉默的大多数选择用脚投票，当然这是后话。

崇祯没有触动士人集团，他的选择是拿软柿子开刀，向下转移矛盾。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刀尖向下，开源节流。

为了开源，崇祯增加最底层劳动者负担。崇祯四年（1631），把田课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实征银五百二十二万余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征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剿饷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总数两百八十万两，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议只征一年，实际上从崇祯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崇祯十二年征派练饷，名义是训练“边兵”，共征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其中田赋每亩加一分，约占总数一半以上。

为了节流几十万两银子的收益，他听从建议，打碎李自成那样的身处基层的吃财政饭的人的饭碗。

李自成这样的处于金字塔中下层的财政供养人员大规模阶级跌落。表面上看他们和出仕的士人都是公务员，实际上明朝官吏分开。与士人集团不同，这些人是吏不是官，没有雄厚的家产，更没有左右朝政的政治实力，经济地位略好于普通百姓，没有政治地位和上升空间，仅仅是混饭而已。他们本来是明朝的走卒，结果被砸了饭碗，混饭混不下去，只能铤而走险。于是，熟悉官僚系统管理知识的李自成等类似基层财政供养人员与走投无路的底层劳动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摧毁明朝的力量。

己巳之变，皇太极兵临城下之后，对崇祯是一个巨大的警告，崇祯本应及时调整战略。

崇祯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和皇太极的力量对比，及时调整战略目标。放弃不切实际的短期平辽的目标，将袁崇焕降职留用，命其戴罪立功，顶住皇太极的攻势，同时与皇太极暂时休战，削减军费压力，减轻社会中下层的财政负担，腾出手来，削弱士人集团，调整内部的权力结构，劫富济贫，恢复财政良性运转。

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看刘邦怎么处理类似事件，及时调整自己的战略目标的：

刘邦曾经考虑到惠帝懦弱，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趁着自己体力允许，手下还有一群久经沙场、战争经验丰富的老兵、宿将，把所有的仗都打完。其中，包括击败匈奴。事实证明，当时汉朝的国力，并不支持他宏大的战略目标。于是，他及时作出调整。不仅如此，他还奖励了当初劝谏自己不要贸然出兵的刘敬。

刘邦派刘敬（娄敬）再去出使匈奴，他回来报告说：“两国交兵，这时该炫耀显示自己的长处才是。现在我去那里，只看到瘦弱的牲畜和老弱的士兵，这一定是故意显露自己的短处，而埋伏奇兵来争取胜利。我以为匈奴是不能攻打的。”这时汉朝军队已经越过了句注山，二十万大军已经出征。刘邦听了刘敬的话非常恼怒，骂刘敬道：“齐国孬种！凭着两片嘴捞得官做，现在竟敢胡言乱语阻碍我的大军。”就用镣铐把刘敬拘禁起来押在广武县，准备凯旋后进行处罚。

刘邦从白登脱险后，尽斩先前进言匈奴可击的十几名使臣，并赦免刘敬，封为关内侯，食禄两千户，号为建信侯。

当然，刘邦能这么做，一是其能力过人，有足够的威信；二是其足够自信，从来不在乎儒生（地主阶级及其豢养的知识分子）的评议；三是有沛县起兵时即拥有的，对其绝对忠诚的沛县功臣集团；最关键的，是刘邦布衣取天下，有清醒、冷静的头脑和丰富的军事、政治经验，能准确判断形势。

这几点，尤其是最后一点，崇祯几乎都不具备。于是，崇祯的选择是推诿甩锅杀了袁崇焕，劫贫济富向底层开刀大幅度提高田课（从九厘提高到一分二，涨幅33%），然后在硬着头皮在绝路上跑到黑。

松锦大战，明军全军覆没，崇祯还有一次调整战略目标的机会，在士人舆论的压力下，他再次放弃，不仅放弃了机会，还把兵部尚书陈新甲当做替罪羊，送上了断头台。

抛开主要矛盾分析不清，战略目标不切实际，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路径选择上，崇祯还有急功近利的毛病。

在战略路径上，实现战略目标，需要足够的资源，这些资源往往来自漫长的积累。相比崇祯，许多成功的历史人物，还有极强的耐心。他们一方面调整内部矛盾，内部资源，一方面耐心等待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时机。


抛开老狸猫的例子不说，汉朝从遭遇白登之围（前200年），到封狼居胥山（前119年），相差81年。81年之中，汉朝若干位统治者不是在睡大觉空耗时光，而是在积极调整内政，积蓄力量，耐心等待汉匈力量对比的逆转。

崇祯即位时

根本不是亡国之象

他的开局跟历史上其他末代君主比起来

简直好到飞起

将军想下狱就下狱

内阁想换就换

朝内朝外说一不二

生杀大权全在他一人之手

这要是换成一个有能力的君主

做梦都要笑醒(隔壁凉了200年的君11狂笑...

随便换成一个无能的庸主

每天逗逗蛐蛐,玩玩木工

玩着玩着孙传庭等人就把内乱外患平了

总结崇祯犯的错就是3个字:瞎折腾

最怕的不是平庸的领导

怕就怕什么都不懂

还喜欢胡乱指挥

出了事找下属背黑锅的领导

大明的灭亡他要负一大半的责任

对于明朝灭亡，崇祯没有多大的责任，明朝到了那年头，都快三百年了，无解的周期律、天灾和外敌一起上，除非是能力逆天，自己杀出紫禁城重新打一遍天下，否则谁也解救不了明朝。一个长与深宫妇人手的皇帝，能力不足是正常的，面对那种局面，挽救不了也是正常的。

崇祯的责任是，他一连串智熄的操作把鞑子养得太肥了，没有给鞑子入关取天下制造多少障碍。他这类型的皇N代，无能是正常的，但是无能到他那种程度，又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