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当年为何不退守江南，守长江之利，坐观皇太极和李自成两虎相斗，伺机谋事，却在匆忙下自缢而死呢？
首先，我们得明白，所谓的“退守江南，守长江之利”，这更像是一种后世的“如果”推演，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并不是一个轻易能够做出的决定，也并非是唯一可行或最优的策略。
历史的惯性与皇权的尊严：
崇祯皇帝，作为大明王朝的皇帝，他的核心职责，也是他身份的象征，便是坐镇京师，统治天下。京城，尤其是北京，是长久以来皇权的核心所在，是王朝的象征和精神支柱。一旦离开了北京，就意味着放弃了正统性，这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是极其严重的。
放弃京师的心理冲击： 迁都或者说“退守”到南京（虽然江南地区很大，但南京通常被视为政治中心），这在操作上本身就极其困难，并且会给朝野上下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将传递出一个极其负面的信号：皇帝抛弃了统治的根本之地，国家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这种信号的传播，只会加速士气崩溃和地方叛乱的蔓延。
象征意义的失落： 北京城是紫禁城所在地，是天命所归的象征。一旦放弃北京，就如同将“天命”拱手让人。这不仅会在心理上瓦解军民的抵抗意志，更会在道义上让叛军和后金（后来的清朝）获得攻占京师的正统性。崇祯皇帝本人作为末代皇帝，他内心深处或许也有着挽救王朝，重振国威的执念，放弃京师，在他看来，可能就是彻底的认输，是背叛祖宗的基业。
实际的军事与经济考量：
“退守江南”听起来美好，但实际操作起来并非易事。
大规模的撤退难度： 想象一下，要组织一次大规模、有秩序的从北京撤退到江南，这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沿途的路线是否安全？叛军和清军会允许你这么从容地调动军队和百姓吗？这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军事行动，稍有不慎，就会在撤退途中就被分割包围，损失惨重，甚至比留在北京更糟。
江南的经济与军事实力： 虽然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但其军事防御能力也未必能轻松抵挡住北方骑兵的冲击。而且，江南地区虽然富庶，但其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明朝统治后期依靠募兵制建立的军队。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参差不齐，而且地方势力盘根错节，能否形成统一有效的抵抗力量，也未可知。更何况，一旦明朝政府的统治中心转移到江南，江南的士绅豪强是否会全力支持，还是会借机坐大，甚至与清朝或李自成勾结，都是未知数。
丢失北方资源： 放弃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意味着完全放弃了北方广阔的土地和相对集中的人口与资源。这意味着朝廷的税赋来源会锐减，军队的粮饷供应将更加困难。从长远来看，这会让明朝失去与后金和李自成抗衡的物质基础。
政治上的分裂与信任危机：
崇祯皇帝在位的几年，正是政治矛盾最激烈，信任危机最严重的时期。
党争与内耗： 明朝晚期的政治已经病入膏肓，党争不断，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使得朝廷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行动。即使崇祯皇帝真的下诏令撤退，是否能得到全国上下的响应和支持？那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官员，是否会听从皇帝的调遣，还是会借机拥兵自保？
对大臣的疑虑： 崇祯皇帝本人性格多疑，对大臣们缺乏足够的信任。他可能不相信大多数大臣会有勇气和能力执行如此艰巨的战略转移，更担心在转移过程中，会有人落井下石，或者在权力真空时期争夺利益，导致局面更加失控。他也许宁愿一个人在北京，掌控自己仅剩的权力，也不愿在遥远的南方，成为一个没有实权的“流亡”君主，听凭他无法控制的势力摆布。
对李自成与皇太极的判断失误： 崇祯皇帝可能对李自成的实力和其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政治野心存在误判。他或许认为李自成的叛乱最终是可以被镇压的，而将主要的威胁对象放在了后金。他可能寄希望于利用南明的力量和时间差来回击北方。
崇祯皇帝的性格特质：
崇祯皇帝本人，虽然有着勤政的面貌，但他的性格也限制了他的决策能力。
刚愎自用与孤注一掷： 崇祯皇帝性格比较刚烈，容易刚愎自用，听不进不同意见。当他认为自己是对的时候，往往会一意孤行。在国事日非的情况下，他可能更倾向于做一些能够在他看来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不是像一个普通人那样选择“保存实力”，这或许与他身上残留的“天命”观念有关。他选择在京城自缢，与其说是没有选择，不如说是他不愿意接受一个“苟延残喘”的结局，他更愿意以皇帝的身份，在自己的宫殿里结束生命，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城市，被叛军俘虏，或者被南明的小朝廷所支配。
对国家和君位的执着： 尽管大明江山风雨飘摇，但崇祯皇帝仍然肩负着“君”的职责。放弃北京，就如同放弃了他作为皇帝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对他统治合法性的最后挑战。他可能认为，作为一个皇帝，他应该与他的王朝共存亡，而不是像一个逃亡者一样苟活。
“坐观两虎相斗”的困难性：
“坐观皇太极和李自成两虎相斗，伺机谋事”，这听起来很像《三国演义》中的情节，但在明末的现实环境中，实现起来极其困难。
无法有效切割战局： 明朝的力量已经分散，根本无力将皇太极和李自成有效地“隔离开来”，让他们去火并。清军的骑兵优势使得他们可以随时南下，而李自成也能够迅速渗透和扩张。明朝政府缺乏足够的兵力去监督和引导这场“相斗”，更不用说从中渔利了。
自身实力的衰弱： 当时的明朝军队，如吴三桂镇守山海关的关宁铁骑，本身也成了重要的政治筹码。崇祯皇帝想要依靠谁？依靠吴三桂去对抗李自成，但吴三桂会不会趁机向南进攻，夺取江南？依靠南方的勤王部队，但他们能否及时赶到，能否形成有效的战斗力，都是问题。明朝已经没有了当年能够左右局势的实力。
结论：
崇祯皇帝没有退守江南，并非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多重困境下，无论是政治上的合法性、军事上的操作难度、经济上的支撑能力，还是他自身的性格和对国家局势的判断，都使得“退守江南”这条路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比留在北京更加危险和困难。
最终，在李自成大军兵临城下，京城沦陷的绝望时刻，崇祯皇帝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与其说是他“匆忙下”的决定，不如说是他在无法挽救王朝的绝望中，选择以一种近乎悲壮的方式，作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谢幕。他选择在自己的宫殿里，作为皇帝死去，而不是沦为阶下囚，这也许是他作为末代皇帝，为自己也为明朝，留下的最后一点尊严。这并非是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而是绝境之下，个人意志和历史洪流碰撞出的悲剧性结局。
网友意见
江山既得，持有成本极大，大到一个皇帝的生死无以弥补，如无高明到极处的解释，天子丢社稷，打起了运动战、游击战，那就失去了神圣性、权威性了。
崇祯掌握的情报，是极其有限的，现代人拿出几天时间恶补一下明末历史，说不定了解的情报量就远超崇祯了。
崇祯十六年十月的时候，崇祯思考的问题还是孙传庭要花多长时间剿灭李自成，然后突然之间，孙传庭就全军覆没了，紧接着，陕西明军就稀里哗啦地投降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李自成就变成大顺皇帝了。
这个时候的崇祯，根本就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后人知道孙传庭死而明亡，而在崇祯眼中，孙传庭的死（或者崇祯坚持认为的临阵脱逃）并不是什么不可挽回的失败，他在关宁、宣大还有十几万大军，还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国土。李自成只控制陕西和湖广、河南的一部分，两省之地而已，在崇祯心中，自己还是非常有胜算的。所以他才会命李建泰督师出征，他还惦记剿灭李自成呢。
但崇祯没想到的是，山西明军如此不堪一击，面对顺军的进攻，他们蜂拥倒戈。得等到大同、宣府的明军集体投降的时候，崇祯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是打不过李自成的。
而这会儿已经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初六了，离崇祯上吊还有十三天。
但是崇祯还有别的希望，他还觉得吴三桂、刘泽清、高杰、唐通能来救驾，还有纸面上应该存在的京师三大营。尤其是吴三桂，崇祯对他是抱有很大希望的，崇祯命令吴三桂将全部关外土地抛弃给清军，进关和李自成决一死战。这几支部队加在一起，在数量上依旧在李自成的兵马之上，崇祯依然觉得自己有胜利的希望。
这时他还有一点逃跑或者送儿子逃跑的可能，但是崇祯的判断是北京有可能守住，这就导致他对于逃跑一事非常犹豫。
假如崇祯去了南京，留太子在北京，而北京守住了，吴三桂等人多半会拥立太子登基，崇祯将像唐明皇一样“被太上皇”，失去权力。
假如崇祯留在北京，派太子去南京，会导致京城人心动摇，高杰、刘泽清这些军阀更有可能借此机会直接逃跑。说不定本来打得赢李自成，这么一折腾反而打不赢了。
在崇祯尚觉自己有一战之力的情况下，考虑到上述两种情况，他自然不会逃跑。等到他发现刘泽清和高杰都跑了，唯一来援的唐通投降了李自成，这时顺军已经兵临城下了。
即便是已经被李自成包围在了城内，崇祯依然觉得吴三桂有可能来救他，依然觉得北京的城防能依仗，不肯逊位给李自成。之前清军历次入关都没打下北京，给了崇祯虚幻的信心，凭空想象北京的防御应该是很坚固的。
直到顺军攻城，崇祯才明白北京真的守不住了，试图逃跑，但这会儿当然来不及了。
假如崇祯跑到南京，他能不能守住呢？
当然不可能，他控制全国的时候都打不过李自成，怎么可能丢了半壁江山之后反而更强了。
崇祯去了南京，是能变出钱来，还是能变出粮来？原来不听话的武将去了南京就能指挥得动了？官员、太监们在你坐在北京皇宫里的时候可以糊弄你，难道你进了南京皇宫他们就不能糊弄你了？
至于“长江之利”，根本不存在，荆州、汉阳都已经在李自成手中了，坐镇长江上游的左良玉自从朱仙镇大战之后，已经得了闯军PTSD，只要闯军主力一来，他就落荒而逃，别说李自成了，连袁宗第都不敢正面对抗。
江北四镇中，刘泽清麾下基本上都是乌合之众，除了老百姓之外谁也打不过。
刘良佐就更厉害了，连老百姓都打不过。
高杰是江北四镇中最能打的，但是他一个陕西的军阀为什么会来扬州呢？还不是因为被李自成吊打然后被李过追得闻风而逃。
唯一能忠于崇祯的就是黄得功，然而黄得功麾下的小军阀们可不会这么想。
无论清军还是顺军，只要抽出几万兵马对江南发动进攻，南明的几十万军队就会一触即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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