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立遗嘱订立标准，对自己遇害分情况予以谅解，你选择什么标准？
如果我真的要立一份遗嘱，并且其中包含对自己遇害后具体情况下的谅解原则，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沉重但也极具反思意义的假设。我会仔细斟酌，力求在可能的范围内，以一种尽可能周全、人性化的方式来处理。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谅解”并非简单的“算了”或者“放过”。它更像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表达，一种对生命、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以及一种希望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保有最后的善意和尊严。它不是要抹去伤害，而是要为那些可能参与其中的人（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以及可能因此受到牵连的其他人，留下一线可能的“出口”，尽管这出口会非常窄。
我选择的标准，会围绕以下几个核心点展开，并尝试将其细化：
一、 区分“故意”与“意外/过失”，以及“主导”与“从属”：
这是最根本的区分。如果我的遇害是纯粹蓄意、经过周密策划、并且直接由某个或某些人一手造成，那么“谅解”的空间会极其有限。我无法想象自己会轻易原谅那种彻头彻尾的恶意。
然而，如果情况稍有不同：
意外/过失致死： 如果是因为对方的疏忽、判断失误、或者某种极端情境下的失控，导致了我的死亡，并且对方并非出于恶意，甚至事后表现出悔意和负责的态度，那么我会考虑“谅解”的可能性。这里的谅解，可能体现在对对方后续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设置额外障碍”，例如不要求在民事赔偿上追究到“倾家荡产”，或者不要求施加最严酷的法律制裁（当然，这需要法律的最终裁量）。
被胁迫/被利用： 如果我的遇害，是由于某个主谋利用、威胁、欺骗或者逼迫他人所为，而那些被胁迫或被利用的人，本身也可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行动，那么我对他们的“谅解”会比对主谋多。我可能会希望，法律在审判时，能充分考虑到他们的“非主导性”和“被动性”，即使他们参与了。
二、 考量“动机”的复杂性：
虽然“动机”不能完全否定犯罪行为，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动机的复杂性可能会影响到“谅解”的程度。
非纯粹的个人恩怨： 如果我的遇害，并非完全源于针对我的个人仇恨，而是与更宏大的、扭曲的理念、错误的社会认知，或者某种集体的狂热有关，即使这些都不能成为伤害我的理由，但这种“动机”的复杂性，可能会让我对参与者产生一丝“悲悯”之情，进而促成某种程度的“谅解”。我可能会希望，对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除了惩罚，也能有反思和教育的机会。
“被煽动”的理性： 如果是由于长期的、系统性的宣传、误导，导致有人在“被煽动”的状态下，对我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或敌意，并最终付诸行动，那么我可能会对这种“被误导”的状态本身，给予一种“理解”（注意，是理解，而非认同）的视角。这不代表原谅行为，而是对这种扭曲社会环境下，个体容易陷入的泥沼，抱有一丝警醒和反思。
三、 关注“事后态度”：
即便在最痛苦的情况下，对方事后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真诚的悔意与承担： 如果我的遇害人，在事发后能够表现出真实的、不掺杂任何表演成分的悔意，并且愿意积极承担责任，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并且这种承担是持续的、深入的，那么我可能会在遗嘱中表达，希望法律在量刑时，能考虑其“积极悔罪”的表现。
逃避、狡辩或毫无反思： 相反，如果对方试图逃避责任，狡辩，或者毫无悔意，甚至继续散布对我的不实言论，那么“谅解”将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 设定“谅解”的边界：
我必须非常明确，“谅解”绝不是放纵。它有严格的边界，并且这些边界是出于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尊重，而不是对施暴者的袒护。
不干涉法律的正常运行： 我的遗嘱，永远不会试图去“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要求执法者、司法者做出违背法律原则的判决。我所表达的“谅解”，更多的是一种“意愿”或“建议”，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对某些情节予以考虑。
保护其他受影响的人： 我的“谅解”不应该以牺牲我的其他亲人、朋友的权益为代价。如果我的遇害导致我的家人陷入困境，我的“谅解”绝不会让他们遭受二次伤害。
对“无辜者”的保护： 如果我的遇害，是由于某种集体性的、系统性的错误，并且有许多“不知情”或“无辜”的个体被卷入，我的“谅解”更倾向于对这些“无辜者”的保护，希望他们不会被过度牵连。
五、 “遗嘱”的表述方式：
在遗嘱中，我会用非常谨慎和有层次的语言来表达。
“鉴于人性的复杂性，我希望……” 我不会直接说“我原谅XX”，因为这在情感上和现实中都太困难。而是会说，我“希望”，在法律审判过程中，相关人员能够被“充分考察”，其“行为的动机”、“过程的因素”、“事后的态度”都能被纳入考量。
“我理解……” 某些情况下，我会表达对某些个体“所处的环境”或“被误导的状况”的“理解”，但这必须明确，理解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原谅其行为。
“我的遗愿是……” 表达的是一种最后的期盼，希望我的离去，不要加剧仇恨的循环，而是能为可能的和解（哪怕极其渺茫）留下一丝空间。
“但前提是……” 明确列出我设定“谅解”的边界条件，比如“不得影响司法公正”，“不得牺牲其他亲人的利益”等。
具体场景设想：
场景一： 我因为参与某个揭露不公事件，而被极端势力报复杀害。如果下手的是一个被长期灌输错误思想、且事后表现出一定悔意和恐惧的年轻人，我可能会选择“谅解”他对我的伤害，希望他能得到改造和重新教育的机会，而不是被彻底毁灭。
场景二： 我因为某件生意纠纷，被对手雇凶杀害。如果凶手是被金钱诱惑，事后也表现出内疚，并且愿意配合调查，我可能会在遗嘱中表达，希望法律在量刑时，能考虑到雇凶者的“主导”和凶手的“从属”，以及凶手可能的“悔意”，从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避免最严苛的结局。但对于那个雇凶者，如果他毫无悔意，并且是出于纯粹的贪婪与恶意，我的“谅解”将会非常、非常微弱，甚至不存在。
场景三： 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事件中，我被无意识的“波及”死亡，比如在人群骚乱中被误伤。这种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谅解”那些“无意”造成我死亡的人，尤其是我自己也可能对当时的混乱负有某种“间接”责任（比如身处不安全地带）。
总而言之，我希望我的遗嘱中关于“谅解”的标准，是一种有原则、有区分、有底线、且充满对人性复杂性的考量的标准。它不是软弱，也不是纵容，而是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尊重，对仇恨循环的警惕，以及一种在绝望中，依然希望保留人性中最微弱光芒的尝试。这需要极为审慎的措辞，以避免被误解为对罪恶的轻描淡写。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谅解”并非简单的“算了”或者“放过”。它更像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表达，一种对生命、对人性复杂性的深刻认知，以及一种希望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保有最后的善意和尊严。它不是要抹去伤害，而是要为那些可能参与其中的人（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以及可能因此受到牵连的其他人，留下一线可能的“出口”，尽管这出口会非常窄。
我选择的标准，会围绕以下几个核心点展开，并尝试将其细化：
一、 区分“故意”与“意外/过失”，以及“主导”与“从属”：
这是最根本的区分。如果我的遇害是纯粹蓄意、经过周密策划、并且直接由某个或某些人一手造成，那么“谅解”的空间会极其有限。我无法想象自己会轻易原谅那种彻头彻尾的恶意。
然而，如果情况稍有不同：
意外/过失致死： 如果是因为对方的疏忽、判断失误、或者某种极端情境下的失控，导致了我的死亡，并且对方并非出于恶意，甚至事后表现出悔意和负责的态度，那么我会考虑“谅解”的可能性。这里的谅解，可能体现在对对方后续承担法律责任的“不设置额外障碍”，例如不要求在民事赔偿上追究到“倾家荡产”，或者不要求施加最严酷的法律制裁（当然，这需要法律的最终裁量）。
被胁迫/被利用： 如果我的遇害，是由于某个主谋利用、威胁、欺骗或者逼迫他人所为，而那些被胁迫或被利用的人，本身也可能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行动，那么我对他们的“谅解”会比对主谋多。我可能会希望，法律在审判时，能充分考虑到他们的“非主导性”和“被动性”，即使他们参与了。
二、 考量“动机”的复杂性：
虽然“动机”不能完全否定犯罪行为，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动机的复杂性可能会影响到“谅解”的程度。
非纯粹的个人恩怨： 如果我的遇害，并非完全源于针对我的个人仇恨，而是与更宏大的、扭曲的理念、错误的社会认知，或者某种集体的狂热有关，即使这些都不能成为伤害我的理由，但这种“动机”的复杂性，可能会让我对参与者产生一丝“悲悯”之情，进而促成某种程度的“谅解”。我可能会希望，对那些被卷入其中的人，除了惩罚，也能有反思和教育的机会。
“被煽动”的理性： 如果是由于长期的、系统性的宣传、误导，导致有人在“被煽动”的状态下，对我有某种程度的偏见或敌意，并最终付诸行动，那么我可能会对这种“被误导”的状态本身，给予一种“理解”（注意，是理解，而非认同）的视角。这不代表原谅行为，而是对这种扭曲社会环境下，个体容易陷入的泥沼，抱有一丝警醒和反思。
三、 关注“事后态度”：
即便在最痛苦的情况下，对方事后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真诚的悔意与承担： 如果我的遇害人，在事发后能够表现出真实的、不掺杂任何表演成分的悔意，并且愿意积极承担责任，无论是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并且这种承担是持续的、深入的，那么我可能会在遗嘱中表达，希望法律在量刑时，能考虑其“积极悔罪”的表现。
逃避、狡辩或毫无反思： 相反，如果对方试图逃避责任，狡辩，或者毫无悔意，甚至继续散布对我的不实言论，那么“谅解”将几乎是不可能的。
四、 设定“谅解”的边界：
我必须非常明确，“谅解”绝不是放纵。它有严格的边界，并且这些边界是出于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尊重，而不是对施暴者的袒护。
不干涉法律的正常运行： 我的遗嘱，永远不会试图去“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者要求执法者、司法者做出违背法律原则的判决。我所表达的“谅解”，更多的是一种“意愿”或“建议”，希望在法律框架内，对某些情节予以考虑。
保护其他受影响的人： 我的“谅解”不应该以牺牲我的其他亲人、朋友的权益为代价。如果我的遇害导致我的家人陷入困境，我的“谅解”绝不会让他们遭受二次伤害。
对“无辜者”的保护： 如果我的遇害，是由于某种集体性的、系统性的错误，并且有许多“不知情”或“无辜”的个体被卷入，我的“谅解”更倾向于对这些“无辜者”的保护，希望他们不会被过度牵连。
五、 “遗嘱”的表述方式：
在遗嘱中，我会用非常谨慎和有层次的语言来表达。
“鉴于人性的复杂性，我希望……” 我不会直接说“我原谅XX”，因为这在情感上和现实中都太困难。而是会说，我“希望”，在法律审判过程中，相关人员能够被“充分考察”，其“行为的动机”、“过程的因素”、“事后的态度”都能被纳入考量。
“我理解……” 某些情况下，我会表达对某些个体“所处的环境”或“被误导的状况”的“理解”，但这必须明确，理解不等于认同，更不等于原谅其行为。
“我的遗愿是……” 表达的是一种最后的期盼，希望我的离去，不要加剧仇恨的循环，而是能为可能的和解（哪怕极其渺茫）留下一丝空间。
“但前提是……” 明确列出我设定“谅解”的边界条件，比如“不得影响司法公正”，“不得牺牲其他亲人的利益”等。
具体场景设想：
场景一： 我因为参与某个揭露不公事件，而被极端势力报复杀害。如果下手的是一个被长期灌输错误思想、且事后表现出一定悔意和恐惧的年轻人，我可能会选择“谅解”他对我的伤害，希望他能得到改造和重新教育的机会，而不是被彻底毁灭。
场景二： 我因为某件生意纠纷，被对手雇凶杀害。如果凶手是被金钱诱惑，事后也表现出内疚，并且愿意配合调查，我可能会在遗嘱中表达，希望法律在量刑时，能考虑到雇凶者的“主导”和凶手的“从属”，以及凶手可能的“悔意”，从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避免最严苛的结局。但对于那个雇凶者，如果他毫无悔意，并且是出于纯粹的贪婪与恶意，我的“谅解”将会非常、非常微弱，甚至不存在。
场景三： 在一个混乱的社会事件中，我被无意识的“波及”死亡，比如在人群骚乱中被误伤。这种情况下，我更倾向于“谅解”那些“无意”造成我死亡的人，尤其是我自己也可能对当时的混乱负有某种“间接”责任（比如身处不安全地带）。
总而言之，我希望我的遗嘱中关于“谅解”的标准，是一种有原则、有区分、有底线、且充满对人性复杂性的考量的标准。它不是软弱，也不是纵容，而是对生命本身价值的尊重，对仇恨循环的警惕，以及一种在绝望中，依然希望保留人性中最微弱光芒的尝试。这需要极为审慎的措辞，以避免被误解为对罪恶的轻描淡写。
网友意见
从法的精神上看，人好像没办法对别人剥夺自身生命的行为作出任何有效的谅解……所以立了遗嘱也是白立……
就好比之前我看一个答主，兴高采烈地讲解他10岁就开始立遗嘱，一年一份，然并卵，18岁以前立的遗嘱压根无效。
之所以存在被害人家属谅解的问题，也只是“家属谅解”，谅解的也不是“你的行为剥夺了A女士的生命”，而是“你的行为使我们失去了一个名为A的亲属”。对任何亲属而言，不涉及自身生命权的被剥夺，都是谅解有效的前提条件。
好比说，你向一个人强烈要求对方杀死自己——你的自愿无效，他还是得判刑；
你只能仅仅要求他当众侮辱你之类的——这样你的自愿才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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