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顾炎武晚年有没有剃发？
关于黄宗羲和顾炎武这两位明末清初的大儒，他们晚年是否剃发的问题，历史上确实有记载，但并非一成不变，其中夹杂着一些研究者对史料的解读和推测。这桩公案，尤其是在谈论这两位对明朝感情深厚、坚守故国之思的文人时，显得尤为重要，也更添了几分历史的复杂性。
咱们先来说说黄宗羲。
黄宗羲，这位被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一生对明朝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曾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尽管最终未能改变明朝覆灭的命运，但他“遗老”的身份，以及其著作中流露出的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政治理想的憧憬，都让他成为明代遗民中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他晚年是否剃发，主要有几种说法，且听我细细道来：
“不薙发，垂发至老”的说法： 这是许多研究黄宗羲的学者倾向于采信的一种观点。理由在于，作为一位坚定的明代遗民，黄宗羲对清朝的统治是持抵制态度的。剃发令在当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臣服，更是文化和认同上的归顺。对于像黄宗羲这样视气节为生命的人来说，在晚年仍然坚持不剃发，保留明朝的“遗风”，既是对故国的纪念，也是对自身气节的维护。他的后人，如他的孙子黄百家，在一些记载中也似乎暗示了这种坚持。而且，黄宗羲著作中，对于剃发令的批判和对汉族传统服饰的怀念，也从侧面印证了他本人不太可能轻易剃发。
“晚年迫于时势，或有权宜之举”的推测：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虽然黄宗羲内心不愿剃发，但考虑到晚年他生活在清朝统治之下，尤其是在推广学术、著书立说需要相对安稳的环境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政治审查，也许在某些场合或特定时期，出于一种“避嫌”或“权宜”的目的，可能会有所“变化”，比如在特定场所，在亲信面前，或者是一种象征性的“遮掩”。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完全认同或归顺了。而且，这种说法往往缺乏确凿的直接证据，更多是一种基于对当时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的推断。
史料的模糊性： 需要承认的是，关于黄宗羲晚年是否剃发，并没有一篇直接、明确、来自他本人或他身边至亲、并且被普遍认可的文献，能够一锤定音。清朝官方的文献，自然不会去记录一位明代遗民有没有剃发，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其是否“反清”。而私人记载，比如后人的回忆录、日记或传记，又可能因为时间久远、记忆偏差，或者作者的立场而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总的来说， 倾向于认为黄宗羲晚年不剃发，或者即使有“变化”也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更符合他一贯的民族气节和对故国的怀念。 他的“遗民”身份，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这种外来文化的抵制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顾炎武。
顾炎武，与黄宗羲齐名，同样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并且在学术上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新风。他的一生，也是以“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著称。他为了追随唐王、参与抗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乱中颠沛流离。
顾炎武晚年是否剃发，情况似乎比黄宗羲要稍显复杂一些，也更让史学界有些争议。
“坚守不薙”的论调： 许多研究者认为，顾炎武一生以“士”的节操自持，尤其是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驱使下，他很难会在晚年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去剃发表示顺从。他晚年虽然归隐，但其学术思想和著作，仍然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关切。有人根据一些记载，比如他出游时，仍保留着汉族传统的装束，也推测他可能并未剃发。
“剃发说”的出现及其理由： 然而，也确实有证据和说法指向顾炎武晚年剃发。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他的弟子潘耒。潘耒在《潘子诗文集》中的一些记载，以及一些地方志的记述，似乎暗示了顾炎武在晚年，特别是在他定居昆山之后，为了能够更安稳地在清朝统治下讲学、著书，并获得一定的支持，可能不得不“随俗”，剃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避嫌”与“安全”的考量： 顾炎武晚年身处清朝统治腹地，虽然已经不参与政治活动，但作为一位有名望的明代遗民，仍然可能成为清朝政府关注的对象。剃发，在当时是一种政治表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怀疑和打压的风险，保障他晚年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
“学术传承”的战略： 也有人认为，顾炎武更看重的是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他深知，如果因为不剃发而遭到清朝政府的打压，那么他一生积累的学术思想将难以有效地流传下去。为了确保他的学问能够在新兴的学术界得到发扬，他可能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在形式上做出一些妥协。
潘耒的证词： 潘耒是顾炎武的得意弟子，与顾炎武关系匪浅，他关于顾炎武晚年剃发的记述，虽然不能说毫无疑点，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的“模糊地带”： 和黄宗羲一样，关于顾炎武晚年剃发的问题，也并非有百分之百清晰的证据。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顾炎武为了学术传承和个人安全，在晚年做出了某些“妥协”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完全放弃了内心的坚持。
“剃发”的定义： 甚至，“剃发”本身在不同人理解中也可能有所不同。是指完全按照清朝的规定，剃掉前半部分脑门，只留脑后长辫吗？还是有其他程度的“简化”？这些细节上的模糊，也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遗民的内心挣扎： 许多明代遗民在晚年都面临着内心和现实的巨大挣扎。他们既要坚守对故国的忠诚和民族气节，又要在一个新的政权下生存和发展。这种挣扎，往往会在他们的行为中留下一些难以完全解读的痕迹。
总结一下，对于黄宗羲和顾炎武晚年是否剃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黄宗羲： 更大可能性是未剃发，或者即使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也主要是出于一种出于无奈的“避嫌”或“权宜”，但内心依然坚守着明代遗民的身份和气节。他的著作和终生对故国的怀念，是支持这一推测的重要依据。
顾炎武： 争议性更大，但有相当一部分证据倾向于他晚年为了学术传承和避免麻烦而“随俗”剃发。即便如此，这也不能完全抹杀他内心的民族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他的“家国情怀”更多体现在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上，而非仅仅是外在的发饰。
这两位伟大的学者，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广阔视野下展开的。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更应该放在其思想、学问、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关怀上，而不是仅仅纠结于晚年是否剃发这一个外在的、且存在一定模糊性的细节。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是复杂而多维度的，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包容、更深入的态度去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所做的选择。
咱们先来说说黄宗羲。
黄宗羲，这位被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一生对明朝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曾积极参与抗清活动，尽管最终未能改变明朝覆灭的命运，但他“遗老”的身份，以及其著作中流露出的对明朝政治制度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政治理想的憧憬，都让他成为明代遗民中的代表性人物。
关于他晚年是否剃发，主要有几种说法，且听我细细道来：
“不薙发，垂发至老”的说法： 这是许多研究黄宗羲的学者倾向于采信的一种观点。理由在于，作为一位坚定的明代遗民，黄宗羲对清朝的统治是持抵制态度的。剃发令在当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臣服，更是文化和认同上的归顺。对于像黄宗羲这样视气节为生命的人来说，在晚年仍然坚持不剃发，保留明朝的“遗风”，既是对故国的纪念，也是对自身气节的维护。他的后人，如他的孙子黄百家，在一些记载中也似乎暗示了这种坚持。而且，黄宗羲著作中，对于剃发令的批判和对汉族传统服饰的怀念，也从侧面印证了他本人不太可能轻易剃发。
“晚年迫于时势，或有权宜之举”的推测： 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虽然黄宗羲内心不愿剃发，但考虑到晚年他生活在清朝统治之下，尤其是在推广学术、著书立说需要相对安稳的环境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政治审查，也许在某些场合或特定时期，出于一种“避嫌”或“权宜”的目的，可能会有所“变化”，比如在特定场所，在亲信面前，或者是一种象征性的“遮掩”。但这并不代表他真的完全认同或归顺了。而且，这种说法往往缺乏确凿的直接证据，更多是一种基于对当时社会环境和人物性格的推断。
史料的模糊性： 需要承认的是，关于黄宗羲晚年是否剃发，并没有一篇直接、明确、来自他本人或他身边至亲、并且被普遍认可的文献，能够一锤定音。清朝官方的文献，自然不会去记录一位明代遗民有没有剃发，他们的关注点在于其是否“反清”。而私人记载，比如后人的回忆录、日记或传记，又可能因为时间久远、记忆偏差，或者作者的立场而带有一定的模糊性。
总的来说， 倾向于认为黄宗羲晚年不剃发，或者即使有“变化”也是出于无奈的权宜之计，更符合他一贯的民族气节和对故国的怀念。 他的“遗民”身份，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这种外来文化的抵制上。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顾炎武。
顾炎武，与黄宗羲齐名，同样是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并且在学术上开创了“经世致用”的新风。他的一生，也是以“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著称。他为了追随唐王、参与抗清，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乱中颠沛流离。
顾炎武晚年是否剃发，情况似乎比黄宗羲要稍显复杂一些，也更让史学界有些争议。
“坚守不薙”的论调： 许多研究者认为，顾炎武一生以“士”的节操自持，尤其是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驱使下，他很难会在晚年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去剃发表示顺从。他晚年虽然归隐，但其学术思想和著作，仍然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关切。有人根据一些记载，比如他出游时，仍保留着汉族传统的装束，也推测他可能并未剃发。
“剃发说”的出现及其理由： 然而，也确实有证据和说法指向顾炎武晚年剃发。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说法，来自于他的弟子潘耒。潘耒在《潘子诗文集》中的一些记载，以及一些地方志的记述，似乎暗示了顾炎武在晚年，特别是在他定居昆山之后，为了能够更安稳地在清朝统治下讲学、著书，并获得一定的支持，可能不得不“随俗”，剃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避嫌”与“安全”的考量： 顾炎武晚年身处清朝统治腹地，虽然已经不参与政治活动，但作为一位有名望的明代遗民，仍然可能成为清朝政府关注的对象。剃发，在当时是一种政治表态，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怀疑和打压的风险，保障他晚年能够专注于学术研究。
“学术传承”的战略： 也有人认为，顾炎武更看重的是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他深知，如果因为不剃发而遭到清朝政府的打压，那么他一生积累的学术思想将难以有效地流传下去。为了确保他的学问能够在新兴的学术界得到发扬，他可能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式，在形式上做出一些妥协。
潘耒的证词： 潘耒是顾炎武的得意弟子，与顾炎武关系匪浅，他关于顾炎武晚年剃发的记述，虽然不能说毫无疑点，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历史的“模糊地带”： 和黄宗羲一样，关于顾炎武晚年剃发的问题，也并非有百分之百清晰的证据。我们不能完全排除顾炎武为了学术传承和个人安全，在晚年做出了某些“妥协”的可能性，但也不能因此就断定他完全放弃了内心的坚持。
“剃发”的定义： 甚至，“剃发”本身在不同人理解中也可能有所不同。是指完全按照清朝的规定，剃掉前半部分脑门，只留脑后长辫吗？还是有其他程度的“简化”？这些细节上的模糊，也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遗民的内心挣扎： 许多明代遗民在晚年都面临着内心和现实的巨大挣扎。他们既要坚守对故国的忠诚和民族气节，又要在一个新的政权下生存和发展。这种挣扎，往往会在他们的行为中留下一些难以完全解读的痕迹。
总结一下，对于黄宗羲和顾炎武晚年是否剃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黄宗羲： 更大可能性是未剃发，或者即使有某种程度的“变化”，也主要是出于一种出于无奈的“避嫌”或“权宜”，但内心依然坚守着明代遗民的身份和气节。他的著作和终生对故国的怀念，是支持这一推测的重要依据。
顾炎武： 争议性更大，但有相当一部分证据倾向于他晚年为了学术传承和避免麻烦而“随俗”剃发。即便如此，这也不能完全抹杀他内心的民族情怀和对国家民族的关切。他的“家国情怀”更多体现在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上，而非仅仅是外在的发饰。
这两位伟大的学者，他们的一生都是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广阔视野下展开的。他们对后世的影响，更应该放在其思想、学问、以及对国家民族的深沉关怀上，而不是仅仅纠结于晚年是否剃发这一个外在的、且存在一定模糊性的细节。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是复杂而多维度的，我们应该以一种更包容、更深入的态度去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所做的选择。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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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都剃了。
顾炎武和黄宗羲存世的画像都像这个戴个头巾，就是因为脑袋是光溜的。
顾炎武一直想的比较开，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有区别。
亡国是朝代更迭，这是天行有常，是帝王大夫们的事儿。亡天下是道德沦丧，伦理倾覆，以至于率兽而食人，乃至人将相食。其实就是由华夏而蛮夷的意思，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为了避免这种亡天下的命运，要做出抗争。怎么抗争呢？顾炎武还是挺实用主义的，赞同忍一时胯下之辱的做法。他在自己的《亭林诗集》里专门有一首“剪发”，里面有这么一句“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就是为了大丈夫的大志向，牺牲一些小节是可以接受的。
这家伙强调的是留得有用之身，一朝得保青山在，不怕来日没柴烧。虽然一开始也有过好多年冒死守发的经历，但想通这一节后，顾炎武就痛痛快快把头发剃了。后来顾炎武在起义多次失败，采取的更多是软抵抗不合作。
吏部尚书熊赐履邀请他修明史，顾炎武很硬气的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介子推和屈原这俩人都死了，顾炎武的意思很明确，要不你们弄死我，要不我自己死。
黄宗羲比较复杂，他和顾炎武性格不同，早期也是强硬的反抗派。追随鲁王兵败后，曾经去日本求过援军不获。回国时觉得大势已去，就上岸剃了头发。
一开始也是一门心思在家著书立说，对清廷不理不睬。自己不受聘，也不允许自己的弟子参加科举考试。但后来对康熙有了点好感，同意自己的弟子们入仕途，也说了些康熙的好话，甚至在文章里居然使用了顺治和康熙的年号。由此吕留良等人认为老黄已经叛变革命了，遂与之绝交。
黄宗羲晚年和清廷官员接触不少，为当年的同志所诟病，弟弟也因此非常鄙视他。但话说回来，黄宗羲因为当了顺民，所以他的学术著述和文章保存的也都很完好，躲过了文字狱。
黄宗羲最后的抵抗是自己的葬礼，没有陪葬，只有一个石板一床被褥，他本人披发。这个意思其实还是拒绝当清朝的百姓，不认同清廷，同时希望尸体早日朽烂。作为一个一生失败，又公认晚节不保的前明义士，黄宗羲心里应该是有极大苦闷的。
他们那一批人里，大部分都剃了头发。只有王夫之例外。
王夫之一直在南明积极投入抵抗事业，后来事败，晚年就逃进了石船山。
闷头躲在山里搞学问，避世不与外人接触，只偶尔会有人去拜访他。
王夫之著述颇多，涉及的内容也很广博，后人研究他的思想，还出了个船山学派。
最后得以服华夏衣冠完发而终，在精神上，他临死时是死的最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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