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朝没有继续涌现出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的思想家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触及了清朝思想史的一个核心脉络。要说清朝“没有继续涌现”出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的人物，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清朝确实也出了不少重要的思想家，比如王夫之、戴震、章学诚等等，他们同样在哲学、史学、考据学等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

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清朝的思想主流，或者说其“时代精神”与明末那批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开拓性的思想家有所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显得更加“沉寂”或“保守”，那就有几方面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这不是简单的好坏之分，而是历史发展的不同走向。

首先，时代背景的巨变是绕不开的起点。

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生活的明末，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社会矛盾激化、传统价值体系受到巨大冲击的时代。这种“乱世”或“变局”恰恰催生了思想的活跃。

李贽生活在晚明，政治腐败，社会失序，他猛烈抨击宋明理学，提倡“童心说”，强调个性解放和真情流露，对僵化的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哲学革命”，尽管他的思想在当时受到压制，但其叛逆精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
黄宗羲经历了明朝的兴衰，他目睹了政治的黑暗，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为天下之法”的宏大构想，主张限制君权，保障民权，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顾炎武更是将“经世致用”的学风发扬光大，他反对空谈心性，提倡实学，关注民生、经济、军事等实际问题，他的思想充满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

这些思想家之所以能涌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旧有的秩序摇摇欲坠，社会问题尖锐，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来回应和解决。他们对政治现实的“切肤之痛”，促使他们去追问“为何如此”以及“如何才能改变”。

清朝建立之后，历史的叙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清朝入关，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力量，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这对于思想界来说，意味着两种可能：

1. 思想的禁锢与压制：新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往往会采取措施来控制思想。明末的遗老遗少，以及带有反明倾向的思想，在早期受到了一定的打压。“文字狱”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有效地遏制了许多带有敏感政治色彩的思想表达。这种环境下，即使有思想家，也更倾向于选择更加隐晦、更加不易被捕捉的方式来表达，或者将精力转移到更安全的学术领域。
2. 新的统治合法性需求：清朝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需要建构一套新的理论来论证其统治的合法性，并寻求士大夫阶层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们倾向于复兴和强调传统的价值，尤其是儒家思想，以便与前朝的某些思想进行切割，同时也为了吸纳汉族士人，巩固统治。

清朝学术风气的转变：从“关切现实”到“回归故纸”。

受到上述时代背景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清朝的思想重心，特别是到了康乾盛世之后，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向。

“考据之学”的兴盛：顾炎武虽然是考据学的先驱，但他在明末更多的是将考据作为“经世致用”的手段，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到了清朝，尤其是在统治趋于稳定、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后，许多学者将考据学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追求。他们致力于校勘古籍、辨别真伪、考订字义、梳理历史等。这是一种“回归故纸”的学术风尚。
优点：考据学的兴盛极大地整理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学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献遗产，提高了学术研究的严谨性。
局限性：然而，过度的考据也可能导致学术研究脱离社会现实，将精力过多地花费在字词考辨和文献梳理上，而忽略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方向的探索。当学术成为一种“清谈”或“学术游戏”时，它就难以产生如明末那样的思想冲击力。
“乾嘉学派”的代表：比如戴震，他是清代朴学大师，在训诂、音韵、义理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对程朱理学的僵化进行了批评，提倡“以意逆志”，强调“人情”和“天理”的和谐统一。他的思想依然有其深刻之处，但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和立足点，更多地在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和清理，而不是直接对君主专制制度或社会结构进行颠覆性的批判。
相比之下，黄宗羲批判“一家之法”（指君主专制）的锋芒，在清朝相对不那么突出，或者说，在官方的学术体系中，这类声音被主流所抑制。

对“经世致用”理解的变化。

虽然清朝学术强调“经世致用”，但“经世致用”的内涵在清朝发生了一定变化。

明末的“经世致用”：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的直接介入和解决方案的寻求，是带着强烈的批判和改革意识。
清朝的“经世致用”：更多地体现在对国家治理的务实层面，例如治水、农业、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等。这是一种“在现有体制内”的改良和优化，而不是对体制本身的根本性质疑。

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与精英阶层的适应。

清朝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并成功地将大部分汉族士人纳入其体制内。

科举制度的惯性：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虽然在不同时期有其弊端，但它也有效地将士人的精力引导到了相对“安全”的学术方向，并且要求他们遵循官方认可的思想范式。
士大夫的“体制内”生存：许多有才华的士人选择了在体制内获得功名利禄，他们或许会对某些现象有不满，但直接挑战统治根基的思想，是他们最不愿意，也最危险的选择。因此，许多思想的锋芒被磨平，转化为对儒家经典的细致研究。

精神气质的转变：从“启蒙”到“维护”。

可以说，明末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批评君主专制、呼唤民权的思想，具有一定的“早期启蒙”性质。他们试图为中国社会寻找一条不同于传统道路的可能性。

而清朝初中期，统治者更侧重于“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当社会相对稳定，大部分人安居乐业时，对“革新”和“颠覆”的需求也相对减弱。这种“稳定”反过来也可能压制了那种孕育大思想家的“不安”和“激进”的土壤。

但也要看到清朝思想的“韧性”与“潜流”。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清朝思想的价值。

朴学大师的贡献：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朴学大师，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保存功不可没。
“心学”的延续与转化：尽管阳明心学在清朝受到一些官方的压制，但其强调“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精神，在某些角落仍然有所流传，并被一些学者赋予了新的解读。
晚清思想的复苏：到了晚清，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思想界才重新焕发出强烈的危机感和变革意识。魏源、龚自珍、洪秀全（太平天国）、洪仁玕，以及后来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革命派（孙中山）等等，他们重新拾起了“经世致用”的旗帜，并且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可以说，清朝中期思想的“沉寂”或“转型”，也为晚清思想的“爆发”积蓄了力量。

总结来说，清朝未能继续涌现出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那样具有强烈批判性和开创性意义的思想家，主要原因在于：

1. 时代背景的根本性转变：明末的危机催生了反思，而清朝的统治建立则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制和稳定。
2. 政治环境的影响：文字狱等政治因素限制了某些思想的传播，官方学术体系倾向于保守和“回归故纸”。
3. 学术风气的转移：考据学的兴盛，将大量学术资源导向了对传统经典的整理和校勘，相对疏离了对社会现实的直接批判。
4. 精英阶层的适应：大部分士人选择在体制内生存，使得挑战性思想的产生受到限制。

这并非说清朝没有才华横溢的学者，而是说，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促使思想家们产生对社会进行“颠覆性”反思和“开创性”探索的土壤，与明末相比，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清朝更多地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维护”，而大规模的思想革新，则要等到晚清民族危机的到来。

网友意见

把这句放在最前面把黄宗羲写《原君》企图用炮制儒教教权压制君权的时候，英国的洛克在同一时间在写写《政府论》，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思想和公民政府服务人民。

黄宗羲么，当初在浙东拥戴鲁王，义兵屡战不利，黄宗羲见势不妙，立刻就跑回江南，心安理得地剃发了，称国朝亡了，他是‘大明遗民’，当时虽然鲁王势单力孤，但大明还有云贵、两广、福建、湖广、四川的大片国土，后面还有隆武皇帝、永历皇帝，怎么就亡了呢？

前反贼出身的李定国为大明血战桂林两厥名王的时候，黄宗羲已经心安理得的当了六年‘大明遗民’了。

更不用说在接下来十年大明永历政权艰难困苦抵抗清军的时期，黄宗羲在江南心安理得的一边吹满清皇帝里最为年少无知水平低的顺治皇帝是“天生圣人”，一边大力批判明朝皇帝是“天下之大害”。

呵呵，单独把批判明朝皇帝是“天下之大害”的那些摘出来，说他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家，别侮辱思想家这个词了好不好。要是按1946年的标准，他们这该叫“文化汉奸罪”了。

无论从思想重心来看，还是从思想高度和历史地位来看，（李贽是一条好汉，当面哔哔明朝，被明朝官府整死了）黄宗羲，顾炎武这种二皮脸，清代还真的是比他们强多了。

黄宗羲，顾炎武，实际上只不过是以一种迷信反对另一种迷信，用一种吃人的礼教反对另一种吃人的礼教。

从思想重心来看，主要就是以封建礼教论证明朝皇帝坏、清朝皇帝好，所以接受清朝统治天经地义。只把批判明朝皇帝是“天下之大害”的那些文章挑出来，说他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家，真真是笑话。清朝朴学是不批判清朝皇帝，然而这所谓大思想家就批判过清朝皇帝了？

从思想高度来看，完全就是在君子-小人这个框子里打转转，而且主要工作是给自己父辈东林党洗地，把东林党洗成君子、贤良，都是你大明皇帝坏。而满清皇帝可是天生圣人，有道明君啊，出仕清朝一点没错。呵呵呵，还是木乃伊强奸少女那套道德义理强奸现实。说的难听点，已经是往欧洲中世纪那套神权压制皇权的路子上去了，这该叫反动家，而非思想家。

清朝朴学看起来是很烂的，但是人家在以汉学攻宋学的过程中，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一贯困扰中国一千年的大麻烦——腐朽僵化的封建儒学教条束缚、妨碍了做事理政的实事求是，这么一个大问题。

给笼子雕上花，和打破笼子，哪一个才是思想高度更高的思想家作为？

因为在宋以来的儒教体系里面，大家一直想的是，万事自儒家义理出，就是做事的时候，必须要基于义理的体系，要用儒家义理来解释世间万物。就和中世纪的欧洲，乃至当今不吃猪肉地区，任何事情必须按经文的规矩走，谁不按经文谁就是小人、叛教分子。

清朝这一大突破，从指出“理学不过正心诚意，日用伦常之事，原无奇特”，从熊赐履在这里开了一条缝开始，就是指出这些义理不是什么圣人真理，天地规律，不是什么包打天下的。别指望用理学解决工作问题。打破了理学义理的神格地位。

贺长龄讲习经世致用之学，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要重视外在事功，以经世实学补充宋学“外王”之不足。

贺长龄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装作自己是理学信徒，但是谁管它的，做事得靠另一套实事求是的办法。在当时学术界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最后曾国藩讲：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

就是最后彻底明确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说句大话，这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欧洲文艺复兴阶段（14-17世纪）啊，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大家不要宗教狂热了，多想点实际的。欧洲靠文艺复兴三百年的酝酿，然后又借助新大陆开拓，这才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清朝没的吹，那是因为中国才冒出1.0直接被欧洲的4.0摁在地上随便打，被打的叫爷爷都不够。那确实没得吹啊。那是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啊。

但实事求是，1.0也比0强几亿倍。给笼子雕上花，和打破笼子，哪一个才是思想高度更高的思想家作为？没有打破笼子，那中国连后来诞生革命的基本土壤，可能性都没有。

从熊赐履到曾国藩，一点点真正打破笼子，怎么就不是思想家了？

不要用现代的学术体系来评价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代也没有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理论体系著作。牛顿体系，亚当斯密体系，那都是三百年文艺复兴阶段再之后的事情了。从熊赐履到曾国藩满打满算不过150年，打破了有明三百年没有触动过的神权。

要从曾国藩倒退300年，那我大明还在打大礼议，为皇帝必须得叫伯父为爹，叫爹为叔父而打出狗脑子呢。嗯，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义死节就在今日，就仗这么个义。

从曾国藩倒退200年，那我大明的黄宗羲，顾炎武的爹，在干啥？

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

呵呵。给笼子雕上花，和打破笼子，哪一个才是思想高度更高的思想家作为？

黄宗羲写《原君》企图用炮制儒教教权压制君权的时候，英国的洛克在同一时间写了《政府论》，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思想和公民政府服务人民。

无论从思想重心来看，还是从思想高度和历史地位来看，说“清朝没有继续涌现出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那样的思想家”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答主一上来就是冷嘲热讽，还替“清朝”觉得可怜，这不是朝代斗兽的思维吗？还甩书名，难道有人看完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或《清代学术概论》之后会认为清代哪位思想家比得上顾炎武黄宗羲？梁对这两位的推崇不要太夸张好吗？

一、明清之际有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转向，清代学术的重心与明季有着较大的区别。

明中后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从陈白沙到王阳明，心学逐渐打破了理学的统治地位，甚至进一步成为主流，而后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左派日趋激进，开始反对礼教甚至否定孔圣，另一方面，王学末流又走向空谈、流于狂禅和享乐主义，遂有东林学派倡实学而救其蔽，引领了晚明“由虚返实”的思潮。此外，晚明士大夫在与西学的交流中，也产生了“以耶补儒”这样突破性的观点。

而这一演进过程，由于明清易代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将明清实学细分为：实体实学、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和考据实学，然而其中只有考据实学在清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余四者在清廷统治日趋稳固、遗民一代渐次凋谢之后，就迅速沉寂下来。

清代朴学（即考据实学）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但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各个学术门类之间本应是相辅相成的。易经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顾炎武认为“非器则道无所寓自许”，是对晚明以来空疏之学轻视“器”的批评，而非对“道”的否定。他继承并发扬了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然“器”易学而“道”难传，清代的政治环境更是几乎没有“道”的生存空间，于是尊奉顾氏为“清学之祖”的乾嘉学者，却大多埋首于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连地理这样的学问也不复明季的“征实重用”，而走向了纸上谈兵，实际上又变回到了东林学派所批评的“桎梏于训诂辞章”。

当然，清代绝非只有“考据学”，但即便从理学内部而言，转变也是很明显的。王汎森称之为“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这也可以视为是东林学派所开启的“由虚转实”之后的进一步变化，从争论“本体”之虚实到不再讨论“本体”。取而代之的，是“'庸言庸行'成为清代思想家所提倡的标准”，“使得宋明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逐渐渺于无形，超越的、理想的、批判的道德形上力量不再具有支配性”。（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第一章）

二、明季的几位思想家并不是一直如此“伟大”，其形象是经历了一个建构过程的。但清代无有足以与三大家并肩的思想家也是事实。

李贽生活的年代略早一些，在当时由于思想的多样化，尚且有少数人对他予以部分肯定，到了明亡之后，以顾、黄、王为代表的思想家对他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这与他们对王学的批评是一体的。在清朝的大部分时间内，李贽当然也是被视为“异端”的。直到现代以来，他才被作为“反封建的启蒙先驱”甚至“法家代表人物”而加以宣扬。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今天被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但是这一并称其实是很晚才出现的。顾炎武被称为“清学开山之祖”，地位之高不用多说。黄宗羲在世时的影响力或许可与顾炎武相提并论，而身后之声势则大不如顾，只被视为史学大家。直到民国初年，才由于其限制君权的言论被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塑造为“东方卢骚（即卢梭）”。王夫之更是在清代前中期近乎默默无闻，而是随着“湘学”的兴起才被重新发掘，又在民初被奉为“民族主义”的先驱。（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

但是，上述建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们是“徒有虚名”，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只是政治需要。

说黄宗羲超过卢梭确实是尬吹，但是清代思想家，有哪位比黄宗羲更配得上这一“建构”吗？

将三大家定义为“启蒙思想家”也是片面且有误导性的，但是明清之际的思潮即便不能与西方的启蒙思潮相提并论，那也一定比清代学术更接近这一比较对象。当然，这又涉及到狭义的“学术”和“思想”的区别，并不能说前者就不如后者，但是题主明明问的是后者。

有的答案提到了戴震，诚然“戴震不仅是一位汉学家，而且是有他的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戴震的哲学思想，在清代是抬不起头来的”。而且戴震对宋儒的批判固然堪称深刻，但又何尝不是“破而不立”？“仅仅是在有限范围内对清初哲学的继承”这一评价，我认为是恰当的。

至于清代的公羊学，首先它在道咸以降的复苏，恰恰证明了前一个时段即清前期在“思想”上的失败。然后，康有为这个人本来就被黑的很过分了，拿他去和三大家对比，确定不是黑上加黑么？

还有些答案非要拿清末民初的思想家说事，我只能说：

1，从传承来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继承并发展了晚明以来的思想，而与清前期有明显的断裂。相反，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并不是继承清代的学术，反而是开启了民国乃至本朝的思想变革。

2，从立场来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大多数都是反清的，清末民初的思想家大多数也都是反清的。替清朝委屈，那不妨去了解一下清代统治者都干了些啥。

拿明末清初思想家楞说是明代思想家有意思？明不亡，顾黄还会是那个顾黄吗？你以为“明末清初”这个称呼是可以随便砍一半的？

你要跟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比，就得从清末民初找，找康有为谭嗣同跟他们比。说政治认同的很可笑。黄宗羲捧明吗？康有为反清吗？

清代形而上的、思辨的思想是不如明代，但你正确的姿势是问“为什么清代出不了王阳明这样的大思想家”，那样一比清中期就是没一个能打的，戴震和王阳明一比差远了。

但你说康有为比不上顾黄，我还真理解不了。说实在的，政治上，做遗民搞义军是很牛X，搞维新变法就不牛X了？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很牛X，谭嗣同《仁学》就不牛X了？别跟我说谭是反清的，黄说的天下之大害不包括明朝皇帝了？哲学上，说到底顾黄有多少新东西？顾黄的哲学影响力有经学史学大吗？《大同书》你再看看，不看不知道啊同志们，康老先生已经号召全体生命平权了啊，现代你们所谓的白左得给老前辈敬礼。

再一个，拿起嘴来就说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没继承清代学术，您说的那是李大钊。您问问魏源自己同意吗？龚自珍自己同意吗？康有为自己同意吗？梁启超自己同意吗？胡适自己同意吗？不知道胡适继承了啥清代学术的您先看全集去。

钱穆先生反清不反？钱穆先生讨厌考据学不讨厌？我们不比他反清吧，我们不比他讨厌考据学吧，你看看人家的清代学术史写的，对只搞考据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那叫一个刻薄，但是对清代有思想的人非常尊敬。康谭就不用说了，无论是曾国藩张之洞，还是庄存与廖平，乃至孙奇逢李颙，无不深挖其思想，比满足于一句“清代出不了大思想家”的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好像清代这些思想家不是中国人似的。

明末清初是有明朝的老底，而大清干得出来把老底统统一把火烧光的事

思想家需要有深厚的教育底蕴，和自由的思想风气。

这两点大清估计只有八旗太君有这个条件，但是八旗太君混吃等死草菅人命的生活，你觉得这种人能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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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满族在清朝时没有被汉族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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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明朝有倭寇而清朝没有？

明朝有倭寇，清朝却几乎没有，这其中的原因并非单一，而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织的结果。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倭寇的根源、明朝的应对以及清朝的变化这几个方面来细聊。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倭寇”。很多人一听“倭寇”，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日本人做的海盗。没错，倭寇主体确实是日本人，但这个群体非常复杂。狭义的倭.............
为什么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对清朝没有被奴役的厌恶情绪？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它触及了中国历史叙事中一个复杂且常被误读的层面。要理解为何汉族为主的中国人对清朝（一个由满族建立的王朝）普遍没有“被奴役”的厌恶情绪，我们需要深入剖析几个关键点：1. 历史叙事的演变与“正统”观念： “改朝换代”的认知：在中国漫长的王朝史中，“改朝换代”是常态。每一次王朝更迭.............
为什么康熙对自然科学充满浓厚兴趣，且当时传教士众多，清朝却没有摆脱儒学枷锁走上科技强国之路？

康熙皇帝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以及尽管当时传教士云集，大清却未能因此走向科技强国之路，这其中的缘由复杂且深刻，绝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要深入剖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细致地梳理历史的脉络。一、康熙的求知欲与科学启蒙：一段特殊的君王画像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康熙皇帝个人的博学与对自然科学的非凡热情.............
为什么到了清朝，文人士大夫都普遍没有之前的历朝历代那么有骨气、那么有家国情怀了了？

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也触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颇为复杂和敏感的转折点。说清朝文人士大夫普遍不如前代“有骨气”、“有家国情怀”，这是一种常见的感受，但要深入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却需要剥开层层历史的表象，看到制度、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变化。首先，我们得承认，历史评价本身就带有主观性，而且对“骨气”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