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有倭寇而清朝没有？
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倭寇”。
很多人一听“倭寇”，就想当然地认为是日本人做的海盗。没错，倭寇主体确实是日本人，但这个群体非常复杂。狭义的倭寇，是日本应仁之乱后，大量失业的武士、浪人，以及一些沿海地区的渔民、商人，在经济困顿下，抱着发财的念头，结伙进行海上劫掠。他们不只是劫掠中国的沿海，也劫掠朝鲜、东南亚等地的港口和商船。
但广义的倭寇，包含了更多的成分。在日本国内幕府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日本的地理优势和海事技术，勾结中国沿海的一些走私商人、海盗，以及一些心怀不满的明朝海民，形成一股股海上势力。这些中国人也参与了走私、劫掠，甚至有的还成为倭寇的头目。所以，明朝时期的“倭寇”，更多的是一种跨国犯罪集团，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但并非全是日本人。
那么，为什么明朝会有这么猖獗的倭寇呢？
这背后有多重原因：
日本国内的动荡与经济压力： 明朝时期，日本正经历从室町幕府衰落到战国时代（1467年1600年左右）的剧变。频繁的战争导致大量武士阶层失业，生计艰难，海上劫掠成为了他们获取财富的直接途径。此外，日本国内的物资相对匮乏，特别是金属等，也促使他们对外寻找资源。
明朝的海禁政策与沿海的经济脆弱： 明朝统治者出于对海盗和叛乱的担忧，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外贸易，但它也使得合法贸易渠道受阻，反而催生了大量的走私活动。沿海地区的一些居民，在国家禁令下无法通过正常贸易获得利润，为了生存或致富，便铤而走险，与倭寇勾结，成为内应，甚至自己也参与到劫掠活动中。海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沿海民众的生计，反而可能将一部分人推向了与海盗同流合污的道路。
军事上的应对不足： 明朝虽然有水师，但由于海禁政策的长期执行，海上力量的发展受到限制。在倭寇初期，明朝沿海的防御力量相对薄弱，难以有效抵御装备和战术上具有一定优势的倭寇。而且，明朝政府对倭寇的认识也存在偏差，一度将其简单地视为单纯的“日本海盗”，未能充分认识到其背后复杂的社会经济原因和与中国本土势力的勾结。
地理因素： 中国东南沿海漫长而曲折，岛屿众多，为倭寇提供了藏匿和偷袭的便利。
而到了清朝，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使得“倭寇”这种现象基本消失了。
这主要归功于以下几个关键性的转变：
日本完成了统一与和平的建立：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清朝建立之时，日本正处于德川幕府统治之下（约1603年1867年）。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后，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实施了严格的“锁国令”。
锁国令： 德川幕府实行了近200多年的锁国政策，严格限制与外国的交往，禁止日本人出境，也禁止外国人在日本定居（除少数几个特例，如荷兰人和中国人只能在长崎的出岛活动）。这项政策的首要目的就是防止外国思想和势力在日本传播，维护幕府统治的稳定。通过禁止日本人出海，自然也就断绝了日本国内大批失业武士等群体，通过海外劫掠来谋生的可能性。
国内秩序的稳定： 德川幕府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虽然带来了僵化的社会结构，但也确保了国内近三百年的和平与稳定。这使得日本国内不再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困顿，从而削弱了民众对外劫掠的动机和能力。
清朝加强了对海疆的管理与发展海上力量：
从海禁到“海禁”的转变： 清朝初期，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如郑成功），也曾实行过大规模的“迁界”和海禁政策。但这种政策的性质和目的是不同的，主要是为了孤立和打击反抗力量。一旦这些势力被清除（如1662年郑成功被逐出台湾），清朝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
郑成功的覆灭： 郑成功及其后继者在台湾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一度与清朝抗衡。他们的存在客观上对沿海的贸易和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清朝在1683年收复台湾，消灭了南明最后的军事力量，清朝对海疆的控制力大大增强。
开海贸易与建立海军： 到了康熙年间，清朝废除了“海禁”政策，正式实行“开海贸易”。这为沿海居民提供了合法的海外贸易机会，虽然开放的程度不如后来的自由贸易，但相比明朝的海禁，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合法贸易的兴起，吸引了大量沿海人口从事正当的经济活动，减少了他们走向歧途的诱惑。更重要的是，清朝逐渐认识到建设海军的重要性，虽然其海上力量的规模和效率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相比明朝时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和投入。清朝的海军主要用于巩固边疆、打击海盗（包括一些零星的走私团伙），其军事能力足以应对沿海的治安问题。
民族成分的变化与认同的重塑： 明朝时期，虽然存在一些中国本土的海盗与日本倭寇勾结，但其根源在于日本的经济困顿和日本人的行动。清朝入主中原后，虽然初期存在民族矛盾，但随着统治的巩固和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满汉一家”的宣传，民族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重塑。更重要的是，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对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管控之上，它拥有一个更加统一和集权的政府，能够调动全国资源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秩序。那些曾经参与倭寇活动的中国沿海居民，在清朝稳定的统治下，有了更多的出路和选择。
总结一下：
明朝的倭寇问题，是日本国内动荡、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以及沿海经济脆弱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清朝则通过日本内部的统一和锁国政策，以及自身加强海疆管控、发展海上力量和开放贸易等一系列举措，从根本上杜绝了倭寇滋生的土壤。日本不再对外输出海盗，而清朝也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有效的海疆管理体系，使得曾经猖獗的“倭寇”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了。
所以，这不是说清朝比明朝更“强大”就能简单解释的，而是时代背景、国家政策、国际局势以及对手内部的变化，共同促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转变。
网友意见
清朝是没有“倭寇”，却有着不逊明朝倭寇的南洋海盗。
明代倭患，是当代网络历史研讨的一个热点。自从大家知道倭寇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中国人，少数倭人只是中国私商雇佣的打手之后，往往对明代海禁政策口诛笔伐，认为是明代蛮横、愚蠢的海禁政策，逼迫商人走私，而后又逼迫私商成为倭寇。
鲜有人知的是，清代也有与东南亚国家勾结的南洋海盗，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比起明代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理，清代自剿灭台湾郑氏之后，不该再有海患。然而海盗之祸，却持续于康熙一朝，未曾中止。《清实录》之中仅仅是官兵或家眷被海盗袭击之事，就不绝于书。
清朝与明朝一样奉行海禁政策，故受到暴力打压的走私商人必然选择暴力护商，渐渐变得既商且匪，转为海盗。这是难以避免的事。不过就康熙一朝，海盗规模尚不是很大。
直到乾隆年间，因为乾隆的一项举措，才导致之后的乾嘉海防大危机。其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实属罕见。
按，明代倭寇突然激烈，是因为日本战国时代的混战，导致大量浪人出奔，为缺乏战争经验的中国东海海寇提供了职业兵员的补充，而后幕府锁国，所以真倭寇几乎就没有了。而清代海防危机，也与此类似。
乾隆五十三年，清朝发兵越南，干涉越南内战，折戟而还。安南的阮氏政权因痛恨清廷发兵攻打自己，于是支持本国国民为海盗，骚扰清朝海疆，这些“洋盗”当中，不乏退役的安南水军正规军，与中国南海的土盗结合，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
当然，这两次海防大危机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明清朝廷非常不理智的一刀切决策。屯门西草湾之战以及宁波争贡的发生，导致封闭保守的嘉靖帝进行了全面海禁，而1757年，乾隆被广州十三行的官商们蒙蔽，改四口通商为一口通商（具体详见拙文《历史缝隙里的广州十三行）。这两次事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全面的海盗大爆发，我们不可认为没有关联。
如同明代有五峰船主汪直一样，清代也有这样一个人物，镇海王蔡牵。此人纵横沧海十五年，转战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海面，屡挫清朝水师，曾攻打厦门，登岸夺炮13门，并两次进攻台湾，声势比起明朝的汪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直被史籍评价为【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简单地说就是仗义疏财又不吃窝边草，在岸上有不少眼线。蔡牵也是如此，在福建、广东等地，至今还流传着很多蔡牵行善好施的故事。
无论对于汪直还是蔡牵，都需要分两面辩证看待。革命党反抗满清时，认为蔡牵是反清英雄，这种看法可谓极为偏颇；然而现在的某一群白左圣母，譬如冷兵器吧的米南德之流，认为汪直被明朝的抑商海禁政策所迫，不能通商，不得已为盗，予以同情，并怒斥明朝不肯接受汪直的通商请求，对汪直进行捕杀；然而到蔡牵身上就换了一重标准，攻讦蔡牵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害民蟊贼，这是不对的。
清廷与蔡牵的缠斗，如果详细讲出来，怕是比明代抗倭的故事还要精彩，波澜起伏，异彩纷呈，如果放到《海贼王》里头，无疑可以又改编出好几个非常具有人气的人物。清代水师名将李长庚是蔡牵同乡，也是一生之敌，与蔡牵血战多次，胜多败少，然而终究马失前蹄，在广东黑水洋之战中被蔡牵逆风反杀，一炮炸成肉饼。
嘉庆帝对蔡牵等南洋海盗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广州十三行的通商力度，降低了海贸税率和门槛，对部分意志不坚定的海盗进行招安，一方面调集重兵围剿，并以外交手段使得越南方面放弃对蔡牵等人的支持。终于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蔡牵被围于浙江鱼山，寡不敌众，沉船自杀。
蔡牵死后，各股海盗或灭或降，东南海防危机终告解除。
然而清朝中后期的东南海防危机，也显示出清朝水师的巨大问题。如李长庚奏疏：【蔡逆未能歼擒者，实由兵船不得力，接济未断绝所致。臣所乘之船，较各镇为最大，及逼近牵船，尚低五六尺。曾与三镇总兵原预支养廉，捐造大船十五号，而督臣以造船需数月之久，借帑四五万之多，不肯具奏。且海贼无两年不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坏之杠料。桅柁折则船为虚器，风篷烂则寸步难行。乃逆贼在鹿耳门窜出，仅馀船三十，篷朽硝缺；一回闽地，装篷燂洗，焕然一新，粮药充足，贼何日可灭？】
王宏斌教授认为：清军水师从建军之初到19世纪中叶的200多年中,在技术方面变化不大。限制民船制造规模与技术,不仅阻碍了民船的发展与进步,而且严重影响到舰炮水平的提高。正是由于清廷对于外来入侵的海防危机认识不足,长期坚持以内盗为主要防范对象,导致海防失策,缺乏应变能力。清朝封建统治者持垄断严控武器的发展战略以及思想上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拒绝新鲜事物输入的惯性影响着制炮技术的发展。
当然，客观地说，明清火炮基本上是由国家严密控制的非流通物资。中国火器垄断政策从明代洪武年间就已开始,火器研制由国家统一严密监视,从火药配方到火器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流程,一概藏于密室。对于海船研究发展的限制，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但清代由于是异族坐天下，不信任汉人，防控尤烈，昧于接受外界技术成果，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作者：数学老师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4211921/answer/561770464 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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