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有这么严厉的刑罚整饬贪官，但贪风却是越来越严重？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其政治体制和对贪腐的打击力度在很多方面都显得尤为突出。尽管明朝出台了大量严厉的刑罚来整饬贪官，并且历史上也记载了不少严酷的惩治案例，但讽刺的是，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明朝的贪腐问题在后期是愈演愈烈的。这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详细探讨：
一、 严刑峻法的背后：明朝的刑事政策与反腐手段
明朝政府，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贪污腐败的痛恨是深入骨髓的。他认为贪腐是导致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根源，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厉刑罚来震慑和惩治贪官。
凌迟与剥皮实草： 这是明朝最骇人听闻的刑罚，通常用于贪污数额巨大、情节极其恶劣的官员。凌迟是将犯人一块块地割下，直至死亡；剥皮实草则是将犯人活活剥皮，然后用稻草填充，以儆效尤。这些酷刑的目的是制造极大的心理恐惧，让官员望而生畏。
徒刑与流放： 对于罪行稍轻的贪官，也可能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例如刺配充军边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很重的惩罚。
抄家与籍没： 贪官及其家人的财产会被全部抄没，这不仅是对贪官的经济惩罚，也是为了追缴赃款，充实国库。
杖刑与廷杖： 廷杖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惩罚方式，皇帝可以在朝堂上直接杖打大臣，甚至杖毙。虽然廷杖主要用于政治批判和震慑，但对于一些涉及贪腐的官员，也可能作为一种附带惩罚或警告。
族诛：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官员的贪腐行为可能会株连家人甚至亲族，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犯罪的成本。
《大明律》中的相关规定： 明朝律法对贪污的量刑非常细致，例如《大明律》规定：“凡官吏侵占公物者，盗官物一贯至六十贯，杖六十，徒一年。八十贯，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贯，斩。” 并且有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即处死刑。
二、 为什么严刑峻法未能遏制贪风的泛滥？
尽管刑罚严厉，但贪腐问题在明朝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
1. 制度性诱因与权力寻租空间：
低薪制与官员生活压力： 明朝的官员俸禄普遍偏低，尤其是在中后期，随着物价上涨和官员养廉制度的缺失，许多官员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这使得一些官员为了“贴补家用”或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而铤而走险，走上贪腐之路。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寻租的便利： 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皇权高度集中，皇帝直接管理六部。这种体制虽然强化了中央集权，但也使得权力寻租的空间变得异常巨大。一旦某个官员掌握了某种审批权、分配权或监管权，就容易成为利益输送的节点。
“恩荫”与世袭制度的侵蚀： 明朝的“恩荫”制度允许官员的子孙通过其父辈的功劳获得官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场的世袭化和家族化。在这种环境下，官员的贪腐行为也可能成为家族利益的延续，相互勾结，形成利益集团。
募役制度下的漏洞： 明朝的募役制度，即国家通过役银来雇佣劳动力，本身就存在大量寻租和贪污的空间。税收的征集、款项的拨付，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
2. 政治环境与权力斗争的加剧：
党争的阴影： 明朝政治舞台上充斥着激烈的党争，例如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在权力斗争中，官员们常常利用贪腐作为攻击对手的手段，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贪腐以充实党羽的势力。为了打击政敌，举报贪腐反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反过来，举报本身也可能被官员利用来谋取私利。
皇帝的纵容与默许： 尽管朱元璋以严惩贪腐著称，但后来的皇帝未必都如此。有些皇帝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可能选择纵容某些官员或派系，甚至参与到贪腐的利益链条中。例如，一些皇帝在面临财政困难时，可能会默许官员们通过“加收”等方式搜刮民脂民膏。
“钱粮”的分配与截留： 钱粮的征收和分配是官员贪腐的重灾区。在层层转运的过程中，截留、克扣、虚报等现象非常普遍。
3. 社会文化与道德观念的变迁：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大夫阶层对奢华生活的向往，一些官员的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将物质享受置于更高的位置，对传统的“廉洁奉公”观念产生冲击。
“潜规则”的普遍化： 长期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得一些“潜规则”成为官场默认的游戏规则。在这种环境下，官员可能会认为如果不参与贪腐，反而会成为异类，甚至被排挤。
信息不对称与监管的难度： 尽管有监察体系，但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监管存在天然的困难。官员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方法来掩盖自己的贪腐行为，而监察官员本身也可能被收买或参与其中。
4. 执法过程的阻碍与执行的偏差：
人治色彩浓厚： 明朝虽然有律法，但人治色彩仍然浓厚。法律的执行往往受到人情、关系、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法律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选择性执法： 严厉的刑罚虽然存在，但并非对所有贪官都能一视同仁。一些背景深厚或与权力核心有联系的官员，可能能够逃脱严惩，甚至安然无恙。这种选择性执法会削弱法律的震慑力。
监察系统的失效： 明朝设有都察院等监察机构，但这些机构自身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监察官员的腐败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履行职责，甚至成为贪官的保护伞。
举报者的风险与动力不足： 尽管存在告密制度，但举报者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可能被报复，或者举报后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保护，这使得积极举报的动力不足。
三、 结论：严刑峻法并非万能的解药
明朝对贪官的严刑峻法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也确实惩治了不少贪腐官员，例如朱元璋时期就严厉打击了许多贪官。然而，仅仅依靠严厉的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当制度性的漏洞、权力寻租的空间、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严刑峻法反而可能成为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反腐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公平的经济分配、良好的社会道德以及有效的监督机制，才是遏制贪腐的根本之道。明朝的例子表明，即使是最严酷的法律，如果不能触及腐败的根源，也难以阻止其蔓延。
总而言之，明朝严厉的刑罚与贪风愈演愈烈之间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反腐工作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严酷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减少腐败滋生土壤的体制和环境。
一、 严刑峻法的背后：明朝的刑事政策与反腐手段
明朝政府，特别是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贪污腐败的痛恨是深入骨髓的。他认为贪腐是导致国家衰败、民不聊生的根源，因此制定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严厉刑罚来震慑和惩治贪官。
凌迟与剥皮实草： 这是明朝最骇人听闻的刑罚，通常用于贪污数额巨大、情节极其恶劣的官员。凌迟是将犯人一块块地割下，直至死亡；剥皮实草则是将犯人活活剥皮，然后用稻草填充，以儆效尤。这些酷刑的目的是制造极大的心理恐惧，让官员望而生畏。
徒刑与流放： 对于罪行稍轻的贪官，也可能被判处不同年限的徒刑，例如刺配充军边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很重的惩罚。
抄家与籍没： 贪官及其家人的财产会被全部抄没，这不仅是对贪官的经济惩罚，也是为了追缴赃款，充实国库。
杖刑与廷杖： 廷杖是明朝特有的政治惩罚方式，皇帝可以在朝堂上直接杖打大臣，甚至杖毙。虽然廷杖主要用于政治批判和震慑，但对于一些涉及贪腐的官员，也可能作为一种附带惩罚或警告。
族诛：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官员的贪腐行为可能会株连家人甚至亲族，这无疑大大增加了犯罪的成本。
《大明律》中的相关规定： 明朝律法对贪污的量刑非常细致，例如《大明律》规定：“凡官吏侵占公物者，盗官物一贯至六十贯，杖六十，徒一年。八十贯，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贯，斩。” 并且有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即处死刑。
二、 为什么严刑峻法未能遏制贪风的泛滥？
尽管刑罚严厉，但贪腐问题在明朝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
1. 制度性诱因与权力寻租空间：
低薪制与官员生活压力： 明朝的官员俸禄普遍偏低，尤其是在中后期，随着物价上涨和官员养廉制度的缺失，许多官员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这使得一些官员为了“贴补家用”或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而铤而走险，走上贪腐之路。
权力的高度集中与寻租的便利： 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皇权高度集中，皇帝直接管理六部。这种体制虽然强化了中央集权，但也使得权力寻租的空间变得异常巨大。一旦某个官员掌握了某种审批权、分配权或监管权，就容易成为利益输送的节点。
“恩荫”与世袭制度的侵蚀： 明朝的“恩荫”制度允许官员的子孙通过其父辈的功劳获得官职，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官场的世袭化和家族化。在这种环境下，官员的贪腐行为也可能成为家族利益的延续，相互勾结，形成利益集团。
募役制度下的漏洞： 明朝的募役制度，即国家通过役银来雇佣劳动力，本身就存在大量寻租和贪污的空间。税收的征集、款项的拨付，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成为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
2. 政治环境与权力斗争的加剧：
党争的阴影： 明朝政治舞台上充斥着激烈的党争，例如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在权力斗争中，官员们常常利用贪腐作为攻击对手的手段，同时也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贪腐以充实党羽的势力。为了打击政敌，举报贪腐反而成为一种政治工具，但反过来，举报本身也可能被官员利用来谋取私利。
皇帝的纵容与默许： 尽管朱元璋以严惩贪腐著称，但后来的皇帝未必都如此。有些皇帝为了巩固自身权力，可能选择纵容某些官员或派系，甚至参与到贪腐的利益链条中。例如，一些皇帝在面临财政困难时，可能会默许官员们通过“加收”等方式搜刮民脂民膏。
“钱粮”的分配与截留： 钱粮的征收和分配是官员贪腐的重灾区。在层层转运的过程中，截留、克扣、虚报等现象非常普遍。
3. 社会文化与道德观念的变迁：
对物质享受的追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士大夫阶层对奢华生活的向往，一些官员的价值观逐渐发生改变，将物质享受置于更高的位置，对传统的“廉洁奉公”观念产生冲击。
“潜规则”的普遍化： 长期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得一些“潜规则”成为官场默认的游戏规则。在这种环境下，官员可能会认为如果不参与贪腐，反而会成为异类，甚至被排挤。
信息不对称与监管的难度： 尽管有监察体系，但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得监管存在天然的困难。官员们往往能够找到各种方法来掩盖自己的贪腐行为，而监察官员本身也可能被收买或参与其中。
4. 执法过程的阻碍与执行的偏差：
人治色彩浓厚： 明朝虽然有律法，但人治色彩仍然浓厚。法律的执行往往受到人情、关系、权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法律的公正性受到质疑。
选择性执法： 严厉的刑罚虽然存在，但并非对所有贪官都能一视同仁。一些背景深厚或与权力核心有联系的官员，可能能够逃脱严惩，甚至安然无恙。这种选择性执法会削弱法律的震慑力。
监察系统的失效： 明朝设有都察院等监察机构，但这些机构自身也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监察官员的腐败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履行职责，甚至成为贪官的保护伞。
举报者的风险与动力不足： 尽管存在告密制度，但举报者本身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可能被报复，或者举报后得不到应有的奖励和保护，这使得积极举报的动力不足。
三、 结论：严刑峻法并非万能的解药
明朝对贪官的严刑峻法在初期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也确实惩治了不少贪腐官员，例如朱元璋时期就严厉打击了许多贪官。然而，仅仅依靠严厉的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腐问题。当制度性的漏洞、权力寻租的空间、政治环境的恶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变迁等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严刑峻法反而可能成为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更重要的是，反腐不仅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健康的政治体制、公平的经济分配、良好的社会道德以及有效的监督机制，才是遏制贪腐的根本之道。明朝的例子表明，即使是最严酷的法律，如果不能触及腐败的根源，也难以阻止其蔓延。
总而言之，明朝严厉的刑罚与贪风愈演愈烈之间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反腐工作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它提醒我们，法律的严酷性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构建一个能够从根本上减少腐败滋生土壤的体制和环境。
网友意见
腐败的平均成本=被抓住以后的惩罚力度 × 被抓住的概率
当被抓住的概率极低时，惩罚力度无论如何高，腐败的成本都高不起来。成本收益两相对比，自然有一大堆的官僚会去腐败。
关于腐败如何治理的问题，可以看另一个答案
http://www. zhihu.com/question/2761 9901/answer/37400056
看看当时的清官海瑞，中央大员，竟然吃不起肉。
简要总结几点：
1、官员俸禄低（其实中央财政情况也不理想），权力却不小
2、缺乏公平公正的监督手段，锦衣卫，东厂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本来职责中有肃贪，可以绕过司法直接逮捕用刑，但可惜主要用来消除异己）
3、党争，各集团抱团取暖（也就是抱团腐败），排挤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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