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财政状况有多差？为什么这么差？
明朝末年的财政状况，简单来说，就是“揭不开锅”的窘境，而且还是那种债台高筑、家徒四壁的凄惨模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穷得叮当响，穷得连裤子都快穿不起了。
财政差到什么程度？
1. 入不敷出，赤字连年： 这是最直观的表现。明朝末年，政府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每年国家都要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这个窟窿越来越大，怎么填都填不满。
2. 军费浩瀚，军饷断绝： 明朝末年，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北方有满洲铁骑虎视眈眈，内部则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应对这些威胁，朝廷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然而，由于财政枯竭，军饷常常拖欠，甚至断绝。士兵们没钱拿，吃不上饭，自然就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哗变。一个连军饷都发不出的政府，还能指望它做什么？
3. 赋税征收困难重重：
白银短缺： 明朝中后期，国家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主要以白银作为税收和交易媒介。然而，由于海外贸易的变化（例如白银流入减少），国内白银储备出现短缺。这导致国家在征收白银税时非常困难，即使有税粮，也难以换成白银来支付官员俸禄和军饷。
税收体系崩溃： 整个税收体系已经腐朽不堪。官员们为了搜刮钱财，层层加码，但真正能收上来多少，谁也不知道。很多税款在被征收过程中就流失了，或者被地方官员、胥吏层层克扣。
“催科不谨，苛派无度”：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朝廷不得不不断加派赋税，或者采取各种苛刻的征收手段。这让本已贫困不堪的百姓雪上加霜，激起了民怨，反而导致更多的地区拒绝缴税，使得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4. 官员俸禄拖欠，贪腐横行： 官员们也发不出俸禄，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维持生计，大部分官员不得不通过贪污腐败来获取收入。这种“以吏为师”的局面，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如同一个巨大的“吸血鬼”，从国家和百姓身上榨取最后一滴油水。
5. 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枯竭：
土地兼并严重，免税额度巨大： 皇亲国戚、勋贵大臣、寺庙等拥有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大部分享受免税待遇。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国家能征收到税款的土地越来越少，税基不断萎缩。
商业税收不振： 尽管明朝商业有所发展，但国家对商业的税收管理并不完善，且征收过程中存在大量漏洞和逃税行为。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域，如江南，虽然富裕，但税赋的征收效率和比例并不高。
“商税”名存实亡： 所谓的“商税”往往被地方官员用来勒索商人，真正流入国库的寥寥无几。
6. 灾害频发，救灾费用高昂：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北方大旱、南方水灾，加上小冰河时期带来的严寒，使得农业歉收，粮食价格飞涨。灾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流离失所，这不仅会影响税收，还需要朝廷投入巨额的救灾款项，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为什么会差到这种地步？
原因很多，而且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根深蒂固的土地兼并与特权阶层：
明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官员、皇亲国戚、功臣拥有大量土地，而且这些土地往往享有免税或低税的特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国家能够征税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这些特权阶层利用其权力，压榨佃农，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也更难以承担赋税。同时，他们将大量财富藏匿起来，不为国家财政所用。
2. 低效且腐朽的税收制度：
“两税法”的局限： 明朝继承了宋朝的“两税法”，但征收过程中环节过多，官员和胥吏的腐败层层加码，导致大部分税款在抵达国库前就已经消失。
“丁银”的弊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脱离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或商人。而“丁银”（人头税）的征收又跟不上这种变化，无法有效调节新兴的财富。
“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朝廷在万历时期就已经开始加征“矿税”、“渔税”，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为了应对辽东战事和镇压农民起义，更是屡次加征“辽饷”、“剿饷”、“练饷”。这些加派本意是应对紧急情况，但由于征收过程中的层层盘剥，最终真正收上来的钱款与其名目相比少得可怜，反而极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起了民怨。
3. 官员腐败与低效：
“人浮于食”： 明朝官僚机构臃肿，冗官现象严重。许多官员只是挂名，实际工作效率低下，但俸禄照发。
贪污受贿的普遍化： 正如前面所说，官员俸禄不足以养廉，导致腐败成为“潜规则”。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胥吏，几乎没有人不贪。这不仅掏空了国库，也使得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4. 军事上的巨大消耗：
辽东战事： 明朝末年，与后金（后来的清朝）的战争持续不断，耗费了巨额的军费。虽然有加派“辽饷”，但效果甚微。
镇压农民起义： 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迫使朝廷投入大量的军队和物资去镇压，这又进一步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
5. 经济结构的单一与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
过度依赖农业税： 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税，而随着土地兼并和灾害的增多，农业税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
商业税收未能有效开发： 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国家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公平的商业税收体系。
对白银流入减少的应对失当： 明朝中后期，随着世界白银流动格局的变化，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有所下降，这使得以白银作为主要税收媒介的国家财政遭遇了挑战。但当时的统治者并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反而固守旧制，加剧了危机。
6. 政治上的昏聩与低能：
皇帝的个人能力与决策： 晚明几位皇帝，如万历的怠政，天启的沉迷木工，崇祯的刚愎自用、多疑猜忌，都未能有效解决财政危机。他们要么不理政事，要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错失了改革的时机。
党争的内耗： 明朝末年，朝堂上的党争激烈，如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斗争，使得政治效率低下，决策迟缓。即便有人提出有效的财政改革方案，也常常因为党争而被否决或阻碍。
总而言之，明末的财政状况差到极点，是土地兼并、税制弊端、官员腐败、军事消耗、经济结构单一以及政治昏聩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当财政彻底崩溃，国家连基本的军事和行政开支都无法保障时，也就失去了维持统治的能力，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这种“穷”不仅仅是钱袋子空了，更是整个国家机器失灵、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境地。
财政差到什么程度？
1. 入不敷出，赤字连年： 这是最直观的表现。明朝末年，政府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每年国家都要面对巨额的财政赤字，而且这个窟窿越来越大，怎么填都填不满。
2. 军费浩瀚，军饷断绝： 明朝末年，国家面临着内忧外患。北方有满洲铁骑虎视眈眈，内部则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应对这些威胁，朝廷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然而，由于财政枯竭，军饷常常拖欠，甚至断绝。士兵们没钱拿，吃不上饭，自然就军心涣散，战斗力急剧下降，甚至出现哗变。一个连军饷都发不出的政府，还能指望它做什么？
3. 赋税征收困难重重：
白银短缺： 明朝中后期，国家经济已经高度货币化，主要以白银作为税收和交易媒介。然而，由于海外贸易的变化（例如白银流入减少），国内白银储备出现短缺。这导致国家在征收白银税时非常困难，即使有税粮，也难以换成白银来支付官员俸禄和军饷。
税收体系崩溃： 整个税收体系已经腐朽不堪。官员们为了搜刮钱财，层层加码，但真正能收上来多少，谁也不知道。很多税款在被征收过程中就流失了，或者被地方官员、胥吏层层克扣。
“催科不谨，苛派无度”：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朝廷不得不不断加派赋税，或者采取各种苛刻的征收手段。这让本已贫困不堪的百姓雪上加霜，激起了民怨，反而导致更多的地区拒绝缴税，使得财政状况更加恶化。
4. 官员俸禄拖欠，贪腐横行： 官员们也发不出俸禄，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维持生计，大部分官员不得不通过贪污腐败来获取收入。这种“以吏为师”的局面，使得整个官僚体系如同一个巨大的“吸血鬼”，从国家和百姓身上榨取最后一滴油水。
5. 国家财政收入来源枯竭：
土地兼并严重，免税额度巨大： 皇亲国戚、勋贵大臣、寺庙等拥有大量土地，但这些土地大部分享受免税待遇。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严重，国家能征收到税款的土地越来越少，税基不断萎缩。
商业税收不振： 尽管明朝商业有所发展，但国家对商业的税收管理并不完善，且征收过程中存在大量漏洞和逃税行为。一些重要的商业区域，如江南，虽然富裕，但税赋的征收效率和比例并不高。
“商税”名存实亡： 所谓的“商税”往往被地方官员用来勒索商人，真正流入国库的寥寥无几。
6. 灾害频发，救灾费用高昂： 明朝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北方大旱、南方水灾，加上小冰河时期带来的严寒，使得农业歉收，粮食价格飞涨。灾荒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流离失所，这不仅会影响税收，还需要朝廷投入巨额的救灾款项，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危机。
为什么会差到这种地步？
原因很多，而且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根深蒂固的土地兼并与特权阶层：
明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官员、皇亲国戚、功臣拥有大量土地，而且这些土地往往享有免税或低税的特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国家能够征税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这些特权阶层利用其权力，压榨佃农，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也更难以承担赋税。同时，他们将大量财富藏匿起来，不为国家财政所用。
2. 低效且腐朽的税收制度：
“两税法”的局限： 明朝继承了宋朝的“两税法”，但征收过程中环节过多，官员和胥吏的腐败层层加码，导致大部分税款在抵达国库前就已经消失。
“丁银”的弊端：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脱离土地，进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或商人。而“丁银”（人头税）的征收又跟不上这种变化，无法有效调节新兴的财富。
“辽饷”、“剿饷”、“练饷”的加派：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朝廷在万历时期就已经开始加征“矿税”、“渔税”，到了天启、崇祯年间，为了应对辽东战事和镇压农民起义，更是屡次加征“辽饷”、“剿饷”、“练饷”。这些加派本意是应对紧急情况，但由于征收过程中的层层盘剥，最终真正收上来的钱款与其名目相比少得可怜，反而极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激起了民怨。
3. 官员腐败与低效：
“人浮于食”： 明朝官僚机构臃肿，冗官现象严重。许多官员只是挂名，实际工作效率低下，但俸禄照发。
贪污受贿的普遍化： 正如前面所说，官员俸禄不足以养廉，导致腐败成为“潜规则”。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胥吏，几乎没有人不贪。这不仅掏空了国库，也使得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4. 军事上的巨大消耗：
辽东战事： 明朝末年，与后金（后来的清朝）的战争持续不断，耗费了巨额的军费。虽然有加派“辽饷”，但效果甚微。
镇压农民起义： 国内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迫使朝廷投入大量的军队和物资去镇压，这又进一步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
5. 经济结构的单一与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
过度依赖农业税： 明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税，而随着土地兼并和灾害的增多，农业税的收入越来越不稳定。
商业税收未能有效开发： 尽管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国家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公平的商业税收体系。
对白银流入减少的应对失当： 明朝中后期，随着世界白银流动格局的变化，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有所下降，这使得以白银作为主要税收媒介的国家财政遭遇了挑战。但当时的统治者并未找到有效的替代方案，反而固守旧制，加剧了危机。
6. 政治上的昏聩与低能：
皇帝的个人能力与决策： 晚明几位皇帝，如万历的怠政，天启的沉迷木工，崇祯的刚愎自用、多疑猜忌，都未能有效解决财政危机。他们要么不理政事，要么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错失了改革的时机。
党争的内耗： 明朝末年，朝堂上的党争激烈，如东林党与非东林党的斗争，使得政治效率低下，决策迟缓。即便有人提出有效的财政改革方案，也常常因为党争而被否决或阻碍。
总而言之，明末的财政状况差到极点，是土地兼并、税制弊端、官员腐败、军事消耗、经济结构单一以及政治昏聩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当财政彻底崩溃，国家连基本的军事和行政开支都无法保障时，也就失去了维持统治的能力，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这种“穷”不仅仅是钱袋子空了，更是整个国家机器失灵、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收拾的境地。
网友意见
这当然了，确实是有钱不交。
河南人吃人，江南名士冒襄三千两买董小宛做妾。冒襄只是二十五岁的名士，还没当过官呢，他爹还号称廉洁，这钱就来的流水一般。
不是针对冒襄一个人，是针对所有泡名妓的名士，柳如是李香君的价钱也不会比董便宜。
卢象升的亲兵五百，年饷不过六千两。
你要把冒襄买小妾的银子拿出来去河南陕西去，立马就能招到几千饥民，干啥都行。
明史北略里讲了几个殉难忠臣，他们的气节我是很佩服的，但其中有些情节，让我觉得他们死的应该。
比如这位“萧汉”的事迹
贼逼境，破关厢入，咸失色，汉奋臂呼曰。此正钟令效死之日也。入署奠辞家庙，出绢帨勒令众媵自经。曰：男忠女烈，各宜自尽。吾不能庇城中亿万生灵，敢爱此三十二口，并两雏子。
萧汉做了五年的钟祥知县，竟然拥有三十二个小妾！
还有一位随州知州徐世淳，妾赵氏、王氏臧获，十八人皆死。这位好点，只有十几个。
看到这些记录，我觉得流寇造反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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