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明初远征蒙古财政系统没崩溃,明末守个辽东就说军费不够了?

回答
明朝初年远征蒙古和明末驻守辽东,虽然都是军事行动,但其财政系统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涉及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历史因素。简单来说,明初远征成功地运用了当时相对健全的财政制度和有效的资源调动,而明末则面临着财政枯竭、制度腐败和多重危机叠加的困境。

下面我将从几个主要方面详细阐述其中的原因:

一、 明初远征蒙古:财政系统的运作与成功要素

明朝建立之初,国家处于相对整合、政权稳固的阶段,其财政系统能够有效地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1. 政治基础的稳固与中央权威的强大:

刚刚统一,气势如虹: 明太祖朱元璋通过驱逐蒙元政权,建立了高度集权的统治。国家刚刚经历统一战争,政权稳固,皇帝权威至高无上。
土地和人口的初步整合: 虽然战争创伤犹存,但朱元璋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和人口安置,为税收和兵源奠定了基础。
强有力的行政体系: 明初建立了一套严密的行政和财政管理体系,权力集中于中央,能够有效地调动全国资源。

2. 财政收入的来源与结构:

以农业为主的税收: 明初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税(田赋和夏税、秋粮),这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税种。虽然经历了战乱,但朱元璋的土地改革和人口安置,以及对农民的安抚政策,使得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保证了基础税收的稳定。
“屯田制”的贡献: 朱元璋大力推行屯田制,将一部分军队编入屯卫,自给自足,减少了国家直接的军费开支。远征蒙古的部队,尤其是在边疆的屯卫,能够自给一部分粮草,减轻了后方补给的压力。
盐、茶等专卖收入: 明朝也实行盐、茶等专卖制度,这些专卖收入是国家重要的财政补充,能够用于军事开支。
“一条鞭法”的前奏: 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一条鞭法在明中后期才成熟,但朱元璋已经开始进行一些赋役改革的尝试,为后来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使得税收征收更加集中和有效。

3. 军费的筹措方式:

直接调拨与地方摊派: 大部分军费由中央财政直接拨付,但也会根据各地经济实力进行摊派。
后勤补给体系的建设: 明初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卫所制度和粮站体系,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远征的军队在行动前,会进行充分的粮草、装备的储备和运输准备。
“以战养战”的策略: 在某些情况下,军队也会通过掠夺(虽然这在明初官方不鼓励,但实际操作中难免存在)或占领敌方物资来补充军需。

4. 战争的性质与目标:

主动进攻与扫荡性: 明初对蒙古的征伐,尤其是朱元璋和朱棣时期,更多的是主动出击,旨在“扫六合,清塞外”,彻底清除北元残余势力,巩固边防。虽然战争规模和持续时间可能较长,但其战略目标明确,且往往以阶段性的、大规模的战役为主。
有限的长期驻军压力: 相比于明末在辽东的长期、高强度的防御战,明初的北伐更多是战役性质,结束后军队可以撤回,对边疆的长期驻军压力相对较小。

5. 外部环境相对有利:

蒙元内部的衰弱: 虽然北元仍然存在,但其内部已经相对衰弱,分裂的局势也使得明朝的征伐面临的整体威胁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没有同时面临多线巨额开支: 明初的国家财政压力主要集中在北方的边防和对蒙古的作战上,尚未面临如明末那样同时应对农民起义、东北后金(后来的清朝)以及其他内部改革的财政压力。

二、 明末守辽东:财政系统崩溃的原因

明末守辽东的军费不足,是明朝财政系统长期以来积弊丛生、危机四伏的集中体现。

1. 财政收入的萎缩与结构性问题:

“一条鞭法”的侵蚀与地方化: 虽然“一条鞭法”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税制,但其核心是将各种赋役折算成银两缴纳,这使得国家对物资的直接控制力减弱。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吏的盘剥和层层加码,使得中央实际收到的银两远不如预期。
商业税收的不足: 明朝虽然有商业活动,但对商业的税收征收并不十分得力,且政治上也存在重农抑商的思想,商业税收在国家总收入中的比重不高,无法弥补农业税的不足。
白银货币化的负面效应: 明中后期,随着白银大量流入,国家赋役逐渐折银,这使得国家对白银的需求增加。然而,由于白银的来源主要依赖外部(如海外贸易),一旦外部供应出现问题(如倭寇侵扰海上贸易,或后来荷兰人控制海上通道),国家的财政收入将直接受到影响。
土地兼并加剧,税基流失: 皇亲国戚、勋贵、官僚、宦官以及豪强大量兼并土地,这些土地往往免税或少税,导致国家税基不断萎缩,能够用于征税的土地越来越少。
辽东地区的财政独立性: 辽东作为前线,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当地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财政自给能力极差,绝大部分军费需要中央调拨。

2. 军费的压力与多重危机:

辽东的长期高强度防御: 对后金(后来的清朝)的防御战,并非一次性的大规模扫荡,而是长期的、高强度的消耗战。军队需要常年驻守,人数庞大,粮草、军饷、武器装备的消耗是天文数字。
辽东的特殊地理位置与后勤困难: 辽东地处边疆,交通不便,气候严寒,后勤补给线长且脆弱,运输成本极高,损耗也大。一旦补给线被切断,对前线部队是毁灭性的打击。
同时面临多线压力: 明末不仅要面对辽东的战事,还要同时镇压国内日益高涨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张献忠)。这两场战事都需要巨额军费,财政部门难以同时支撑。
军队的腐败与低效: 辽东的军队长期驻守,军纪松弛,腐败现象严重。军饷和粮饷层层克扣,士兵实际得到的非常少,战斗力低下。即使中央拨付了军费,也未必能完全落到实处。

3. 财政制度的腐败与僵化:

“皇明祖训”的束缚: 明朝初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虽然保证了早期效率,但后期却变得僵化。对宦官、皇室、勋戚的优待和免税,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负担。
宦官干政与财政管理混乱: 晚明时期,宦官势力膨胀,他们常常干预财政,导致财政管理混乱,贪污腐败盛行。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的运作也需要巨额开支。
“军政一体”的弊端: 许多官员身兼军政,形成利益集团,对国家财政的投入缺乏效率和监管,反而为个人敛财提供了机会。
税收征管能力下降: 地方官吏贪腐,民众逃避赋税,导致国家实际税收征管能力大大下降。即使出台新的税政,也难以有效执行。

4. 战争的性质与国际环境的改变:

后金(清朝)的崛起与强大的军事组织: 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领导下,组织严密,军事力量强大,对明朝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其军事战术和组织也与明初的蒙古军队有所不同,对明朝的消耗更大。
外交因素的影响: 明朝在与后金的对峙中,也试图寻求其他势力的帮助或利用国际关系,但效果甚微,反而可能增加了外交开支。

总结一下,明初远征蒙古之所以财政系统没有崩溃,是因为当时国家处于上升期,政治稳固,经济基础相对良好,财政制度能够有效运作,且战争目标和性质相对有限。而明末守辽东之所以面临军费不足,是因为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财政危机,包括税基流失、税收征管效率低下、商业税收不足、白银货币化的负面效应、多线作战的巨大压力以及军政系统的腐败和僵化,共同导致了财政系统的彻底崩溃。守辽东的战事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说,明初是国家财政体系的良好运作支撑了军事行动,而明末则是财政系统的全面崩溃导致了军事行动的失败和国家的灭亡。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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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其实也没那么复杂。因为明朝初年的远征是野战,而明末的辽东战场是以城池防线为核心的守城战。

对于野战来说,其实成本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因为野战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可以就地补给。像解放战争的时候,中央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当时的河南、山东供给军队的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只有跳出河南,打下新的地方,才能获得更多的给养。

而明末辽东战场的问题是,它是建立在关宁锦防线基础上的。在当时,山海关外本就不是富庶之地,此前也没有多少大城,朝廷仅仅为修建关宁锦上的几座城池就需要投入海量的白银。而且山海关外的物资补给也相对麻烦,很多东西都要从关内运过来,这也进一步推高了辽西地区的物价,朝廷必须为此支出更多。与此同时,当时的辽西地区人口很少,收税不多,也难以补充。

关于野战与守城的成本,可以直接用数据做个对比。根据《万历三大征考》的记载,在整个抗倭援朝战役中,明朝先后两次出兵,持续八年,总计出动的兵力前后加起来有数十万人次(包含换防的部队),这里面不仅有辽东、江浙地区的军队,甚至还有南方的水师。而由于朝鲜土地贫瘠且北部多山,朝廷还必须向前线运送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就算如此规模的远征,八年下来花费的白银大约也就是七百多万两,平均到每年不到100万。

而要在辽东建一座能屯兵上万的城池,少说也要花白银几十万两。若是宁远、锦州这种规模的城池,建城以及后续维护的费用都是百万两起跳的。远征作战仗打完了也就完了,但城建起来每年的维护整修一点都不能少。

远征作战就算是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军队还可以带着武器辎重给养撤回来,可要是城池守不住了弃城而走,那就等于几百万两银子直接打水漂了。

当然,更不用说以晚明时期的腐败情况,建城的过程中会有多少人来占便宜。

所以,无论在古代还是近代,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的军队在野战中越能打,结束战斗的速度越快,就越能快速解决问题,你为此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少。反之,你的军队越不能打,你就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包括建城池、碉堡,以及投入更多的兵力)来抵挡对方的进攻。如此一来,战斗力越差的一方,花的钱就越多,到最后财政撑不下去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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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在北京屯了百万人光吃饭,负作功。

明初北方没有百万北京人,一石粮食在0.25~0.5两白银左右,士兵工资直接发粮食。迁到北京后粮食立马不够,先是放弃北方半个省的直辖领土,再按照旧粮食折算成白银发工资,旧粮价0.25两一石,新粮价0.5两一石。(如果发粮食到辽东12石,可能有一半甚至更多损耗在路上,但如果是白银就没多少损耗了。)

等到明末,辽东粮价已经暴涨到了8—12两没石。

由于百万北京人吃着本该属于前线的补给,就算岳飞再世也守不住辽东。

PS:明末民田的财政收入和明初差不多(官田基本被士绅给吃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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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开个坑,在学校相关的书大都在家中,现在只能简略的写一写,我个人的见解,如有不对请指出。


首先,我先说结论,卫所制度本身的衰落,屯田、开中的废弛,中后期边镇无法像早期那样在财政上支援自己,再加上军制改变为募兵制,这些兵是需要吃响银的,京运大量的开支,国家队军费进行了大量的补贴,还有明代末期官员贪腐,行政效率极其低下,无法与早期相提并论,财政无法足额的征收上来,兼并土地现象很严重,而宗室数量也在急剧上升,这些宗室也消耗了大量钱粮,尤其是他们还侵占了大量的土地,这些原因是造成晚期军费不足的种种原因,当然还有许多可能没提到的。

还有明代财政收入的最高峰肯定不是在永乐朝的。。。

下面先讲一下军费,尤其是九边军费主要是由四种方式来提供的依顺序为屯田、民运、开中、京运,屯田不足,加以民运,民运不足,以开中和京运补充之。

正常情况下,作为补充性质的京运,其给发数量的多寡视边镇钱粮的在。

在明初,军费的开支主要就是屯田和民运、开中,因为当时屯田未坏,屯田能有效的支持军费的开支,不需要国家进行大量的额外补充。一直到嘉靖早期,九边军费的主要支出仍然是边镇的钱粮收入,京运依然很少,对国家的财政负担还是较小

但是到了庚戌之变后,对边镇的京运开始急剧上升,因为此时明朝开始整理边务,提升军队数量和质量,军费开始直线上升。京运银的提升明显表示出了这种情况。



我们还可以通过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朝的屯田、民运、盐引、京运的情况一窥究竟。

可以明显看到,从弘治、正德朝的屯田和民运为绝对主体京运仅仅只占十分之一而已,对于国家中央财政负担极小的,但到了万历初期,户部太仓供给的京运已占到了三分之一,到万历晚期,京运则达到了一半左右,崇祯朝的时候太仓逋欠现象非常严重,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在衰弱,地方无法有效的征收到规定的赋税

地方逋欠的大量出现,中央征收的税款无法及时有效的足额收上来,导致每年的预算和实际岁支在稳定增长,但是实际的岁入却在下降的局面。

万历初年间,京运虽然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一,但是政府有着极强的高效率的征收税款的能力,保证了万历年间的军事行动(三大征等)的成功,而地方本身也有着较强的财政能力,这都有赖高拱、张居正的改革,真真正正给大明朝续了啊,到了万历中后期,万历的国本之争导致万历开始怠政,地方缺员无数,官员贪腐和党争刹不住车了,政府的税收能力开始急剧下降

这张图很明显的表明了,大明朝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财政的征收能力越来越差,根本无法足额征收,更不会出现之前的,实际岁入比额定岁入高的情况了。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军制的改变,明代是军户制度即卫所制度,在早期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卫所有自己的土地,每一边镇的军户都有自己的田地,他们当中有守备的军队,也有操守的军队,如之前所述边镇自己的田地在明初给军队提供了很大的经济支持,但后来屯田废弛,开中也废了,尤其是是随着明代中后期的军制改革,从卫所制、军户制变成了募兵制,这给国家财政增加了极大的压力。京运就明显表示出了这种趋势。

也就是说明代早期的是赋役性的军费,而从屯田废弛,军制改变为募兵制以后,变成了明中后期的财政性军费。

所以去看有明一代的军队数量或者马匹数量都没有明显提升,甚至不及明初期的数量,但军费却在快速上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边镇本身无法像早期那样供给自己了。





但是说军费的开支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则绝对是不正确的,只能说军费是导致了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太仓银大量支出被人认为是军费造成明朝灭亡,但太仓银本身的作用就是京运供给边镇,所以不管太仓银对边镇的支援占到多少其实都算是正常的



而从明末来看,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明末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这些数据仅仅只是户部掌握的中央财政的数据,不包含地方财政,和中央其它部门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从这三张图可以看出,晚明军费的支出仅仅就户部掌握的中央正税不包含地方自己的数据,边镇的开支就有八百多万两,占到了中央户部的一年支出的将近45%,一半的支出是军费,这直接表明了我之前所说的,军费已经从赋役性转变为财政性的,军费支出的大头由早期的能大体自给自足变成了国家补贴、供给为主。

这个表中许多人第一眼应该看到的是宗蕃禄粮,宗蕃禄粮的支出竟然占到了中央户部支出的30%。

宗室一年的支出就达到了五百五十多万两,换句话说中央户部的支出相当一部分没有用到正途上去,而是拿去养无用的宗室了。

而还存在另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就是支出的财政有多少能用到正途上去,崇祯元年拨给了毛文龙一百万两军饷,最后到了毛文龙手中的只有四十万两,大量的军饷被各级官员贪污了。(官员的俸禄太低了)



还有兼并土地、土地隐没、人口隐没,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越发衰弱,政府没有足够的行政效率去征收赋税,赋税的征收情况与以前相比是严重开倒车,部分地方如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财政被截留地方用于地方支出,而像山西、陕西、山东又存在大量财政被中央收走等等问题。

先写这么多吧,其它的如果有时间五一期间再写吧,我的意见是在现有历史学界的认知上加上部分我的意见得出的,肯定有不完整,不正确的地方,请支出,谢谢。


此文用了王尊旺的《明代九边军费考伦》 苏新红的《明代太仓库研究万明徐英凯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



万历八年仅仅至是户部掌握的数据就给了宗室三分之一中央赋税拿来养他们了,这是五百十五多万两啊,这是实际发放的,不包括地方的财政数据

这还没有算上藩王侵占的土地,这些土地不纳税的,藩王本人就是明朝最大的兼并土地的人

到了崇祯朝是财政的一半给了宗室,子又生孙,孙又生子,无穷匮也啊,明朝迟早有一天被这帮人吃垮了,再给他们个一百年你看看吃的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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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财务系统是个非常奇葩的系统,了解了之后的感受是:他居然能撑这么久,真挺不容易的。这套玩意儿给朱棣这种“看着系统建立”的人,至少是可以正常运行的;给崇祯帝这种,把自己卖了还在那美呢。这里需要详细的描述下,了解之后的感受是这东西撑了小三百年,真是老天给面子。

明朝初年有一个“空印案”,大致就是各地来的大臣拿着盖官印的白纸账本进京,在汇报前临时填数字,据说是为了节省“往来舟楫”的时间和开销,朱元璋发现后大怒,据说杀了个人头滚滚。明史的说法是斩了一个,剑桥中国史的说法是杀了几百,吴晗的说法是“空印案与郭恒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此事牵连巨大则是肯定的。

这事放哪个时代性质都够恶劣的,可为什么在明朝会因为这事杀这么多人呢,而且牵连如此之大?因为明朝的财务系统的奇葩运行方式。明朝的其实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财务部门,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转运系统。我们比较常见的运行方式是这样的,税收上来,然后根据需要在再发下去,有专门的的一套系统专职管这个。而明朝的财政分流是从县一级就开始了。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某县收得所有税赋折合白银2000两,然后由该县进行分派。县里的办公费XX两,留用;卫所的协饷XX两,送卫所;驿站维护费,XX两,留用;急递铺维护费XX两,留用;修河堤XX两,送河槽总督衙门;藩王俸禄XX两,送王府;军费摊牌XX两,送……这么一通折腾下来,这个县的税赋没出县就已经只剩800两了。然后这800两还不是都送户部,而是要送户部、承运库、内库、太仆寺、工部、礼部、太常寺……一堆衙门。户部太仓库只收到大概400两。 @宁南左侯 的一个回答里对此有专门的论述。

这么玩的财务系统里,发现有官员带白纸账本现场改数字,可以想象一下朱元璋的怒气了。

上面这个其实已经是简化了的,都给换算成白银了。明代收的税并不全是白银,实际上是粮食XX石、银XX两、钱XX贯、布XX匹、丝绸XX匹、盐XX石……这样零七八碎的,具体某个县收的税,真的什么都有可能。送的时候也是零七八碎的,某地送点粮食,某地送银子的。

别看我们今天老是说“户部类似于今天的财政部”,真要按这标准,明朝的户部可以说是不管事的。明朝的户部其实不管今天财政部那些核心工作。明朝的户部一般有一位户部尚书,两位户部侍郎,下面是十三清吏司,实际工作是户部尚书带着十三清吏司干,两个户部侍郎基本不搭理户部的事情。

按今天的标准,户部这三位都未必能算一个部门的。

户部尚书的工作主要是充当皇帝本人的私人财务顾问,另一个任务是带着属下的十三清吏司把账算明白了,十三个清吏司对应明朝的十三个行省,到了1575年(万历三年),又给这些清吏司塞了一些别的工作,比如漕运、漕仓塞给了云南司,御马、象房及二十四马户刍料塞给了广西司,这种安排非常随意,这么安排的原因是这几个司负责的活相对较少,能承担额外的工作。这应该是今天统计局之类部门的差事。

一个户部侍郎一开始只管全国的粮储,在1442年(正统七年,明英宗朱祁镇)增加了专用于储银的户部太仓库。这个户部侍郎就管这两件事,此人有单独的公署并直接对皇帝负责,他的工作也是直接向皇帝汇报的。有些时候这位户部侍郎会被提升为另外的“户部尚书”,也就是说这位户部侍郎被提拔为户部尚书时,明朝有可能同时出现两位户部尚书。按今天的标准,这位干的活是“粮食局”的活。

另一个户部侍郎则更干脆,此人的工作通常是外派,比如作为管理运河的特使,或者去辽东管理军事补给,平时这人都未必在北京。这位对位到今天就要看他被派去干什么了,比如去辽东管理军事补给的时候可以算他在“总后勤部”之类的地方。

那明朝的财政部长是哪位?其实不难看出来,就是皇帝本人。这套玩意儿交给崇祯帝,我的感受是这位估计都搞不清楚明朝的财政是怎么运转的。

崇祯帝裁撤驿站,说起来好像省钱了,其实这钱从来就没到过中央,一直是县里收了,县里自己用。裁撤了驿站,省了驿站维护费不假。可问题是收钱的时候收的是“赋税”,又不是“驿站维护费”。极可能发生钱还是照收,驿站倒是裁了。中央开销并不会因为裁撤驿站而有变化,民众的税负也不会因此而减轻,除了制造一批失业的驿卒之外没多少收益。这帮失业驿卒里走出来一个叫李自成的人,成了明朝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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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腐败,行政效率下降,军事屡战屡败等肯定是首要因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

朙初的防御体系建设非常差。完全是军队威慑力还在加军事力量足够强。

土木堡之前的蒙古入寇记录里可以发现大部分被掠边镇都是没城墙的。。

实际上的朙中后期防御体系,除了城墙之外还需要修警戒的墩台,城墙自己也分不同标准,夯土墙包砖墙,带多少炮,储备火药blablabla。

然后是战车这些中后期主要依靠的军械,也是需要不断修复替换的,毕竟主体是木头。

没城墙就不需要补土补砖,开销少一大截。那蒙古人来了咋办?摆一圈拒马?

朙中期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把各个边镇的边墙确立好, 边镇城墙修好。重要位置包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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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简单问题还需要分析财政?都走偏了吧。

明初远征蒙古那是胜仗。组织一波兵力过去,只有后勤粮草是消耗的,人和军器那是可以大部收回来的,士兵回来丢卫所去屯田,军器入库,下次出征接着用。

明末辽东那是一连串的大败从萨尔浒开始到松锦之战一波波的送人头,九边一代代精锐都被送在了辽东。动辄十万十几万的军队重新募集,训练,然后一波送掉,除了粮草,军器和养士兵不要钱么?而且居然持续了25年。每年拿几百万两打水漂,搁汉武盛唐他也扛不住啊。搁朱元璋朱棣要是这么连着大败三次,明朝早亡了。也就强宋没事,他可以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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