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初三杰唯有张良善始善终，被尊为谋圣？
韩信：功高盖主，悲剧收场
先说说韩信。这位兵仙，战功赫赫，可谓是刘邦最倚重的军事统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神来之笔，奠定了他“奇兵”的声誉。他北伐灭赵、降服燕齐，几乎以一己之力扫平了项羽的势力，为刘邦最终问鼎天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然而，也正是这份功劳，成为了他日后悲剧的根源。
韩信少年时穷困潦倒，受尽白眼，胸中一股不屈的锐气，一旦得势，便难以收敛。他对刘邦的臣服，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刘邦赏识和自己军事才能的自信上。他深谙军事韬略，却对政治局势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虽然被封为楚王，但他依然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有着极高的自负，对朝堂上的权力斗争和人情世故显得格格不入。
刘邦虽然倚重韩信的军事才能，但也始终对他存有戒心。汉朝建立之初，韩信就被怀疑有谋反之心。吕后和萧何联手设局，以“谋反”罪名将其诱杀。韩信的死，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不懂得“藏拙”，不懂得如何在太平盛世中明哲保身。他过于锋芒毕露，将自己的军事才能当作唯一的倚仗，却忽视了政治的波诡云谲。他的悲剧，是一曲对功高盖主，不善自处之人的警示。
萧何：精明能干，却也心有余悸
再来看看萧何。这位萧丞相，可以说是刘邦团队中的“后勤部长”和“稳定器”。他在关中地区深耕细作，安抚百姓，储备粮草，为刘邦的军队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在刘邦征战四方之时，萧何坐镇后方，维持了关中的稳定，甚至在刘邦西征被项羽围困在荥阳时，是萧何及时派兵支援，才使得刘邦得以脱险。可以说，没有萧何，就没有刘邦最终的胜利。
萧何为人精明强干，办事周全，深受刘邦信任。他懂得如何管理国家，如何安抚人心。然而，他的“善始善终”也有其复杂性。在刘邦建立大汉后，萧何虽然继续担任丞相，但他始终保持着低调和谨慎。他知道，在权力中心，过度张扬只会招来猜忌。
然而，即便如此，萧何也并非完全没有经历波折。曾经，因为他被指控在刘邦出征时“非法侵占田产”，而遭遇了牢狱之灾。虽然最终被刘邦释放，并且继续重用，但这件事也足以说明，即便如萧何这般谨慎的人，也无法完全摆脱政治的阴影。他的“善始”，更多的是源于他的政治智慧和对自身定位的清晰认识。他的“善终”，则是建立在对权力风险的深刻理解和不断地自我约束之上。但相比张良，他终究是在政治旋涡中，即便小心翼翼，也难免不染尘埃。
张良：超凡脱俗，洞悉世事
那么，为什么张良能够成为“谋圣”，并且真正意义上的“善始善终”呢？这主要归功于他与众不同的志向、超凡的智慧以及对人生深刻的洞察。
1. 并非为权势而生，志在天下安宁：
张良出身贵族，祖上三代为韩相。然而，当韩国灭亡时，他并未像很多人那样依附强权，而是选择了复兴韩国的道路。他刺杀秦始皇，虽然失败，但这足以证明他并非是那种为了个人荣华富贵而甘心屈膝的人。他内心深处，有着一份对故国的忠诚和对天下大乱的忧虑。
当他遇到刘邦时，他看到了刘邦身上那种“可以兴天下”的潜力，也看到了他能够结束战乱、统一天下的希望。因此，他的辅佐，并非仅仅是为了谋取高官厚禄，而是出于一种更宏大的理想——天下安宁。这种非功利性的动机，使得他在辅佐刘邦的过程中，更能专注于策略本身，而非个人的得失。
2. 洞悉时势，善于把握关键节点：
张良的智慧，体现在他对时势的精准判断和对关键节点的把握上。
鸿门宴的全身而退： 这是张良政治智慧的经典之作。在鸿门宴上，面对项羽的咄咄逼人，他并没有像项伯那样去劝说，而是将计就计，利用项伯的关系，在关键时刻向刘邦献策，让他暂时低头，并且派他去向项羽求和。张良深知，此时的刘邦实力不如项羽，硬碰硬只会自取灭亡。他的策略是“保全实力，伺机而动”。在范增的计划被破坏后，他巧妙地利用项羽的多疑和项伯的“仁义”，让刘邦得以全身而退，保留了东山再起的资本。
劝刘邦接受陈留： 在刘邦初起之时，他选择接受陈留，这看似平淡无奇，却为刘邦赢得了重要的粮草和人力支持。张良明白，在起兵初期，稳扎稳打比急于求成更重要。
建议刘邦攻打关中： 当刘邦还在犹豫是先入关中还是先攻打其他地方时，张良力排众议，劝说刘邦听从项羽的约定，先入关中。他深知关中地势险要，物产丰富，是建立基业的绝佳之地。他的策略，总是能够直击要害，抓住最有利的战机。
“汉中非王业之地”： 当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派往偏远的汉中时，张良劝说刘邦接受，并且在刘邦前往汉中后，他又献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为刘邦的东山再起铺平了道路。
“非韩信不能亡项羽”： 在消灭项羽的关键时刻，张良也曾建议刘邦重用韩信，让他去独自率军进攻齐地。他深知韩信的军事才能，也明白只有韩信才能独立承担起灭项的重任。
3. 善于“借力打力”，而非亲身涉险：
张良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很少将自己置于风口浪尖。他更擅长通过言语、计策，让别人去执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就像一个幕后的指挥家，用智慧调动着棋子。
利用范增： 在鸿门宴上，张良看到了范增的才能和项羽的猜忌，他巧妙地利用项伯，让项羽对范增的信任产生裂痕，最终导致范增的离开，也间接削弱了项羽的实力。
利用樊哙： 在鸿门宴上，当刘邦陷入尴尬境地时，张良巧妙地让樊哙前来，以勇猛的姿态为刘邦解围，转移了项羽的注意力。
4. 功成身退，知止而适：
这是张良最让人称道的一点，也是他“善始善终”的关键。在汉朝建立之后，刘邦虽然对张良十分器重，但张良却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他看到了韩信的悲剧，也预料到自己即使功劳再大，也难免会招致猜忌。
因此，他主动向刘邦请求辞官，请求告老还乡。刘邦虽然不舍，但出于对张良的尊重，也无法强留。张良离开朝堂，选择了隐居。他并没有像一些功臣那样，在退休后仍然对朝政指手画脚，或者依仗自己的功劳为非作歹。他将自己的财富和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了黄老之学的研究中，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超脱。
他的隐居，并非逃避，而是一种对人生智慧的体现。他看到了权力场的危险，选择了主动退出，保全了晚节。他明白，真正的“善终”，不仅仅是活着，更是以一种体面的、不受玷污的方式结束人生。
总结：
张良之所以能够成为“谋圣”，并善始善终，是因为他具备了以下几点：
崇高的理想与非功利性的动机： 他辅佐刘邦，更多是为了天下苍生，而非一己私利。
超凡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 他能够精准判断时势，抓住关键节点，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策略。
“借力打力”的处事哲学： 他善于利用他人，避免将自己置于险境。
深谙“知止而适”的人生哲学： 在功成名就之时，他能够看清权力场的险恶，主动辞官隐退，保全了晚节，也赢得了后世的尊敬。
与韩信的锋芒毕露、萧何的精明谨慎相比，张良更像是一位“得道高人”，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也洞悉了人性的弱点。他的选择，是基于对天下、对人生、对自身命运的深刻理解，最终成就了他“谋圣”的美誉和“善始善终”的人生。他的故事，至今仍是无数智者和政治家的学习典范。
网友意见
在众多汉代风云人物中，张良的身影最为潇洒飘逸。他年少时豪气冲天，敢于狙杀千古一帝——秦始皇。壮年之时辅佐刘邦，屡屡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暮年之时天下大定，他毅然放弃功名利禄，飘然隐去。即使一向目中无人的刘邦，对张良可真是无比尊敬，从来都只称其子房，而不是直呼其名。通览太史公《留侯世家》，仿佛张良身上带有仙气。
子房先生的仙气从何而来？刘邦为何对其无比尊重？我的回答是——从道家的智慧而来。纵观子房一生，其道家学者的气质扑面而来。他一生的终极追求乃是“道”，“大道”乃天下国家之道，“小道”乃个体自由精神之道。道存则隐，道废则现，这是子房先生的人生准则。在暴秦肆虐之际，子房以一身浩然道气挑战灾难乱源，诛邪卫道，拨乱反正；在楚汉纷争之时，子房以智慧之神的化身服务于刘邦，禁暴止乱，还华夏以太平。最终在天下归道之后，子房飘然离去，与鲲鹏为友，遨游天地。
子房出自韩国贵族，其父亲、祖父五世为韩国丞相。但是到了子房这一代，他的运气太差了，还没等到他仕宦为官，秦国已经把韩国给灭了。这一下，子房失去了继承父业的机会，也失去了显赫荣耀的地位。血气方刚的子房立即将自己心中的仇恨指向了秦帝国，将自己心中之道定义为灭秦复韩，于是子房便策划了惊天动地的博浪沙刺秦事件。
现在我们就通过博浪沙刺秦事件来认识一下年轻时代的子房。首先交代一下整个事件的经过：
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记 留侯世家》
在笔者看来刺杀秦王的举动，实际上是一个风险极大，收益极小的非明智之举，这是年轻子房的一次非理性的泄愤之举。理由如下：
第一，刺杀计划十分粗糙，情报工作未做到位，对刺杀难度估计不足。此时的子房满脑子复仇怒火，连最重要的情报，秦始皇具体在哪辆车上都没摸清楚，贸然下手。最后刺杀失败，自己开始了逃亡生涯。
第二，即便刺杀秦王成功，秦朝不会灭亡，韩国也不会复国。刺秦王之举成功，秦朝完全可以另立一帝，秦帝国的统治依然可以继续。反而会加深秦朝中央对山东六国故地的监视和控制，这与张良灭秦复韩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对刺杀行动的负面后果估计不足。不论刺杀成败，张良很有可能被抓处死，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换来一个无益于灭秦复韩的结 果。更何况刺杀失败后，秦王大怒，大索天下，张良的刺杀行动，间接的给当时山东百姓增加了痛苦。
博浪沙事件清晰地向我们表明，即便是被后世称为谋圣的张良也有年轻冲动的时候。不过好在张良年轻，历史给了张良改正错误的机会。也许正是因为博浪沙刺秦失败，让张良开始认识到刺杀不符合“道”的要求，认识到敏捷的思维比铁锥更有杀伤力。也正是博浪沙事件之后张良便改变了自己勇过于谋的刺客形象，成为了一个奇谋迭出的谋圣。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接杆而起，举兵反秦。张良也在流亡的地方，聚集一百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起兵不久张良便遇到了来此攻城略地的刘邦，同为起义军，两股队伍合二为一。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但是两人却一见如故，张良的智慧征服了刘邦。但是此时的张良，还不能算是刘邦的属下。因为张良正在积极策划复韩大业，他成功地游说项梁，策立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张良也被任命为韩国的申徒，于是他第一次离开了刘邦。张良与新立的韩王一起带着一千多人的队伍，去攻打韩国的故地，但是由于实力太过弱小，往往保不住已经打下的城池，不得已只好在颍川附近打打游击。
灭秦复韩是此时张良心中的大道，认真分析起来看，这个道有两层含义。其一，灭秦是第一步，必须要把万恶的秦帝国消灭掉，为韩国复仇。此时应该团结一切反秦力量来彻底摧毁秦王朝。其二，消灭秦帝国所建立的帝国制度，恢复韩国，恢复以天子为中心，以诸侯为藩屏的封建邦联制度。张良为了实现此道必须与各路反秦力量联合，也必须忠于韩王，为韩王效忠。此时的张良，是韩王的臣子。
张良得知刘邦将西入关中时，毫不犹豫地将队伍拉到刘邦账下。在两家的合作之下，攻下韩国十多座城池。这样一来，复韩大业也算了有了点成果，于是刘邦将城池让给韩王留守，但作为交换条件，要求张良跟随其左右，韩王爽快答应。在张良的辅佐下，刘邦也迎来了人生事业上的第一次高潮。刘邦的队伍一路高歌猛进，智取宛城，攻破峣关，大败秦军于蓝田，兵临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此架势，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刘邦也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头扎进了秦帝国奢靡的宫殿中，无法自拔，樊哙等人的劝谏丝毫不起作用。此时的张良起到了关键作用，又一次站了出来用其高超的话术征服了刘邦，帮助刘邦度过了自己内心的危机。
良曰：“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 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刘邦的危机还没有结束，这一次是来的更为凶险。公元前206年，项羽摆下天下第一饭局——鸿门宴，邀请刘邦赴宴。刘邦面对此饭局连连说出“为将奈何？”。张良分析到，不去便只有死路一条，赴会也许能有生机，刘邦无奈只好应约前往。在这个极其凶险的饭局里，谋圣胆识过人、沉着应对、深谋远虑，成功的帮助刘邦化解危机。
也正是在这一年，张良又一次离家了刘邦。灭秦以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建都彭城，以霸主的身份将全国分成十八个王国，分封给诸侯、部将和降将为王。秦帝国与其帝国制度被一并摧毁，此时的中华大地又呈现出诸侯林立的局面。由于项羽的分封不公，诸侯们很快开始了混战，华夏大地短暂的安宁消失了。张良为了心中的复韩大业，又一次来到了韩王身边。
项羽并未让韩王回到韩国故地，而是将其留在身边软禁起来，没过多久韩王就被项羽杀害在彭城。这对张良而言是一次惊天巨变，张良也在开始思考他心中的复韩之道是否正确了。他在一个凄凉的深夜，深深地在思考心中之道：“暴秦已灭，项羽已分封天下，华夏诸国再现人间。可是这一切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猜忌、战火、杀戮、国破家亡，复韩有价值吗？秦帝国真的是万恶之源吗？我心中之道是否已拘泥于古道了？帝国之郡县制，真是无道之制吗？天地之大德曰生，我张良复韩之道，难道不是在背大德而杀生吗？”最终，张良在一个凄冷而星光璀璨的夜晚，突破了自己内心旧道之障碍。他毅然与恢复韩国、恢复分封之道决裂，将建立帝国之制、为下苍生谋太平纳为内心之新道。
心中之道完成升华之后的张良，连夜逃亡重新回到汉王身边。他的这次归来，带着恢弘的气势果断为汉王制定了灭楚的战略计划——下邑之谋。此谋略为刘邦打开了新局面，从此楚汉战争的形势被扭转，汉军逐渐掌握战争主动权。
公元前204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病急乱投医的刘邦，糊涂地接受了谋士郦食其分封天下之计。辛亏张良及时赶到，张良以“八不可”之谏，避免了一次重大的战略错误。此时的张良，已经坚决地反对任何分封行为，他已经完成了内心之道的飞跃，即便日后劝汉王分封韩信、彭越等人，那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垓下，自刎于乌江边。二月，汉高祖正式即帝位。张良深感大道既存，已可隐也。他主动地逐渐退出了汉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与皇帝保持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地联系。他成功地避开了刘邦剪灭诸侯王的残酷斗争，也成功地避开了帝王对他的猜忌。
通览太史公的《留侯世家》，我个人深感，留侯应该是一个道家的优秀弟子。他人生的智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道家深邃的思想，留侯的人生轨迹也最符合道家的思想境界。
他年少时便存道于心。他因为心中有道所以无所畏惧，即便是剪灭六国的千古一帝，在他眼中不过是一个可杀的罪人耳。
他壮年时问道于心。他以实时发展的外部世界为思考对象，来检验他内心之道是否与时俱进，最终他把握到了道的变化，完成了人生的飞跃。
他暮年之时人道合一。他放弃一切功、名、利、禄，进入庄子所讲的“无所恃”境界，去体验生命最纯真的快乐。
古往今来，有很多文章认为留侯最终远离朝堂只是为了明哲保身。这种观点，在我看来，真是太肤浅了。留侯作为一个道家学者，必然明白无为而治的道理。在他看来汉帝国已建立，即道已存，道存则可无为，无为乃使万事万物自为，终至无不为。他对道的把握，早已洞察到无为而治的汉帝国必将迎来盛世。明哲保身，在留侯看来只不过是一个笑话。
行文到了最后，我想用几句道家的言语来评价留侯的一生：道存则隐，道废则现；君子，光而不耀！
留侯走了，留侯已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耳。也许他和赤松子一起去寻找庄子了吧。无所恃地遨游于天地间，逍遥地与蝴蝶在梦中相见，与山河湖海化为一体，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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