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节度使的制度怎么看都不够明智，将行政军事财政三权都给了节度使，那不是铁定会出事吗？

因为唐朝时期的生产力，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的问题。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东北，西北，青藏高原等地得到极大发展，实力得到大大的加强，以前那种强干弱枝的府兵制面对日益严峻边防压力无力应对，只能在边防部署庞大的职业兵面对外患。

复制一段他人的评论，就知道唐廷的外患有多严重

《神探狄仁杰》第二部就是根据历史上的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改变的，当时历史上的大唐（武周）没有电视剧里面吹的那么厉害。契丹-奚联军先是攻占营州（后来的平卢节度使驻地），控制辽西走廊，切断了中原和东北地区的联系通道。而后悍然杀入中原，兵锋直至河北平原的中心地带——冀州。然后就是高潮部分，在东硖石谷大败唐军，主帅王孝杰战死。最后还是突厥偷袭契丹-奚联军的后方，才得以平定叛乱。

面对如此凶悍的外敌，就只能在河北平原部署重兵。鉴于之前关中-河北的数百年对峙，以及河北平原的经济实力，再加上重兵，怎能让关中的皇帝睡的好觉。此前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一次次征伐高丽，大约就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一举摧毁东北方向上的敌人。而帝国其他方向的敌人，直接威胁的是关中以及关中附近地区。只是没想到，高丽打下去了，契丹-奚又跳了出来

安史之乱前，东北，西北两大集团军数量就有40万左右，中央军才十几万，而且相当多战斗力不咋地，面对东北，西北的职业兵，战斗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封常清带着六万杂牌军，守着城高池坚，物资充足的洛阳城，居然连敌人的面都没见到，直接弃城而逃了。这固然是封常清没有死斗之志，但是中央军战斗力糜烂也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几十万的边防军，你想好好的控制，首先你要能把控好军队的后勤吧，能控制后勤，就能控制军队，但是唐廷做不到。

唐廷时期的税收模式是实物税收，也就是说地方吧粮食，纺织品上交给地方政府，缴纳实物地租不是交了租就完事的。你交的粮食和织品，都需要先集中等县的库藏，然后运到州的库存，最后集中到中央指定的几个大库里面保存起来，那好了，这运送过程中的人力、花销和损耗谁来负担呢？嘿嘿，当然老百姓来负担了。民间说法是“用斗钱送斗米”，官方唐玄宗的敕令的说法就是“每计其运脚，数倍其钱”，按照敦煌出土文物的实例，浙江一户农家，每年交租还需要同时缴纳运输费用是“脚布”五丈，换算一下就是每送一斤米，还要交2斤米的运输费！

这代表中央从地方收税，再由中央给边防军提供后勤，这中央给过一遍手，中间的损耗实在是太严重，而且还有中间官僚的贪污腐败，中央无力供应军队的后勤，自然只能不断的放权给节度使，让他们直接在当地收税，收了之后直接在自己军区内给军队使用，避免了中间给中央过遍手的损耗。而中央丧失了对军队的后勤的控制权，军队的失控自然也就是早晚的问题了。

这里复制黏贴一段他人对玄宗时期税收的评论和解析

既然有朋友提到了玄宗时期实物和货币转换的一面，我们就进一步做个最简单的分析，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玄宗时期和之前的不同，更好的理解玄宗时期及之后的博弈的特点。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帝国的收入方式，看看实物地租（收入）与货币地租（收入）这样不同的收入方式，给帝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形态带来的巨大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实物地租（收入）与货币地租（收入）和贵族政治官僚政治在大部分时间有比较明显的对应关系，但是实际上，实物地租还是货币地租力役地租，都是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地租（收入）形式和政治表现间的关系，只是经济基础的不同表现方式，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国政府的货币收入和商业税，大约最早是始自齐国，缘于其特殊的海运和盐产的优势。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大规模的出现货币收入与商业税，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时期，当然最终还是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之后的北中国就逐渐恢复了实物地租辅以力役地租为主的收入模式，货币收入和商业税占比越来越少，到了三国以后，直到玄宗时期，北中国都是基本上没有商业税，货币收入也很少，南朝货币收入和商业税还存在一定比例，这也是缘于南朝相对发达的水运和海运。

那么为什么汉武帝时期，会出现一个货币收入与商业税的高峰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经济模式——庄园式经济，西汉末年开始的豪门贵族政治，本质上就是由于庄园式经济在社会经济中逐渐占据了主流。所谓庄园式经济，就是土地高度集中，集中到失去流动性，大片大片的土地属于同一个家族，附属在土地上的人口往往和土地所有者形成深度的人身依附关系。成片的土地和大量聚集的人口被统一管理起来，足以完成各种水利土建工程，生产大量的粮食，养活成千上万的人口，还可以生产各种必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奢侈品，满足贵族和部曲奴婢的需要，甚至还足以生产足够的军需物资，满足军事的需要。由于大庄园往往具备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普遍人群的需要往往可以通过内部交换来解决，因此，就会很大的抑制外部交换的需求，从而抑制商品的流通。

直到西汉中期，中国的农业技术还不发达，土地种植还普遍处于轮耕之中，好的土地可以耕一年，养一年，耕两年，养一年，但是很多土地还需要耕一年，养两年，三年一耕的土地在大部分区域还是主流，土地自身的流动性都很大，无法开垦的土地也很多，还不具备大庄园式生产的条件，随着西汉后期，土地已逐渐可以每年耕种，庄园式经济迅速发展，豪门贵族政治也就迅速成型。具体细节，随着楼主汉武帝大作的展开，我们再细细研究。

所以，几百年来，直到玄宗时期，由于中国始终处在贵族政治阶段，中央政府的收入始终以实物为主。我们来看一看玄宗时期，国家的主要收入有哪些。

唐帝国初期和中期的收入来源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人头税，也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另一块是财产税，用比较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就是所得税，这块的收入比重也非常大。接下来还有一些零碎收入，比如屯田、营田，各类官营百工的收入，比如各色资课，比如类似公廨钱这样的公共机构运营收入，还有进入皇帝私库的各地常贡和进奉，这些量级相对较小，就不多说了。

我们先来看租庸调，租指的是地租，所有的课丁都需要交地租，基准是每丁每年交小米2石，岭南那边交大米，上等户1石2斗，中等下等只要交8斗和6斗。然后是调，指的是织品，根据各地特产不同，区别对待，产麻的地方就交布二丈半，麻三斤，产绵的地方就交绵三两，绢绫一类的织品总共二丈。以上租掉少数民族减半，游牧民族内附的用羊代替，上户每年2只，下户1只，再下的三户一只。最后还有所谓的庸，也就是徭役，唐帝国制度上规定每丁每年服役二十天，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服满，那么每天要折绢三尺上交。

当然，实际的租庸调的品种和数量，每个郡都有不同，也时刻在变动之中，我们只介绍个大概，细节的东西大家可以自行去翻阅史书或者资料，详细了解。

除了租庸调的人头税外，唐帝国的农民还需要缴纳财产税也就是所得税，所得税分为两种，一种是户税，也是唐帝国唯一的有规制的货币税，缴纳的是钱。当然，户税虽然是所得税，以唐帝国的统计能力，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按照你的收入按比例课税，只能是定期根据你家的财产多少，判定你家的等级，天下户口共分9等，每个等级纳的税都不一样。户税作为货币收入，主要是一种地方税，只要用于给地方官员开工资、邮政系统（驿站）运营以及有军队驻扎的军州的和籴军粮费用。

第二种所得税是地税，不同于租庸调的地租按照人头来收取，这部分完全是按照财产，也就是地产的多少收取的。这个地税是从贞观年间的义仓开始的，最后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地方税，贞观年间是每亩2升，之后由于统计实在跟不上，也和户税一样，按照不同的户口等级，收取不同的份额。根据玄宗年间的统计，地税收到的粮食和人头税租庸调收到的粮食几乎相同！可见其额度之大，地位之重要。

上面提到的租庸调和户税地税，都是明面上的农民负担，这个负担大不大呢，已经不小了。我们一般印象里的唐代中前期“轻徭薄赋”，老百姓负担不重，是因为平常看到的科普读物往往对唐帝国的税收制度很不了解，只算了一个地租，而且是按照唐帝国官方口径算的。官方口径，帝国给每个丁都分配了100亩的田，每丁只收2石小米，一亩才2升，实在是五十税一的大善人。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分的永业田口分田加起来达到三十亩的就已经算很不错了，在南方中原一些人稠地窄的丘陵地带，往往一丁只有十亩、五亩，而租税仍然是按照每丁2石算的。再加上征收力度一点不比地租低的调、地税、庸和户税，一般民众的明面上的实际税负就在20%以上了。

而实际税负往往不止明面上的，比如说徭役，法定每人20天，超出部分的工种要按照工时算钱，但是实际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各色杂役，使用远远超期，给你打个白条，你能有什么办法要到钱吗？估计是很难的。一旦碰上突发战事，相关州郡支援战争所派发的徭役，更是负担极重，以至于出现“一人服役，举家全废”的惨象。

除了徭役，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负担，那就是，缴纳实物地租不是交了租就完事的。你交的粮食和织品，都需要先集中等县的库藏，然后运到州的库存，最后集中到中央指定的几个大库里面保存起来，那好了，这运送过程中的人力、花销和损耗谁来负担呢？嘿嘿，当然老百姓来负担了。民间说法是“用斗钱送斗米”，官方唐玄宗的敕令的说法就是“每计其运脚，数倍其钱”，按照敦煌出土文物的实例，浙江一户农家，每年交租还需要同时缴纳运输费用是“脚布”五丈，换算一下就是每送一斤米，还要交2斤米的运输费！

此外，还有著名的摊派与追死，由于帝国税收既有中央政府税收，也有地方税收，后期还会出现大量截留，所以无论出于政绩的前途，和贪腐的“钱除”，地方往往都经常实行摊派和追死，很多丁口已经死亡，但是政府不立即销户，很多民户逃亡或者隐匿进了豪强贵族门中，但是政府也不立即销户，而是将其分摊给还在缴纳赋税的丁户，从而让每个纳税户负担加重。除了上面这些，还有很多地方政府的各种违规操作，巧立名目，所以即便是唐帝国最兴盛的时候，一般农民的负担也是非常重的，基本上是所得要被收走一半。

那么玄宗巅峰时期，每年的收入是多少呢？《通典.食货.赋税》一节曾经做过非常精确的统计与估算：首先是货币收入，收入在200万贯稍多一点，地税收入则高达1240万石！租庸调里，交纳的地租大约也是1260万石，纳绵180余万屯（6两一屯），纳绢约740余万匹（一匹四丈），输布约1035万余端（一端5丈），估算起来，总收入应该是五千二百三十余万石贯匹端。而天宝年间的户部记账收入则是每年五千七百多万，还多出来的大约500万，主要是类似屯营田，资课（各种杂役的缴纳部分）、公廨钱等等其他收入。

这里面的计量单位有很多，不同年份的换算比例也不一样，我们只做一个很简单的判断，那就是玄宗天宝年间，纯货币收入只占了不到5%，占比极低。

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相比，有哪些劣势呢？首先就是实物的运送远远比货币困难，金属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物，拥有轻便，可以长期储存，产量稳定等等很多优势，在运输上也简单很多。实物地租的巨大运输成本，实际上大大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前面就已经说过了。比如我们都学过中学课文《多收了三五斗》，此时的农民缴纳的都是货币地租，折算起来米行每斤米的收购价是市价的一半，这里面米行承担的不仅仅是收集运输的责任，还承担了库存销售的工作， 所以农民多交的一半，不仅是运输费用，还包含了很多隐性的徭役杂役支出；对比一下前面说过的唐帝国时代，几倍的运输费用， 显然负担减轻了很多。

第二个是实物地租的库存损耗，和最终输送到终端的成本实在太高了。征集入库的成本都转嫁给了纳税人，但是这只是实物收入巨大损耗的一半，接下来还有另一半，就是实物在征集入库后，到输送到终端使用，还需要有保管、实物腐化导致的耗损，以及库存向终端运输带来的巨大成本，这里面的损失是很惊人的。我们做一个比较，几百年后的明帝国，当时的社会商品经济已经足够发达，货币流通远非唐帝国可比了，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对于军需物资的终端输送，采用了开中法做补充，以盐引换粮食输送，运输成本相对于输送物资，大约在1:1多一点，也就是说，送一斤米，大约只要1斤多一点的运输消耗，这个效率相当高了。因为后来开中法崩溃，明后期宁夏之役，送了90万两银子的粮食和36万两银子的豆类（马匹食用），运输成本是750万两银子！而在纯实物时代，比如主父偃向汉武帝上书的时候有过估算，“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损耗比大约达到了1:20以上。这里面的主要区别点在于，货币时代，无论是大的战事还是平时的日常损耗，不需要全部都使用国家统一而低效管理下的库存，因而物资消耗的征集、转运以及中间的人工成本，很大一部分可以转托给相应的民间和商业机构，通过深入的社会分工，极大的增加效率。

实物收入还有第三个缺陷，就是收取的实物不能够完全满足需要，比如唐帝国公库里，实物的主要收入是小米，麻、布、绵和绢等织造品；当然，皇帝的私库还会有很多各地供奉的土特产，但是仅仅靠这些实物显然是满足不了需求的。比如说，军需物资，除了粮草布匹，军队还需要大量的军用器械，如弓矢、刀具、铠甲，战袍、车船，攻城器械，日常消耗品等等等等，此外，宫室、官府各类日常生活用品和营造，都需要大量的其他物品，比如盐、各类金属矿物，营造用的土木、砖瓦，生活用的瓷器，各种膳食，奢侈品，手工用品，出门的轿子，听音乐用的乐器很多很多。

这些需求唐帝国怎么解决呢，首先是唐帝国时期，一般把绢当作一种货币来用于交换，如玄宗时期对各镇士兵的奖赐，就直接用绢，因此很多必须要交换的时候，绢就可以作为一种货币存在；其次，唐帝国大量把物资需求转嫁给普通民众，比如说，府兵不仅仅要充当士兵，还需要自备大量的军需物资，大到军粮、驮马、横刀、弓和弓箭，小到造饭用的铁锅、毡帽、绑脚、打火石，各类物资，只要能自备的，统统自备；最后，对于很多必需用品，采用国营的“百官”的方式，自给自足。比如说盐和金属矿物，就使用官营的盐池和矿场来生产，各类军需和生活用品，包括各种服务类的需要，就通过各种官营的方式生产或者提供服务。这类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需要的人都是以徭役的方式征集，被称作“色役”。体量是很庞大的。例如，开元二十三年，玄宗皇帝就下过一个诏书，说现在各个部门色役实在搞的太多了，都是在变相给自己揽钱牟利，搞的冒名堂了，于是决定来次大清查，减省各司色役，这一清理，直接就减了12万人！安史之乱后的764年，长安刚刚从吐蕃手里收复，百废待兴，京城各司按官方统计的色役需求就高达每月8万4千人次。这种对物资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其实就是标准的国营加计划经济，我们只要对比我们建国后的历史，就知道这种纯粹的国营体制再叠加完全的计划经济，其效率、质量会是个什么样子了。

唐帝国中前期，直到玄宗时期，之所以仍然以实物收入占压倒性地位，货币收入和商业税几乎可以忽略，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当时的庄园经济残余还存在，社会的商品流通还不发达。

但是很显然，随着社会流通的加速和现实的战争与消耗需求，帝国越来越需要货币的存在。比如说，唐玄宗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和籴”和“和雇”，也就是帝国通过货币的方式，来向民间取军粮米，通过货币的方式，把一部分政府工程和项目，外包给民间的机构和个人。可见，随着帝国的发展，货币化的需求越来越大，玄宗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之所以出现藩镇割据局面，和这层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唐帝国后期开始进行了很大的赋税改革，货币地租和商业税收大幅增加，货币收入占比逐渐达到了一半，在随后的朝代，商业税开始大规模恢复，货币地租和货币收入占比越来越大，宋帝国和明帝国的前期，实物收入仍然占比多，但是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各种货币手段（如专卖经营，大肆铸造货币，发行纸币，以及类似开中法这样的制度），来调节政府的运行和开支，中期开始，货币收入占比越来越高。

政府越来越通过货币，来调节经济运行，本身就说明了豪强贵族的没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物，其核心在于信用，货币本身代表的就是国家信用，豪强贵族赖以与国家抗衡的根本，在于利用自身积累和公权力，扩展私人和家族的信用，再利用私人和家族的信用，掌握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一旦国家信用在整个社会经济层面得到认可，支配了普遍民众的经济生活，那么任何豪门贵族，再强大，再有威望，但要想做到以个人信誉，去抗衡国家信誉，也是千难万难的。所以我们回过头去观察，门阀贵族横行的年代，往往是商业不发达的年代，庄园式经济，遏制了流通，而流通被遏制，也就遏制了国家信用。所以，在这样的年代，货币往往不是唯一的等价交换物，比如三国两晋时期，盐和布、绢都长期充当货币使用， 比如说整个唐代，绢都充当了很大一部分货币职能，之所以出现这种实用物品充当等价交换物，无外乎政府信用，不足以让普遍民众认可。

唐代特别明显，尤其是前期，十贯以下的物品，一般用钱来交换，十贯以上，往往用绢来交换，比如前面提到的玄宗时期，西部的军队的粮食政府无力供应，只能向民间“和籴”来征集，数额很巨大，达到了三百多万石，可是征集的等价交换物是什么呢？大部分是绢，而不是钱。政府向北边的几大军区奖励补贴物资，奖励和补贴的是什么呢，也是绢，而不是钱！就是典型的政府信用不足，而政府信用不足，自然就会让割据势力的私人信用有用武之地。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思考，比如一个河北的军阀，他的子民们要向福建换茶，向湖南换大米，向山西换盐，向江西换铜，向山东换铁，等等等等，当社会的商品流通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军阀再牛逼也无法阻挡，可是这么大规模的物资交换，谁来保证信用呢？你一个河北的小军阀，拍着胸脯说我来担保，问题是你算哪根葱，谁能信任你的担保的信誉呢？如果没有国家的信用，大家都用实物（如绢）而不是货币作为等价交换物，那么军阀自然还有扑腾的空间，可是一旦有国家级的信用出现，自然就会很轻易的淘汰掉割据势力，因为一旦有了国家货币得到普遍的信任，那么只要切断你的货币获取渠道和发行权利，你只有不战自溃的下场。

当然，无论是实物收入还是货币收入，无论是贵族政治还是官僚政治，都是表象，其背后的核心原因都是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比如说，晚唐的货币收入占据半壁江山，粗算的话，比宋帝国和明帝国前期都要高，但是显然晚唐的商品经济要比宋明差远了。这里面的原因说起来很复杂，但用我们中学时都学过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很简单，那就是社会财富总额等于货币总额除以流通速度，所以当社会的商品流通低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货币不足，钱重物轻，从而增加民众负担，最终也抑制国家的经济和收入，因此国家虽然有货币，却没有得到普遍认同的信用。这也便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当时的社会会出现军阀政治。

说这么多，主要是通过政府收入这一块尤其是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这一个侧面做一个简单展开，让更多朋友理解，晚唐和五代，作为豪门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过渡的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军阀政治，绝不是因为唐玄宗脑残搞出了一个节度使制度，然后就祸乱两百年，其背后是有着深厚的经济背景的，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规律的。官僚政治还是军阀政治还是贵族政治，其背后都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环境下，无数人流血流汗的奋力博弈，所共同构造的。

上面的内容是从经济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唐廷无法控制节度使的后勤，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节度使

内容当然也是复制黏贴大佬的

安禄山的和关内三镇之间的互相牵制的架构，是反复摸索出来的一个微妙而又稳定的架构。但是很多爱好者可能就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多节度使呢，人唐太宗、唐高宗没搞这么多节度使，不也照样打遍天下吗？那么，玄宗皇帝时期设置众多节度使的原理何在呢？

当长城以北的政权处于统一与强盛之中时，永远是中原皇朝的噩梦，而一个分裂与不安的长城以北，永远是中原王朝梦寐以求的幸福。看上去，终唐帝国一朝，他都是幸福的，因为伴随唐帝国的长城以北，始终处在分裂、动荡与不安之中，这主要是由于，当时长城以北与中原王朝交界的几个同时具备游牧与农耕条件的地方——陇右、河套、辽西、大同和北京（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幽云十六州），伴随着慕容鲜卑、拓跋鲜卑的长期入主中原和汉化，这些地方都被中原帝国牢牢掌控，失去了这些具备农耕条件，拥有大量人口和物资的地区，草原民族就陷入了长期的分散的部落征伐时代。他们连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政权都是奢求，遑论具备长久控制农耕文明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了。

可是，唐帝国又是不幸的，因为北方草原上没有可以威胁自己的力量，西方却突然崛起了一个庞然大物——吐蕃。一个新兴的、野蛮的、统一的，具备强大中央集权实力，具备强大农耕文明经济实力，又拥有广阔的牧场和充足的马匹，具备游牧骑兵军事优势的吐蕃帝国，逐渐对唐帝国形成了难以遏制的巨大威胁。尤其是，唐帝国初期的战略布局，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如此强大的对手的存在，因此吐蕃的崛起就成了唐帝国初期众多战略布局的掘墓者。

在唐帝国的初期，对于军事的组成，采取的是和东汉帝国类似的居重驭轻的战略，强大的军队都集中在中央的控制之中，地方则尽量给予最大的限制。唐初军事力量的核心是府兵制，府兵制的核心是兵农合一，士兵战时为兵，平时为农，国家给予土地，免除一切其余赋税杂役。府兵平时的耕种和居住都在地方专设的折冲府里，大的折冲府有兵1200，中等的1000，下等的800。唐初期的折冲府个数前后不断变动，大约都维持在600上下，目前可考的总数627个，其中关中就有289个，加上河东（现在的山西）166个，陇右33个，可以说全国2/3的府兵都聚集在了帝国的眼皮子底下。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两个，一个是番代宿卫，一个是番代征防。也就是说，府兵轮番的执行守卫京城，守卫边疆重镇和临时紧急出征的任务。唐帝国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余军队，比如禁军，州郡边军，各类内附番兵，地方团结兵和临时征募士兵，但是在唐帝国的头几十年里，府兵始终是绝对核心主力。而府兵的后勤完全掌握在帝国的手中，因此，尽管唐帝国时期，皇权始终处在不稳定之中，但是帝国的秩序仍然非常稳定，不复东汉末年四百年来，地方割据势力屡屡兴风作浪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局面。

但是维持府兵制不是没有代价的，经济政治上的代价以后随着楼主的展开我们自然会看到，我们先来看看军事代价。府兵数量看上去很多，总数超过60万，可是问题是，府兵不是职业军队，是兵农合一，自己管自己饭吃的兼职军队！他们的战斗和军事任务都是“番代”的，简单的说就是几班倒的。一般近的5班倒，远的7班倒，8班倒，最多12班倒！所以，实时在线充当士兵的军队，只有十万左右，即便遇到战事频繁，政府不讲信用，也最多做到三班倒。所以，帝国的核心主力部队，数量其实最多在二十万左右，遇到大规模战事，去掉守卫京城和各地的防守必须的人马，机动兵力往往无法超过十万。

实际上，帝国初期，威震八方，多次吊打突厥，灭亡吐谷浑，荡平西域等等辉煌胜利的对外战斗，都是采用的这种精兵模式，帝国出动几万精兵加上一些附属的番兵，通过一次为期几个月，最多不过一年左右的临时出征，定点打击，基本歼灭敌军主力，把敌人打破了胆，之后主要通过政治手腕和羁縻的方式，控制广阔草原上的敌人。这样的模式，对于丧失农耕基地的长城以北草原民族，非常有效，因为草原上脆弱的部落联盟现状，使得唐帝国屡屡能够获得足够的军事情报,而唐帝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草原薄弱的防守能力，让唐帝国可以多次有效的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但是这样的军事布局，能够凑效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你的对手都是可以被你快速吊打，毫无还手之力。在面对一个拥有同样农耕文明和坚固防守基地的对手时，就很难起作用了，如果对手还具备进攻能力，那就几乎无解了，因为你的兵力都集中在首都，就等于边境处于不设防状态，对手可以集中优势兵力，肆意骚扰你，消灭你的有生力量和经济基础，你如果长期驻扎边防，就势必打破当前居重驭轻的战略布局，在边疆培养一个个拥有强大军政力量的独立的军事重镇，从而面临尾大不掉的局面。

比如唐帝国对付高句丽，就比对付突厥吐谷浑来的艰难。对方的坚固城池，密集人口和充足的军队，想通过几万精兵短期攻势去一个个拔钉子，显然不现实。所以太宗伐高丽，凑了各种部队，还必须要临时征募十万军队，随后的战斗进程也很难令人满意，唐帝国虽然可以获得一些局部的胜利，可是在对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下，唐军只能在一个个坚城下，一个个的拔钉子，根本无法快速解决战斗，后勤无力维持。所以最后的唐帝国与高句丽的战斗，成了漫长的消耗战，经历了二十年不断的派遣兵力各种扫荡游击作战，耗尽对方国力，才最终获胜。

高句丽拥有足够的防守能力，但是军事实力偏弱，不具备进攻能力，只能单纯的被动防守，因此唐帝国通过临时征募，反复少量兵力扫荡，可以最终消灭对手。所以高句丽还不足以彻底打破唐帝国的战略布局，但是另一个对手吐蕃就大不一样了，其不仅防守能力强，而且还具备雄厚的进攻实力，对于唐帝国的居重驭轻战略，构成了很实际的挑战。

唐帝国疆域的巅峰，大约是649年擒东突厥车鼻可汗，置狼山都护府，以及十年后，彻底灭亡西突厥，置昆凌、濛池两个都护府，尽管这些地方都是标准的羁縻控制，但是毕竟是臣服于唐帝国了，所以令后世众多汉族后人骄傲无比的大唐帝国地图，都来自这个时候。可惜好景不长，670年，崛起的吐蕃就攻占了唐帝国的安西四镇，2年后，占领了臣服唐帝国的吐谷浑，威胁河西，并在之后多次大败唐军主力，给以府兵为主的唐军带来了大量的杀伤。由于吐蕃崛起对唐帝国带来的巨大军事压力和损耗，十年后，北边的东突厥也成功复国，彻底失去控制，东北的契丹李万忠也开始反叛，从此帝国东北边境再无宁日。也就是说，即便是把羁縻当领土的带水分的盛唐疆域图，满打满算也就维持了屈屈十一年，就彻底崩溃，基本回到了传统中原帝国的疆域。

武则天时期，唐帝国已经开始大量的临时募兵。同时，唐军与吐蕃在安西四镇多次大规模鏖战，唐军收复了安西四镇，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直到697年，吐蕃陷入了内讧，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混乱，暂时无力对外扩张，唐帝国西部边境才得以勉强安宁一段时间。

玄宗皇帝接手的就是这么个局面，府兵制在屡次战乱和经济环境的变更中，已经形同虚设，名存实亡，根本无并可用了；北部东突厥成功复国，屡屡南下，东北契丹和奚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定的中央集权，控制的辽西具备农耕文明条件，开始对东北边境形成威胁。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于吐蕃，内讧只是暂时的，此时的吐蕃又恢复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头，必须要大量的正规边防部队，与之长期鏖战，才有抗衡的可能。

现在，摆在大唐帝国皇帝面前的就只有两个选择，一是采用积极的，主动的战略，废弃之前居重驭轻，严格限制和控制佣兵大佬的战略构思，充分授权给拥有军事才能的军政大佬，给予更多的行政经济财政的协调甚至控制权力，从而解开绑在军政大佬上的手脚，充分释放帝国的军事潜力；后果就是大家看到的，安史之乱不可避免，因为这就是标准的太阿倒持啊！

要么呢，就是采取保守的策略，继续和以前一样，内重外轻，继续像防贼一样，把军政大佬的手脚捆绑的死死的。这样一来，安史之乱那样的局面大约暂时是不会发生的，可是问题是，面对越来越糜烂无力的军事能力，面对越来越膨胀的吐蕃，这样的局面又能维持几年呢？事实上，吐蕃在玄宗朝，面对玄宗强大的军事压迫，始终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可是随着安史之乱发生，唐帝国边军大量调离，吐蕃立即一日千里，狂飙突进。就在安史之乱平定的同一年，吐蕃把唐帝国的边疆压缩到了凤翔，并一举攻破了长安城！之后几十年，唐帝国始终需要维持超过40万的常备部队，守在离首都不到500里的防线之中！如果算上西南防守吐蕃和南诏的军队，唐帝国时刻需要50-60万的常备军抵御吐蕃！

事实上，吐蕃一直在强有力的影响着大唐的军事政治局势，当吐蕃强盛，势不可挡的时候，唐帝国里那是真的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皇帝被藩镇赶的四处乱窜，随着吐蕃再次陷入内乱与衰退，唐帝国把边疆巨大的人力物力解放出来后，立即就满血复活，把众多不听使唤的藩镇打的嗷嗷乱叫，一度呈现中兴景象。

可见，面对着以吐蕃为首的巨大的外部敌人，唐帝国即便采取保守策略，暂时可以不用面对太阿倒持的局面，也迟早要面临被迫组建几十万军队长期守卫边疆的局面，也显然无法阻止最终的军头独立化，军阀化的趋势。

所以，早在玄宗老爸的睿宗时期，面对现实的军事困境，就提出过分天下为24个都督府（也就是24个大军区）的行政军事改革计划，但是朝臣达不成一致，闹到了中央扩大会议（百官会议）去讨论，决策，最终以担心军头权重难制的理由，否决了这次改革。睿宗皇帝作为一个相对平庸和弱势的皇帝，对此不了了之，但是到了雄才大略，独断专行的强势皇帝玄宗这里，他毫不犹豫的建立起节度使制度，彻底放开了军头的手脚，带来了大唐几十年的极盛，自然也就免不了后来的军头失控。

有了这个唐帝国的背景常识，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帝国会出现拥兵十几万的庞然大物般的大军头了，可是一些朋友深入思考又难免会有这样的疑惑，你放开军头的手脚，让他们长期统领常备军队，这可以理解了。可是你也不能把地盘和地盘里的行政军事这些权利都交给人家，把人家搞的一个个都是独立军阀了，人家能不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吗？你看人家宋帝国、明帝国清帝国，哪个军头能染指这么大的权利了，连慈禧太后都知道要削藩，最后人也很顺利的把各路军头收拾的顺顺贴贴的，怎么唐玄宗就这么笨呢？

这就需要我们有进一步的常识，那就是以唐帝国的经济背景，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实际上之后的一百多年，唐帝国千方百计想做到这一点，之后的五代那么多皇帝，乱世枭雄千方百计想做到这一点，但也大多失败了。主要原因玄宗时期政府的收入和分配方式，仍然是实物为主，这就给政府的放权与抓权带来了很大无法跨越的障碍。

我们下面可以进一步来做一些深入探讨，看看地方的权利是怎么不可避免的被节度使渗透和抓走的。

节度使的特点，就是需要维持招募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那么这支常备军的士兵和马匹就需要基本的粮草，军用物资和日常薪水与战斗奖励，那么这些后勤怎么解决呢？在一个实物收入的时代，就意味着政府往往缺乏通过货币和社会分工，专业民间乃至商业部门参与的能力，实际上这些后勤都需要通过政府来解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大政府模式，或者叫做计划经济加国有经营的方式，显然效率极度低下。

比如说，唐帝国解决后勤这块就有三个途径，一个是军屯和营田，就是国家分配大片土地，由专门的国家机构组织士兵、团练或者租给民众来耕种，收获粮食。理论上，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好办法，而且国家组织士兵耕种，还可以巧妙的把部队平时的训练组织管理，和战时的指挥系统分割开来。可问题是，作为一个国有农场的经营模式，军屯和营田的效率和里面的腐败侵吞，是不言自明的。我们举个例子，唐帝国的马场也是由国家经营的，太宗高宗前期，总体效率还比较高，最高时期育有七十万匹马，到了后来逐渐腐化失效，开元初期一度只剩下24万匹，损失了三分之二。

所以，一旦决定成立节度使，一旦决定授予军队更大的权利，去主动出击边境的敌人，你就必须要保证其后勤，那么营田使就自然的被节度使给兼了，因为军队日常战斗越来越多，粮食需要和训练、作战的时间都越来越需要由军事领袖统一调配，营田军屯的日常工作，再由不懂军事的部门和系统来管理和控制，就会与军队的需要产生矛盾，并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和后勤。而随着营运使普遍被节度使兼任后，这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官职问题，而是两个系统被合二为一了。

当然，仅靠军屯营田是满足不了需求的，还需要国家从常备仓里调拨大量的粮食和物资，这里的调拨存在一个转输的问题，这又是完全由政府控制的效率低下的大型工程项目，在161楼就已经介绍过不同的组织形式带来的消耗是何等的天差地远。当时要转输边军粮草物资，就需要转运使的机构来负责，以安禄山控制的范阳、卢龙两镇，需要大量从河阴仓运送物资，有陆运使和水运使两个机构负责海运和陆上运输。同样的，由于国家运营的极度低效，在常备军队数量激增，对转输数量和时间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把转输的工程放权给地方就成为提高效率，满足藩镇需求的必然，于是转运使，陆运使、水运使这样的职务，也往往被节度使兼任了，地方转输相关的系统，也就和军队系统逐渐合并，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节度使的控制力。

接下来还有部队的薪水和奖励，前面介绍，在缺乏国家信用的货币调节的情况下，采用绢帛来代替货币，那么就存在一个截留的问题。因为绢的运输也很不容易，运到仓库再运回来很容易耗损，现在招募的军队数量激增，每年不包括战争奖恤就需要上千万匹的绢帛，而主动出击的军事要求，战争的奖恤数量不必日常开销少。所以在财政捉襟见肘的现状下，为了减少耗损，往往地方的租庸调的粮食和绢帛，都会大量的就地截留。这就需要地方行政系统和军队系统的密切配合，你地方能征收多少赋税，数量准不准确，能不能及时到位，能不能更好的输送，这些决定地方官员政绩的东西，节度使就有了很大的话语权，至于军队里的人事权利，唐帝国此时连货币调节手段都没有，根本无力掌控军队的后勤，自然无力阻止军队领袖对军队人事的全面掌控。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就能大体理解为什么节度使的权利会越来越大，走向失控，接下来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玄宗只能在关东三镇和关内三镇之间反复平衡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几个常识，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说关内三镇对皇帝的威胁远远大于关东三镇，为什么皇帝需要一个安禄山似的人物统筹关东三镇，为什么玄宗皇帝难以下决心调整关东三镇的布局。

这是因为关内三镇的后勤压力远远大于关东，导致关内三镇的后勤组织进一步失控。关内主要的后勤基地在于关中地区，可是随着关中的水土流失，政治经济组织模式的变化（比如府兵制度和关陇贵族为代表的豪族后代云集关中导致税源大减），以及官僚组织的急剧膨胀，关中实际上已经养不起全国性的政权了。从董卓、李傕和郭汜时期，我们就可以看出，关中已经养不起全国性的政权了。而到了唐帝国时期，有了完备的记载和统计，我们可以更清晰的看到这一点，高宗皇帝开始，到武则天以来，首都长安每年的粮食缺口是二百万石！而低下的政府直营的运河漕运效率，导致每年的转输能力最多只有八十万石，每年净缺口达到一百多万石！所以没有办法，唐帝国只有频繁的迁都洛阳，玄宗皇帝开元年间，也不断迁都洛阳，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在裴耀卿的主持下，唐帝国迎来了漕运的组织和技术的革命，每年向关中的转输能力超过二百万石，从而玄宗皇帝终于可以不用往洛阳跑了。

我们可以看到，又是实物经济下，大政府的组织效率的低下带来的无可挽回的恶果。在府兵制崩溃以后，帝国连首都的粮食都满足不了，又拿什么去满足边军呢？开始的时候，张说主持期间，采用的办法就是大裁军，一裁就是二十万，然后用免除色役的方式，从被各级政府部门非法合法占有的色役和逃亡人员中招募壮士（这些人基本都是本来就吃财政饭的人）代替府兵和禁军宿卫京师。可问题是如前所述，这些节流的措施，无法满足边疆日益紧张的局势，更无法满足雄才大略的玄宗皇帝的主动进攻的愿望。怎么办？

于是随着关西三镇的设置和人马不断庞大，一个新的解决军粮的制度诞生了，就是和籴。在161楼已经为大家介绍过，就是政府将粮草的征集贮存和转运等相关的一系列工程项目，大量的转包给了民间机构，利用商业化的社会分工带来的效率的巨大提升，解决军粮不足的问题。和籴的规模达到了每年60多万贯钱加四百多万匹绢！

在一个连货币信用都没能建立，还需要靠实物作为主要等价交换物的帝国，这种向民间的转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政府对后勤彻底的失控了！在关东，虽然军屯营田系统、转运系统甚至地方行政系统，都逐渐被节度使的军事系统所侵占，但至少物资的收集和贮存仍然主要掌控在帝国的手里，帝国仍然有力掌握军阀的命脉。可是在关内呢，连这一点最后的制衡也失去了。

我们可以简单的想一下，如果太子和三镇的一两个军阀眉来眼去的，突然说皇帝你身边的小人太多了，我们都觉得还是太子英明神武，鸟生鱼汤，您还是提前退休享清福去吧。你说皇帝该怎么办，哪怕三镇只有一、两镇有这个强烈意愿，也会让玄宗皇帝束手无策，因为太子和军阀都有能力掌控大量的绢，而常年的和籴意味着，民间已经有了成熟快速有效的与政府交换粮草的渠道、机构和人员组织，只要有绢，太子就足以撇开帝国中央的束缚，获取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从而长期与皇帝形成相持，此时，如果没有关东强镇的强力支援，皇帝会有什么下场就很难说了。

明白了这些道理，我们就能明白唐玄宗为什么会一天之间杀三个儿子，理解为什么皇帝对太子问题如此敏感；理解为什么王忠嗣和太子就那么有的没的沾那么点边，就会立即被拿下，失去政治生命；最终理解玄宗皇帝关东关内诸镇布局背后，不得不为的一面。

你跟我谈制度，那我必须要说：

节度使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

节度使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

节度使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

从制度上来说，节度使只有军权，一般行政权力归于采访黜陟使和观察处置使。由于唐代的直接税交由刺史代收，所以因领有行政权而对刺史具有监督考核管理罢免烧死权力的观察处置使，同时领有部分财政权。另外，支撑着大唐中央在泾源兵乱后形势一片大好的间接税收入，其征收单位为盐铁转运使、度支使、户部使三司。

反正就是：

节度使没有行政权和财政权！

至于为什么节度使后来奸了观察使，还变成了这种东西：

请自己打电话给李隆基，我猜唐史学会的人和唐朝一十三代先帝都很想知道。

啊，图里出现了支度使和营田使，这都是制度上涉及到财权的职位。支度使设在边境地带，主要管理中央特批的防务经费；营田使设在有大量空闲土地的地方，主管利用朝廷物资招募农民耕地，然后以官八民二到官六民四的比例征收农产品。这从制度上而言，都是与节度使完全平行的职位。

另外和财政相关的还有运送军事物资的应援使、清查偷税漏税黑户的租庸使、对外来产品征收关税的市舶使，反正从制度上来说，这大唐的财政权力是七零八落散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官职手里，从没出现过所谓“行政军事财政三权都给了节度使”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后来节度使支度使观察使市舶使应援使这个使那个使全特磨道是同一个人出任，还是那句话：

你打电话问李隆基啊！

【奉狗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