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应该把节度使权力搞小一点，可为什么又搞大了，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到位，直击唐朝衰落的核心原因之一。安史之乱确实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而之后节度使权力“越搞越大”的现象，表面上看是政治上的短视，但细究起来，情况要复杂得多，它背后牵扯着唐朝统治集团在战略选择、现实困境以及对危机的误判等多重因素。说它是“自取灭亡”，虽然有些宿命论的味道，但无疑加速了唐朝的灭亡进程。

咱们不妨从几个层面来剖析一下这个“悖论”。

一、 安史之乱前的节度使：萌芽与初具规模

首先要明白，节度使制度并非安史之乱后才出现。早在盛唐时期，为了应对北方边疆的军事压力，唐朝就设立了边镇节度使，负责军事、财政、民政等多方面事务。比如著名的平卢、范阳、河东三大节度使，驻扎在北方边疆。

一开始，这些节度使的权力是受到中央制约的，中央可以任免，并且通过监军等方式进行监督。但随着边疆战事的需要，节度使的权力逐渐扩张，特别是在军事指挥权上，可以调动多个州的军队。

二、 安史之乱的“休克疗法”与权力真空

安史之乱可以说是唐朝的一次“休克疗法”。这场由节度使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几乎颠覆了整个唐朝的统治秩序。为了平定叛乱，唐朝朝廷不得不：

1. 依赖旧节度使或重新设立更强的节度使： 在平叛过程中，朝廷的军事力量被严重削弱，对抗安史叛军，几乎完全依赖那些掌握着兵权的节度使。例如，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在平叛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他们的个人威望和实际控制力因此得到了空前提升。同时，为了应对四方威胁（契丹、回纥等），中央也顾不上那么多，直接任命地方官兼任节度使，赋予他们更大的军事和行政权力，以确保边疆的稳定。
2. 财政的枯竭与地方自给自足： 战争对中央财政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为了维持战争和国家运转，中央不得不放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甚至允许地方征收赋税用于地方开支。这客观上就为节度使的财政独立奠定了基础。
3. 人事任命的失控： 在战乱时期，中央朝廷顾不上严格按照制度选拔和任免官员。为了快速填补因战乱造成的官员空缺，也为了安抚有功之臣，很多节度使的任命就变得随意起来。甚至出现了一些非军事将领担任节度使的情况，但他们往往会依附于有兵权的将领，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

三、 为什么权力“搞大了”？不是不想小，而是“不能”！

这里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按理说，吸取了安史之乱的教训，唐朝应该立刻着手削弱节度使的权力，避免重蹈覆辙。但现实情况是，朝廷“有心无力”，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得不推波助澜。

1. 外部威胁的持续存在：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北方边境的威胁并未消失。回纥、契丹、奚族等民族依然是唐朝的边患。中央朝廷自己的兵力不足以应对，只能继续依赖那些拥有精锐部队的节度使。如果此时削弱节度使，边疆的安全立刻就会出现危机，这对于刚刚经历大乱的朝廷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代价。
2. 中央权威的彻底动摇： 安史之乱让皇帝的权威受到了重创。曾经是天子脚下的臣子，现在却能凭借军队和地盘与皇帝分庭抗礼。中央朝廷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依赖于地方节度使的“支持”才能维持统治。这种“支持”往往是有条件的，例如要求保留和扩大节度使的权力。皇帝已经没有能力强制执行削藩的命令，只能通过妥协和拉拢来维持平衡。
3. 节度使的半独立性：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节度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可以自行招募军队、征收赋税、任命属官，甚至形成“世袭”的局面。中央朝廷的命令，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建议”，能否执行，还得看节度使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要“搞小”节度使的权力，就等于在逼迫他们造反。
4. 党争的催化作用： 唐朝晚期，朝廷内部的党争非常激烈，例如牛李党争。各种政治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常常会拉拢地方势力，包括节度使。为了获得支持，他们可能会给予节度使更多的特权和更大的权力，以换取他们的支持。这使得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被固化和扩张。
5. 财政上的依赖： 地方上的节度使在财政上越来越独立，而中央财政却日益枯竭。在征收赋税、管理经济等方面，节度使的权力都可能凌驾于中央之上。中央为了维持运转，有时甚至需要向节度使借贷，这无疑让节度使的地位更加稳固。

四、 为什么说这是“自取灭亡”？

虽然前面分析了不得已的成分，但将这种趋势归结为“自取灭亡”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集权的根基：

地方势力坐大，中央权威扫地： 当节度使的权力如同国家元首一般，中央朝廷的命令就变得毫无意义。藩镇拥兵自重，军阀跋扈，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基本丧失。
财政危机加剧： 各藩镇自行征收赋税，中央无法统一调度财政资源，国家的公共事业难以开展，军队的供给也得不到保障。最终导致中央财政的彻底崩溃。
内耗与分裂： 节度使之间的互相攻伐、与中央朝廷的对抗，使得国家长期处于动荡和内耗之中。这种分裂的局面，为后来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埋下了伏笔。
丧失对外防御能力： 尽管藩镇拥有军队，但这些军队往往只忠于其节度使本人，而非国家。在面对外敌时，往往各自为战，甚至勾结外族，导致国家在对外防御上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举个例子来理解：

想象一下，一个公司在遭遇了一次重大事故后，为了快速恢复，不得不把一些权力下放给区域经理，让他们自己负责。结果这些区域经理不仅自己活了下来，还把自己的区域经营得风生水起，甚至开始自行招兵买马（招募军队）、自收账款（征收赋税）、自主任命管理层（任命属官）。

当公司想收回这些权力时，却发现这些区域经理已经有了自己的班底，控制着关键资源，一旦收回权力，整个区域可能就会混乱甚至独立。更要命的是，公司的总部门户大开，随时有外部敌人威胁，如果失去了这些区域经理的“庇护”，公司可能立刻被敌人吞并。于是，公司高层只能一边安抚这些区域经理，一边看着他们越来越强大，并且为了争夺公司内部的支持，还不断地给他们更多的“好处”（更大的权力）。

最终，公司不再是那个统一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个半独立的区域组成的松散联盟，总公司徒有虚名，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各区域经理手中。这样的公司，离倒闭也就不远了。

总结来说，安史之乱后唐朝节度使权力失控，不是因为统治者不想削藩，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削藩的实力和能力。 在外部威胁、内部混乱、权威丧失的多重困境下，每一次加强节度使的权力，都是在饮鸩止渴，是在一步步将中央集权推向深渊。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无奈，更是一种结构性的衰败，最终导向了“自取灭亡”的结局。唐朝末年，与其说是被外敌所灭，不如说是被自身失控的藩镇权力所瓦解。

网友意见

“节度使”和节度使是两码事：

一个“节度使”，除了节度使一职，还会兼任支度使、营田使、观察使、租庸使、应援使、市舶使、经略使、黜陟使、押番使等乱七八糟一堆使职官，以及郡太守、州刺史、县令、大都督府长史等各种各样的职事官。

你应该问为啥朝廷会让一个节度使兼那么多官职。

让我们数一数安禄山安大人都有哪些官职：

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支度使、营田使等一堆使职，河北道的采访处置使、海运使等使职，管理少数民族的押奚、契丹两蕃使和渤海、黑水四府经略处置使，负责马政的内外闲厩使，陇右群牧都使等；职事官有柳城郡、云中郡太守和范阳大都督府长史等。

再举一个安史之乱后的普通节度使，幽州刘济：

平卢镇的节度使、支度使、营田使等使职，管理少数民族的押奚、契丹两蕃使；职事官有莫州刺史和幽州大都督府长史等。

安史之乱后，唐朝没再任命过安禄山这样的“超级节度使”，多次中兴；直到黄巢对朝廷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破坏了各藩镇互相制约的平衡，才冒出来李克用、朱温等新的超级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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