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若是以文官掌军，能不能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
为了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一、 唐朝以文官掌军的现状与其带来的局限性
文官掌军并非唐朝的固有模式，而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适应性调整。 唐朝初期，军权主要掌握在皇帝和重臣手中，常设的职业军官（如将军）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随着藩镇割据的出现，为应对边疆压力和内部冲突，中央政府不得不将军事指挥权授予一些官员，其中不乏出身文官系统的将领。
文官出身的将领在军事指挥上的天然劣势：
缺乏实战经验和军事素养： 大多数文官在入仕前并未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对兵法、战术、后勤补给等缺乏深入了解。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幕僚的建议或临时学习，容易在关键时刻出现判断失误。
缺乏军队的忠诚和威望： 军队的忠诚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将领的个人魅力、战功和恩威并施之上。文官出身的将领，如果缺乏强大的军事背景和持续的战绩，很难在军中建立起足够高的威望，赢得士兵的真心拥护。士兵更倾向于追随那些能够带来胜利和丰厚赏赐的军事统帅。
容易被军事专业人士架空或操控： 在军中，专业的军事将领（如校尉、都头）往往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对部队的直接控制。缺乏军事背景的文官将领，很容易在决策上依赖这些军事专业人士，从而使真正的军权旁落。
文官掌军可能带来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 文官体系注重规章制度、层层汇报，这在军事指挥中可能导致决策缓慢，信息传递失真，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
二、 节度使不受控制发展的根本原因
要理解为什么“文官掌军”不足以解决节度使的问题，我们必须先认识到节度使权力膨胀的根本原因：
1. 藩镇割据的政治根源：
唐朝中央集权的分权策略： 唐朝为了防止地方势力过大，实行了“开边募兵”制度，即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统辖军政财大权，以应对外部威胁。这本身就赋予了节度使极大的权力。
地方财政的依赖： 随着时间推移，地方财政的税收越来越难以完全上缴中央，节度使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的支配权，能够自主地招募军队、发放军饷，进一步增强了其独立性。
中央政局的动荡： 唐朝中后期，中央政治腐败、党争不断、皇帝权力衰落，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减弱。节度使趁机扩张势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军权与财权的结合： 节度使集军事、行政、财政大权于一身，这使得他们能够自给自足，形成独立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制约。
2. 军事力量的支撑：
世袭的军权： 许多节度使的职位逐渐演变成世袭，其家族在当地形成根深蒂固的军事力量。
军队对节度使的效忠： 军队的忠诚度主要取决于节度使能否提供稳定的军饷、奖赏以及保护其利益。一旦节度使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军队往往会成为其最忠实的拥护者，对抗中央。
地理位置的优势： 许多节度使驻守边疆或战略要地，拥有天然的军事优势和资源。
三、 文官掌军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和后果
在理解了节度使权力膨胀的根源后，我们再来看“文官掌军”可能产生的具体影响：
削弱中央对军队的直接控制： 如果中央委派缺乏军事经验的文官担任节度使，他们很难真正掌握当地军队的指挥权。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可能落在那些有实力的军事校尉手中。这些校尉可能与节度使勾结，或者独立行动，甚至取代文官节度使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节度使内部权力斗争加剧： 文官节度使可能因为缺乏军队的绝对支持而更容易受到麾下军事将领的挑战。为了巩固权力，他们可能采取拉拢、分化、任用亲信等方式，但这些策略往往治标不治本，反而可能加剧内部矛盾。
中央政府的干预能力减弱： 如果中央政府派出的节度使本身就缺乏军事能力和地方支持，那么当地方出现兵变或其他叛乱时，中央政府更难以通过派遣文官来迅速平息。中央可能需要重新启用有能力的军事将领，但这又回到了原点。
对节度使制度本身的改革才是关键： 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更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改革节度使制度本身，例如：
分设军政长官： 将节度使的军权与行政权分开，由不同的人担任，削弱其集权。
加强中央对军队的调动权： 中央政府应拥有更强的力量来调动和指挥各地军队，不被地方势力所掣肘。
建立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 对节度使的行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考核，一旦发现不轨行为，能够及时采取措施。
稳定中央政局，强化中央权威： 这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只有中央政治稳定，皇帝权威得到保障，才能有效约束地方势力。
四、 历史上与“文官掌军”相关的案例和启示
虽然唐朝历史上并不普遍推行“文官掌军”，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朝代或唐朝内部的一些例子中获得启示：
宋朝的“重文轻武”： 宋朝在建立之初就吸取了唐末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极力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普遍掌握兵权。然而，这并未能完全避免军事上的被动，宋朝在军事上长期受到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这说明，虽然文官主导可以避免军阀拥兵自重，但如果缺乏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有效的军事指挥，国家安全依然会受到威胁。
唐朝后期的一些例子： 唐朝后期，中央也曾尝试派文官去担任节度使，但效果往往不佳。例如，一些文官被任命为节度使，但实际上军权被其下属的军事将领牢牢掌握。这些军事将领往往更有实权，也更可能在关键时刻发动兵变或对中央构成威胁。
结论：
唐朝以文官掌军，并不能根本性地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节度使权力的膨胀是唐朝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核心在于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力的失衡，以及军权与财权的结合。
仅凭文官的任命，不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新的弊端：
文官缺乏军事经验和军队忠诚，可能导致军权旁落，中央对地方军队的实际控制力进一步减弱。
文官更易受到地方军事力量的挑战和架空，难以真正驾驭局面。
中央政府的干预能力可能更加有限，难以有效应对地方的叛乱。
要解决节度使不受控制发展的问题，唐朝需要的是对节度使制度本身的改革，加强中央的军事控制力和财政调动能力，稳定内部政治局势，并且需要有能力和威望的军事将领来执行中央的政策，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官推上前台。将文官置于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在缺乏足够支持和经验的情况下，很可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甚至加速地方割据的形成。
网友意见
看题目添加的标签，题主似乎是想问若以文官掌军，安史之乱是否可以避免。既然是想探讨安史之乱前的唐朝，那么乱后天下各节镇的事情自然可以放一放，转而从节度使由武官出任之事说起。
首先要明确，南北朝及其以前是不分文官武官的。当时的文物分别，只存在基层的文吏武吏、武卒文书之间。一旦你出任正式的官职，即便只是官阶梯队里最末尾的官职，你也能同时具备上马统军下马治民的资格。南朝各式各样的带地方职务的军府官员(如南蛮长史兼襄阳令张某人)，是此明证。
宇文周虽然建立起了文武分开的叙阶散官制度，但是他们在给官员授予散官官位时，通常是给一个人同时安上文武两种散官阶，等于还是文武不分。隋朝改良了这一点，确立了文武散官分别授予军将和朝官的制度，但在实际的军政事务方面，仍默认县级以上官僚同时拥有统兵治民的资格(譬如萧瑀就从郎将转为中书侍郎)。这种默许折射进制度现实，导致了理论上仅仅应该授予建立军功人士的勋位向朝官群体扩散。
唐政府在唐中宗死前，仍保留着浓厚的南北朝习气，同时努力地想创造一种和汉制媲美的制度。在地方层面，唐政府通过给刺史加上“使持节都督本州诸军事”的“军号”，明确了刺史的统兵权，使之与汉代太守一样军政同抓；在中央层面，每次大范围用兵时任命的“xx道行军总管”，都是随事而任，事了则罢，且和汉代中央高级官僚一样保持出将入相的权利。如此一来，州级和以上的官员们，仍拥有者秦汉以来文武两通的资格。到此时为止，后世常常论及的文官、武官之分别仍未明确。对于时人而言，当官就是文武皆管，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
关于刺史的事情，还可看此答案：
唐代的使持节X州诸军事究竟是个什么官？ - 毛于久的回答 - 知乎
但这种地方散兵于州，中央偶尔才集中军力的做法，在打别人时还算运行良好，被别人打时难免会陷入中央未派兵前地方各州被人各个击破的窘境。所以从武周开始，节度使、团练使、防御使、招(守)捉使开始出现在大唐官职系统内，唐睿宗景云年间也开始尝试将地方划为三十几个都督府统兵御敌。
在这个时候，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军队屯驻的长期化、军事知识的专业化，文官和武官之间才开始有了一些区别。从战阵中升任的武卒，开始取代从刺史和中央朝官中选任的官僚，成为管理地方军事事务的主官。待到玄宗开元，自郭虔瓘起，地方统兵主官入京后皆只能升任亲军大将军，“出将入相”之路被堵死；地方刺史和中央官无从军经历者，亦无法出任行军总管或者各色节度使；府兵崩解，各州刺史手中的军队规模大幅下降，地方军权被节度使手下拥有募兵的“军使”侵夺。文武分途这才初具雏形。
不过虽然文武分途的现实已经出现，但由于无论文官武官，升职贬职都可以去当刺史，当时的人们还是觉得当官就是可以文武都管。所以安史之乱后唐政府自我批判，总结出的李隆基各种错误之中，就有一条认为，李隆基堵死地方统兵官出将入相的路，搞得各色节度使任期动辄十年，中央地方的官员交流近乎停滞，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之一。时人从这条批判出发，想到的防止安史之乱这种惨事再度发生的办法，是加强中央地方交流，让节度使们干个几年就能来京城当高官，高官们干个几年也可以下放地方去当节度使。
所以从唐人，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唐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心中并没有所谓文官、武官的界限。后世熟知的，截然不同的“文官”、“武官”，正是当时的唐人，为了解决他们迫在眉睫的问题，而施用的“权宜之计”。他们自己以为这种权宜之计在问题被解决后就会自动撤销，一切会回到他们认为的“惯常情况”——当官就是文武都管——之中。
对于这种从概念上就不存在文官、武官区分的人，你跟他说安史之乱是由于武将掌军导致节度使不受控制发展而引发的，他会觉得你说的不是人话。他会说：“什么文官武官，当官就是文武都管啊，而且安史造反明明是因为中央地方交流不够，要是安禄山当三年节度使就去洛阳干三年东都留守，他哪里有机会勾结河北官僚造反。”
这种理论落后于实践的情况，也是历史发展中经常出现的事情，看书的人不得不理解。
而且从安史之乱后唐朝廷的改革举措而言，他们也是努力地在干上述中央地方官加强流动性的事情，并非玩起了什么文官掌军的套路。王赓武先生统计唐后期节度使身份时，使用了“中央指派”和“父子相传(似乎是这个，具体忘了)”作为对立指标，而不是用什么文武之别，就是体会到了当时的唐人所思所行之根本。
譬如河阳节度使乌重胤、刘沔、石雄，这都是武卒出身，历任军职，在今人眼里都是正经八百的武官，按照今人的刻板映像那都是掌了军就要造反的人物——更何况其中的乌重胤，干脆是叛镇昭义出身。但唐政府仍用他们历任各种节度使，各种待遇与后世刻板认为的文官李德裕、李吉甫之流别无二致，王赓武先生由此强调了他将乌重胤分类为“中央指派”节度使的正确性，以及唐政府“中央指派”类节度使不分文武出身的情况。从中足可见唐人的反思，以及他们面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都是上述中央地方加强交流的事情，而非什么文官掌军。
宦官是中官。宦官出监军入中尉，和文官出节度入宰相没什么区别，都是在地方干军政，回来在南牙北牙治天下，故同属中央地方人才交流之类。
综上所述，在唐人的认知里，不存在文官、武官的区别，当官就是文武都管；防止安史之乱的办法，是加强中央地方人才交流，而不是虚构一种特殊的官员安插到地方；本题回答，由此而立。
最后，建议不学职官的人，不要看到老长一串官员结衔就觉得其中虚授的内容是没有意义的。唐中后期给节度使加检校官、八公、宰相职甚至弄出使相来，它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加官，强化了节度使之类的使职“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明确了这群地方官在中央政府内的待遇等级——包括京城的户口和政府赐的宅院。让这些地方统兵官，与后世认为的文官宰相，在朝廷的官僚制度内不存在字面上的区别。
这是什么，这是假装官员们还能出将入相啊！以上设计，还有将中央官作为节度使幕僚发放薪资标准的本官、努力将地方军权还给刺史总计三件事，是唐后期为了回到唐前期那种官员们文武皆通，地方上军权分散，中央里都是好人的努力成果。同时，这三件事也加深了节度使等使职体系内官僚对中央的认可，有力维护了唐政府的权威及统治秩序。它们和收间接税的财政三司使一起，构成了唐晚期皇帝龙椅的四条腿，使得大唐还能再苟一百年。
以上诸事，恐怕是这群没有文武分途概念的唐朝人，在自己的逻辑体系里能想到的最佳解题方法了。
莫以古人蠢，莫以今事套古人啊。
【奉狗管官】
读过的书：
《唐财政三司使研究》
《五代中国北方权力结构》王赓武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衰亡》
等等。
题主这个问题我怎么感觉因果和前提都是错的呢？
就因果性来说，天热了，空调销量增加了；所以我们如果强行限制空调的销售，就可以让天气凉快下来。是这个意思么？
文官掌节度，或者简单的说以文驭武，是中央政府有权威的标志，而不是中央政府有权威的原因。题主说的这个方法，唐德宗也不是没用过，有一点成效，然后还是成就在天子近臣上。
德宗两度削藩失败之后，开始「姑息」藩镇。但是德宗在姑息的同时，依然没有忘记削藩。具体表现为：虽然德宗不再「生除藩镇」，但是开始大量的往藩镇派遣宦官做监军。
监军的出现，改变了藩镇的权力结构。因为监军宦官代表朝廷的权威，隐然就和节度使形成了双头的体系。平常节度使健在的时候，监军一般很难与之争锋，但是一旦节度使身亡，节帅位悬空的时候，一个有能力的监军太监完全可以纵横捭阖，拉拢一批人，杀掉一批人，然后贯彻朝廷的旨意，以文臣作为新的节帅。而文臣本身和武将团体隔阂很深，很难弹压住这些武夫，所以上位之后也需要借助于监军太监的力量稳定形势。
在这个交接过程中，监军太监往往需要有一定能力，还需要杀伐果断。所以我们在史书中经常能看到德宗朝的宦官监军非常「跋扈」，擅杀地方大将等等。其实这些未尝不是为了唐朝朝廷的利益。宦官把这个锅背上了而已。
德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实质上把节帅的权力一分为三：节帅，监军太监和地方军将。要说这个方法倒也可以，只是对监军太监的个人素质要求很高，比如宪宗朝的大宦官俱文珍，在德宗朝就成功的把汴宋节度使从武将变成了文官。
汴宋节度使管理的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一带，一直是中原重镇，军将桀骜不驯。俱文珍在这样的地方监军，压力可想而知。
当时的的汴宋节度使刘玄佐把位子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刘士宁，刘士宁上台之后觉得不踏实，要清楚军中大佬李万荣，而俱文珍抓住这个矛盾，联合李万荣擒了刘士宁，让李万荣做了节度。
几个月后，李万荣受伤死去，李万荣也传位给自己的儿子李乃。李乃上台之后也是要杀军中大佬，这次杀成功了；不过又被俱文珍抓住机会，联合都虞侯邓惟恭把李乃赶下了台，然后上表请东都留守董晋来做宣武节度使。
董晋曾经参加过科举，供职翰林，是正经的文官。俱文珍这么几次神操作，妥妥的就把一个几乎要父子相传的武将节度使的职位，折腾变成了受中央派来的文臣直辖的地区。
不过德宗的这个方法要想成功，对监军太监的素质要求太高了。不过没有绝对实力，靠天下共主的大义名分，能做到这样也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应对的也本来就是对除了河朔之外，本来对中央就比较有向心力的藩镇。
可以说德宗虽然大面上在「姑息」，但是德宗的这些举措，还是多少的给自己的孙子，第三天子唐宪宗的元和中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节度使的实力，其实自德宗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并没有「不受控制」的发展。其实节度使的权力也在不断的下移，从节度使自己到军将，从军将到牙兵。而牙兵就已经是晚唐特色的「兵粹」了——牙兵的特点是注重经济利益，不看重长期政治利益。到懿宗、僖宗时代，节度使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内耗上，反而对中央更加的恭顺，更加的依赖中央赐予的旌节。如果没有外来的震荡，这个诡异的均衡，可能还可以继续维持下去。
与此同时，神策军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腐化下去。当年宪宗和武宗时代那威慑天下的秦甲也已经渐渐老去。因为神策军俸禄丰厚，很多市井无赖都想在里面占据名额，很多人都「虚隶军籍,不堪战阵」。所以在晚唐形成了一个比烂的诡异均衡——藩镇和神策军因为不同的原因战斗力同步下滑，倒也彼此相安无事。
真正打破均衡的是黄巢起义。黄巢对唐朝的毁灭性意义有三：
- 把唐朝的东南搅乱成一团，东南也成为了战区，减少了唐朝的收入；
- 暴露了朝廷和藩镇的虚弱，唐廷自己的嫡系军队不听调遣，也是自黄巢起义开始；
- 黄巢打入了长安，削弱了唐廷的统治基础，尤其是——成建制的消灭了神策军。
黄巢之乱，也导致了唐廷以文驭武的最终崩溃。在黄巢之乱之前，唐朝朝廷还能继续在东南维持一些文官节度，甚至于根本不设节度使，就用文官做观察使处理地方政务。后来黄巢乱起，唐廷统治力下降，各地军将纷纷驱逐这些文官，拥立武将。而这个时候的唐廷已经无力去思考「制衡藩镇」的问题了。即便任命宰相为节度使，半途都能让人给截杀包圆了。
而到了昭宗朝，唐廷连神策军都有失控的倾向。就连天子亲军的都将出去做了节度使，就能反过来压迫唐廷，这个时候除非宗室里面从一个天纵英才的亲王统军再次收服天下，否则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唐朝自建国以来就是文武不分的，尤其在初盛唐，而且建国战争与初唐外战过程中统兵出征的基本全部都是能文能武且出将入相的将星级武官，私以为，纯粹没有军事背景的文官[1]在唐朝几乎是摸不着兵权的。在建国战争及初唐外战过程中，武官掌军本来就是大唐能够开疆拓土的基本配置，所以在初盛唐，基本不存在文官掌军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至于节度使本身，其实就像西晋宗王一样，单个拿出来看不是啥大问题，只有节度使一人身兼军事（节度使营田使）、行政（采访使）大权以后，才能真正在一镇规模甚至数镇规模的地域，形成割据之势。所以，想要让节度使制度本身始终处于唐廷控制之下，就必须长期保持地方分权的态势，应对外敌入侵时短暂保持临时合权就行，像安禄山那样军权地跨三镇、事权长期统一，才是打破中央地方关系之平衡的核心症结之所在。如果从这个角度讲，武将掌军、文官掌政，事权分开、互不干涉，才是保持“开天之政”的关键，更是避免安史之乱的可能策略之一。
而且，景云至开元年间不断设置节度使驻边掌军的藩镇，本身就是唐廷为了应对边疆武装冲突而不得不推出的一套军事政策，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武周时期的边疆颓势，为开元之治的成型保驾护航过。即便安禄山的军权跨三镇，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契丹、奚二番的“东北冲击”，尤其一定程度上的必要性，这也是“纯粹文官”无法取代安禄山等边将的一大原因。奈何，“大规模利刃劲骑”既可以用来杀敌，也会在权力的平衡被打破后反噬手握利刃的皇权，安史之乱便是“利刃劲骑”的统率拥有了反噬中央的野心。
中晚唐常见的那种藩镇割据局面（或者说藩镇相制相维局面）的形成，正是在肃代二宗之间，也即平定安史之乱时产生的。此时在朔方军支持下重建的唐廷，不仅在河北中原、陇右河西分别与河北乱军、吐蕃大军两线作战，而且还需要时刻提防朔方军系统的做大，仆固怀恩之乱的根源便在于此。可以说，肃代二宗之时，唐廷哪方面的危机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还形成很多新问题，藩镇割据成为常态，便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当此之时，河朔地区都是安史乱军残将整编形成的割据型藩镇，中原地区则是为了应对河朔藩镇组建的防遏型藩镇，京西北地区则是为了防卫吐蕃拱卫京师而延续下来的边疆型藩镇。河朔藩镇自然轮不上鞭长莫及且自顾不暇的唐廷插手，中原藩镇和京西北藩镇如果真如题主所言，任用一个没有军事背景的文官，不仅未必服众，而且未必顶用，中原与京西北诸藩节帅的任用，就和唐玄宗任用安禄山一个道理，管用第一，为了有效遏制河朔、防御吐蕃，中原藩镇与京西北藩镇自然不可能任用“纯粹文官”。
另外，中晚唐之藩镇并非完全由节帅（节度使）做主，张国刚先生在其代表作《唐代藩镇研究》中曾对中晚唐之藩镇的社会基础做出过精彩分析，概言之：中晚唐藩镇之牙兵、亲兵、外军乃至支郡兵、县镇兵大多来自破产农民、无业游民、乱军兵痞，藩镇之兵力构成，本质上就是均田制&府兵制崩溃以后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职业雇佣兵，安史之乱以来，这些职业雇佣兵由边疆而中原，遍布河朔、京西北、中原、剑南山南，代表各镇雇佣兵利益的押衙、都兵马使等管内中高阶将官，也在一定程度上主宰着藩镇的内政。
那么，即便唐廷能够通过指派中央文官系统内毫无军事背景的所谓“文官”担任节帅掌管各镇，妥妥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未必能够压服这些长期从事职业雇佣军的骄兵悍将。返观节帅易主时，新帅之所以能够压服牙兵，都需要依靠一些或软或硬或软硬兼施的非常规手段，比如：一起酒肉歌舞、分赏大笔财产、果断杀伐清算，这些旧式军队中的“军旅传统”可能才是新帅笼络兵将的必备策略，完全不是一个毫无军事背景的所谓“文官”，能够玩得转的。
即便题主所谓“文官”并不是指“纯粹没有军事背景的文职官员”，而是指来自中央官僚系统的派员，也仍旧需要面对“牙兵抵制”这一老大难问题。即便这位中央派员曾经有过在神策军做官的经历，也未必能够让所赴藩镇之牙兵乐意接受，毕竟你新帅带来的这些个亲兵，势必要占用一定比例的藩镇赋税，那么原有牙兵的利益就会受损。如果是一位执行中央削减兵员政策的中央派员，那牙兵们就更会为了保住既得利益而怒起抵制了。如果这位中央派员，既不带自己的亲兵，也不削减强藩兵员，那中央派员还有什么意义？事实上，就有不少中央派来的节帅，与牙兵一起跟唐廷对着干的。
@司马懿 提到了一例俱文珍左右汴宋节度使之位的事例，概括起来，就是宦官监军与牙兵联通干预节帅继任，本质上也并非文官掌军，而是宦官监军制度在控制节度使的表现。换言之，俱文珍的案例纯粹就是唐朝皇帝把宦官废立自己的恶梦，通过监军院安插到了藩镇节帅头上，如果监军宦官像俱文珍那样有足够的手腕的话，完全可以实现中央皇权配合监军院控制节度使的作用。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宦官监军制度对于中晚唐节度使的制约，远比所谓“文官掌军”有效得多。
最后，必须廓清的一点是，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制度并未失控，肃代以降的唐廷其实已经从泥潭里爬了出来，虽然无法恢复安史之乱以前的至高皇权（未完成的中兴），但能够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脆弱平衡，至少局面是可以挣扎着控制住的。中央皇权派驻藩镇之监军院，藩镇方面派驻长安的进奏院，就是唐廷控制藩镇的那虽然脆弱却又略有韧性的“权力管道”。
参考
- ^ 由于唐朝中后期才逐渐发展出我们后世理解的文官，所以本文“文官”统一指代“纯粹没有军事背景的文职官员”
我带宋文官掌军动不动就催战督战浪战，军事跟着朝廷一起混乱，到宋末都解决不了。
文官掌军制度实际可靠也就是朙中后期的一系列经略巡抚整顿军务，然后就随着大朙爆炸完蛋了。到了带清变成了文官-旗人贵族随着朝廷满汉政策摇摆横跳。汉人放开就出年带将军，汉人收紧就上福康安。
哪怕到了现代，太平洋对面有个文官掌军的后宋国，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作战拉跨著称，不说跟大国对线，哪怕对小国也是输朝鲜，输越南，输古巴，输阿富汗，整天被伊朗骑脸输出。哪怕整天被乳的髪壬都没这么拉。
真要是带唐那个地缘恶劣程度（虽然也是自己作的）换上这种拉跨制度，那带宋就死娘胎里了（）
类似的话题
-
唐朝以文官掌军，能否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的历史问题。答案并非简单的“能”或“不能”，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总体来说，仅凭“文官掌军”这一点，很难彻底阻止节度使不受控制的发展，甚至可能因为缺乏军事经验和绝对权威，导致情况更加复杂化。为了详细阐述这一点，我们需要从............. -
唐朝以胖为美，这说法深入人心，但如果把“胖”理解成我们今天观念里的肥胖，那可能就有点偏差了。实际上，唐朝所推崇的“胖”，更多的是一种健康、丰腴、充满生命力的美感，是一种“体态丰满”而非病态的肥胖。首先，我们得明白唐朝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足，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
-
金庸武侠，唐朝，这两个词碰撞在一起，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那是一个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可以容纳无数传奇的舞台。想象一下，长安城，巍峨壮丽，紫禁城金碧辉煌，大明宫气势恢宏。城门内外，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各国使节穿梭其中。而在这繁华之下，涌动着一股更为隐秘而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武.............
-
唐朝是不是“异民族”王朝，这问题可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因为这背后牵扯到很多复杂的历史概念和对“民族”的理解。咱们得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说，才能说清楚。首先，咱们得说说唐朝的建立者——李唐皇室。这支家族确实有跟汉族以外的民族交往和融合的背景。他们的先祖在北方游牧民族活动频繁的地区生活过.............
-
唐朝之所以能拥抱李白这样的大诗人，绝非偶然，而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开放、自信、包容和富庶的综合产物。它就像一块沃土，不仅孕育了繁盛的经济和强大的军事，更滋养了璀璨的文化，而李白，正是这文化盛宴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首先，我们得聊聊唐朝的开放与自信。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且伟大的时期，它开创了前所未有.............
-
李白在唐朝吟诵诗歌时，用的自然是当时关中地区（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的方言。这几乎是毋庸置疑的，但要详细讲清楚“为什么”以及“具体是怎么样的”，这就需要我们穿越回那个遥远的年代，去细细探究一番。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唐朝的“普通话”和我们今天理解的“普通话”概念是不同的。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是以北京.............
-
唐朝的开放，并非我们今日理解的、人人可以自由出入国境的自由主义开放。唐朝的“开放”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烙印，它更多地体现在 经济、文化、思想的交流与融合 层面，以及 对外国人的相对包容和吸引力 上，而非公民个体的自由迁徙权。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何教科书会用“开放”来形容它，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内在的.............
-
宋朝人如何看待唐朝，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确实需要细细道来。不能简单地说怀念强大，也不能一概而论说不如宋朝。宋朝人对唐朝的态度，是复杂且多维度的，既有对唐朝辉煌成就的仰慕，也有对自身时代特点的自信，更有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仰慕与怀念：唐朝的“盛世”情结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宋朝人对唐朝，特别是“开元盛.............
-
唐朝，特别是武则天统治时期，是唐朝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阶段，其文官官职等级名称体系复杂且层层分明。理解这一体系需要从几个核心概念入手：品级、职、位、散官。 核心概念1. 品级（官阶）： 这是最基础的等级划分，以数字“一品”到“九品”来区分，每个品级又细分为正和从。品级直接决定了官员的薪俸、待遇和在朝.............
-
唐朝的首都，这可真是一个能让不少网友聊上半天的话题！“两京”网友的争论，其实也挺有道理的，因为唐朝确实对长安和洛阳都非常重视，它们都曾是京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简单来说，唐朝的首都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是长安，但洛阳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东都”角色，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咱们一个个来捋捋，这.............
-
唐朝人看待汉朝，就像我们今天看待唐朝一样，既有崇敬，也有批判，更有传承与超越的野心。他们不会简单地说“汉朝很好”或者“汉朝不好”，而是会从历史的维度，将汉朝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自身的优点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汲取养分，塑造自己的辉煌。一、 汉朝的“盛世”光环：学习的榜样与存在的基石首先，唐朝人对汉朝最.............
-
作为唐朝中晚期的皇帝，面对藩镇割据的严峻局面，我的首要目标是打破恶性循环，恢复中央集权，提前完成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结束分裂的任务。这绝非易事，需要深思熟虑、多管齐下、软硬兼施，并且需要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和耐心。以下是我将采取的具体办法，力求详细阐述：核心策略：围堵削弱，分化瓦解，经济先行，人才为.............
-
渤海国，这个建立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古老王朝，在历史上扮演着一个极为复杂且耐人寻味的政治角色。它既与强大的唐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独立性。要准确界定渤海国是唐朝的“地方政权”还是“独立性很强的国家（蕃属）”，需要我们深入剖析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以及渤海国自身的治理结构和.............
-
安史之乱，我乃睢阳张巡。此刻，叛军兵临城下，兵锋甚锐，然我守城将士，虽英勇，然粮草已尽，弹尽援绝，人心浮动。摆在我面前的，是三条路：一、投降叛军叛军首领安禄山，素有野心，然其麾下将领，亦有勇猛之辈，如尹子奇。若我张巡投降，或可保全一城百姓性命，免受屠戮之苦。然而，我身为大唐之臣，以忠君报国为己任。投.............
-
关于“日本”这个国名是否是唐朝所赐，以及我们能否继续称呼其为“倭寇”或“倭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涉及到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层面。关于“日本”国名的起源首先，我们需要澄清“日本”这个国名是如何被确立的。历史记载和学术研究普遍认为，“日本”并非唐朝“赐予”的国名，而是日本自身选择.............
-
唐朝的新年，可不是咱们现在手机扫码拜年、饺子外卖那么简单。那是一个仪式感十足、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尤其是在都城长安，那股子“年味儿”，简直能渗透进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年味儿”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安的年味儿，可不是等到大年初一才一下子上来的。大概从腊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开始，这座宏伟的帝都就开始进.............
-
咸亨元年，长安城内外依旧车水马龙，一片繁盛景象。然，一抹阴影却悄然笼罩。起初，只是坊间流传，说有奇病在身，咳嗽不止，发热不退，且病来如疾风，去亦迅雷。最先出现症状的，多是那些往来于各地商旅，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上跋涉的驼队，以及沿海港口停泊的船只上的水手。他们携带的，不只是远方的珍宝，还有这看不见的瘟神.............
-
关于“侠文化巅峰是否在唐朝”这个问题，如果从文学作品的描绘和历史记载的侧重点来看，唐朝确实呈现出一种令人瞩目的繁盛景象，但要断言是“巅峰”，或许还需更细致地审视。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唐朝在“侠”的土壤上滋养出了许多精彩的篇章。唐诗中，“侠”的意象层出不穷。李白的“侠客行”描绘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
关于唐朝皇帝是否是“胡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需要细致辨析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是”或“否”来回答。更准确的说法是：唐朝的皇室，特别是开国皇帝李渊及其子李世民，其祖先有胡人血统，但他们本身已高度汉化，并以汉人身份自居和统治。要详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 唐朝皇室的起源.............
-
唐朝的国都历来都是围绕着“长安”与“洛阳”这两个城市展开的，但两者在不同时期以及大唐统治者心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有着微妙的差异。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挖掘。长安，大唐的“正宫”与“心脏”首先，毫无疑问，长安是唐朝最主要、最核心的首都。 从唐朝建立伊始，太宗李世民便将长安定为国都，并且在此.............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百科问答小站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