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后期的节度使与东汉后期的州牧在职能上有何不同？
一、 职能的相似之处：
两者最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在特定区域内掌握了相对集中的权力，并对该区域的军事、民政乃至司法拥有显著的管辖权。 这种集权式的地方官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补充，但也潜藏着地方势力膨胀的风险。
具体来说，相似点体现在：
军事统帅权： 节度使和州牧都是其管辖区域内的最高军事长官。他们拥有招募、训练、指挥军队的权力。在东汉后期，州牧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刺史，成为一方的军事统帅。而唐朝设立节度使，更是直接赋予其在边境地区的军事统帅权。
行政管理权： 在其辖区内，节度使和州牧都对行政事务拥有较大的影响力。虽然理论上行政长官仍是刺史（或州刺史），但在节度使势力强大的地区，节度使往往会干预甚至直接掌握刺史的任命和任免。州牧在东汉时期更是集州刺史和军务于一身，直接负责本州的行政事务。
财政税收权： 节度使和州牧都掌握了在其管辖区域内征收赋税的权力。这使得他们拥有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为维持军队、发展地方以及日后反抗中央提供了物质保障。
司法与治安权： 在各自的辖区内，他们通常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治安管理权，能够处理地方的纠纷和维持秩序。
二、 职能的显著不同之处：
尽管存在上述相似性，但唐代中后期节度使和东汉后期州牧的职能差异，是理解当时政治生态的关键。这些差异主要源于：
1. 设立的背景和目的不同：
东汉后期州牧： 州牧的设立并非一开始就是制度化的集权地方官。最初，州牧是作为中央派往各州监察的“牧”（监督官），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刺史”。然而，随着东汉中央权威的衰落和黄巾起义的爆发，为了更有效地镇压叛乱和应对地方的动荡，中央政府开始赋予州牧更大的军事和行政权力，并允许其在本地招募军队。这种权力下放带有应急和“以强压乱”的色彩，并非长远制度设计。
唐代中后期节度使： 节度使的设立，其初衷是为了应对外部边境的威胁，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立了“节度使”，负责管理该地的军事、财政、屯田等事务，并授予其在当地的军政大权，以确保边疆的稳固。这种设立带有明确的“军务优先”和“边疆防御”的目的。
2. 权力的来源和性质不同：
东汉后期州牧： 州牧的权力更多是从中央政府的授权中获得的，并且是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危机下被动态赋予的。 虽然他们逐渐积累了地方实力，但其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中央政府的任命。然而，随着中央的衰弱，一些州牧开始拥兵自重，将中央的授权转化为自己的世袭权力，这是一种权力“自发”膨胀的过程。
唐代中后期节度使： 节度使的权力在制度层面就更具军事属性和地方自治色彩。 节度使不仅掌管军队，还负责该地的“度支”（财政），“营田”（屯田），甚至“监察”（即原刺史的职能）。尤其是在边疆地区，节度使拥有在当地招募军队、设置官吏、征收赋税、并享有“持节”（代表中央权威）的权力。安史之乱后，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扩张，许多节度使成为事实上的“藩镇”，拥有独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甚至出现世袭倾向。这种权力是一种“制度化”的扩张，但最终脱离了中央的有效控制。
3. 管辖的地域和范围不同：
东汉后期州牧： 州牧的管辖范围是“州”，这是行政区划单位。虽然州下辖郡，但州牧的权力已经覆盖了整个州的行政和军事。在后期，一些州牧甚至能够影响到邻近的州，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唐代中后期节度使： 节度使的管辖范围并非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划的“州”上。安史之乱后，为了方便军事指挥和应对边患，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立了“道”，然后将一个或多个州、郡合并成一个“节度使辖区”，被称为“藩镇”或“军镇”。这些辖区往往跨越了原有的行政界限，地理范围可能比一个州更大，也可能包含多个州。例如，平卢节度使就管辖了山东半岛的大片区域。
4. 对中央政府的制约和挑战不同：
东汉后期州牧： 虽然州牧的扩张削弱了中央权威，但其行为更多是以中央政权衰弱为背景下的地方诸侯割据的早期形式。 州牧的权力虽然很大，但尚未形成像唐朝节度使那样，在制度设计上就带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世袭色彩。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更多是由于中央无力控制地方，地方官阀趁机坐大，并非完全由州牧制度本身所固有的。
唐代中后期节度使： 节度使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在边疆地区，本身就赋予了其高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安史之乱后，节度使的权力进一步巩固，成为了唐朝中央政府难以撼动的威胁。节度使不仅是地方的军事首脑，更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王国。 他们拥有独立的财政（“使自己财政”），甚至可以直接干预朝廷的决策。这种“藩镇割据”的局面，是唐朝后期最主要的政治问题，直接导致了中央权力的架空和最终的灭亡。节度使的崛起，是在一个相对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被打破后，地方势力通过制度化的扩张形成的。
5. 军事与行政的结合程度不同：
东汉后期州牧： 州牧早期是作为军事监督者，后来才逐渐兼任军事统帅和行政长官。其行政职能更多是与军事活动相结合，服务于军事目标。
唐代中后期节度使： 节度使的职能是高度军事化，并将军事指挥权与地方行政、财政、司法的权力紧密结合。 节度使往往身兼数职，例如“节度使兼任观察使”、“节度使兼任防御使”等，使其在辖区内成为绝对的权力中心，军事力量成为其政治统治的基石。
总结来说：
| 特征 | 东汉后期州牧 | 唐代中后期节度使 |
| : | : | : |
| 设立背景 | 中央权威衰落，为镇压叛乱和应对地方动荡，应急性赋予 | 应对边疆威胁，维护边境安全，制度性设立 |
| 权力性质 | 中央授权的动态扩张，部分转化为地方割据的早期形式 | 制度性赋予的军政大权，安史之乱后进一步扩张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藩镇） |
| 管辖范围 | 行政区划的“州” | 跨越行政区划的“道”或几个州郡合并的“藩镇/军镇” |
| 核心职能 | 监察，逐渐演变为军事统帅和行政长官 | 军事统帅（军事、防御）、财政管理（度支）、地方行政（监察）、屯田等 军事行政财政一体化 |
| 对中央影响 | 地方割据的先声，中央无力控制地方 | 中央权力的架空，形成强大且独立的藩镇势力，严重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 |
| 军事属性 | 逐渐拥有招募军队的权力 | 本质上是军事统帅，拥有军队的绝对指挥权和建设权 |
可以说，东汉后期的州牧是中央集权制度在危机中瓦解，地方势力开始抬头的一个缩影。而唐代中后期的节度使，则是在一个曾经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由于边疆战略的需要而产生的制度性地方军事权力，并最终演变成了对中央集权制度的颠覆性挑战。节度使的权力在制度设计上就比州牧更为集中、更为军事化，并且在安史之乱后，其独立性和割据性也更为明显和持久。
网友意见
其实如果从理论（规章制度）上来说的话，州牧其实也是需要一堆“使职”来支撑自己的权限的：除开作为刺史本职的监察权之外，还需要来自将军号赐予的统军权，以及来自督军符节赐予的调兵权。这一系列权力结合起来，方才有州牧割据一方，乃至竞逐天下人的资本。
但另一方面，毕竟秦汉时期，帝国尚在草创阶段，来自上古三代的影响力依旧很是强大：首先是地方官员的权限，如太守、都尉、县令等，是要比后世的要大得多的。哪怕单单是刺史这个原本仅是监察地方的职事，也是具备开府的权力的：刺史事实上的前身之一，秦朝（或者说自祖龙即秦王位以来）于各郡设立的监御史，就具备开府的权力；刺史虽然一开始的品秩低于太守，征属辟吏的权力尚得以保留。更不用说伴随着东汉中后期对内镇压·对外征讨扩张，战事愈发频繁后，还给刺史赋予了将军号与督军符节，自然权限更是节节高。
此外，汉代以经学治国，还夹杂有谶纬，因而对统治阶级的不少人来说，所谓“上古三代的制度”（哪怕这只是战国时期学者的再构建），他们还是心生向往的。很典型的就是西汉后期对三公设置的讨论，包括将丞相、御史大夫改制为三司的大司徒·大司空（刘彻时期已改太尉为大司马），废东宫詹事，改以太子太傅、少傅辅佐东宫，还有王莽篡汉前夕，对三师（太师、太傅、太保）的“复置”等。
尤其是，要篡位的王莽、曹操、司马懿几个，更是需要通过复古来体现自身的政权合法性。于是再受命~王莽篡汉那波，除开上述对三司、三师的复古外，五等爵第一次得以系统性实施（先秦并不存在这样的系统），改史立牧（与三公平级）也得以第一次推行（只不过据考证，王莽实施的五等爵，实质是托古改制：名为分封，实际还是郡县那一套；当然如前文所说，其时郡县权力相当之大）。虽然刘秀光复了汉家江山，但同样如前文所说，对内对外战事的频繁，令刺史/州牧持有的权限不断地扩展。伴随着汉末天下大乱，【牧】这个字在这个时候，已经有着不输【公】的象征意义，相当于具备了逐鹿中原/谋朝篡位的资格了。
也因此司马家在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以后，必定要再度拆分州牧的民事·监察权（由刺史保留）与军事权（移交于都督），首先就不能再有【牧】这个如此具备蛊惑性的，与【天下人】属性挂钩的字眼存在了。不管司马家是如何用卑劣的手段篡夺皇位、吞食天地的，谁统一了都理所当然要这么做。至于之后是司马家是如何在宗室掌督军权的问题上玩脱的（至少前中期都不是因为分封的原因），就是另一回事了。而在之后漫长的战乱年代中，虽然说实际情况是不加将军号、持节督军的刺史毫无威望，但通常情况下也没人会被再度赋予【州牧】的名号。【州牧】也就成为了与【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一样，成为权臣（乃至篡位者）的标配。
@Chris Chou 已经指出州牧和节度使的区别，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东汉末年州牧改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州牧刺史并行。在汉末诸侯争霸的背景下，刺史和州牧都是一方诸侯，都可以参与逐鹿之争，以实际权力而言，二者没有本质区别。一州不会同时出现州牧和刺史（除非是不同势力任命的）。州牧有礼学光环加成，因此汉末诸侯都是从刺史迁为州牧，同时加将军号、使持节等称号。
州牧和刺史到底有什么区别？
《书经．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汉初遣丞相史分刺州，武帝改置刺史，察州，秩六百石。成帝更名牧，秩二千石。《汉官典仪》曰“刺史行郡国，省察政教，黜陟能不，断理冤狱”也
《后汉书刘焉传》：时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阴求为交址，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自东汉建武十八年州牧改刺史后，到刘焉改制之前，东汉一直施行的是刺史制度，相对于复古改制意义明显的州牧，刺史威望较为轻，而且从品秩上看，刺史品秩六百石，州牧二千石，东汉时期以刺史迁太守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法雄为青州刺史，在州四年，迁为南郡太守。改制后，黄琬和刘虞均以九卿领州牧重任，所谓“皆以本秩居职”，但需要注意的是此次改制并不是将所有的刺史都改为州牧，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也一直都是州牧刺史并行。董卓秉政的时候，外放了诸多名士担任刺史，韩馥为冀州刺史，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此时刘虞仍旧担任幽州牧，刘焉担任益州牧。
《许靖传》：灵帝崩，董卓秉政，以汉阳周毖为吏部尚书，与靖共谋议，进退天下之士，沙汰秽浊，显拔幽滞。进用颍川荀爽、韩融、陈纪等为公、卿、郡守，拜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东郡张邈为陈留太守，而迁靖巴郡太守，不就，补御史中丞。
《董卓传》：乃任吏部尚书汉阳周毖、侍中汝南伍琼、尚书郑公业、长史何颙等。以处士荀爽为司空。其染党锢者陈纪、韩融之徒，皆为列卿。幽滞之士，多所显拔。以尚书韩馥为冀州刺史，侍中刘岱为兖州刺史，陈留孔伷为豫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史书并未明确区分州牧和刺史，因此记载较为混乱，以韩馥为例，《许靖传》记载其为冀州牧，《董卓传》为冀州刺史，从刘岱和孔伷均为刺史的情况类推，韩馥为冀州刺史的可能性较大（可能此后从刺史进为州牧）。按照惯例，汉末诸侯都是从刺史迁为州牧，比如陶谦和刘表都是因为向长安朝廷遣使贡献，得以从刺史升迁为州牧，因此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史书记载有些诸侯一开始就是州牧，这可能是史书记载讹误。
《后汉书刘表传》：诏书以表为荆州刺史……（初平三年192）冬，表遣使奉贡。傕以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节，以为己援。《全三国文卷五十六》：即迁州牧，又迁安南将军，领州如故。
《陶谦传》：会徐州黄巾起，以谦为徐州剌史，击黄巾，破走之。董卓之乱，州郡起兵，天子都长安，四方断绝，（初平四年193）谦遣使间行致贡献，迁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
我们再以曹操为例，曹操究竟是何时拜为兖州牧的。初平三年，鲍信和万潜迎东郡太守曹操领兖州，和袁绍表曹操为兖州刺史实际上是一回事，得知刘岱战死后，袁绍以盟主的身份表曹操为兖州刺史。实际上长安朝廷反应也不慢，立即任命金尚为兖州刺史，而曹操在鲍信的帮助下以东郡太守的身份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占先机得以率先入主兖州。从关东诸侯长时间和关中朝廷对立的情况看，曹操的兖州刺史可能一直未被长安承认。在兴平二年曹操平定张邈叛乱后，长安正式承认其为兖州刺史，建安元年天子东迁后，任镇东将军之时方领兖州牧。
《武帝纪》：（初平三年192）信乃与州吏万潜等至东郡迎太祖领兗州牧。昭明文选为袁绍檄豫州注引谢承后汉书：袁绍以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公山为兖州，公山为黄巾所杀，乃以操为兖州刺史。
《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昔将金元休向兖州，甫诣封丘，为曹操逆所拒破，流离迸走，几至灭亡。《吕布传》注引《典略金尚传》：尚，献帝初为兖州刺史，东之郡，而太祖已临兖州。尚南依袁术。
《武帝纪》：（兴平二年195)秋八月，围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溃，超自杀。夷邈三族。邈诣袁术请救，为其众所杀，兗州平，遂东略陈地。是岁，长安乱，天子东迁，败于曹阳，渡河幸安邑。
《艺文类聚卷》：建安元年（196）敕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费亭侯故特进，显授上将，鈇钺之任，复食旧土，双金之宠，董统一州，委成之重，荣曜昭示，亦以优崇，投节效命，自百之秋也。又诏书拜镇东将军袭费亭侯曹操，业履忠贞，辅幹王室，顷遭凶暴，海内离析，操执义讨截黄巾，为国出命，夫禄以赏恭，罚以绌否，今以操为镇东将军，领兖州牧，袭父费亭侯嵩爵，并印绶符策。
三国时期，也是刺史州牧并行于世，刺史的例子已经有很多，不再复举，此处略举州牧的例子。
孙礼：徵拜少府，出为荆州刺史，迁冀州牧。
吕范：是岁改夷陵为西陵。诏扬州置牧，以丹杨太守吕范为扬州牧。
陆凯：孙皓立，迁镇西大将军，都督巴丘，领荆州牧，进封嘉兴侯。
藤修：广州部曲督郭马等为乱，皓以修宿有威惠，为岭表所伏，以为使持节、都督广州军事、镇南将军、广州牧以讨之。
卫瓘：泰始初，转征东将军，进爵为公，都督青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加征东大将军、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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