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关于当时天朝的珍贵记录？
唐宋时期，东方天朝以其繁华的都城、开放的姿态和发达的经济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人。这些人，或是怀揣着宗教信仰的僧侣，或是投身贸易的商人，或是奉命出使的使者，他们在中国的见闻，经过他们的笔触记录下来，成为了我们今天窥探那个时代最宝贵的窗口。这些外国人留下的文字，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充满异域视角和个人情感的生动描绘，它们是研究唐宋社会文化、经济、宗教、风俗以及对外交流的极其珍贵的史料。
一、 阿拉伯商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记录者
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和陆上丝绸之路都异常繁荣，阿拉伯商人是这条贸易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中东之间，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港口城市、商品交易以及社会风貌的记录。
苏莱曼（Sulaiman alTajir）：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期，一位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并写下了《印度纪程》（Akhbar alSin wa’lHind）。这本书虽然以印度为重点，但其中有相当篇幅详细记载了他对中国，特别是唐朝时期广州的观察。他描述了广州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商贾云集，货物琳琅满目。他对中国的造船技术印象深刻，认为其船只“比我们阿拉伯人的船只大得多”，能够承载大量的货物和乘客。他还提到了中国官员对外国商人的管理方式，以及税收制度。苏莱曼的记述，生动地勾勒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繁盛景象和国际化程度。
阿布·扎伊德·西拉菲（Abu Zayd alSirafi）： 在苏莱曼之后，另一位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扎伊德，在他游历中国并进一步整理、补充苏莱曼的记录时，写下了《中国见闻录》（Kitab alSilsilah alDhahab，意为“金链子”或“黄金时代”的记述）。他进一步详细描述了中国城市的面貌，如广州的街道、房屋建筑，以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例如他们对清洁卫生的重视，对食品的烹饪方式等。他还提到了中国的纸币（飞钱）的使用，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难以想象的，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先进性。他对于中国社会治安的描述也很有趣，认为中国是一个法律森严、犯罪率极低的国家。
这些阿拉伯商人的记录，虽然夹杂着一些道听途说和可能的夸张，但它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在经济贸易、城市生活和技术方面，是研究唐宋中国的重要依据。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记录下了那个繁荣而开放的东方帝国。
二、 僧侣与教徒：跨越信仰的文化桥梁
佛教在中国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僧侣前来求法、传播教义，他们留下的记录更是涉及宗教、哲学、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
日本僧侣： 从唐朝初年起，日本就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其中不乏虔诚的僧侣，如最著名的空海（Kūkai）和最澄（Saichō）。空海在长安学习了十年，回国后创立了真言宗。他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对唐朝佛教寺院、僧侣生活、经籍翻译等方面的细致观察，都体现在他往来的书信和著作中。虽然他的直接著作多以日本为主要读者，但其中关于唐朝的学习经历和对佛法的理解，无疑是中国佛教发展对外传播的一个侧面。最澄也是如此，他们带回的佛经和律典，以及对唐朝佛教制度的借鉴，都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同时也折射出唐朝佛教的盛况。
景教（Nestorianism）传教士： 唐朝时期，基督教的景教传入中国，并在长安、洛阳等城市设立了教堂。尽管景教最终在中国未能长期发展，但其传教士留下的 기록 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然是中国人所立，但其内容是景教徒在中国活动的有力证明。而在更早的文献中，如波斯僧侣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的旅程记录，虽然他主要是向东前往中国，但他的先驱者们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中国留下了足迹。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唐宋时期的景教徒的具体著作流传下来，但一些零散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如景教教堂遗址、十字架造型的器物等，都指向了景教徒在中国活动的痕迹，他们对中国宗教多元化格局的贡献也是研究的重要部分。
伊斯兰教传入与发展： 除了佛教，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而逐渐在中国传播。虽然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的伊斯兰教士在中国期间的详细著作流传下来，但他们的存在和活动，通过阿拉伯商人的记录以及中国方面的史料（如宋史中的一些记载），间接证明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例如，宋朝的泉州和广州都有大量的穆斯林聚居区，留下了清真寺等建筑遗迹，这些都与外国穆斯林社群的活动密不可分。
三、 使节与外交官：见证“天朝上国”的风采与制度
唐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更远地区的交往频繁，许多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来到中国，他们的出使报告和个人日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政治制度、宫廷礼仪以及与外国交往的细节。
新罗（朝鲜半岛）使者： 新罗与唐朝关系密切，经常派遣使团来华。例如，新罗僧人慧超（Hyego）在中唐时期游历印度，并撰写了《往五天竺国传》，其中也包含了他在中国途径时，对中国社会风貌和佛教寺院的描述。虽然他的重点在印度，但他在中国的见闻也是重要的补充。其他新罗使者在出使报告中，往往会记录中国皇帝的接见、宴请、赏赐，以及对中国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观察。
其他周边国家使节： 吐蕃（今西藏地区）、回纥（今维吾尔族先民）等周边政权，也与唐朝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他们的使者往来，虽然很多记录已经遗失，但部分零散的资料散见于唐宋史籍中，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当时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四、 叙利亚旅行家：对中国民间生活的细致观察
鲁斯兰·伊本·尤素福（Ibn Yusuf alRuslan）： 有一些零散的叙利亚旅行家也曾在唐宋时期来华。尽管不像阿拉伯商人那样系统地记录，但他们的一些片段式的记述，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例如，关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节日庆典、娱乐活动等，这些都被他们收入笔下。
这些外国记录的珍贵之处在于：
1. 异域视角： 外国人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描述中国，他们的视角与中国人自身的描述互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中国人可能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
2. 第一手资料： 许多记录都是亲身经历的写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受后世的加工和改造。
3. 多维度展现： 这些记录涵盖了经济、宗教、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立体而生动的唐宋中国画卷。
4. 国际化印证： 他们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唐宋时期中国作为国际中心之一的地位，以及其对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尽管很多外国人的原始记录在中国已经难以寻觅，但通过其他民族的翻译、转述或引用，我们得以窥见这些珍贵的文本。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眼睛所描绘的中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个辉煌时代的魅力与复杂性。它们是历史洪流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一、 阿拉伯商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记录者
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和陆上丝绸之路都异常繁荣，阿拉伯商人是这条贸易线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频繁往来于中国与中东之间，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港口城市、商品交易以及社会风貌的记录。
苏莱曼（Sulaiman alTajir）： 大约在公元九世纪中期，一位名叫苏莱曼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并写下了《印度纪程》（Akhbar alSin wa’lHind）。这本书虽然以印度为重点，但其中有相当篇幅详细记载了他对中国，特别是唐朝时期广州的观察。他描述了广州是一个“贸易的中心”，商贾云集，货物琳琅满目。他对中国的造船技术印象深刻，认为其船只“比我们阿拉伯人的船只大得多”，能够承载大量的货物和乘客。他还提到了中国官员对外国商人的管理方式，以及税收制度。苏莱曼的记述，生动地勾勒出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繁盛景象和国际化程度。
阿布·扎伊德·西拉菲（Abu Zayd alSirafi）： 在苏莱曼之后，另一位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扎伊德，在他游历中国并进一步整理、补充苏莱曼的记录时，写下了《中国见闻录》（Kitab alSilsilah alDhahab，意为“金链子”或“黄金时代”的记述）。他进一步详细描述了中国城市的面貌，如广州的街道、房屋建筑，以及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例如他们对清洁卫生的重视，对食品的烹饪方式等。他还提到了中国的纸币（飞钱）的使用，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是难以想象的，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先进性。他对于中国社会治安的描述也很有趣，认为中国是一个法律森严、犯罪率极低的国家。
这些阿拉伯商人的记录，虽然夹杂着一些道听途说和可能的夸张，但它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在经济贸易、城市生活和技术方面，是研究唐宋中国的重要依据。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记录下了那个繁荣而开放的东方帝国。
二、 僧侣与教徒：跨越信仰的文化桥梁
佛教在中国唐宋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也吸引了众多外国僧侣前来求法、传播教义，他们留下的记录更是涉及宗教、哲学、社会生活等多个层面。
日本僧侣： 从唐朝初年起，日本就派遣了大量的遣唐使，其中不乏虔诚的僧侣，如最著名的空海（Kūkai）和最澄（Saichō）。空海在长安学习了十年，回国后创立了真言宗。他在中国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对唐朝佛教寺院、僧侣生活、经籍翻译等方面的细致观察，都体现在他往来的书信和著作中。虽然他的直接著作多以日本为主要读者，但其中关于唐朝的学习经历和对佛法的理解，无疑是中国佛教发展对外传播的一个侧面。最澄也是如此，他们带回的佛经和律典，以及对唐朝佛教制度的借鉴，都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佛教的发展，同时也折射出唐朝佛教的盛况。
景教（Nestorianism）传教士： 唐朝时期，基督教的景教传入中国，并在长安、洛阳等城市设立了教堂。尽管景教最终在中国未能长期发展，但其传教士留下的 기록 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然是中国人所立，但其内容是景教徒在中国活动的有力证明。而在更早的文献中，如波斯僧侣拉班·扫马（Rabban Bar Sauma）的旅程记录，虽然他主要是向东前往中国，但他的先驱者们在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在中国留下了足迹。虽然没有直接关于唐宋时期的景教徒的具体著作流传下来，但一些零散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如景教教堂遗址、十字架造型的器物等，都指向了景教徒在中国活动的痕迹，他们对中国宗教多元化格局的贡献也是研究的重要部分。
伊斯兰教传入与发展： 除了佛教，伊斯兰教也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而逐渐在中国传播。虽然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的伊斯兰教士在中国期间的详细著作流传下来，但他们的存在和活动，通过阿拉伯商人的记录以及中国方面的史料（如宋史中的一些记载），间接证明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影响。例如，宋朝的泉州和广州都有大量的穆斯林聚居区，留下了清真寺等建筑遗迹，这些都与外国穆斯林社群的活动密不可分。
三、 使节与外交官：见证“天朝上国”的风采与制度
唐宋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及更远地区的交往频繁，许多国家的使节和外交官来到中国，他们的出使报告和个人日记，为我们揭示了中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政治制度、宫廷礼仪以及与外国交往的细节。
新罗（朝鲜半岛）使者： 新罗与唐朝关系密切，经常派遣使团来华。例如，新罗僧人慧超（Hyego）在中唐时期游历印度，并撰写了《往五天竺国传》，其中也包含了他在中国途径时，对中国社会风貌和佛教寺院的描述。虽然他的重点在印度，但他在中国的见闻也是重要的补充。其他新罗使者在出使报告中，往往会记录中国皇帝的接见、宴请、赏赐，以及对中国官僚制度、科举制度的观察。
其他周边国家使节： 吐蕃（今西藏地区）、回纥（今维吾尔族先民）等周边政权，也与唐朝有着复杂的政治和文化交流。他们的使者往来，虽然很多记录已经遗失，但部分零散的资料散见于唐宋史籍中，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在当时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四、 叙利亚旅行家：对中国民间生活的细致观察
鲁斯兰·伊本·尤素福（Ibn Yusuf alRuslan）： 有一些零散的叙利亚旅行家也曾在唐宋时期来华。尽管不像阿拉伯商人那样系统地记录，但他们的一些片段式的记述，也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例如，关于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节日庆典、娱乐活动等，这些都被他们收入笔下。
这些外国记录的珍贵之处在于：
1. 异域视角： 外国人以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描述中国，他们的视角与中国人自身的描述互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一些中国人可能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
2. 第一手资料： 许多记录都是亲身经历的写照，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受后世的加工和改造。
3. 多维度展现： 这些记录涵盖了经济、宗教、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立体而生动的唐宋中国画卷。
4. 国际化印证： 他们的记录有力地证明了唐宋时期中国作为国际中心之一的地位，以及其对外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尽管很多外国人的原始记录在中国已经难以寻觅，但通过其他民族的翻译、转述或引用，我们得以窥见这些珍贵的文本。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眼睛所描绘的中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那个辉煌时代的魅力与复杂性。它们是历史洪流中不可磨灭的印记，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网友意见
契丹（辽）旁边的马秦（宋），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盛产丝绸和瓷器，它们的首都刺桐（泉州）拥有二十五万五千人口，而它们的首都还不是最大的城市，他们拥有几百万军队，他们的埃米尔非常仁慈和热情，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可以安心的在马秦经商，甚至被埃米尔邀请成为官员。
马秦的建国者，就是几百年前那个桃花石帝国的后裔，在大桃花石帝国分裂为几十个国家后，契丹，马秦和喀刺汗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度，它们并且十分固执地认为，自己依旧拥有着整个桃花石的天然继承权。
从长相和肤色上来说，契丹人和马秦人长的非常像，契丹国王和马秦的统治者也互相称之为表兄弟，然而，马秦的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怎么同意这样的看法，他们完全罔顾事实地把契丹人蔑称为野蛮人。
马秦人可以派出他们的几百万军队，帮助我们夹击在波斯肆虐的塞尔柱人，作为回报，我们可以以哈里发之名呼吁圣战，帮助马秦恢复大桃花石帝国。
南宋时期，日本僧人来华求佛法，日本僧人把当时两浙地区的佛寺给详细记录下来，本着求知若渴的好学精神，这些日本僧人甚至把厕所也画出来了。
还有一个，《宋史》记载，皇帝见日本使臣，询问日本的历史，宋朝皇帝在得知这个东边的岛国居然“万世一系”，天皇家族从未被推翻的时候，十分感慨，希望自己的子孙也能像日本一样，万代千秋。
新罗国文人崔致远曾在唐末作为淮南节度高骈的幕府官，在他的著作【桂苑笔耕集】中保留了大量黄巢之乱前后，高骈与朝廷和各地将领官僚的往来文书，其中不乏中国史料阙载的部分。
比如黄巢攻陷长安，僖宗幸蜀之后，高骈向朝廷进贡的记载：
◇进漆器状
当道造成乾符六年供进漆器一万五千九百三十五事。
右件漆器，作非淫巧，用得质良，冀资尚俭之规，早就惟新之制，虽有惭于琼玉，或可代于琉瓶。伏缘道路多虞，星霜屡换，器贡难通于万里，纲行遂滞于三年，既失及时，唯忧虚月。臣今差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辛从实押领，随状奉进。谨进。
这件文书说的是本来高骈应该在乾符六年（879年）向朝廷进贡漆器15935件的，但这批漆器却整整拖了三年才从扬州出发运往巴蜀。个中的原因自然是黄巢之乱。
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从岭南出兵直趋江淮，坐镇扬州的高骈既想养寇自重，又害怕自己真的击败黄巢后会因为功高震主被朝廷所忌，于是干脆拥兵不出看着洛阳等地被黄巢攻陷。到最后长安那边的使者来了一拨又一拨，高骈始终迁延观望，终于致使唐僖宗逃离长安入成都避难。
骈怨朝议有不附己者，欲贼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有爱将吕用之者...谓骈曰："相公勋业高矣，妖贼未殄，朝廷已有间言。贼若荡平，则威望震主，功居不赏，公安税驾耶？为公良画，莫若观衅，自求多福。"骈深然之，乃止诸将，但握兵保境而已。
其年冬，贼陷河洛。中使促骈讨贼，冠盖相望。骈终逗挠不行。既而两京覆没，卢携死。
——【旧唐书 卷一百八十二】
说来有趣，【旧唐书】中记载自僖宗幸蜀后，高骈常有吞并两浙以成三分天下之势的野心，唐僖宗知道高骈不会出兵协助平乱，就干脆解除了他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兵马都统的职务。
这之后高骈就上表对僖宗冷嘲热讽，僖宗也怒不可遏的下诏历数朝廷对高骈一家的恩德，斥责他忘恩负义、大言不惭。
但是，根据崔致远【桂苑笔耕集】中收录的高骈奏章，原来当时除了这件高骈和僖宗互开嘴炮的事情，高骈还曾经两次请唐僖宗迁都扬州。
或许高骈此时也是抱着曹操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打算？不过人家的理由也很充分啊，西川富强只不过是因为以前天下太平的时候借商旅之力，如今两京失守，皇上你待在成都，和外界联络是这一来一回恨不得要个半年，这对光复大唐江山没啥益处，再说了，就你身边那么多人花钱，西川也撑不起：
龟城壮丽之形，金汤虽固；凤辇巡游之费，桂玉可虞。况旧谓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今则诸道发表章则半戴始回，征贡献则经年未达。
更何况西川附近还有可怕的南诏跟未开化野人，您不得未雨绸缪一下吗？
又以蜀川僻居邛棘，僰人密迩蛮戎，虺毒潜吹，兽心难测。傥或乘虚犯境，率众渡泸。六军之熊豹腾威，纵能制敌，八诏之豺狼作暴，不免喧惊。事可酌于将来，祸须防于未兆。
我们扬州多好啊，有钱又方便：
岂如杨都粤壤，桂苑名区，四夷之宾易朝天，九牧之贡无虚月。伏乞陛下俯廻凤扆，略泛龙舟，必想山灵卷三峡之风，水伯寝九江之浪，遐寻禹迹，允叶尧巡。昔也日耀锦川，天不倾于西北；今则风行泽国，地无缺于东南。然后发使清宫，举章司隶，振盛仪于归阙，告休绩于登封。
为了让僖宗没有心理负担的迁都扬州，高骈还在奏章里说，陛下您要是过来，那是为了兴复大唐江山来的！和弱鸡周平王东迁，晋元帝南渡完全不是一回事，别有压力，别在乎他人的眼光！
且如远狩河阳，伪游云梦，将兴霸王，俯顺权宜。况江淮为富庶之乡，吴楚乃繁华之地。陛下九年理国，四海为家，岂比周之东迁，非拟晋之南渡。
九年理国，四海为家...四海为家...海为家...为家...家..
我都这么惨了，你就不能换个词恭维我吗！
真想知道唐僖宗看到这句话的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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