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李世民、李治时期的唐朝不能称之为盛唐，李隆基开元时期的唐朝可以称之为盛唐？
您提出的问题非常好，它触及了唐朝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和评价标准。简单来说，李世民（唐太宗）和李治（唐高宗）时期虽然是唐朝发展的重要奠基期，但与李隆基（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相比，在许多方面尚有差距，因此后者更符合“盛唐”的定义。
下面我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原因：
一、 李世民（唐太宗）和李治（唐高宗）时期：奠定基础，但未臻顶峰
1. 李世民时期（贞观之治）：
巨大成就： 贞观之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李世民通过一系列英明的改革，例如三省六部制的完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被尊为“天可汗”）、法制建设（《唐律疏议》）等，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政治上，官员选拔更加公正，政治清明；文化上，兼容并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为何不能称为“盛唐”？
国家体量与影响力相对较小： 虽然唐朝在贞观时期已经很强大，但与后来的开元盛世相比，其疆域、人口和对外影响力仍有提升空间。例如，虽然与东突厥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对西域的控制尚未完全稳固。
制度的完善与实践： 许多重要的制度在贞观时期开始建立和完善，但其长远效用和深度实践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例如，均田制在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压力下，其有效性会逐渐下降。
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 虽然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其增长势头和整体规模与开元时期相比仍有差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著的，但尚未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极致。
对外关系上的挑战： 尽管李世民对外威名远播，但与吐蕃、新罗等新兴强国的关系仍在发展和巩固中，而非完全处于压倒性优势。
2. 李治时期（永徽之治、高宗后期）：
承前启后，但挑战渐显： 李治继承了李世民打下的江山，并且在“永徽之治”时期，国家继续保持了繁荣。在他统治后期，唐朝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通过对西突厥、高句丽的征服，确立了其在东亚的绝对霸权。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也曾为国效力。
为何不能称为“盛唐”？
武则天干政的影响： 尽管李治本人并非昏君，但他晚年身体欠佳，政治权力逐渐转移到武则天手中。武则天以其果断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家运转，甚至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如科举制度的完善）。然而，权力过度集中于女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和对权力的渴望，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与“盛唐”所代表的清明、稳定存在一定的差异。
边患的出现与发展： 尽管唐朝疆域辽阔，但其边疆的稳定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吐蕃的长期拉锯战在后期愈发激烈，这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民力。
制度的隐患：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人口增长和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过度的对外扩张和军事消耗： 虽然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特别是对高句丽的多次战争，以及在西域与吐蕃的持续对抗，也给国家财政和兵力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种扩张是以一定程度的民力消耗为代价的，尚未达到一种可持续的、全面繁荣的顶峰。
二、 李隆基（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唐朝的巅峰
开元时期之所以能被称为“盛唐”，是因为其在国家综合实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多个维度都达到了唐朝的顶峰，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高峰。
政治清明，励精图治：
任用贤能： 李隆基前期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他成功地清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政治势力，稳定了政局。他任用了姚崇、宋璟、张嘉贞等一批有才能、有操守的宰相，他们为国家的治理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改革制度： 延续并完善了前朝的制度，特别是改革了官僚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 例如，他重视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财政管理，确保了国家财政的充裕。
整顿吏治： 姚崇、宋璟等宰相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腐，选拔贤才，使得政府机构运转高效，官员素质普遍较高。
经济空前繁荣：
农业生产的高峰： 均田制和租庸调在开元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上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农具等措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史书记载，此时“稻麦再熟，岁收丰登”。
手工业和商业的极盛： 丝织、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精湛，产量巨大，产品远销海外。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丝绸之路的畅通更是带来了巨额财富。
财政充裕：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国家财政的极大充裕，“储蓄充盈，未闻有乏”。 这为唐朝推行各项政策和应对外部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事强大，疆域辽阔：
边防巩固与对外扩张： 唐朝在边防上采取“羁縻”和军事压制相结合的策略。开元时期，唐朝的疆域达到了顶峰，北至漠北，西达中亚，南抵越南北部，东至朝鲜半岛北部。 对东突厥、契丹、突骑施等民族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军事行动，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和中亚的绝对主导地位。
府兵制的优化与募兵制的兴起： 府兵制虽然在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外战争频繁和士兵职业化需求下，唐朝开始更多地依赖募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文化昌盛，兼容并包：
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开元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涌现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一大批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
教育和学术的繁荣： 科举制度在开元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为有才华的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国子监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扩大，学术研究活跃，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史学、文学、艺术著作。
国际文化交流的顶峰： 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吸引了大量外国使节、商人、僧侣、学者来到中国，带来了各种文化、宗教和技术。佛教、道教等得到发展，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得以传播。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会，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
人民生活相对安乐：
虽然不如后来的“盛唐”那样被极端描述（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多是对贞观的赞誉，开元时期虽然繁荣，但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但开元盛世时期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相对安定，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租庸调的负担相对较轻，农业生产的保障也为民众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总结：
将李世民、李治时期与李隆基开元时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李世民时期： 是唐朝建立和发展的奠基期，为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特点是政治清明、恢复经济、民族团结，但国家体量和对外影响力尚未达到巅峰。
李治时期： 承接了贞观的繁荣，并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疆域空前辽阔。但后期受武则天干政影响，以及边患的加剧，使其整体稳定性与巅峰状态存在一定距离。
李隆基开元时期： 是唐朝国力的鼎盛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盛唐”。其特点是政治稳定高效、经济繁荣昌盛、文化灿烂辉煌、国家影响力巨大。
因此，从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李世民和李治时期是“孕育盛唐”的时代，而李隆基的开元时期则是“盛唐”的最高体现。一个王朝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代君王的努力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达到一个历史高峰。
下面我将从多个角度详细阐述原因：
一、 李世民（唐太宗）和李治（唐高宗）时期：奠定基础，但未臻顶峰
1. 李世民时期（贞观之治）：
巨大成就： 贞观之治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时期。李世民通过一系列英明的改革，例如三省六部制的完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被尊为“天可汗”）、法制建设（《唐律疏议》）等，为唐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济上，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政治上，官员选拔更加公正，政治清明；文化上，兼容并包，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
为何不能称为“盛唐”？
国家体量与影响力相对较小： 虽然唐朝在贞观时期已经很强大，但与后来的开元盛世相比，其疆域、人口和对外影响力仍有提升空间。例如，虽然与东突厥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对西域的控制尚未完全稳固。
制度的完善与实践： 许多重要的制度在贞观时期开始建立和完善，但其长远效用和深度实践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例如，均田制在人口增长和土地兼并的压力下，其有效性会逐渐下降。
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 虽然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其增长势头和整体规模与开元时期相比仍有差距。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显著的，但尚未达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极致。
对外关系上的挑战： 尽管李世民对外威名远播，但与吐蕃、新罗等新兴强国的关系仍在发展和巩固中，而非完全处于压倒性优势。
2. 李治时期（永徽之治、高宗后期）：
承前启后，但挑战渐显： 李治继承了李世民打下的江山，并且在“永徽之治”时期，国家继续保持了繁荣。在他统治后期，唐朝的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特别是通过对西突厥、高句丽的征服，确立了其在东亚的绝对霸权。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等也曾为国效力。
为何不能称为“盛唐”？
武则天干政的影响： 尽管李治本人并非昏君，但他晚年身体欠佳，政治权力逐渐转移到武则天手中。武则天以其果断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国家运转，甚至在某些方面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如科举制度的完善）。然而，权力过度集中于女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斗争和对权力的渴望，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治氛围与“盛唐”所代表的清明、稳定存在一定的差异。
边患的出现与发展： 尽管唐朝疆域辽阔，但其边疆的稳定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与吐蕃的长期拉锯战在后期愈发激烈，这消耗了大量的国力和民力。
制度的隐患：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在人口增长和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已经开始出现裂痕，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过度的对外扩张和军事消耗： 虽然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特别是对高句丽的多次战争，以及在西域与吐蕃的持续对抗，也给国家财政和兵力带来了沉重负担，这种扩张是以一定程度的民力消耗为代价的，尚未达到一种可持续的、全面繁荣的顶峰。
二、 李隆基（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唐朝的巅峰
开元时期之所以能被称为“盛唐”，是因为其在国家综合实力、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及国际影响力等多个维度都达到了唐朝的顶峰，甚至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高峰。
政治清明，励精图治：
任用贤能： 李隆基前期展现出高度的政治智慧，他成功地清除了韦后、太平公主等政治势力，稳定了政局。他任用了姚崇、宋璟、张嘉贞等一批有才能、有操守的宰相，他们为国家的治理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改革制度： 延续并完善了前朝的制度，特别是改革了官僚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 例如，他重视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的财政管理，确保了国家财政的充裕。
整顿吏治： 姚崇、宋璟等宰相大力整顿吏治，打击贪腐，选拔贤才，使得政府机构运转高效，官员素质普遍较高。
经济空前繁荣：
农业生产的高峰： 均田制和租庸调在开元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加上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农具等措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据史书记载，此时“稻麦再熟，岁收丰登”。
手工业和商业的极盛： 丝织、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精湛，产量巨大，产品远销海外。长安和洛阳成为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丝绸之路的畅通更是带来了巨额财富。
财政充裕： 经济的繁荣带来了国家财政的极大充裕，“储蓄充盈，未闻有乏”。 这为唐朝推行各项政策和应对外部挑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事强大，疆域辽阔：
边防巩固与对外扩张： 唐朝在边防上采取“羁縻”和军事压制相结合的策略。开元时期，唐朝的疆域达到了顶峰，北至漠北，西达中亚，南抵越南北部，东至朝鲜半岛北部。 对东突厥、契丹、突骑施等民族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军事行动，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和中亚的绝对主导地位。
府兵制的优化与募兵制的兴起： 府兵制虽然在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外战争频繁和士兵职业化需求下，唐朝开始更多地依赖募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文化昌盛，兼容并包：
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 开元时期是中国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涌现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一大批伟大的诗人，他们的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
教育和学术的繁荣： 科举制度在开元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为有才华的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国子监等教育机构的规模扩大，学术研究活跃，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史学、文学、艺术著作。
国际文化交流的顶峰： 唐朝以其开放包容的态度，吸引了大量外国使节、商人、僧侣、学者来到中国，带来了各种文化、宗教和技术。佛教、道教等得到发展，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也得以传播。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都会，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十字路口。
人民生活相对安乐：
虽然不如后来的“盛唐”那样被极端描述（如“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多是对贞观的赞誉，开元时期虽然繁荣，但也存在一些社会问题），但开元盛世时期的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社会相对安定，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租庸调的负担相对较轻，农业生产的保障也为民众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来源。
总结：
将李世民、李治时期与李隆基开元时期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李世民时期： 是唐朝建立和发展的奠基期，为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特点是政治清明、恢复经济、民族团结，但国家体量和对外影响力尚未达到巅峰。
李治时期： 承接了贞观的繁荣，并在对外扩张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疆域空前辽阔。但后期受武则天干政影响，以及边患的加剧，使其整体稳定性与巅峰状态存在一定距离。
李隆基开元时期： 是唐朝国力的鼎盛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名副其实的“盛唐”。其特点是政治稳定高效、经济繁荣昌盛、文化灿烂辉煌、国家影响力巨大。
因此，从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的进程来看，李世民和李治时期是“孕育盛唐”的时代，而李隆基的开元时期则是“盛唐”的最高体现。一个王朝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几代君王的努力和制度的不断完善，最终达到一个历史高峰。
网友意见
因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时期划分本来就不是按照国力，政绩，经济，军事等方面来评的，是按照“唐诗”的分期来划分的。
唐诗的这种时期划分又与唐朝的各个历史时期发展趋势十分吻合，故被大众承认并运用于唐朝历史时期划分中。
品唐诗者向分初唐（景云以前）、盛唐、中唐、晚唐四期，本无划然之年限。初唐略见前节，今只就末三期摘出其较著之人物[1]。
盛唐之诗，陵跨三唐，而李、杜齐名，又盛唐之霸主也。
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句绝句等制， 莫不兴于始， 成于中，流于变， 而陊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 文词理致，各有品格高下之不同。略而言之， 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详而分之， 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 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 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远， 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宿老，沈、宋之新声， 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 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 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 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 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序事，务在分明， 与夫李贺、卢全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 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 他若刘沧、马戴、李频、李群玉辈， 尚能黾勉气格，特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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