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后期宦官和皇帝之间的制衡关系是怎样的？

对唐朝中后期最大误解之一，便是以为宦官当真可以杀戮皇帝、废立天子，为所欲为。

对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历史教科书一略而过，各种历史科普读物，则着重于从李家皇帝的立场，去描述他们如何苦心孤诣，小心筹谋，去对付一个接一个的大宦官，因此也令太多人有类似的误会。

事实上，唐朝中后期，宦官集团之所以位高权重，首先是因为他们掌握了神策军这一朝廷中枢武力。

“安史之乱”后，在藩镇割据、骄兵横行的现实下，如果没有一支兵力充足的禁军作支撑，来拱卫京畿，威慑四方，那么朝廷中枢的权威是荡然无存的。大唐天子想要保证自己不至于沦为东周天子，这支禁军就是最大的底牌。

而唐朝皇帝之所以会将掌管十几万中枢禁军的军事大权交给宦官，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武将的忠心已再难被皇帝信任，而文官大臣的能力和威信，被多次证明不足以统军，一样也会尸位素餐，中饱私囊，甚至闹出“泾原兵变”这样的重大叛乱时，禁军竟无兵可用的缘故。

因此，当乱事平定后，唐德宗李适才痛定思痛，不再反覆，最终确定了以宦官掌管禁军的制度。

同时，为了让宦官们不能一家独大，反过来威胁皇权，唐德宗先是于贞元二年，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分别设置左右神策军大将军二人，左右神策军统军二人，贞元十二年，又增设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因为是直接掌握军权的要职，反过来架空了大将军和统军。

唐宪宗元和年间，为着平定叛乱藩镇的用兵需要，又将此前亲信宦官代表皇帝去执掌军机枢密的差遣，加以制度化，确立了宦官担任枢密使的制度，让宦官得以“承受表奏、出纳帝命”，逐渐参与到中枢政务。主政的左右枢密使，和主军的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便被成为宦官集团的“四贵”，更经历数十年演化后，成为了能稳定传承的既得利益集团。

在这种权力架构下，皇帝要除掉具体某个当权宦官，是并不困难的，有一群觊觎他位置的其他宦官，会主动甘为皇帝的手中之刀。但若是皇帝想废弃整个宦官执掌禁军、参与枢机要务的制度，便意味着要和整个宦官集团、也包括已经被宦官集团极度渗透、遍布党羽的神策军将士们，去作一番生死之战。

而且，即使能够成功铲除了宦官集团，大唐朝廷还是不可以没有禁军，否则便定是各方如狼似虎藩镇的口中之餐。看看泾原兵变，不过区区5000乱军，一个久被闲置的客将朱泚，一旦起事，竟能将大唐天子逼到仓皇出逃，皇族宗亲惨遭荼毒，朝廷威信扫地的地步。

而若要禁军战斗力强大，武将信不过，文官靠不住，最终还是只能用宦官来领军……

正因既投鼠忌器，又得不偿失，所以即使是唐宪宗、唐武宗、唐宣宗，这些论个人能力和雄心抱负都堪称英明雄主的皇帝，固然一方面会限制宦官、分化宦官，但同时也不得不信用宦官。对他们而言，政事堂一众宰相和朝堂众多文臣，这些南衙的“外臣”，也未必就比自己朝夕相处的亲信宦官们这种“内臣”，更值得信任了。

同样，正因为宦官集团已经成为足以和外朝的文臣士大夫相抗衡的强大政治集团，身在内廷又对皇权“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自然也会成为那些觊觎皇位的皇子亲王、后宫嫔妃们所竭力拉拢的盟友。这才是中晚唐时期，宦官集团屡屡参与到宫廷政变，并扮演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

当权的大宦官其实往往都是在任皇帝的亲信，在不损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前提下，本身的忠诚相对可靠，而热衷于投身这种和皇族勾结的宫廷政变的，甚至胆敢铤而走险，弑帝屠王的，同样也是一群希望登上权力巅峰的中下级宦官。这才是所谓「晚唐宦官废杀天子」的事实真相。

事实上，根据正史记载，确实死于宦官之手的唐朝皇帝，有唐宪宗、唐敬宗两人，而暗杀他们的并非是他们所宠信的、大权在握的高级宦官，相反，则是立场与之对立、意图通过弑君，达到飞黄腾达目的无权低级宦官。

按唐宣宗即位后的官方结论，是时为皇太子的唐穆宗和其母郭贵妃，策划了弑杀唐宪宗的宫廷政变，直接动手的宦官仅仅是受其指使。

至于唐顺宗之死，就算其死因当真是被史书掩藏，实为被逼退位后遇害，那么同样也请他好儿子唐宪宗负责。这就如明英宗夺门之变后，令太监蒋安动手，勒死明代宗一样。

谁都知道，高力士在马嵬坡奉命勒死杨玉环，绝不等于是说，唐朝宦官集团在唐玄宗时就已权势滔天，竟可以杀害贵妃，而只是秉承了李隆基的旨意。

因此，唐顺宗和唐宪宗之死，本质上也是亲子弑父，报应不爽，动手的宦官只是新皇帝的杀人之刀罢了。

唐敬宗这个顽童，倒算是真正意义上被宦官弑杀的。而刺杀他的是整天被他凌辱、不堪受虐的低级宦官，当时真正执掌军政大权的王守澄大将军，表示自己背不起这个锅。这就如一群宫女因为不堪虐待，铤而走险刺杀嘉靖帝一案，如果她们侥幸成功，难道就能因此说，是“明朝宫女权力何等之大，竟能杀戮天子”不成？

所以，很多人往往人云亦云的「唐朝宦官如何权势滔天，竟可以废杀天子，皇帝为其傀儡」，同样仅仅是对历史的误读。宦官集团首脑所谓的“扶立天子”，以李唐天子为门生，自己为定策国老的风光，同样是在那些一心想当天子的亲王或皇子为主导，充当其皇权交接时的政治盟友罢了，

如唐宪宗逼唐顺宗退位、唐穆宗母子谋杀唐宪宗夺位、唐敬宗被杀后唐文宗即位、唐文宗死后唐武宗即位、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即位……皆是新帝和宦官集团勾结的结果。

李唐皇帝和宦官集团的最大一场冲突“甘露之变”，实为唐文宗只会死读《贞观政要》，完全不懂朝堂平衡之道，竟意图将宦官集团和士大夫朋党一网打尽，恢复唐朝前期皇帝的威福自传之权，却全然不计后果。

因此，他依靠李训、郑注两个并不得人心的幸进官员去夺权，先将当时朝中的牛、李二党尽皆贬斥，然后意图以一场大规模的杀戮，来肉体清洗宦官集团，在失败后又颓废丧气，称自己不如周赧王、汉献帝云云。

当唐文宗的政治冒险失败后，宦官集团虽然迅猛反扑，软禁天子，杀尽朝中李训、郑注党徒，进而得寸进尺，欲杀戮异己，从此独占朝堂大权。

然而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为首的外镇各大强藩纷纷上表，声讨其罪，因此宦官集团亦畏惧其势，被迫收敛，牛、李两党的高级官僚回朝执政，于是达成“南衙北司”新的平衡。

因此，即使是对这个已经彻底撕破脸的唐文宗，宦官集团亦不敢杀之、不能废之，还得让他如常上朝听政，只能待其病重时，才成功矫诏，更立储君唐武宗，抢回新一轮的“拥立”之功。

事实上，在中晚唐的百余年时间里，

正因为众多藩镇的存在，宦官们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但即使出外到各藩镇为监军时，权力却受到节度使们的监管与限制，因此对国家与百姓的实质危害性，亦远较明朝那种高度集权体制，掌权太监们在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

也正因为藩镇的强大军事压力，唐朝宦官集团虽然肯定并不忠于哪一个皇帝，对其真有身为“家奴”、甘愿被生杀予夺的自觉，但也不得不忠诚并竭力维护大唐王朝的社稷。只因为彼此间的利益已经高度一体化了。

毕竟此时，就连饱读诗书的官僚士大夫们，同样是更多忠诚于帝国本身，甚至公然宣布「但李家天子而北面事之」，根本就无所谓宦官集团推举出来的新任皇帝是谁。

很大程度上，士大夫集团的“南衙”与宦官集团的“北司”，和众多的外镇藩镇，在彼此制衡、约束和限制皇权的同时，也确实堪为互相依存，让帝国得以正常运转、延续百年的三大支柱。

一直到黄巢起兵之后的残唐，中枢权威彻底沦丧，帝国秩序已经总崩溃了，四方藩镇群起交兵，互相征战兼并，方有宦官劫持皇帝逃跑之事，那时帝国的丧钟早已敲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罢了。

等到军阀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同一时刻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亡矣。众多和李氏皇族一并殉国的宦官们，其实也和“白马之祸”中，被当做“清流”沉到“浊流”的那些士大夫官员一样，同样为这个帝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唐朝末年的宦官集团，包括北司衙门和神策军其实本身已经军阀化了。

宦官是朝廷的保护者，而皇帝又希望从宦官手里夺回权力，宦官内部又矛盾重重，朝廷官员同样内部矛盾重重。

皇帝和文官集团只是宦官军阀的一面旗帜而已，可是皇帝和文官集团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经常闹朋党之争，而且还看宦官不顺眼，企图夺取军权。但是神策军和宦官之间关系牢固，军人在当时是属于浊流，和清流文官根本合不拢，只有和同样出身卑贱的宦官，才能走到一起。宦官可以保障神策军军官和士兵的最大利益。

军阀集团的内部，各种权力斗争其实更加激烈、残酷。河北三镇节度使多为部下所杀，神策军也一样。任何一个大太监在前台牛气冲天，他身后的其他大太监自然心里有别的心思，皇帝以此来借力打力，阻碍并不大，唐文宗借仇士良杀王守澄，实际上是神策军高层内讧而已。当唐文宗在郑注、李训蛊惑下企图杀尽宦官，也就是铲除神策军高层，自然是不自量力，蜉蝣撼大树，必定失败。

能够成功地表面上抑制太监权势的唐武宗、唐宣宗，都没有试图把神策军高层一网打尽的幼稚念头。都只能借力打力，暂时维持皇帝表面上的权威。

神策军必须借助皇帝的牌子，不然会遭到其他藩镇高举大义名分联合讨伐，但是皇帝又总是希望掌握实权，所以和神策军与宦官集团矛盾不断。

可是皇帝如果亲自管理军队，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交给亲信，没有比太监更加不会篡位的亲信了……东汉有中央的外戚和地方的豪强制衡，唐朝么，本身就是隋朝豪门夺权，唐玄宗又是宗室夺权，地方的藩镇如狼似虎，禁军交给太监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

宦官集团和神策军其实是已经半瘫痪状态的唐朝廷的保护者，当唐昭宗在藩镇的帮助下铲除了宦官集团之后，大唐也就药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