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宋明清时期的西藏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在唐朝之后历史中几乎失去存在感?

回答
宋明清时期的西藏:一个由佛教主导、多元并存的地区

宋明清时期的西藏,与我们熟知的唐朝时期相比,确实在汉文史籍中的“存在感”有所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的历史就此停滞或消失。相反,这三个朝代在不同程度上对西藏产生了影响,塑造了其独特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格局。

总的来说,宋明清时期的西藏是一个:

以佛教为主导的地区: 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这个时期西藏社会生活的核心。寺院不仅是宗教中心,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
多元政治格局并存: 不同于唐朝时期中央王朝对吐蕃的直接或间接管辖,宋明清时期西藏的政治权力分散,存在多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宗教势力。
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但关系复杂: 并非完全隔绝,但联系的性质和强度因朝代而异,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朝贡或册封关系,而非直接统治。
自身文化和社会体系不断发展: 藏族人民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着自己的语言、文字、艺术、科学和生活方式。

下面我们分朝代详细阐述:

一、 宋朝时期(960年1279年):吐蕃王朝瓦解后的分散局面

唐朝吐蕃王朝灭亡(842年)后,吐蕃分裂为众多小邦,中央集权不复存在。宋朝时期,西藏历史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政权的分散与地方割据: 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高原上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政权,例如:
后吐蕃地方势力: former rulers of the Tibetan Empire's descendants, continued to rule in various regions.
阿里地区: 在吐蕃王朝崩溃后,阿里地区逐渐形成了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的政权,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
萨迦等教派势力: 随着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各个教派的领袖在地方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形成了具有世俗权力的教派政权。
与宋朝的关系:
朝贡关系为主: 西藏的一些地方势力,特别是通过佛教僧侣和高僧,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这种关系主要是为了获得宋朝的册封和赏赐,以及佛教经典的传播和交流。
有限的直接影响: 宋朝并未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其对西藏的影响主要通过佛教的传播和一些有限的官方往来。宋朝也曾试图通过招抚和册封等方式加强与西藏的关系,但效果有限。
佛教的交流与发展: 宋朝时期,佛教在西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许多汉传佛教的高僧到访西藏,也有些藏传佛教的僧侣前往内地进行交流。这种文化和宗教的交流是宋朝对西藏影响的主要方式。
经济与社会: 宋朝时期,西藏的经济以农牧业为主,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寺院经济发达,拥有大量土地、财产和奴隶。社会结构方面,依然保留着比较明显的等级制度。

二、 元朝时期(1271年1368年):萨迦统治与“土司”制度的雏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也是西藏进入一个相对统一时期的开端。

萨迦巴的统治: 元朝对西藏实行了较为直接的统治,将西藏纳入其政治版图。其中,萨迦派在元朝的扶持下,成为了西藏的实际统治者。
法王与总制院: 元朝设置了专门管理西藏事务的机构,如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萨迦派的法王被授予了在西藏地区进行统治的权力,他们以宗教领袖的身份管理世俗事务。
“土司”制度的萌芽: 元朝在西藏实行了类似中原“土司”的制度,即允许原有的地方势力在元朝的册封下继续管理地方事务,并向中央政府效忠和纳贡。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西藏原有的地方政治结构。
宣政院的设立: 元朝中央政府在设宣政院(后改为理藩院)直接管理西藏事务,这是中原王朝对西藏进行中央管辖的明确体现。宣政院负责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军事、司法和财政等事务。
文化与宗教的交流: 元朝时期,汉藏文化和宗教交流更加频繁。藏传佛教受到元朝统治者的推崇,元朝皇帝也派遣人员前往西藏学习佛法。同时,汉族文化和技术也传入西藏。
对后世的影响: 元朝对西藏的统治为后来的明清两朝奠定了基础。通过中央机构的设立和对地方势力的册封,确立了中央王朝对西藏的主权观念,以及管理西藏的制度模式。

三、 明朝时期(1368年1644年):“以土养番”,地方势力抬头与格鲁派的崛起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直接管辖力度有所减弱,但仍然保持着一种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

“以土养番”的政策: 明朝吸取了元朝统治西藏的一些经验教训,采取了“以土养番”的政策。这意味着明朝并不直接干预西藏的日常政务,而是承认和册封西藏各地的地方势力,包括各教派的领袖和家族。
“乌斯藏法王”和“朵思藏王”等封号: 明朝向西藏各地的宗教和政治领袖授予了各种名号和封号,如“法王”、“王”、“土官”等,以此来羁縻和笼络这些地方势力。
朝贡体系的维系: 西藏各地势力会定期向明朝进贡,明朝则会给予回赐和册封。这种朝贡体系是明朝与西藏保持联系的主要方式。
格鲁派(黄教)的崛起与统一: 明朝初期,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鲁派(俗称黄教)逐渐壮大,并在明朝中后期成为西藏的主导力量。
宗喀巴大师的改革: 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十四世纪末进行了宗教改革,确立了格鲁派的教义和寺院制度,并得到了广大信徒的支持。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形成: 格鲁派的领袖逐渐获得了在西藏的实际统治权,特别是达赖喇嘛的地位日益重要。到了明朝晚期,格鲁派已经成为西藏政治和宗教的绝对主导力量。
有限的直接干预: 明朝也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对西藏进行有限的干预,例如平定叛乱或维护边疆稳定。但总体而言,明朝更倾向于通过册封和羁縻来管理西藏。
文化交流: 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明朝依然存在,佛教经典和一些生活习俗仍在相互影响。

四、 清朝时期(1636年1912年):达赖喇嘛世袭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中央政府对西藏进行有效管辖的又一个重要时期,其统治方式和影响力都比前朝更加系统和深入。

确立达赖喇嘛世袭与中央册封: 清朝早期,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帮助五世达赖喇嘛取得西藏统治权。清朝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并开始对历代达赖喇嘛进行册封。
金瓶掣签制度: 为了加强对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控制,清朝于1713年确立了金瓶掣签制度,规定所有寻求成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都必须通过金瓶掣签来决定,由中央政府的代表主持和监督。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达赖喇嘛继承的直接干预。
册封“达赖喇嘛”名号: 清朝政府正式册封五世达赖喇嘛为“达赖喇嘛”,并继承了这一制度,对每一任达赖喇嘛进行册封,并赐予金册金印。
驻藏大臣的设立: 清朝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通常为两名),代表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最高权力。驻藏大臣负责监督达赖喇嘛的政务,处理涉藏事务,参与重大决策,并是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最高代表。
驻藏大臣的权力: 驻藏大臣拥有对西藏政务的建议权、监督权,以及在重大事件上的决定权。他们是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直接执行者。
“多重羁縻”与“有效管辖”的结合: 清朝对西藏的统治是一种“多重羁縻”与“有效管辖”相结合的模式。
保留西藏地方自治: 清朝保留了西藏原有的政治、宗教制度,如甘丹颇章政府,达赖喇嘛依然是西藏的最高统治者。
中央政府的最高主权: 但中央政府通过驻藏大臣和册封制度,确保了其在西藏的最高主权,并对西藏的内政外交拥有决定权。
法律和行政制度的规范: 清朝也对西藏的法律和行政制度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如通过《理藩院则例》等法律文件对涉藏事务进行管理。
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清朝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都有一定程度的管理,通过册封和控制寺院经济等方式,将其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
对外关系: 清朝时期,西藏的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西藏不得擅自与外国交往。

为什么在唐朝之后历史中几乎失去存在感?

“失去存在感”的说法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汉文史籍中对西藏的记载方式发生了转变,以及西藏自身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导致其在汉族中心史观下的叙事中,其“战略地位”和“与中原王朝的直接互动”相对减弱。

以下是导致这种“存在感减弱”的几个主要原因:

1. 唐朝吐蕃王朝的瓦解与中央直接管辖的终结:
唐朝时期,吐蕃王朝一度是唐朝最强大的对手和重要的战略伙伴。唐朝与吐蕃之间存在着频繁的政治、军事、文化交流,甚至联姻。吐蕃的兴衰直接影响着唐朝的边疆安全和西部政策。
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地区重新分裂为多个政权,不再形成一个统一的、能够与中原王朝进行大规模抗衡或合作的政治实体。这使得其在中原王朝的战略眼中,其重要性相对下降。

2. 政治格局的演变与朝贡体系的建立:
宋朝时期,虽然有朝贡关系,但更多的是一种松散的佛教交流和地方势力的有限联系,缺乏唐朝那种高强度的直接互动。
明朝时期,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直接管辖力度减弱,更侧重于通过“以土养番”和朝贡体系来维护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这种模式下,西藏地方势力在维护自身稳定和发展,而中央王朝也乐于接受这种相对稳定的、成本较低的羁縻关系。因此,在汉文史籍中,西藏的“存在”更多体现在朝贡记录和一些地方性的记载中,而非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
虽然元朝时期对西藏的管辖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但元朝本身的“胡化”特性,以及其统治时间相对较短,其对西藏的统治模式和史书记载方式也与汉族王朝有所不同。

3. 史书编写的视角和侧重点:
传统的汉文史书往往以中原王朝的视角来编写,重点记录的是与中原王朝直接相关或对中原王朝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地区。在宋明时期,西藏虽然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朝贡关系,但其内部的政治、宗教发展,以及与周边其他政权的互动,在中原王朝的史官眼中可能没有那么优先和重要。
汉文史籍中,对西藏的记载更多集中在朝贡、册封、一些宗教交流以及边疆管理等方面,而对其内部社会结构、文化演进等方面的深入描绘相对较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史书时,容易产生西藏“存在感”不强的感觉。

4. 地理的阻隔与交通的不便:
即便在中原王朝与西藏有联系的时期,西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也使得双方的直接交流和往来相对困难,信息的传递也存在延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藏在汉文史籍中的“即时”和“全面”的呈现。

5. 战略意义的变化:
唐朝时期,吐蕃作为与唐朝争夺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控制权的强大力量,其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宋朝之后,随着中原王朝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蒙古等民族势力的崛起,西藏的战略地位在某些时期相较于其他地区(如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可能显得不那么突出。当然,到了清朝,随着清朝统一蒙古、平定准噶尔等事件,西藏的战略重要性又得到了凸显,并被纳入了更为精细的中央管辖体系。

总而言之,宋明清时期的西藏并非“失去存在感”,而是其与中原王朝的互动模式发生了变化,史书编写的侧重点也与唐朝时期有所不同,导致了在汉文史籍中的呈现方式发生了改变。 西藏自身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历史舞台上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的政治格局、宗教发展和社会文化都在不断演进,并对区域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要全面了解这段历史,还需要参考藏文史籍和其他相关资料,才能看到一个更完整和多元的西藏。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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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觉而已。事实上在唐朝之后的宋元明清四朝,西藏的存在感其实是在不断增强,尤其是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西藏教廷的巨大影响力成了重塑草原与中原关系的重要因素,深刻的改变了中国的文化面貌和地缘格局,其影响极为深远。

只不过这种影响长期以来被有意无意的被低估了而已。

长文预警

1、堵不如疏

明朝经营藏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隔绝蒙番”。元朝虽然北遁,但是藏区和蒙古还存在着特殊的关系,防止西藏与北元勾结,避免藏区成为北元反明的后方,是明朝最重视的战略方针,即所谓“北拒蒙古,南捍诸番,俾不得相合”。也因此,明朝高度重视从陇右到河西一线对藏区外围的控制,先后设立河州卫、凉州卫、庄浪卫、西宁卫、关西八卫等等,最终对藏区形成了北面到东面的半环形包围,实现了隔绝蒙藏交往的目的。

然而到了明后期,伴随着明朝边防的衰落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了。16世纪大批漠南蒙古部族像潮水一般突破封锁线南下,逐步占据环青海湖地区。特别是在俺答汗时代,他不断从宁夏渡黄河越贺兰山,穿越庄浪卫或凉州卫境扫荡青海。1561年,俺答汗在从青海东返河套时留下儿子丙兔驻守青海,侄子宾兔驻守甘肃松山。这样,不但将青海纳入了其牧场,而且将兰州松山作为了其从河套到青海的跳板,使得其得以更方便的进入青海。通过青海,蒙古人把手伸的很长,甚至进入了进入四川松潘高原与藏人结盟,令明朝忧心忡忡,一度担心蒙藏联盟会有入寇成都的危险

“以余而观松潘事,其忧不在西羌,而在羌与虏合也......番寨凋落......松茂侵寻,则成都尘警"

隆庆时代,明朝立场出现了巨大变化。高拱、张居正等一批政治家上台,使得明朝边防局面焕然一新。1571年,俺答封贡,结束了明蒙长期以来的敌对关系;另一方面,明朝对蒙古与藏传佛教事务有了别样的心思。

2、以夏变夷

1571年,实现与明朝和议的俺答已经是64岁的老人。而就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从西藏入蒙古传教的阿兴喇嘛。

阿兴喇嘛的佛法讲述,让已经垂垂老矣、逐渐厌倦了沙场拼杀的俺答深深沉醉于其中。除了心灵上的慰藉,更让俺答感兴趣的恐怕是——藏传佛教可以通过宗教的力量,将他多年以来苦苦追求却永远只能是镜花水月的神圣尊严赋予给他。

不论土默特部的俺答获得多少胜利,都无法改变他只是出于偏支旁系,不是正统黄金家族,无法享有“汗”之尊号的现实。

而喇嘛们却向他承诺,他们将让忽必烈与国师八思巴的佳话再现于今日,他们将证明他是世祖忽必烈的转世,是全蒙古的大汗,无法想象这会让征战一生的俺答带来多么大的诱惑。

喇嘛教善于迎合封建统治者。喇嘛教进入蒙古地区后,总是宣扬统治者今生今世有极高的权威和荣誉是他们前世修身积德,乐善好施的结果。他们命中注定有君临天下统治人民的权力。这样的宣传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心意,博得了统治者的欢心,因此封建统治者极力支持喇嘛教,力图作为统治人民的力量。

当阿兴喇嘛离去时,俺答已经成为了狂热的喇嘛教信徒,并决心用余生所有的力量,去和西藏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面,去将神圣的佛法推向整个蒙古世界。

而这,让一旁冷眼旁观的明朝感到了有机可乘,他们决心因势利导,利用俺答年老好佛,用御制番经加强对其的控制。

(王)崇古幸俺答晚喜佛,意欲番僧阐扬慈教,启发善心,乃取抚赏金,造禅衣褊衫,市税金,给米面茶果菜蔬,及红黄纸沓,贡器具。而以汉僧八人,陈列法器,令番僧至虏营。二僧出地藏王神像及心经、华严、金刚、观音等诸经......黄台吉亦请僧建斋,而虏众亦以佛为宗,以僧为师矣。于是相率念佛传咒,同戒杀生,化凶残与慈悲之念,易豺狼受狮象之驯。

除此之外,明朝还采取种种手段推进局势。如探听到俺答要以迎佛为借口西征后,就将其计划泄露出去,导致俺答西征失败,被迫接受去迎佛的既成事实;在得知俺答欲与西藏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会面后,就从中帮助提供大量财宝、茶叶,并帮助修建二人会晤的寺庙(被万历命名为仰华寺),

1578年,俺答终于在仰华寺和索南嘉措会面,二人一见如故。索南嘉措尊俺答汗为“转千金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这正是当年八思巴赠予忽必烈汗的封号;而俺答汗也赐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DLLM”称号。这便是黄教最高教主称谓“DLLM”的由来。索南嘉措活佛往上追称两世,自称三世怛赖。

通过宗教的力量,俺答汗被认定为转轮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转世,他的转世是佛的旨意。而俺答汗自然投桃报李,为了感谢教廷对他的支持,俺答汗也颁布了推行黄教的法律《十善福经法》,规定黄教上层僧侣享有的与蒙古贵族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并免征赋税。尊奉黄教,尊敬喇嘛成为每个蒙古人的义务。同时,对蒙古的传统宗教萨满教进行封杀。

对于俺答汗的沉迷佞佛,明朝方面洞若观火,颇为得意:

俺酋之雄心,半耗于奉佛。以后虏中得西僧,辄奉为活佛,中国因而縻之,尽得其力。佛教之有益于国家如此。

俺答自此仁懦恶杀,而势亦渐衰...意者天生异人,使驯扰虎狼、安我赤子,既名曰佛,亦无不可。

有的蒙古人对此感到极为痛心,如俺答汗之子黄台吉日夜扼腕叹息:“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

然而,不管如何哀叹,藏传佛教还是像野火一般在草原上传播着。仅仅约半个世纪后,几乎所有蒙古人(东蒙古和卫拉特)都成为了虔诚的佛教徒。从喜马拉雅山到巴尔喀什湖,从伏尔加河到嫩江江口,从贝加尔湖到万里边墙,一个面积超过八百万平方千米的藏传佛教世界形成了。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问,俺答汗与索南嘉措会晤的仰华寺后来怎么样了?

哦,建成15年后就被明军一把火烧成白地了。

明朝方面对河套蒙古“借道”明朝与青海蒙古联络的行为愈发不能忍受,终于决心使用武力解决问题。一方面攻破河套与青海间的跳板松山地区,建成松山新边将其纳入内地管辖;另一方面猛击西海蒙古,打出“湟中三捷”,仰华寺也被视为“匪巢”一并毁掉。

历史一再证明,大凡封建统治者无有例外,当他们认为利用宗教可以达到有政治军事手段所难以达到的目的的时候,便不遗余力地去扶植佛教,广修佛寺,而当事与愿违时,则往往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惯用的手法就是焚毁寺院,简单地认定宗教寺院是地方滋事生非的根源

3、护教卫道

明朝末年,天下大乱。

西藏格鲁派传统的靠山——漠南蒙古卷入明金战争中,无法再给他们提供武力支撑了。而这时候形成的“反格鲁派联盟”更是让其处境雪上加霜。这种情况下,他们把眼睛投向了刚刚皈依藏传佛教不久的卫拉特人(即瓦剌人)

而这正中四卫拉特盟主固始汗的下怀。他早就为四卫拉特人多地少领土不足而忧心忡忡,入藏护教既可以获得垂涎已久的青海草原,又可以借黄教声威扩大自己影响力。经过丘儿干会议决定,四卫拉特组成联军入藏护法。

“以固始汗、和鄂尔勒克及其六子、巴图尔珲台吉、昆都伦乌巴什、车臣汗、阿巴赖、杜尔伯特托音为首的卫拉特大小诺颜议定,[我们]供奉DLLM吧!土伯特人不是属于DLLM吗?卫拉特不要约束自己,到最想去的地方去吧!”

1636年,四卫拉特联军打着“护教卫道”的旗号浩浩荡荡南征青藏。先占领青海后,盟主固始汗要求准噶尔等盟友返回天山北路,由自己的和硕特部独占青海,代价是不再返回天山以北的故地。此后,他继续南伐康区、卫藏。

1642年,和硕特大军攻克日喀则,三大藏区被其全部统一,固始汗登上雪山狮子王座,分裂争斗了几个世纪的西藏,终于又在固始汗的和硕特铁骑下完成了统一。崭新的西藏统一政权——和硕特汗国诞生了。坐在布达拉宫雪山狮子王座上的固始汗是汗廷至高无上的主宰。他作为“持教法王”,通过血与火的战争将一切格鲁派的敌人予以铲除。

这时候,有三点事态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1、刚刚入关的清朝已经察觉到青藏方面在整个黄教世界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他们还无力插手西藏事务,但已经开始展开接触。

2、汗国作为响应护教号召的产物,不得不大力与格鲁派宗教势力联合,成为蒙藏联合、政教合一的国家。和硕特贵族是以格鲁派护教者自居的,而且当时蒙古人都“唯喇嘛之言是听”,因此,顾实汗必然只有利用DLLM“威严的佛光”才能维系统治。达赖、班禅和三大寺上层喇嘛形成了西藏宗教领袖集团,控制全藏寺院集团和尽人皆是的教徒。

3、就在这一段时间,藏传佛教在卫拉特人中的传播达到了新的高峰。《蒙古卫拉特法典》固定下来,规定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四卫拉特的国教;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这实际上是格鲁派靠为贵族之子入藏传教的方法来加强其与四卫拉特的联系,甚至靠他们来间接操纵当地局势。1644年,准噶尔部领袖、四卫拉特的政治巨星巴图尔浑台吉的儿子出世,这个孩子一出生便被认定是温萨活佛转世,送往西藏学佛。

这个孩子在在五世怛赖手下长期接受潜移默化的思想灌输。怛赖常常与其密谈,“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

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做绰罗斯·噶尔丹。

4、天无二日

不管蒙古人“护教卫道”的口号喊得多么动听,也无法改变他们是打着宗教保护者旗号的封建统治者这一人尽皆知的事实;起初,和硕特汗廷还有用得着的地方,他们可以打击境内的反格鲁派联盟和外部的不丹、拉达克等敌对势力;然而等到一切一切的反对者都已烟消云散,格鲁派宗教势力彻底实现了定于一尊、自行其是的目标,和硕特人还有什么利用价值呢?

西藏上层贵族开始反攻倒算,发动夺权运动。蒙藏贵族关系开始剧烈恶化。

固始汗入藏后设立了“第巴”官职,是DLLM下的行政官吏,也就是和硕特汗庭中的藏族贵族代表。然而固始汗死去才十几年,大汗就失去了任免第巴的权利。过去指望第巴制衡DLLM,现在第巴直接由人家钦定了。

1679年,五世怛赖喇嘛一手栽培出来的桑结嘉措(即鹿鼎记中的桑结喇嘛)被任命为第巴。这个人是当年和噶尔丹一同在五世怛赖座下学佛,是工于心计、积极夺权的大野心家。

1682年,五世怛赖圆寂。桑结嘉措秘不发丧,宣称五世在“闭关修炼”,除他自己之外不见任何人。只有他一人能见怛赖喇嘛,实际上等于他本人就是怛赖喇嘛;坐在大汗位子上的达赖汗变成了桑结嘉措手中的提线木偶,变成了“被人忘却,死气沉沉的人”;桑结嘉措还一手包办了和清朝的各项交往,已在事实上成为了雪域藏区的至高王。

桑结嘉措所操纵的对象,可不仅仅是坐在狮子王座上的达赖汗一人。

5、“不知我等是狂是愚,唯知一路疾驰”

一如我早已经强调过的那样,自幼就跟随桑结嘉措一同在五世怛赖座下学佛,与其情同手足的噶尔丹不是什么穷凶极恶、死不悔改挑起所谓“叛乱”最后被天降伟人玄烨三拳砸烂的跳梁小丑,而是一个有着很高佛学修养的人,他对于格鲁派信仰极为虔诚,是五世DLLM忠心耿耿的护法,最后却在宗教情绪裹挟下被人利用,一步步走向了万丈深渊。他的一生有浓厚的悲剧色彩。

噶尔丹长年被桑结嘉措作为棋子玩弄于股掌之中,被其利用至死而不自知。

噶尔丹的命运早在胎儿时期就已被西藏格鲁派领导阶层所掌握,噶尔丹作为温萨活佛的转世灵童降生,赴藏学佛和作四世温萨活佛,回准噶尔传教,继而成为准噶尔的洪台吉,成为“丹津博硕克图汗”而建立强大的游牧国家,接着东侵喀尔喀,追赶喀尔喀的呼图克图和汗王们到漠南蒙古,与清朝交战,在这一系列行为和行动的背后,无一例外地都有西藏格鲁派最高领导阶层的决策。噶尔丹不只是为准噶尔战,更不为建立什么统一全蒙古的国家而战,他东侵喀尔喀,是为了把喀尔喀置于自己的统治下,用统一的准噶尔和喀尔喀筑造抵挡大清国西进潮流的堵墙。这个战略是西藏格鲁派上层制定的,从中希望获益的当然也是西藏。不过,噶尔丹把所有这些都理解为,上则为了宗喀巴教法和达赖喇嘛的事业,下则为了四卫拉特的利益。

关于噶尔丹此人的真实面貌,见:

桑结嘉措当然也尽力帮助噶尔丹干成“心中大事”,为他出谋划策,清廷对西藏方面对噶尔丹的偏袒态度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同时,当已经夺取准噶尔汗国统治权的策妄阿拉布坦欲东进阿尔泰山攻打噶尔丹时,桑结嘉措又动用其宗教能量,迫使同样为佛国君主的策妄阿拉布坦退兵。

噶尔丹败亡后,清廷终于得知了桑结嘉措十几年来秘不发丧,大权独揽的骗局。康熙感到极度惊骇,但是清廷无力干涉西藏事务,只能发去谴责和威胁。阴谋败露的桑结嘉措巧言辩解,称五世怛赖已经圆寂16年,为恐生变而不敢发丧。如今新活佛已经年满15岁,打算于1697年坐床,在此以前请清朝保守秘密。

康熙只得承认了既成事实。桑结嘉措不但没有失去权力,而且物色到了新的傀儡,继续放心大胆的投入了新的博弈。

新的活佛,就是在各路文青之中大名鼎鼎的仓央嘉措。

6、善泳者溺 善骑者堕

桑结嘉措在汗权/教权方面物色了两个新的傀儡:达赖汗去世后,他从青海方面找来贵族拉藏继位,他在西藏没有个人势力,正好方便被桑结嘉措操纵;宗教方面,他又“寻获”到了“转世而来”的仓央嘉措,宣布其为六世活佛。自己继续控制政教两界,掌控至高权力。

可惜,表面上人畜无害的拉藏却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虽然桑结嘉措给他奉上“持教成吉思汗”的虚名试图麻痹他,他却根本不愿受人摆布,积极夺回汗权;另一方面,仓央嘉措的生活放荡不堪(情僧嘛),对活佛宝座和名望权势不感兴趣,拒绝和桑结嘉措合作。同时,他混乱不堪的生活作风导致他名声扫地,自我剥夺了神性,也导致了宗教势力的不满。桑结嘉措一筹莫展。

这时候,城府颇深的拉藏汗开始施展其两面人的手腕。一方面,他积极教唆仓央嘉措耽于玩乐,甚至陪着他打鸟枪、射箭;另一方面,拉藏汗与桑结嘉措的死对头清朝加强了联系,对清朝称是桑结嘉措教唆仓央嘉措破坏教法。

两人关系最终全面破裂的导火索是仓央嘉措的遇袭事件。经过数月调查,最后发现凶手是桑结嘉措的五名亲信,拉藏汗未向桑结嘉措请示,就将五人处死,这表明他已经根本不把桑结嘉措放在眼里了。

桑结嘉措又惊又恐,感到再不把拉藏汗杀掉必将后患无穷。于是他设计毒杀拉藏汗,谁知拉藏汗中毒未死,桑结嘉措阴谋暴露,声名狼藉。桑结嘉措又假传六世怛赖之名,驱逐拉藏汗。

拉藏汗假装服从,明面上先离开拉萨,暗地里召集了历代和硕特汗王直辖的终极王牌——达木蒙古铁骑。

桑结嘉措在战场上斗不过拉藏汗,最终这个野心勃勃,几十年来翻云覆雨掀起无数风浪的政客兵败身死。

7、彼将入魔道而行......

拉藏汗为清朝除掉劲敌桑结嘉措,令康熙大喜过望,清廷再次承认和硕特汗廷在西藏的正统地位。

康熙决定趁此机会全面加强对西藏的控制。他认为仓央嘉措是一个“假活佛”,但是为防止其被西藏内部、或者是准噶尔汗国的野心家们利用,必须被控制起来。因此他命令拉藏汗将其押运给北京。

然而,对于宗教势力而言,这是不可容忍的。喇嘛们早已决定牺牲仓央嘉措的性命,通过他的死来迎来新的活佛转世。但又不愿意把他交给清朝政府处理。当时,清朝势力大力渗透到西藏政治中,西藏上层当然不会同意把自己的宗教领袖交给他们。

拉藏汗回复康熙:他向护法神拉穆吹忠请示该如何处理仓央嘉措,拉穆吹忠的答复是:

如入魔道而行,则于教法有裨益。

拉藏汗装傻充愣说他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让康熙自己去问高僧。结果康熙问高僧商南多尔济得到的回答是:

“奴才猜想,(此语)或许指今在世之达赖喇嘛之呼必尔罕(转世)。”

也即是要杀掉仓央嘉措,换取另一位活佛的转世。

康熙无法容忍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

“如将恶行之呼毕勒罕留在彼处,于教法不利,将之送来。”

这引起了宗教领袖们的极大愤怒。如起送仓央嘉措时,乃穷白哈尔吹忠对集会众人说:

“此大师(指仓央嘉措)若非五世之转世,鬼魅当碎吾首!”

最终,仓央嘉措被起送北京,却在青海突然“暴病而亡”。从当时的种种蒙藏史料和传闻来看,仓央嘉措最有可能是被下毒杀害。

结果,康熙的如意算盘又打空了:不但没能把仓央嘉措弄到自己手里,而且不久后拉藏汗居然又不向自己请示,就自行其是的立了益西嘉措为新的活佛!

然而无论是康熙还是拉藏此时都不会想到:几人的勾心斗角即将引发席卷整个青藏高原的滔天巨浪。

8、黄雀在后

拉藏汗没有想到,对于仓央嘉措的草率处理,又匆匆忙忙立了个所谓的“新活佛”,不但引起了西藏大贵族们的不满,而且得罪了整个喇嘛教阶层。无数道怨毒的目光正注视着拉藏汗。

结果,不久就有人宣称在理塘发现了新的“转世灵童”,认定其为七世活佛。从西藏到青海各路宗教势力纷纷表示支持,拉藏汗陷入了极度的孤立中。尽管清朝方面一直对其表示支持,认为拉藏立的才是真活佛,但远水解不了近渴,在试图对外入侵不丹转移国内矛盾又战败后,拉藏汗已然众叛亲离。

这时候,就给了外部敌对势力可趁之机。

准噶尔汗国领袖策妄阿拉布坦早就有控制西藏,挟怛赖以令诸蒙古的野心。他看到拉藏汗年老昏聩,就宣称要和拉藏汗结为亲家,要求拉藏汗给他十万两白银,并把儿子送来跟他女儿成亲,完婚后再送回西藏。

糊涂的拉藏汗答应了。

1716年,一代名将大策凌敦多布带着六千准噶尔铁骑,诈称“护送拉藏汗长子夫妇回家”向西藏杀来,攻至拉萨后,又自称要打倒假活佛,将真活佛解救出来,回到他亲爱的和忠诚的人民中。

拉藏汗的军队崩溃了,他本人也被杀死;统治西藏七十多年的和硕特汗国,毁灭了。

和硕特汗廷就这样土崩瓦解了。拉藏汗的专制武断的统治和对达赖问题的冒险政策以及它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人心向背是拉藏汗败亡的主要原因。达木战役和拉萨战役之中,这些潜在的危机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和硕特贵族们无力应付准噶尔军的政治攻势和军事进攻。他们本来就是手持大刀、身披护法伪装的统治者,现在不论大刀还是护法者伪装,都已失去作用,不能在布达拉宫里发号施令了。

但是,策妄阿拉布坦却也没能笑太久。康熙虽然反应慢了一拍(等弄清事实后拉藏汗早已经死了),但却意识到这是彻底解决问题千载难逢的良机:拉藏汗已经是个死人了,死人立的活佛当然是假活佛,所以说之前我们不承认的那个青海活佛,当然就是真活佛了。

1721年,清军以“驱准保藏”“护送真活佛入藏”的名头大举西征,并最终战胜准军,大军浩浩荡荡开进拉萨,把七世格桑嘉措送入布达拉宫。

9、余烬

清军西征西藏,青海方面的和硕特蒙古人也进行了支持。康熙向他们许诺“将尔等内中立汗”“事成之后,一切照原不变”。青海和硕特认为清朝出兵入藏是“兴亡继绝”,战争结束清朝自会撤军,自己则重建故国。谁知大皇帝翻脸比翻书还快,要靠驻军和噶厦管理西藏,先前的许诺只是空头支票。经过几年苦苦的等待,终于由失望变为绝望,清朝帮助重建和硕特汗廷既已不可能,则唯有武装夺取政权。

1723年,和硕特贵族罗卜藏丹津公开反清,这正给清朝出兵提供了借口:占领西藏后清廷早已打算夺取青海,原定于1723年秋或1724年春发兵,罗卜藏丹津的“反叛”正好提供了出兵的口实。

作战过程实在毫无悬念:罗卜藏丹津根本不是年羹尧+岳钟琪组合的对手。战争还不足一年就结束了。

清军在作战中肆意屠杀,主将年羹尧在事后得意洋洋的宣称:

“凡逆贼部落强悍者略已诛锄,所存者虽留西海,经臣宣旨,分赏满汉官员,共计男妇一万余人口,以杀强暴之气。”

其幕僚汪景祺做了更详细的说明:

“于是西夷大创,斩获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外,余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不但幕南无王庭,并无人迹。其功固亘古所未有,然其中岂无冤死乎?女子皆以赏军士,各省协剿官兵归伍者咸拥夷女而去,西安府驻防八旗回镇将士除自获外,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

一般估计清初青海蒙古人口约在二十余万,但历经残酷的战争过后,剩余人口还不足原先一半。1725年在蒙古设旗后,各旗均按属户多少编置佐领。据《蒙古游牧记》及《清史稿·地理志》所载,各旗共计97个半佐领(不包括察罕诺们汗旗所属4佐领)。每佐领原定100户,实际编设时为150户左右,因此当时约有14625户,假定每户平均5口,约计73125口

整个青藏高原都已经被清军控制了,剩下的就是分而治之:根据年羹尧等人的建议,雍正进行了影响极为深远的藏区分治,传统的安多、卫藏、康巴三大藏区被分割开来,青海与西藏以唐古拉山为界,山北四十族划归青海,山南三十九族归西藏;康区的宁静山以东划给四川,南部的中甸则划给云南。

这种格局基本延续至今,也就是西藏自治区与四省藏区。


另:关于宋朝与吐蕃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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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第一个政权吐蕃王朝,开端于今天西藏的山南地区,后来逐步扩张,占据了拉萨河流域,并正式建立了王朝。

正如有些答主回答的那样,吐蕃王朝是以相对富庶的拉萨河谷以及山南地区为根基,逐步向外扩张,并占据了河湟之地,也就是如今的青海省青海湖一带。这两处可以说是吐蕃的主要人口集中地。

事实上吐蕃王朝的崛起和没落,与历史上的地理气候有很大的关系。在公元6世纪左右,全球气温升高,青藏高原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摄氏度左右(具体数据我记不大清楚了),气温高就适合谷物的种植,谷物产量提高,就能养活和生存更多的人口。

所以吐蕃王朝的崛起和强盛,与历史地理气候的关系极为紧密。吐蕃王朝在贞观初年出兵河湟之地,攻击吐谷浑等势力,占据了这一块土地。

在此之前,唐朝已经先后击败了白兰、党项诸羌以及吐谷浑,并设置羁縻州,于是唐朝与吐蕃发生了松州之战,吐蕃大败,于是迎娶文成公主以和亲。

到了“安史之乱”后,唐朝实力大损,吐蕃也趁机对唐朝控制的河湟之地、陇右、安西进攻,并最终占据了贺兰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包括唐朝的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也被吐蕃占据。而且吐蕃在西南方向同样发起了攻势,在剑南道与唐朝对峙。

可以说全盛时期的吐蕃,占据了今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一部分、新疆大部分、四川西部、云南大部、尼泊尔等地,势力范围达到了中亚地区,可以称得上是小霸主。

但吐蕃王朝的衰落也是迅速的,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青藏高原气温的降低,吐蕃王朝的统治也迅速分崩离析。首先就是吐蕃内部王室争位,拥兵自重的将领混战。公元848年唐大中二年,张议潮自沙州(今敦煌)起兵,收复自西州(今新疆吐鲁番附近)到凉州(今甘肃武威)以及甘肃青海东部等十余州,成立了归义军。

随后又有吐蕃王朝东北的两大军阀论恐热和尚婢婢之间的大混战,接着是邦金洛大起义,连番的内部政权倾轧、军阀混战、各地平民和奴隶起义,最终吐蕃王朝分崩离析终结。

于是原本的吐蕃王朝疆域,在凉州,原唐朝陇右将士后代、包括汉、吐谷浑、回鹘、突厥、羌、党项、吐蕃等诸族随军奴隶,跟随张议潮起兵,最终形成了温末势力,一直存在到了五代时期。

而占据了鄯州(今青海乐都)、兰、渭、岷等州的原吐蕃势力,在张议潮去世后、归义军陷入衰落,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地方势力,被合成为河陇吐蕃、河西吐蕃,与温末彼此攻击,最后于宋朝时期形成了以凉州阳妃谷为主的六个山谷的部落,被称为六谷蕃。

曾被吐蕃占据、被归义军收复、又被回鹘王族占据的甘州,形成了甘州回鹘。

原安西四镇之一的且末镇,形成了仲云小势力。

以龟兹、焉耆为中心的龟兹回鹘。

原本依附张议潮归义军后独立的、以西州、庭州为中心的西州回鹘。

于阗王国重新恢复统治。

原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今喀什)形成了样磨小势力。

党项羌的一支则归附大唐,并在黄巢起义中因功封在夏州,其首领拓跋思恭自认为北魏皇室后裔,我个人的意见,他的家族应该是党项、鲜卑遗族的混血,未必真的是北魏拓跋氏后代。

拓跋思恭被赐姓李,与其弟李思谏出任定难军节度使,也就是宋朝西夏的前身渊源。

青藏高原的原吐蕃本部则分成了多弥、苏毗、羊同等数部,由于吐蕃王室内部的争斗,一直到北宋时期,亚陇觉阿王系的后裔唃厮啰建立了青唐(今青海西宁)政权,但未统一青藏高原。

北宋时期,青唐政权在宋徽宗时期被灭,崇宁河湟之役后,北宋设陇右都护府,但是很快靖康之耻,这一切就丢了。

元朝时期正式将西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设宣政院,并在西藏分设了三个宣慰使司。

明朝延续了元朝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设乌思藏都指挥使司。

元明两朝对西藏的统治,更近似于藏人自治,可以看做是羁縻制的一种表现形式。

到了清朝雍正时期,正式设立驻藏大臣,以中央直派官员的形式对西藏地区进行统治。

因此西藏在唐朝之后失去了存在感,最主要的原因是,吐蕃王朝先于唐朝而灭亡,其后由于大气候的原因,一直没有再次形成一个统一的地方政权,即便是唃厮啰的青唐政权,其统治范围较小,一直与西夏为敌,对中原王朝几乎没有任何威胁,相反还需要中原王朝的支援,最终也灭于宋徽宗时期。

自唃厮啰政权以后,西藏便再也无法对中央政府产生更多的影响力,显得存在感不那么强烈也就可以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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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唐朝的时候青藏高原气候好,差不多和今天的蒙古高原一个水平,所以吐蕃帝国盛极一时,经常能跟巨唐对线两把;

唐朝之后气候变化,吐蕃就不行了,连弱宋都能把吐蕃势力暴打,所以就没啥存在感了。


青藏高原是包括西藏和青海的,精华之地有两块,一块是西藏的拉萨盆地(省会拉萨所在地)、一块是青海的湟河谷地(省会西宁所在地),唐朝的时候吐蕃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在湟河谷地;

由于气候变化,两个地区的联系越来越差,再加上唐朝的衰落,吐蕃也就四分五裂了(共同的敌人有助于内部团结),宋朝推进到湟河谷地设置了西宁州;

只要守住西宁这块,吐蕃势力就被堵在青藏高原上面下不来,只能待在拉萨盆地看山。


后来明朝跟在元朝后面把势力扩张到拉萨盆地,把西藏封建成几百上千个小贵族,使其难以统一成一个国家;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利用宗教手段控制西藏,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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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对明朝时期的西藏(吐蕃)特别熟悉。

新疆和田与西藏阿里接壤,昆仑山中存在几条山路可以从阿里到南疆几个地方。根据本地史料记载,自15世纪八十年代进犯于阗(克里亚)的山区千户开始,不断有吐蕃人抢掠昆仑山区百姓,还会下山进城镇抢掠,还会抓走青壮男性当奴隶买卖。频率已经超出从青海甘肃进犯的蒙古-撒里畏兀尔人(主要进犯若羌且木)。因吐蕃强盗团的骚扰,南疆南部通过克什米尔跟印度进行的夏季贸易彻底被阻断。

甚至1527年有万余吐蕃人打到叶城地界(叶尔羌汗国首都的西部门户),烧杀抢掠好几个万户镇子,毁了叶城大城南部的最大宗教场所经院和墓地,引起很大的民愤。这才有了赛义德汗停止对哈萨克和瓦剌人的作战,跟哈萨克人和谈撤军南下转向对付吐蕃人。

吐蕃人最后一次进犯南疆应该是18世纪三十年代,上千人进犯和田策勒地界的山区草原,被正在山地草原过夏的于阗阿奇木伯克给全军剿灭。

(这些吐蕃人可能还有克什米尔地区的吐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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