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和明之间隔了一个元，差不多 90 年的时间，为什么会给人一种相距很远的印象？
1. 元朝在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异质”与“中断感”
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并统治全国的王朝。虽然汉族王朝多次统一中国，但统治者始终是汉族。元朝的建立，打破了这种延续性。
文化冲击与断裂： 蒙古族在建立元朝之前，其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宋朝（以及之前的汉族王朝）存在显著差异。虽然元朝统治者也吸收了一些汉族文化，但整体上，其统治方式、社会管理以及在一些核心价值观上，都带有鲜明的草原民族特色。这导致了很多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隔阂和“中断”。宋朝延续了汉唐以来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并且在文化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而元朝的文化则更加多元、也更具草原风情，甚至在某些方面对汉族传统文化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或改变。
政治制度的变革： 元朝在政治制度上也有不少创新和调整，比如行省制度的普遍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明朝。但从权力结构和统治逻辑上看，元朝的集权程度、对地方的控制方式，以及等级制度的设立，都与宋朝有所不同。宋朝虽然也集权，但相对而言对士大夫阶层和文官体系的倚重更多。元朝的统治结构和民族政策，例如四等人制，更是与宋朝的社会划分截然不同。
心理上的距离： 对于汉族士大夫来说，被一个游牧民族统治，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巨大落差。这种“被征服”的经历，使得他们对元朝的认同感较低，更倾向于将元朝视为一个“外来的”、“中断的”时期，而非汉族王朝政治体系的自然延续。这种心理上的疏离感，自然会拉大人们对其与前后朝代关系的感知距离。
2. 两个王朝在制度和文化上的鲜明对比
当我们把宋和明单独拎出来比较时，他们的差异性也非常突出，这也会加深人们对它们“不连续”的印象。
政治制度的“再汉化”与反思： 明朝建立后，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一些行政区划和制度，另一方面则大力“反元”，试图恢复和重塑一个更符合汉族传统和士大夫理想的政治体系。朱元璋本人对元朝的统治也颇有微词，并在制度设计上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防范类似情况的发生。例如，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这是与宋朝中书门下并存的制度不同的），严控科举的内容以强化儒家正统，以及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尽管明朝也有对外交流）。这种“拨乱反正”的叙事，本身就暗示了元朝是一个“偏离”的时期。
文化风格的转变： 宋朝是雅致、内敛、注重理性与审美的时代，在书法、绘画、诗词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宋学。明朝的文化则更加世俗化、商业化，市民文学和戏曲繁荣，艺术风格上也更倾向于华丽、色彩鲜明。虽然明朝也有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但其总体气质与宋朝有所不同。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也会让人们觉得它们是两个不相干的时代。
社会经济的侧重点： 虽然宋朝的商品经济非常发达，市民阶层崛起，商业繁荣，但明朝在某些方面则更加强调农业基础和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当然，明朝中后期商业也极其活跃，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其制度设计和国家政策的侧重点，与宋朝依然有所区别。
3. 历史叙事的惯性与简化
在历史的宏观叙事中，为了清晰地勾勒出历史的脉络，人们往往会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节点和“转折点”。元朝的出现，作为第一个被外族统治的全国性王朝，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显著的“断点”。
“王朝更迭”的典型模式： 传统史学往往将中国历史看作是汉族王朝之间的循环更替。元朝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这段历史在叙事上需要被特别处理。它既不完全属于“汉族王朝”的序列，又不能被简单忽略。因此，在宏观划分时，元朝往往被视为一个独立于汉族王朝延续之外的特殊时期。
后世的“记忆”与“选择性遗忘”： 历史的记忆并非完全客观，而是经过后世的解读和建构。明朝士大夫和后来的史家，在书写历史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元朝的“异质”和“局限”，以衬托明朝的“复兴”和“正统”。这种叙事策略，自然会加深人们对宋、明之间“距离感”的认知。
4. 历史事件的“断层感”
虽然只是90年，但在这90年里，中国经历了一次政权的巨大变动，这足以引发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化。
战争与动荡： 元朝的建立以及其统治过程，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和人口迁徙，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这种剧烈的变革，自然会在人们的感受中形成一种“断层”。
社会结构的调整： 如前所述，元朝的民族政策和社会结构与宋朝有很大不同。这种结构性的调整，也会让人觉得前后两个朝代在社会层面是割裂的。
总结来说，宋和明之间虽然在时间上不至于相隔太远，但给人“相距很远”的印象，主要源于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所带来的“异质”和“中断感”。这种中断感体现在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于士大夫阶层的心理认同上。加上明朝在建立之初的“反元”倾向以及历史叙事的建构，都共同作用，使得人们在感知上，将宋朝视为一个汉族文化发展的“高峰”或“一个时代”，而元朝是一个“过渡”或“中断”，明朝则是在某种意义上对宋朝（以及更早的汉唐）的一次“复兴”或“重塑”。这种逻辑下的历史观，自然会将宋和明之间的距离感放大。
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一个家族，一直以来都是某个特定血统的成员主导，突然有一天，另一个血统的人来了，并且成为掌权者，他们带来的生活方式、规矩、甚至说话的方式都与之前不同。即使这个新掌权者存在的时间不长，但那种“不是自己人”的感觉，那种与过去的“不连续感”，足以让人觉得那段时期与之前的日子仿佛隔了一层厚厚的纱，甚至像是另一个世界。而当原本的血统再次掌握权力时，虽然它会吸取一些新的东西，但它会努力去强调“回归”，强调与那个“外来的”时期的不同，从而在人们的记忆里拉开两者之间的距离。
网友意见
洒家打出这么多字，逐条斟酌，生怕哪儿出错，结果你们这帮混账居然就特么读出来一句“崖山之后无中国”是吧？！
宋朝的制度是绝嗣的，也就是说，从制度上来看，宋朝制度是没有继承人的。
宋朝把中国古代的官制玩出了新花样，官、职和差遣分离，真真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要多精致有多精致，要多繁琐有多繁琐。然而接茬宋朝的元朝，类似于莽夫，宰执、三衙、厢军、谏议之类的东西，在元朝是不适用的。而且，元朝制度的大部分来源，是继承于金朝，而金朝的制度又多是沿袭辽代，只有个别是从北宋学来的。明朝又是元朝的好学生，自然是接着元朝的用，虽然嘴上说的是恢复汉唐旧制。
所以题主的这个“远”的感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宋明毫无连续性。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明朝基本军制——卫所制，就是元朝的镇戍军万户府制，而元朝的万户府又是从金代的忒母猛安谋克制度承袭而来，这三者之间甚至连军事单位都没变——千户、百户，明初甚至还保留有万户这一官职。然而宋朝的点检、虞侯、统制，并没有被承袭，总管被元朝用了，但是成了路的行政长官，随着明初改路为府，知府也就接替了总管，这一职务就此烟消云散。宋、元、明倒是都用过都指挥使这个职务，然而宋朝的都指挥使那是三衙和厢军的长官，高级干部，元朝的都指挥使都是亲军嫡系，明朝的都指挥使类似于元朝的都元帅，而指挥使其实是元朝的万户。
而且，元朝的时候去掉了唐宋辽金的某某军节度使的加衔，去掉食邑，明初朱元璋一手厘定新的官制，几乎是重新安排了整个官职系统，几个重要的改变比如废中书省枢密院，将太医院、钦天监的勋阶并入文官，废内官勋阶，爵位只保留公侯伯三种而废除了郡公、郡侯、郡伯、县公、县侯、子、男等等，这造成了明朝的官衔和之前的朝代非常不一样，等清承明制之后更是如此，明清一体，而唐宋元大抵差不多。
咱们拿结衔来说事。
唐朝：骠骑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兼范阳郡长史柳城郡太守平卢节度支度营田陆运两蕃四府河北海运兼范阳节度经略支度营田副大使采访处置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柳城县开国伯常乐安公曰禄山
宋朝： 推忠佐理功臣枢密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尉行刑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临淄郡开国公食邑九千五百户食实封二千七百户晏殊。
元朝：大元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赐推忠守正亮节功臣资政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文肃畅师文
明朝：赐进士及第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知制诰知经筵事国史总裁徐阶
清朝：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直隶总督兼曾河道提督军务加三级一等肃毅伯李鸿章
然而明初没大改之前的结衔倒是稍微有点唐宋味道：
赐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国常公
很明显，在朱元璋厘定新制之后，明朝的官职几乎和宋朝没有了任何承袭的意思，而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求同的心理，长得差不多的就容易放在同一类，既然宋明一点都不像，那给人的感觉就只能是越来越远了。
我从地理河水文视角，讲一个故事。
《水浒》里江湖好汉们枭集的水泊梁山，在元末明初时，依然是一大片湿地湖沼，依然还很多有绿林草莽出没，只不过不叫王伦晁盖宋江而已。
主要原因，第一是从北宋到明朝，梁山泊一直是黄河下游的大湖沼湿地；第二就是因黄河下游经常决口泛滥，洪水首先冲入梁山伯，梁山伯长期充当泄洪池的作用。
在北宋年间，黄河下游河道因为经常决口，《水浒》里提到的郓城县、阳谷县、梁山，都位于黄泛区。今天的江苏徐州，当时也在黄泛区，而且受到的水患海特别严重。因为当黄河南岸河堤决口之后。经常会夺泗河的河道，从淮河流入黄海。
对，你没有看错。网上常有的说法，声称在南宋高宗建炎初年，为了阻挡金兵南下，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挖开河堤，这才有了黄河夺泗入淮。
但是实际上，黄河“夺淮入海”的历史，要比这个悠久的多了。
比如说北宋神宗熙宁十年，苏东坡刚到徐州担任知州的时候，当年夏秋之季，就遇到黄河决口泛滥的大洪灾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苏轼《放鹤亭记》
《宋史·列传九十七·苏轼列传》，把这次黄河决口，洪峰的运动方向，沿途的灾情，记录的非常详细：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宋史·列传九十七·苏轼列传》
熙宁十年黄河溃堤，洪水流向示意图。如下图红线，两个圆圈，分别是黄河溃堤的澶州和泗水岸边的徐州
当年七月中旬，位于澶州（濮阳开德府，“澶渊之盟”的签署地点）的黄河南岸河堤被汛期的河水冲溃。洪水先向东，经过濮州，灌入梁山泊，然后再南下，夺泗水河道，继而经泗水河流入淮河河道。
而徐州城就在泗水河边，洪峰下来，又赶上汛期连日大雨不停，就算徐州城有城墙保护，水位一度都涨到距离城头只剩下“三版”的位置，实在太危险了
《水浒》里提到的郓城、阳谷，在北宋年间都属于黄泛区；而梁山伯就是黄河决口后的泻洪池。水量大，泥沙淤积现象海特别显著，所以形成水域面积广大的湿地湖沼，经常有草寇山大王出没。
即便是南宋建炎初年，杜充在挖开河堤，黄河“夺泗入淮”之后，在此后的金朝、元朝和明朝中前期，依然如此。
原因有两个，一是人为，二是老天。
在战争中挖开河堤对付敌人，干这种事的不止杜充秦始皇和蒋介石三位，多了去了。比如说在金朝正大五年（1232年）和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元军灭金和南下进攻南宋（此前南宋刚刚“收复”开封）的时候，两次掘开黄河河堤。
1232年这次，元军为了攻克金军守卫的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决开归德府城北的黄河南岸河堤，放水淹城；1234年这次，元军决口开封城北的黄河南岸河堤，放水淹城。
多次人为的决堤，加上黄河自然泛滥决堤，这导致在金朝、元朝河明朝前期，黄河下游河道经常决口变动，当北岸河堤泛滥之后，洪水依然能流入梁山泊。
比如《易图明辨》当中记录了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的一次决堤洪水
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
在金朝、元朝和明朝前期，黄河决口后，洪水频繁冲入梁山泊，这导致直到明朝前期，梁山泊依然是水域面积广泛的湖沼湿地。
在施耐庵写《水浒》的元末明初，正处于改朝换代社会大动荡的时候，位于黄泛区核心的梁山泊，恰恰是绿林草莽山大王聚集、隐伏在草莽水泊当中，打家劫舍对抗官军的黄金时代。
梁山泊的衰落，湖泊水域的收缩，发生在明朝中期的弘治年间——
金明昌五年，河决阳武，灌封丘而东，此封丘隔在河北之始也。元至大二年，河决封丘。顺帝至元初，河复决于封丘。明弘治二年，河决原武。其支流决封丘荆隆口在县西南三十余里，漫祥符，下曹、濮，冲张秋。五年，河复决于荆隆口，溃仪封之黄陵冈，更犯张秋，坏会通河。寻命刘大夏治之。——《读史方舆纪要 卷一百二十六 川渎三》
弘治六年，都御史刘大夏受命治河，上言：河流湍悍，张秋乃下流噤喉，未可辄治。宜于上流分道南行，复筑长堤以御横波，且防大名山东之患。俟其循轨而后决河可塞也。报可。大夏乃浚孙家渡口，开新河七十余里，导水南行，由中牟至颍州东入淮。又浚祥符东南四府营淤河，由陈留至归德，洒为二道。一由符离出宿迁小河口，一由亳州涡河会于淮。又于黄陵冈南浚贾鲁旧河四十里，由曹县出徐州合泗入淮。支流既分，水势渐杀，张秋遂塞。又筑西长堤，起河南胙城，经滑、长垣、东明、曹、单诸县，下尽徐州，亘三百六十里，谓之太行堤，凡五旬而功毕。——《河渠考》
这两段资料，讲述的是同一件事：
元、明时候，修了京杭大运河。其中南起徐州、北到山东临清的这段运河河道，叫“会通河”。会通河不仅位于黄泛区，而且就从梁山泊边经过。
黄河北岸的河堤经常决口泛滥，洪水携带大量泥沙，先冲入梁山泊等洼地湖沼，继而冲入会通河河道，泥沙快速淤积，就行不了漕船了。
于是在明孝宗弘治六、七年，由刘大夏主持，在黄泛区的黄河北岸修了太行堤。当黄河北岸溃堤决口后，洪水被太行堤所阻挡，不能流入会通河和梁山泊。
这个措施保护了会通河的漕运，也导致梁山泊失去了主要的水源。在明朝中后期，梁山泊的水域面积迅速收缩。
南宋史研究難搞的鍋。
材料少，個別時期基本沒有材料。
導致南宋史現在跟個黑洞一樣，不是大佬根本不敢去做。
最後大多數人對宋朝的認知集中在北宋。
而明史研究的高峰集中在明中期以後，而且明中期以後的社會發展一直是延續到今天的，很多東西都可以直接理解相通。所以很多人理解的小說、戲劇發達的市民社會，都是萬曆時期。
這兩邊就相差了四五百年以上。
自然就感覺很遠了。
另一個類似情形是戰國和漢，實際上中間隔的更短，但由於漢朝一直延續到了曹丕篡漢，不做歷史研究的人無法理解西漢漢武帝以前和戰國晚期沒什麼太大區別。
90年很长了。
康熙35年，公元1696年，朝鲜使臣入华朝贡。延途百姓对他指指点点，“言其蓄发无辫，状类蛮夷”。
其时，距1644年清廷入关不过50余年，老百姓已经忘了祖祖辈辈留了上千年的发饰，反认为不留辫子的是蛮夷。
50年便如此，况90年乎？
泻药。
因为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宋朝，是歌舞升平的真仁时期，是王司斗法的变革时代，是徽钦二帝的靖康之耻，是岳飞韩世忠那个时代。差不多是以1140年为界了，后面的140余年几无印象。
比如，采石之战、隆兴北伐、开禧北伐、端平更化，又有多少人有印象，崖山海战更像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从文学上来看，提到辛弃疾、陆游、姜夔、吴文英等人，谁又会去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
从文化上，虽然朱熹、陆九渊也是大名鼎鼎，但谁又会去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
简单来说，宋明之间像是出现了一个文化断层，唐宋之间有个五代十国，差不多也有七八十年，但是唐宋之间就没有宋明之间那么大的隔阂，为什么捏？唐诗传到宋代，依然有无数佳作流传，宋词起源于唐代，两宋发扬光大；而诗词从宋传到明，佳作甚少。而且科举制突然变成了八股文，三省撤销。
何必长篇大论，其实就是心理上的错觉，或者说是，视觉的错觉。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以四十年为一个尺度，把四十年扔在明朝任何一个时段，最少只有一位，最多可以涵盖6位皇帝，从明太祖朱元璋去世（1398年）到明英宗上位（1435年）。
如果以五年为一个尺度，扔在明朝的任何一个时期，最少一位，最多可以涵盖3位皇帝。
但是，如果你把五年扔在元朝，你知道最多可以涵盖多少元朝皇帝吗？
1323年，南坡之变，元英宗被杀。
1328年，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去世
当年9月，元文宗与天顺帝分别在大都和上都被拥立，两都之战爆发。
1329年正月，元明宗即位，八月，明宗暴死，文宗复位
英宗—泰定帝——元文宗+天顺帝——元文宗——元明宗——元文宗
短短五年多的时间，元朝已经出现了5位皇帝，天子之位已经更迭了5次！！！
而如果把四十年扔在元朝的话，你知道会是什么景象吗？
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之间依次是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明宗，文宗，宁宗这9位皇帝。
而这九位皇帝加起来一共占了多少年呢？忽必烈去世是1294年，元顺帝即位是1333年，九位皇帝一共只有40年！！！
换言之，你只需要四十年，就可以经历从忽必烈到元顺帝一共11位皇帝的天下！！！
6的两倍是12
这个意思就是，在同样的时间里，元朝创造出的帝王的数量的极限差不多是明朝的两倍。
就算元朝只有90多年的时间，但当你看到丝毫不逊色于其他王朝君主数量的帝王世系表的时候，谁都会产生一种换了这么多皇帝，真的过了好久好久的错觉吧。
所以我要送上这三张图给朱元璋（奉狗送图）：
歪个题，宋明之间比想象中还要接近。近到什么程度，朱元璋起事的时候，降元的宋恭帝赵㬎的长子还在世。
1276年元军攻克临安，宋恭帝降封为瀛国公，后来在土番（西藏）出家学佛。恭帝长子赵完普随之出家为僧。
《元史·顺帝纪》载：至正十二年五月庚辰，监察御史彻彻帖木儿等言：“河南诸处群盗，辄引亡宋故号以为口实，宜以瀛国公公子和尚赵完普及亲属徙沙洲安置，禁勿与人交通。”从之。
《元史·顺帝纪》又载：（至正十三年）十二月癸卯，脱脱请以赵完普家产田地赐知枢密院事桑哥里失。
从这几条史料里看出，至少在至正十三年，即1353年，宋恭帝之子赵完普还在世。而在前一年，即1352年，明太祖朱元璋已经在濠州起事。而再前一年，韩山童已经自称宋徽宗八世孙，与刘福通聚众起义，以匡复宋室为旗帜。殊不知真正的宋室嫡裔仍然在世。
而赵完普对故宋是什么感情呢，史料没有记载，有趣的是，考古学者在敦煌莫高窟第256窟东壁门北发现了一个汉文题记：“即是大宋国至正十三年六月”。众所周知，至正是元朝顺帝年号，而呼以大宋国年号，殊为怪异。至正十三年即1353年，而红巾军用大宋国号要迟至1355年韩林儿称帝，故题记中的大宋国也不可能是韩宋。而赵完普恰巧在1352年被安置沙洲，敦煌就在沙洲范围内，同时赵完普身为僧人，故该题记很有可能出自赵完普之手。而该256窟中同时有三身宋代供养人像，可见赵完普游历至此，不禁发出故国之思。其对亡宋一直有追怀之情，无奈处于元朝严密监管之下，只能以题写大宋国这种方式来追思故国。
不禁开个脑洞，要是当时红巾刘福通等人不尊奉韩山童而是拥立赵完普起事是个什么画面。毕竟赵完普身为宋恭帝长子，如果宋朝仍在，作为南宋故太子，和南宋无缝衔接了（手动滑稽）
同时，要是宋主是赵完普，朱元璋会不会像韩林儿一样给他沉了。嗯，画面很美。。
元朝灭宋的最后一战——崖山之战中，有个姓陈的宋朝小兵掉到海里，被元朝的兵卒捞了上来，正好他曾经的上级也在这个船上，就偷偷把小陈藏在船上。
没过多久，元军下令把所有的俘虏都扔到海里去，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刮起了大风，把船体吹的来回摇晃，正在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小陈曾经的上级对元朝将军说道“我以前的一个手下会法术，可以让他过来停止大风”于是元朝的将军就把小陈放了出来，巧的是，他念了一段咒语，大风果然停止了，元朝众人看到后惊讶不止，小陈这才安全的回到了家乡。
后来小陈活了九十多岁，他有一个女儿叫陈二娘，陈二娘有一个儿子叫朱元璋。
我媽媽的爺爺，
一八九二年生人，
他們同族同輩讀的是私塾，
他娶了兩房老婆，
他名下有地、有藥房、有手工作坊，
他留過辮子，穿長衫，
犧牲於抗日戰爭。
在我看來，他是歷史書中清朝古代人。
對他的了解只能通過家族長輩的故事介紹。
然而家族的很多長輩都不知道自己具體的出生年月日。
這種文化、知識上的差異，僅僅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親身經歷過，所以感到陌生。
另外，說個國外的。
二戰時期，美軍陸軍一線部隊是幾乎沒有黑人士兵，海軍軍艦的作戰單元同樣沒有黑人，黑人士兵只能從事輔助性且限制頗多的崗位。畢竟，一九六零年代，他們坐公交車還有諸多的限制。
跟現在的美國電影相比較，這變化也不可謂不大。
陈弘历和华盛顿还是同时代人呢，距离感还不是更远
90年还不够长？
胜国昭代之间跨度长的赶脚，却还是有滴。唐亡之后，不到一甲子大宋就建立了，期间五代十国征伐不断，一方唱罢一方登场，豪杰俊秀，连年兵燹，层不穷出，直打的四方糜烂，汉胡竞相领唱。
宋灭以后，又过了约89年后才建立了明朝，中间也麻油什么五代十国，也就至正年间折腾点红巾军，搞来搞去的风云程度赶不上五代十国。
乃们中有人感觉相距很远的赶脚，是因为:
1.宋明之间的延续性不高；
2.大明的身上有太多蒙元的痕迹；
3.明是高度的封建君主专制；
氮素，俺每大明也么得办法，我太祖皇帝出身低微，不是士族簪缨，奋起烟波之中，也么得世家大族前来投靠，纯粹靠武运得了天下。
那些江南大族，心眼里瞧不起太祖，征辟？不好意思鹅拒绝。张士诚容忍我们滴特权，您阔以么？
明制脱于元制，么得办法，朱元璋先生没什么文化，你看他们濠州系的红巾军官职都素啥，太祖做过九夫长，镇抚，没什么见识，把元代的官职拿过来直接用。
有时候，没文化到了什么地步，花云因功被授予管勾这种低级文官职务，氮素红巾军阔能觉得这种官职挺牛皮，当年在村里管勾能整死好几个村，不得了。
明代在语言，服饰，制度等方面都遗留了太多元朝的痕迹。例如天津站，这个站来自大元，明军的兜鍪式样，铁甲式样，部分来自于大元，服饰就不好深入了，肛精多，跳过。
此外，前代多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明太祖不行。创业过程中他不断的充电学习，自己通过大量的案例来分析，得出结论，元以仁亡。
这过不行，做官的大大滴坏，我要一把嗦。
建国以后，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典章制度？就是因为实在么得。
就酱吧，做菜去了。
元明清分类+1
1453年拜占庭陷落，1492年哥伦布去美洲，相差39年，结果一个算Medieval一个算Early Modern
还有一个伪印象可能是经常被国内书归类在“古代/封建时代大帝国”的奥斯曼实际存在到一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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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这个问题问得太有趣了！确实，在网络上，明粉和清粉的“战火”连绵不绝，堪比《三国演义》里的魏蜀吴争霸，而宋朝和唐朝的拥趸们则显得低调许多，仿佛是隐士高人，不怎么下山“撕逼”。这背后其实有不少值得说道的门道，咱们掰开了揉碎了聊聊。首先得承认，“明吹”和“清吹”现象的普遍，跟这两个朝代本身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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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历史事件，说起来都是异族入主中原或对中华民族造成深重苦难的例子，但细究起来，它们之间存在不少显著的区别，不仅仅是发生在不同朝代，更体现在 征服的性质、过程、影响以及被征服者的抵抗方式 等多个层面。下面我将尽量细致地梳理一下它们之间的差异，力求让大家能更清晰地认识这些历史事件的独特性。一、 元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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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旗袍和汉服哪个更能代表中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常常被拿来讨论的话题。两者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它们代表的中国文化内涵和在国际上的形象，确实各有侧重。旗袍：时代的风韵，民国的优雅旗袍，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式，确实更多地与民国时期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朝满族女性的袍服。清朝时期，满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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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得国不正”：宋与清的历史镜像与本质差异“得国不正”是一个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概念，它指向王朝的建立过程并非全然顺应天道、民心或既定秩序，往往伴随着不正当的手段或颠覆性的变革。将大宋与大清放在“得国不正”的审视之下，我们会发现虽然两者都曾被视为“篡位”或“非正统”，但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合法性来源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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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宋和清朝，一个是历史上辉煌的宋朝（通常指北宋和南宋），另一个是离我们最近的封建王朝。它们之间隔着元朝漫长的统治，历史跨度、社会结构、文化特质，乃至统治方式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要说起来，那可就太多了，咱们一一道来，尽量讲得细致些。首先，从民族和统治集团来看，这是最核心的区别。 赵宋： 赵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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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判断大宋和拜占庭哪个“更烂”，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烂”是一个非常主观的词汇，而且两个帝国都绵延数百年，内部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其“烂”的程度和表现形式也大相径庭。与其说是评判哪个更烂，不如说是在分析它们各自的缺陷和衰落的根源，以及这些缺陷在不同历史时期和语境下的具体体现。为了能更详尽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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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唐长安和宋开封的人口是否能达到百万，这确实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历史话题，也是许多历史爱好者和研究者争论的焦点。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梳理当时的城市规模、经济活力、人口统计的局限性，以及不同学者的研究成果。唐长安：一个帝国的心脏唐朝的长安，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首都之一，其规模和规划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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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蓉和宋喆的未来，说起来，得从几个层面去推演。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娱乐圈的瓜从来不少，但涉及到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往往会留下更深的印记。法律层面：最直接的风险，就是刑事责任。马蓉作为王宝强的妻子，涉嫌侵占财产。这事儿可不是小打小闹，一旦被认定，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具体是什么罪名，可能得看证据指向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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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溯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越国、宋国和中山国这几个名字，如同散落在历史画卷上的独特笔触，各有其鲜明的色彩和故事。评价它们，不能仅仅用简单的“强”或“弱”来概括，更应深入理解它们在那个时代背景下的生存之道、文化特色及其最终归宿。先说说越国。提起越国，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或许是“卧薪尝胆”的勾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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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世佳和宋轶在《我就是演员》之《催眠大师》里的这出戏，真是让人又爱又恨，看完之后心里五味杂陈。先说金世佳。他演的那个角色，一个事业有成的心理医生，看着光鲜亮丽，其实内心深处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痛。金世佳这次真是下了功夫的，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沉稳、压抑，还有偶尔闪过的痛苦和挣扎，都把握得挺到位。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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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蓉和宋喆，这两个名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舆论漩涡的中心，他们与王宝强离婚事件的纠葛，在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要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其实并非是在史书意义上寻找他们的“丰功伟绩”，而更像是分析他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对社会现象、公众认知以及某些特定群体（比如娱乐行业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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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晋朝、宋朝，这三个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王朝，但它们在“中兴”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剖析，为什么汉朝能迎来中兴，而晋和宋却显得力不从心。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中兴”。在中国历史语境下，“中兴”通常指一个王朝在经历了一段衰败、分裂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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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南唐当时的兵力能否和宋军曹彬抗衡，这事儿可就复杂了，不能简单地说“能”或“不能”。得具体分析南唐的家底，以及曹彬那一仗打的是什么情况。咱们先说说南唐，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尤其是在李煜当政前后，国力虽然不算顶尖，但也算一个重要的割据政权。它继承了吴越等国的基业，疆域一度横跨长江中下游，江南的富庶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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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大学选手马艺妮和宋思睿在《最强大脑》节目中的表现，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评价。他们的出现，不仅是个人能力的展现，也引发了公众对于不同学习路径、性格特质以及“学霸”标签的讨论。一、 马艺妮：多才多艺的“全能型”选手马艺妮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身上展现出的多面性和平衡性。 学术能力扎实，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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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触及到一个非常敏感和复杂的话题，而且关于雪莉的个人经历，特别是“高层性侵”的说法，在公开信息中并没有被证实。我们能获取到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媒体报道、粉丝的猜测以及一些非官方的声明，很多内容都带有主观色彩和不确定性。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关于雪莉遭受“高层性侵”的说法，在法律上和事实层面上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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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雨琦和杨颖在韩国的人气，这个问题其实挺值得探讨的，因为她们各自的出道背景、活动重心以及与韩国的缘分都大不相同，所以人气表现也会有差异。我们先从宋雨琦说起。宋雨琦，大家最熟悉的身份应该是韩国女子组合 (G)IDLE 的成员。这个组合在韩国乃至全球都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宋雨琦作为组合中的一员，她的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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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较刘宋和赵宋哪个更“厉害”，其实是个挺复杂的问题，因为“厉害”这个词可以从很多角度去理解：军事实力、经济繁荣、文化影响力、政治稳定等等。而且，这两个朝代相隔甚远，所处的时代背景、面对的挑战都大不相同，直接对比有些“关公战秦琼”的意思。不过，咱们不妨就从几个大家比较关心的方面，掰开了揉碎了聊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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