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什么汉朝可以中兴,而晋和宋却不能?

回答
汉朝、晋朝、宋朝,这三个在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王朝,但它们在“中兴”这个问题上的表现却截然不同,这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剖析,为什么汉朝能迎来中兴,而晋和宋却显得力不从心。

首先,我们得明白什么是“中兴”。在中国历史语境下,“中兴”通常指一个王朝在经历了一段衰败、分裂或动荡之后,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努力,重新恢复了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影响力,重新确立了其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

汉朝的“中兴”:光武中兴的传奇

汉朝的“中兴”,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所缔造的“光武中兴”。在经历了西汉末年的王莽篡位和随之而来的绿林赤眉起义的战乱后,刘秀在乱世中脱颖而出,统一中国,建立了东汉。

政治上的清理与稳定: 刘秀登基后,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乱摧毁的统治秩序。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整顿吏治: 他对腐败的官僚体系进行了大力整顿,严惩贪官污吏,选拔贤能。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效率和公信力。
休养生息: 相较于前朝的奢靡,刘秀提倡节俭,减轻百姓负担,鼓励农业生产,这为社会恢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限制外戚与宦官: 虽然最终未能根绝,但刘秀对前朝外戚专权的弊端有清醒认识,并试图在制度上加以约束,为日后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
经济上的恢复与发展: 战乱导致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刘秀大力推行复兴农业的政策,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使得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同时,他对商业也持相对开放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活力。
军事上的巩固: 在统一战争中,刘秀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建国后,他继续整顿军队,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边境的安宁。
思想文化上的兼容与传承: 刘秀尊崇儒学,但在实践中也展现出一定的务实和灵活。他对前朝的文化遗产给予了重视,并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与现实相结合,形成了相对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个人能力与历史契机: 刘秀本人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能臣皇帝,他勤于政务,善于用人,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执行力。同时,他所处的历史时期,虽然经历了战乱,但中华文明的根基仍在,尚未经历根本性的断裂。

可以说,光武中兴是汉朝在经历重大危机后,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和以刘秀为首的政治集团的卓越领导,重新焕发了生机。

晋朝的无奈:分裂与制度的困境

相比之下,晋朝的“中兴”更像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虽然晋朝也有过短暂的表面稳定时期,例如“永嘉之乱”后,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了东晋,并在初期有过一些恢复措施,但与汉朝的光武中兴有着本质的区别。

士族门阀制度的根基性制约: 西晋覆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士族门阀制度的弊端。虽然东晋初期司马睿试图平衡皇权与士族的关系,但强大的士族势力依然掌握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实权。
权力分散: 国家的决策往往受制于士族内部的妥协与博弈,皇帝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难以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人才选拔的局限: 门阀制度下的“九品中正制”虽然在早期有利于选拔人才,但后期逐渐演变成门阀子弟垄断官职的工具,阻碍了寒门人才的上升,导致统治集团的视野和能力受限。
北方失地与国家分裂: 东晋未能收复北方失地,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民族政权林立。这种长期的分裂状态使得国家整体实力难以恢复,也使得东晋政权长期处于防御状态,缺乏北顾收复的战略主动性。
内部的权力斗争: 尽管士族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政治的稳定,但士族内部的权力斗争从未停止。桓温、谢安等权臣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掌握大权,但其最终目的更多是为了维护士族利益而非国家整体的强大。
经济基础的脆弱性: 东晋政权主要依赖南方士族庄园经济,虽然南方经济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但与北方广阔的土地和丰富的人口相比,其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北伐和国家建设。
外部威胁的持续性: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对东晋来说是长期且严峻的。虽然有过“淝水之战”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整体而言,东晋始终无法摆脱北方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

简而言之,晋朝的统治集团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士族门阀制度带来的弊病,未能有效整合国家资源,也未能克服北方分裂的现实,因此其“中兴”始终未能真正实现。

宋朝的局限:制度的束缚与积弱的循环

宋朝,特别是北宋,在中国历史上以其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文化著称,但它同样面临着“中兴”的难题,而且其“中兴”的努力往往受制于自身独特的制度设计和长期的积弱局面。

“重文抑武”的国策: 宋朝吸取了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教训,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
军事的相对孱弱: 虽然文官政治发达,但军事力量相对薄弱,长期受到北方民族政权的压制,如契丹(辽)、女真(金)等。这使得宋朝在面对外敌时,常常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兴”(即军事上的强大和领土的扩张)。
文官集团的制约: 文官集团权力过大,虽然保证了政治的相对清明和效率,但也可能导致决策的犹豫不决,以及在军事问题上的保守和缺乏魄力。
财政负担的沉重: 为了维持文官体系和对北方民族政权的岁币或贸易,宋朝的财政负担非常沉重。虽然经济发达,但钱花在军费上的比例相对较低,难以支撑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土地兼并与贫富差距: 尽管有“占田律”等制度,但土地兼并的趋势依然存在,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改革的反复与阻力: 宋朝并非没有改革的尝试,例如王安石变法,就试图通过改革来富国强兵。然而,这些改革往往面临强大的保守派阻力,最终难以彻底推行,甚至引发了党争,反而削弱了政治的稳定。
外部环境的恶劣: 宋朝所处的时代,北方存在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它们对中原地区虎视眈眈,这种长期的军事压力使得宋朝的每一次“中兴”努力都必须首先面对如何巩固边防的问题。

南宋的“中兴”,以岳飞为代表的抗金斗争一度看到了希望,但在朝廷内部主和派的阻挠下,最终功败垂成。其“中兴”的努力更多是在亡国边缘的挣扎,而非恢复至昔日汉朝的辉煌。

总结一下核心区别:

1. 制度基础: 汉朝在“光武中兴”时,虽然经历了战乱,但其根本制度(如郡县制、中央集权)仍在,只是需要修复和完善。而晋朝的士族门阀制度,以及宋朝的“重文抑武”和文官集团的制约,都是制度层面的根基性问题,难以在短期内根本解决。
2. 外部环境: 汉朝统一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内部的割据势力和匈奴的外部威胁,但在刘秀的努力下,这些威胁得到有效控制。晋朝长期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国家分裂严重。宋朝更是长期处于与北方强大民族政权的对峙与战争中。
3. 统治集团的意志与能力: 刘秀以其非凡的个人能力和坚定的政治意志,成功地带领汉朝走出了困境。而晋朝的士族集团更多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缺乏统一的国家复兴意志。宋朝的文官集团虽然有改革的愿望,但往往受制于体制和党争,改革效果有限。
4. “中兴”的定义: 汉朝的“中兴”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恢复和扩张,重新确立了其在东亚的霸主地位。晋朝的“中兴”更多是一种苟延残喘和局部恢复。宋朝的“中兴”则是在外敌压迫下的战略收缩和维持,未能恢复汉朝那样强大和广阔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汉朝之所以能中兴,是其政治、经济基础的相对稳固,加上杰出的领导者和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而晋朝和宋朝则因为制度的深层弊病、严峻的外部挑战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限制,使得它们在面临危机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的“中兴”。这并非否定晋宋两朝的成就或历史价值,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理解它们在面对历史巨变时的不同命运。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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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可以中兴,最大理由是因为刘秀姓刘。

汉朝不可以第二次中兴,最大理由也就是因为曹操他不姓刘。

难道还真以为东汉和西汉是一个延续下来的王朝不成?

中国历史无情法则,便是天下从来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天下人之天下,唯【有德者】皆可居之。

就以汉朝为例,两汉时人信奉的是五德轮回,天命有尽,汉为火德,代之者土。根本没人相信老刘家真能万世一系,永享天下。

最早说【代汉者当涂高】的人叫刘彻,职位是大汉世宗武皇帝;对一众大臣公然表示「从来没有不灭之王朝,别在我父子手里丢了江山就好。」

【行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乃自作《秋风》辞,顾谓群臣曰:“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群臣进曰:“汉应天受命,祚逾周殷,子子孙孙,万世不绝,陛下安得此亡国之言,过听于臣妾乎?”上曰:“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但使失之,非吾父子可矣。”】——《太平御览》

到了他儿子汉昭帝时,就有大胆的儒生上书,请皇帝主动退位让贤了;汉成帝、汉哀帝之世,君臣上下人人心照不宣“大汉药丸、气数已尽”,汉哀帝甚至因为“汉家历运中衰”,搞出一个“重新受命、易号新朝”的闹剧,宣布自己是所谓“陈圣刘太平皇帝”来自欺欺人。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诏曰:“汉兴二百载,历数开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基事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汉书·哀帝纪》

所以汉武帝死后不到百年,西汉王朝就近乎被无血篡位,无拳无勇的一介书生王莽,其改朝换代举动竟会如此顺利,从中枢到地方压根没受多大阻力。成千上万刘姓诸侯宗亲,居然只有个刘祟出来,纠合百人,一日即败;二百年西汉社稷臣子,居然只有个翟义出来,三月即亡。

王莽心知肚明,大伙儿推举他上台来,就是从前西汉那套已经搞不下去了,于是才开始搞起各种泥古不化的政治改革,岂料急于求成,改制失败,同时得罪了权贵、豪族和小民,搞到天下大乱,盗贼蜂起,遂有刘玄、刘縯、刘秀这些汉朝宗室,借着绿林军的势力,组成了反对王莽的大军,这才“人心思刘,人心思汉”了。

当然,最关键因素,是刘秀这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在昆阳之战,以七千敢死之士,连同援军两万六千,奇迹般地打垮了王莽政府军主力四十二万大军,创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战争史奇迹,几乎一战摧毁一个大一统帝国。

所以那之后,刘秀声望如日中天,单枪匹马到河北招抚,当地诸侯倒贴联姻,送来兵马,不断英杰名将来投,半年内谈笑间得几十万大军,不到三年就二分天下有其一,定都洛阳建立帝业,三年后,在宜阳之战这种数十万大军对垒的大决战中,调度如意,合围迫降几十万赤眉军,击垮了争夺天下最大劲敌,又用了九年时间,重新完成全国统一。

事实上,在新莽年间,刘秀作为前朝余孽,整天只有担惊受怕,朝不保夕,他这个刘氏宗亲的身份,只有比刘备在东汉末年更不值钱。即使在投身反王莽大军后,也并没靠这个姓氏身份占得太多便宜。

就比如河北的真定王刘杨,正经的西汉诸侯王后裔,坐拥十万大军,为什么要招揽光杆一个的刘秀上门,而不是以此为资本,自己去打天下呢?不是因为刘秀的出身姓氏,而是因为刘秀的卓越能力,让他信服,这才舍得投资。而对面赤眉军拥立的傀儡皇帝刘盆子,也是正经有谱系可考的汉室后裔,他能号令赤眉军任何一人么?

以后世千古奇才诸葛亮之才智,即使是对汉高祖刘邦的才干评价,不过“多疏阔”而已,对刘秀却叹服其「神略计较,生于天心,策虑深远。」更认为是刘秀自身才能太高,天生睿智,策谋深远,自然就将属下将领的才干尽数掩盖了。

诸葛亮:【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

因此,刘秀并不靠天、不靠命,而是靠自己卓越的才能,团结了众多杰出人才,才得到天下。即使他并不姓刘,没有前朝皇族汉室后裔的身份,在公元一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对手,得到江山是水到渠成之事。

当刘秀重建汉朝社稷,宣布自己并非新朝开国,而是“建武中兴”后,也就顺便让王莽戴上了一顶遗臭千古的乱臣帽子。王莽的首级还成了复兴后汉朝府库的镇库之宝。

可谁都知道,若是当时政治主流,真当汲汲于坚持汉家天下,刘氏江山,怎么十几年前时,这些忠臣义士都跑哪里去了?不是王莽搞改制玩脱了,哪还有老刘家什么翻身机会?

因此,这位中兴汉室的大汉世祖光武皇帝,连他自己都和汉武帝一样,根本不信汉朝刘氏就理所应当该“万氏一系”,甚至还专门为“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话,还专门和另一个大反贼公孙述打过嘴仗,表示“代汉者当涂高”,你“公孙皇帝”名字不叫高,能代汉的不是你,却没有否认老祖宗这句话本身。

【帝患之,乃与述书曰:“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乃复以掌文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贼臣乱子,仓卒时人皆欲为君事耳,何足数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当早为定计,可以无忧。天下神器,不可力争,宜留三思。”署曰“公孙皇帝”。述不答。】——《后汉书·公孙述传》

所以公孙述也好,后世的袁术也罢,他们自己依据这句话称帝,都是有“官方论证”的理论依据,不是胡来的,只是军事上打不过罢了。

而其后曹魏代汉的理论依据:【当涂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魏当代汉。】

就是说“涂”“途”相通,“当涂”就是“当道”;“当涂高”的意思是道路两旁最高的东西。这在两汉时的称呼是“阙”,又名“魏阙”,所以代汉者魏,天经地义。曹丕宣布曹魏为土德,改元为“黄初”,都是为了符合五行轮回。

显而易见,假设曹操这位在汉末三国十分天下有其七的“超世之雄,旷代之杰”,原本也姓刘,有一个汉室宗亲的身份,他更不用花了将近二十年时间去大费周章,搞一套「封公、封王、受九锡,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之类的完整程序,竟在有生之年不能登基为帝了。

只不过假设是时间线这样的话,这个“刘操、刘丕”父子建立的新政权,谁又能说他们不是“季汉”(第三汉朝),不是汉朝的第二次复兴呢?

同样的道理,宋朝不可以中兴,最大理由,也就是因为朱元璋他不姓赵。

朱元璋的主公,“大宋第二帝国”的龙凤皇帝陛下,明教教主张无忌,啊,不对,历史上叫韩林儿,其实他历史上一直用的名字是赵林,自称是宋徽宗的第九世孙,还专门给崖山沉海的前任宋朝小皇帝赵昺,上了【大宋怀宗恭文宁武哀孝皇帝】的庙号谥号。

至于龙凤政权在元末的作为,用明朝时人的话说:

【胡元非我族类,重以庚申不君,民不聊生。韩氏父子、君臣起义,号召天下,天下云合响应。群雄并争,不谋而同。然当是时,据河南,荡山东,躏赵、魏,跞上都,入辽东,略关西,下江南,大抵尽宋之将帅,不谓之中国之(商)汤、(周)武不可也。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

高举着大宋旗帜的几十万红巾军将士们,波澜壮阔的三路北伐大军,据河南,荡山东,平河北,踏上都,入辽东,略关中,下江南,兵锋甚至远及朝鲜半岛,是谓——日月重开大宋天!

如果龙凤政权没有被自己的“吴国公”朱元璋篡夺,那么写在历史上,谁又敢说宋朝不是如汉朝一样复兴?蒙元政权当然也就只能是如王莽的大新王朝一样,变成被夹在两个正统的宋王朝之间,不被任何正统史家承认的僭伪政权了。

正是朱元璋将赵林沉船杀害后,为了撇清和前主公的关系,宁可捏着鼻子承认蒙元王朝的法统,反而宣布龙凤政权和红巾军是“妖人”,大宋第二帝国的龙凤皇帝赵林,记载在历史上,也就变成了“小明王”韩林儿。

一如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后,后周皇帝郭荣、郭宗训,就被宋朝史家强行恢复其本姓“柴荣、柴宗训”,字里行间无非暗示其本为螟蛉子取他姓江山,并非正统罢了。

这也正是得则为王,失则为虏。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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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怎么才能按照刘秀那样中兴呢?

还是原来的思路,1351年刘福通韩山童起兵反元,不久,濠州城一个叫赵宜章的宋太祖十三世孙参加义军,后来攻占集庆,开设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再后来封吴国公、吴王,再后来扫灭群雄,而大宋政权龙凤皇帝韩林儿在渡江的时候淹死了,于是赵宜章在1368年正月初四定国号为大宋、定都应天府,年号洪武,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等,地方则设立行中书省,逐渐统一了中国,后来又把行中书省废了,改设布政司、按察司、都司,地方军事用卫所,中央废中书省权归六部,又废丞相,几十年后嗣君启用内阁大学士作为参谋机构……

因为这位赵宜章同志在起兵以及统一全国的时候一直打着恢复大宋的旗号,所以否定元朝,自称是大宋中兴,于是这个宋在前后276年历史上也一直是将自己的历史称为中兴大宋。如此,现代人可能也会将其视为大宋的中兴。

那么,这个宋除了叫宋、皇帝姓赵、跟北宋南宋一个祖宗之外,跟前边那个宋有什么关系吗?

中国封建王朝会因为制度的弊端,一开始比较清明的政治制度会在发展中逐渐失真,最后积重难返,随着经济基础的破坏(一般是土地兼并)而轰然倒塌。西汉在延续二百年后也走到了这一步,所以它死了。但有趣的是,西汉的灭亡有一个加速剂就是王莽,王莽一手促成了西汉的死亡,却又没搞出一个合理的、合适的、合法的新制度来代替这个已经行不通的西汉,反而搞的天怒人怨,于是各地豪强起兵推翻了胡搞八搞的王莽,建立了新政权。偏巧这个撑到了最后、建立新政权的豪强凑巧姓刘、是宗室、新建政权也叫汉,于是就算“中兴”了,实际上这不叫中兴,这叫2.0版。

东晋不能中兴就在这儿了,东晋并不是在西晋覆灭之后完成的从0到1的建立,而是从西晋的1退化到0.5,经济基础、制度政策并未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前朝(西晋)的弊端也并未清除,所以元帝那并不能算中兴,而只能说是跌停。之后的宋齐梁陈也是如此,每次的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所以也是一蟹不如一蟹,只有在大拆大建,把坛坛罐罐杂碎了重新组合之后,才迎来了南北的真正混一——唐朝。

南宋也是如此,南宋相对于北宋,其经济基础有改变吗?土地兼并、冗兵冗官、重文轻武等弊端有恢复出厂设置吗?并未,宋高宗只不过是大宋政权的跌停,那自然也就无法从根源上改变宋朝颓废的趋势,能保持现状就是大功一件。

所以,同理,南明也并不能完成中兴,因为南明从始至终是一种封建统治阶级的救亡,甚至于连“自上而下”都谈不到。弘光、永历只想着效仿晋元宋高,对大明来一次跌停;隆武理论上是有这方面的趋势和意向,但其并不掌握实际权力,也自然没法对治下(比如福建)进行一次深耕的清零重置,走向失败是必然的。如果希望明朝可以中兴,那么最优解应该是在清朝投充圈地等一系列政策搞的天怒人怨又跟三藩打的跟热窑一般的时候,有一位天选之子的朱姓宗室从某地起兵,抛开朱元璋的制度,从实际出发,制定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土地制度,然后势力扩大之后再制定适合于当时、当地的政治制度,最后成功了,定国号为大明。那么这个新兴的、制度运转有效的、经济基础合理且透明的新生大明,它的经济基础并不是跟万历天启崇祯那样操蛋,吏治也不会跟明末那般令人无语,才会再次延续二百余年,等待下一次的经济崩溃、改朝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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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说,光武那不叫中兴,叫重建。

汉朝能够重建,要给王莽同志发个一吨重的奖章。

西汉后期,承平日久,一头是人口激增,一头是土地兼并严重,其结果必然是贫富差距天悬地隔,大量自耕农破产成为流民。易言之,西汉在公元前后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他原本就该亡于农民起义,皇室声名扫地,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然而,在汉室已经丧失人望,要靠玩儿再受命的把戏强行续命的当口,真·位面之子王莽出现了。

他老人家一把将汉室推出了四处冒烟的未央宫,自个儿坐将进去痛饮于焚屋之下。通过强行抑制土地兼并,捎带各种瞎鸡八改的货币政策,把土豪和小民得罪了个遍,造成人心思汉的社会共识。而后爆了一地图的林叔叔,大量人口被战争消灭,新王朝即便不动豪绅的奶酪搞土地改革,也可以好好苟他一波。

易言之,王莽替汉室趟了所有的雷,背了所有的骂名,还重塑了法理,神话了道统,捎带洗牌了经济基础。他老人家简直是大汉纯臣,古今中外天字第一号的背锅侠。

讲道理,如果到了东汉末年,老曹家也试图解决门阀问题、豪强兼并问题,分分钟也会来个人心思汉,大耳朵成为天下之望,第三汉朝的建立指日可待。可惜——

丕仔:当皇帝最爽了,横竖算命的说了,我活不过四十,百年大计关我屁事,磕两串冰镇葡萄先。

十万:存在即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和顾陆朱张各位卿家搓麻将最开心了。

大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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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西汉王朝的皇帝和制度等就是个bug。

封建王朝里面,能喊一句人民的王朝的,只有西汉王朝了。

西汉王朝皇帝对百姓的力挺,对朝代兴衰的分析,对天下兴亡的承担。

是所有朝代都没法企及的。

先说人民占位。

汉朝,尤其是西汉,皇权很明确的宗旨就是,管你豪强地主,勋贵商人,挡着老刘家得到百姓人民拥护的,通通去死。

老刘家就从来没有在乎过啥利益集团,有的话估计叫关中父老。所以西汉就很容易见到长安血流成河,不过死得都是中上层社会。

汉武帝那么彪悍,读书人跳,弄个狄山扔长城,藩王,九卿,哪个能过手?可是被上林苑的百姓骂,他还不是认怂忍着。

老刘家,从三老到陵寝迁户,从来屁股都是坐在父老乡亲这边。

再说思想建设,

老刘家从刘邦开始,就从来没得忌讳地讨论自己天下得来的侥幸,和以后失去的可能性。

到了影帝太宗时代,贾谊贾大佬,直接来一句“假使二世子婴仅得中人之佐”,就差没明说你们老刘家这便宜拣大发了。

所以说,汉室的天下得失思想建设一开始就深挖根部,开诚布公,这样下的君王和官僚们几乎都对天下安危有清醒认知把控。

最后说下,

汉朝时代,上下一致的责任风气

汉朝文武不分家,文人讲究实干和上马杀敌的多,武将治理家国的也多。

每个男子,出生后都会有执弓之礼,告天地,小子一生当行大丈夫事。

这样风气下的贵族,平民,人人都会有远大的抱负或者潜藏巨大的抱负心。

他们对于家国,社会的承担责任是作为生命的一部分的。

有大量的这样的人在,就容易孕养大丈夫,大英雄,然后去在社会危难是承负责任。

王莽能成,是因为大家觉得老刘家不足以带我们进入更好生活了,所以换你来,老王整失败了,这个时候老刘家留下的印象是很好的。

那么大秀哥出来操作,首先就成功了一半。

至于晋,宋。。。

晋得国不正,举国上下谁不知道,说句不好听的,留着番号避免内斗,不然扯了晋的旗号也不是不可能。

而宋朝,几百年就费尽心力笼络的读书人,可是读书人的良心和能力又没有多大保证和威力,能喘气就证明还算凑合了。


一家之言,千家笑谈,陈诉看法而已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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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当然能中兴了。

元帝建康继统就被认为是晋室中兴的事件,所以《晋书》里屡屡可见「中兴之初」、「中兴之际」、「中兴以来」这类的叙述。

同样,在南宋方面看来,建炎南渡也被认为是中兴,所以赵构被谥为「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对金作战有所谓的「中兴十三处战功」,记载高宗一朝的史书有名为《中兴小历》、《中兴遗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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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一点,都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非人力所能逆转。

评价朝代这种大尺度历史表现的时候,必须找到对应大时间尺度上的因素,才能准确认知。许多人从政权结构土地兼并经济文化角度出发,都不算错,可以算是明显的因素,但是却不根本。

更根本的是民族关系的互动,因为人一代一代生生不息,民族意识让人和它的族群的行为具备连续性,生存竞争还会让这种连续性越来越强化,有了超越人生长度甚至是朝代长度的力量。

从秦汉到南朝包括两晋,属于中华第一帝国,放在民族融合这个宏大尺度之下,秦汉时属于第一帝国强盛期,对内完成整合诞生了汉族意识,对外能够有效压制和征服异族,整体呈现国势强盛的形态。

但是强盛的背后有阴影,帝国四处出击,不断扩张疆域,等于把很多外族纳入帝国之内,这些外族一时臣服,表面上加入了帝国,也在利用帝国,甚至发生了多次内迁中原的事件。

但是,只要民族融合没有彻底完成,这些异族在生存压力之下,还有区别你我的心思,一旦帝国政治出现裂缝,就会造成内乱发生。帝国就会从内部遭遇统治危机,由强盛转为去衰弱。

从汉到晋,实质是第一帝国的政治结构和统治出现极大裂缝的阶段,在一百多年里帝国的政治精英们,试图重建挽救第一帝国,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发生了八王之乱。

从这时起,内迁与外居的异族找到了机会。从此,第一帝国的主要矛盾由政治统治危机转为民族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除了赋予时间,基本无解,因为在量级上,南朝与北朝实力是对等的。

直到北朝率先完成了民族融合,诞生了新的汉族和含有大量异族元素的新的汉族文化,历史的车轮才重新有机会再次前进。这就是隋唐的诞生,以及由此诞生的中华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的强盛期,就是隋唐,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前的唐朝。但是在强盛期,第二帝国的唐重复了第一帝国的汉的动作:大肆扩张,收纳外族,内迁边境,试图消化吸收异族。

紧接着发生了安史之乱,导致有唐一代河北地区藩镇事实上的割据与独立。这个过程一直在持续,历史需要时间。即使唐亡之后的五代十国,这个问题也是时代运动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很多小国都是异族人民建立的。

怎么认识宋呢?宋非常类似晋,是帝国原有的主流文化人群,试图复兴帝国强盛的努力。但是,在大的时间尺度上,这种努力是与民族运动相违背的,所以这种努力必然要挑战这个根本因素,最终好无所成,一败涂地。

我们做个对比,东晋(应该叫南晋)多次北伐,后来的南朝也多次北伐,都遭到失败,只能大体维持均势。南宋也有北伐之心,但没有实力,遭到多次失败也知道均势已是实力极限。时间都不站在它们这边。

这就是为什么汉唐可以强盛,而晋宋看起来很弱的原因。非人力也,都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形势使然。

多说三句。第一句,顶层的统治集团对人民没那么重要,你是叫汉朝还是叫晋朝,最大的改变发生在顶层统治阶级之间,改朝换代,但是群体老百姓的日子无差。这是能够断代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的基础。

第二句,第二帝国是文化的重建,或者干脆叫新生,无论是文化上还是血缘上,都是另一个中华文明。之所以还被认为文化相连,主要靠儒教,不仅是儒教之下的政治体例,更是靠事后的历史解释。这就是二十四史的重要性,或者说欺骗性。

第三句,还有中华第三帝国,就是明朝的建立,所谓再造华夏。明是在数百年的新的民族融合彻底完成之后,重建或新生了新的一轮中华文明。明清和在一起,堪称第三帝国。

第一次完整阐述这个逻辑,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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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汉朝就算到了三国时候,一流武将内战,二流三流都能在边疆打的有声有色,我们看三国时候地图,魏国就辣么一点,一样控制的住西域。更不用说吴国打三越,蜀汉定西南等等了。

这是外因,就是还是一汉当五胡,儒家大师们还是能杀敌的,当然后来杀敌的殉国的殉国重伤的重伤,“”革命不成功我就不回国“”的垃圾儒家们就开始劣币驱逐良币了···


蛮夷进不来。更重要的是蛮夷本身也不是很强的力量,不然儒家大师们妥妥的借师助剿·······比如和大清一起打李自成,和洋大人一起打太平天国,和日本人一起打吉鸿昌啥的。


这是外因,东汉的中兴和唐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在西域维持一定的存在。


内因就是,虽然门阀已经有了雏形,但是毕竟是雏形,还没到后期九品中正以后的时候。

当然这也没办法,异地为官没了,不能长期在一个地方没了,定期迁移豪族去收皇帝的陵墓的政策也没了···这不是妥妥的要产生乡贤么

乡贤们的利益,就不一定要再支持你了···

汉宣帝怒斥乱我家者太子也,可太子辣么窝囊,汉宣帝不也硬着头皮推崇宣传忠孝的儒家,饮鸩止渴就饮鸩止渴吧,世间万物都逃不过这个啊··

可惜后患就太大了···乡贤们推出了王莽······当然王莽作为儒家大师好事坏事都干不了··也是醉了···


这是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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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朝代形势不一样,朝廷力量也不一样,结果自然也不一样。

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刘秀得到河北豪族支持迅速崛起,他要面对的四处起伏的叛乱割据势力,且不说要解决他们才能扩大地盘,以河北的平原地形,放着敌人不管,敌人也会盯着河北富庶之地,自己根本无法关起门来做山大王,只能一争到底。称帝之后,各地割据势力在皇帝眼里也是反贼,反贼是绝不能姑息的。横看竖看,刘秀也没有偏安一方的动机。

东晋,司马睿渡江立足都要靠王谢等豪族,建立政权更是妥协的产物。对皇帝而言,自己压根就没有多少嫡系势力,处处受限,和刘秀振臂一呼,部下一呼百应的效应就没得一比。光杆皇帝还想统一全国实现中兴,想多了吧?

至于南宋,赵构在商丘称帝时也是近乎光杆的状态,跑都跑不赢了还说什么中兴。南宋的武装是在和贼寇作战&被金国血虐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甚至可以说,被对手胖揍,自己非但没有倒下投降,不仅坚持住了,而且还越来越强,最后甚至敢跟你正面硬刚,这已经是很好的表现了。而且在这过程中,还发生过淮西兵变的叛变事件,对赵构来说是沉重的心理打击。

经过10几年的发展,南宋终于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击败金国军队,然而10几年时间,金国也已经在中原站稳了脚跟,要彻底拔除并不是容易的事。从有书生向金兀术建议留在开封的事件便可以看到,金人在中原并不是无人支持的。
之前金人想给个顺水人情,把河南陕西还给南宋,结果南宋自己都不敢要,怪谁?

绍兴和议前宋金便已经形成对峙的事实,只是金兀术还心存侥幸觉着南宋只是运气好;而赵构对鼎立的格局是比较满意的,能从丧家之犬变成皇帝,早已经是超常发挥。毕竟,自己是被强行推到历史前台的,原本只想着做个盛世王爷,娱乐人生,并无李世民,朱元璋那等气吞万里如虎的心气。所以金兀术过来,赶走就行了,至于将一个当初连灭辽国北宋的庞然大物一手拍死,他觉得不现实。

所以,对东汉而言,刘秀只有统一天下和兵败身死两条路子,既然成功,中兴便是顺理成章。

东晋,靠妥协建国,皇帝光杆司令一个,再有心气你也没法做到和东汉一样。

南宋,几乎从0开始,一次次被揍不是被揍死,反而还能越揍越强,最后还反咬你一口,便已经是很有难度的操作,至于从"零十开"打成"十零开",灭掉金国,赵构选择了放弃。李世民靠瓦岗寨顶住隋军火力慢慢发展,朱元璋靠红巾军顶住元军火力稳步屯粮,全金国就盯着我赵老九一个不放,我赵老九还能坐稳位子,很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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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为赵构洗地,但是看到了不好的,也应当看到好的,这才是对历史应有的态度,而不是一句窝囊无能就带过。


看到有人讲到了李纲,想想还可以再说说的。

令人惊奇的是,李纲其实活到了1140年,岳飞最后一次北伐的时候。然而南宋建立13年,这么个威望颇高的人,就是不用。这当然不可能是赵构脑抽了或者忘了,其实是因为赵构要组建一支属于自己的班底,而李纲这种早已成名的前朝大腕,难免倚老卖老,对自己权威的树立不是好事。所以,后人觉得一开始就任用李纲多好,只能算一厢情愿。这属于政治斗争,没有谁对谁错,李纲也心知肚明,后面想请他出山做一方大员,他也拒绝了。


有人觉得什么“多亏领导栽培”之类的话语很恶心,不错,一些领导强行捞功,或者属下阿谀奉承,是不好听。但是放岳飞这里,这种情况并不成立。赵构是相当欣赏岳飞的,岳家军的扩充,手下牛皋董先等得力干将都是赵构划拨的,甚至一度要把刘光世部都给了(张俊等阻挠才作罢);30出头就封你做了国公,甚至是有宋以来最年轻节度使,这种待遇几个人能有?李纲那么厉害忠诚,赵构就是不用你,你还能上天吗?别说岳飞了,中兴四将都是在赵构手底下扬名立万的,没有赵构你战场都没机会去,更别提什么赫赫战功,封官进爵之类的大梦。


说到这里也基本明晰了,除了吴阶,刘光世在北宋时就已经略有名气,其他从将领到宰相的班底大多是赵构自己组建提拔起来的,不仅要保住汉人(赵家)天下,还要保证天下是自己说了算。除了吴阶实在拿不掉(不然谁守四川),什么西路军关我赵老九毛事?自己带出来的岳家军不胜你前朝西军十倍百倍!


北宋是一个运行了160年的政权,从历史上看大一统王朝(勉强把北宋也算进去的话)普遍都有250-300年的寿命,北宋应当是处于帝国寿命的中年期,政治还没有坏到崩溃的地步。但是,帝国的中期,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氛围已经初具规模,北宋的灭亡虽然卷走了一大批顶层官员,但是秦桧、张浚等原中下层官员又将这种风气传承到了南宋,所以南宋看似开国不久,然而内斗依然广泛存在,连秦桧自己都失势了好几次。所以,赵构集团在氛围上比不了真正新立的李渊/李世民集团或者朱元璋集团,最高领导人做不到让整个集团拧成一条心,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抛头颅洒热血。所以李纲赵鼎岳飞等主战派的失败便可以理解了。


至于南明,明朝生存了270年,官场政治已经病入膏肓,组建南明的那一批人都是崇祯时代过来的,自然也将广官场风气带到了南明,政权并没有焕然一新,本质依然腐朽。就算没有清人,李自成/张献忠迟早也会击破,难度不会大于李自成进京。


有人觉得,赵构称帝时明明南方和大半个北方都还在,开局怎么就艰难了?其实真实情况是,普通民众里立志报效国家的有,只想着坑人抢钱的无赖也不在少数,随着金人掠过,北方统治秩序的崩溃,除了涌现抗金义军外,同样还涌现了一大批贼寇草头王,不了解情况的很难分清谁是义士谁是强盗,对这些地区的统治其实很薄弱。还有些人觉得放着东南西北四京,放着中原不要,赵构简直就是头蠢驴。拿下四京当然不是难事,但问题是,拿下了你怎么守?金人不到1个月就穿越了华北平原直达开封城下,北宋在时,军队都是成建制的送人头,引以为傲的西路军也已土崩瓦解,现在就凭着自己新组的中央,手下临时聚集起来的半吊子部队,拿头来守么?也别说什么就是想着偏安就是不想要北方了之类的话,陕西也是北方,然而金军入陕西后南宋居然还组织了富平大战拼死抵抗,这是所谓的”不想要北方”吗?赵构或许单单和华北有仇吧。


赵构做兵马大元帅时就聚集了一批部队,开局表现好像很好哦?然而后面撑起南宋半边天的却不是他们。为什么?会是赵构就喜欢从头练级,喜欢高难度么?当然不可能。要跟敌方身经百战的军队较量,自己也非得有一支同样身经百战的精锐之师不可。做元帅时临时聚集的人水平太低,等金人正式南下抓捕你时,这批人果然就交代了。后面能跟金军刚正面的岳飞韩世忠等部,都是四处和贼寇起义军伪军交战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吴阶军也是在长期交战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再配以山川地形加成,方做到和金军扳手腕的。如果没有大量的实战和积累,就凭刚称帝那会儿的乌合之众,来多少送多少。拿下北方给你帅3秒,然后再成全你“收复故土,力战而亡”的虚名,你会不会要?


历史&时事交流群955930415,有空来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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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一口一个"了解一下,琢磨一下",结果连金军有没有会师计划都不知道的某焦作人杠精都会有人支持,真是有趣的事呢。

稍微给赵构说了两句好话,"铁血大送粉"的帽子都扣上了,或许某些人眼里这个世界只剩下粉和黑了吧,你居然没黑?那你一定是铁粉,跑不了了!不清楚的还以为我在帮秦桧说好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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