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为何清代文人群体失去了宋明时期的风雅感?

回答
要说清代文人群体相较于宋明时期在“风雅感”上有所失落,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并非说清代文人不风雅,只是这种风雅的质地、表现形式以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与宋明已然不同。造成这种变化,我觉得主要有这么几个层面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的变迁:从“文死谏,武死战”到“文字狱”的阴影

宋代,虽然有过党争,但文人的地位总体来说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文官集团是政治的核心。文人在朝堂之上,可以直接与皇帝对话,他们的思想、抱负、甚至诗文,都是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和政治走向的。这种参与感、这种“致君尧舜”的理想,赋予了宋代文人一种昂扬的精神气度和自信。他们的风雅,是建立在有实现的可能性的抱负之上的,是一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后的闲情雅致。想想苏轼,虽然屡遭贬谪,但他的诗文里依然洋溢着对生活的usiasm和对理想的坚持,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气魄,就是一种独特的风雅。

而到了清代,特别是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著名的“文字狱”,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等等,让读书人谈文字色变。一旦言辞稍有不慎,轻则丢官,重则满门抄斩。在这种高压之下,文人的首要任务变成了“避祸”,而不是“逐风雅”。他们写诗、作赋,首先要考虑的是会不会被朝廷解读出“反清复明”的意味,会不会得罪哪位权贵。

这种恐惧感,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许多文人心中原本可以熊熊燃烧的理想之火。他们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揣摩上意、歌功颂德的工具,或者是在非常有限的、安全的范围内,进行一些个人情绪的抒发。久而久之,那种能够直抒胸臆、关怀家国天下的昂扬风骨,自然就难以再现。

二、文化政策的导向:官方意志的压制与“小众”风雅的式微

宋朝的文化政策,相对来说是比较开放和包容的。虽然也有对某些学说的打压,但整体上允许不同思想流派存在,并且鼓励学术研究和文化繁荣。宋代文人的风雅,往往是与他们的学识、对理学的探讨、对古文的复兴、对山水自然的品味紧密结合的。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在士大夫阶层中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认同和审美追求。

清朝统治者,虽然也提倡文化,比如编纂《四库全书》,但其目的更多是为了统一思想、巩固统治。这种“官办”的文化,其导向性非常强,官方意志是核心。清代前期,为了笼络汉族士人,也提倡一些与宋明相近的文化活动,但很多时候,这种活动是被纳入到官方视野和控制之下的。

更重要的是,清朝的科举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选拔了有才华的文人,但它过分强调格式、八股文,使得大部分读书人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应试上面。真正能够跳脱出来,去追求那种更纯粹、更个人化的“风雅”的文人,就相对少了。他们的学问,也更倾向于考据、辨章较错,而非宋明时期那种对生命、对人生、对宇宙的哲学追问。

三、文人群体的构成与交往方式的变化:从“朋友圈”到“官场”

宋明时期的文人群体,很多时候是以“朋友圈”的形式存在的。他们因为共同的志趣、学问、或者对某位名士的仰慕而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个文化圈子。例如,西湖边的苏轼、王安孙、黄庭坚等人,他们之间的唱和、交流,本身就是一种风雅的体现。他们的风雅,是建立在人际交往、情感共鸣的基础上的。

清代文人的群体构成,则更多地与官场紧密相连。虽然也有一些文人私交,但大多数一旦入仕,他们的主要社交圈就变成了官场。官场的规则、人情世故,往往会侵蚀掉一些纯粹的个人情趣。即使是写诗,也常常带有迎合、投石问路的意味。

当然,这并不是说清代就没有真正的风雅文人了。比如,在一些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或者在某些特定的文化群体中,依然有对生活充满热爱、对艺术有追求的人。比如,扬州八怪中的一些人,他们身上就有一种不羁的、个性的风雅。再比如,一些乾嘉时期的朴学大家,他们的治学精神本身就带有一种沉静、肃穆的“风雅”感。

四、审美趣味的变化:从“意境”到“工巧”?

这一点比较主观,但也值得探讨。宋代文人的审美,很多时候追求的是一种“意境”。他们写山水,不是写山水的具体样子,而是写山水带给人的那种超脱、悠远的感受。他们的书法,追求的是骨力、神韵。

清代文人的审美,一方面继承了宋明的一些传统,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比如,考据学的发展,使得一些文人沉浸在对古代文献的辨析和整理中,这种学问本身是严谨的,但可能就不如宋明时期那样,容易产生那种直击心灵的、带有哲思的艺术感染力。

另外,清代的书法,虽然也有大家,但很多人更注重笔墨的技巧、结构的工整,有时会显得有些“匠气”,少了一些宋人那种天然的、挥洒自如的“姿态”。绘画方面,清代宫廷画、院体画也比较流行,追求富丽堂皇、精工细致,这与宋代“文人画”那种写意、抒情的风格有所区别。

总结一下,我认为清代文人群体“风雅感”的减弱,并非是文人整体素质的下滑,而是时代背景、政治环境、文化政策、以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治上的高压和恐惧,使得文人不敢像宋明时期那样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很多创作变得谨小慎微。
官方文化政策的导向性,使得文化创作更多地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而非文人自身精神的自由追求。
科举制度的束缚,将大部分读书人的精力导向应试,限制了他们发展个人化、超越性的“风雅”。
文人群体交往方式的变化,使得“朋友圈”式的纯粹精神交流,更多地被官场人情所取代。
审美趣味的细微变化,也让一部分追求“意境”和“神韵”的风雅,显得不那么突出。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清代依然有许多才华横溢、充满风雅的文人,他们的作品和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只是,在整体的社会文化生态下,那种宋明时期文人身上所具有的、与政治抱负、哲学思考、以及纯粹的艺术追求高度融合的“风雅”,确实显得没那么浓郁和普遍了。

网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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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举的卷子来说吧

大家知道,自从元朝开始。科举考试固定在四书五经里边出题了。

但是四书五经短的几千字,长的也才几万字

全国一千多个县,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用不了多少年,考题就出完了

于是就出现了截搭题


而后人也认为,科举文章,大概是成化到嘉靖年间写的最好。

很多回到古代考进士的主角,说大家误会了八股文,这八股文读起来唇齿生香,如夏日饮水啥的。其实主要就是穿越回了成化到嘉靖年间,他们查资料也是那时候的文章,那个时候优秀的文章多。


到了万历以后,就没东西写了,开始出现荒诞变幻的文风,不管如何,也是一种开拓。


而清朝呢?

就是你不能瞎写,只能在我们钦定的书里边写。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用。

最后自然就是:

从小到大就开始进行考试训练,清代一般士子,为了科举,在未入学以前,只许读四书五经,最多读一部 《古文观止 》,除非是特异 而聪颖的子弟,阅读些《史 》《汉 》《通鉴 》之类。

考上之后。带着一堆钱粮师爷刑名师爷上任,有事儿师爷干,没事干师爷···

“中土士人,向来学业于应试工夫外,能深通史学者十中之一二,能熟谙国朝政事者,百中之一二,更能旁及五洲各国政事、各种专门艺学者,不过千中之一二。”

用康有为的话说就是:竟有不道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 、唐宗为何朝帝 者 !若问以亚非之舆地 、欧美之政学 ,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一群考试机器,你让他们怎么风雅的起来?


写红楼梦的,还有纳兰他们,不都是有朝廷养活的旗人才能玩儿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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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穿越到清朝京城的某位不知名官员身上。

从此每天早上四点多起床办公,事无大小皇帝都要考核,进度被抓的一清二楚,身边哪个小太监没准就是个监视器。

劳累了一天被窝还没捂热乎,就被大内的传话筒叫起来,不是去晚朝商议急事,就是有人上密折参你。

干了两个月后,你清醒的认识到了自己硬实力不够,想另辟蹊径。

终于有一天,宫里邀请了个戏班子,想在宫中搭台唱戏。

你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堆感人肺腑的话,什么“爱惜民力”“玩物丧志”……连上三折,想着和以前的清流那样名扬千古。

结果,皇帝的回信吓得你屁滚尿流:

尔欲沽名,三摺足矣。若再琐渎,必杀尔。

你胆战心惊的过了两年,事无巨细,本本分分的干好了,没有丢掉脑袋。

后来下放到基层,上任途中想着以后每天吟诗作对,没准也能定期去郊个游,喝喝酒,写写事,成为竹林雅士。

但实际情况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你得维护当地治安,丈量土地,征收钱粮(皇权下县,内卷至极,开始在有限的土地上投放高密度政府班子)……

剿了三次匪差点被土枪射死。

刑事案件你得自己去追查,一但超过期限乌纱帽就没了;

一群不要脸的乡绅拖着钱粮赋税不给,这让你年年担心自己的考核,一但上面的大人脑子一抽,给你个“贪”“酷”的评价,革职事小,脑袋事大呀!

每天都得熟读并背诵《康济录》《大清律例》《学政全书》……

还得自己养一堆家丁,长随,幕僚师爷,连经费都没有,看着工资高,其实都得自己掏……

终于,在修了无数本县治后,你因年迈光荣退休了。

晚年的你研究考据学,想为大清文化事业做点贡献。

清代的校勘,目录学,训诂,和朴,古文字学这些需要极强专业性的东西,一般人根本看不懂,高深而晦涩,没法像唐诗宋词那样朗朗上口,这意味着耗费大量精力做出来的学问,在百年后也只有一小撮人能看、能懂,你注定不能流芳百世。

于是你在孤独的心境下度过了余生。

在这个过程中你时刻回忆自己以前犯没犯啥错误,在京城的时候有没有不小心卷入什么群体,没准哪天皇帝心血来潮记起你来……

你的一生经历了高压政治,繁重的劳务,苦心孤诣的研学(清朝有很多知县不识字的……但活是不少干,搞学问的还是少数。)

当时全国像你这样的基层员工有1200多个,属于清政府统治系统的末梢神经,几乎没有假期,工作枯燥乏味,大多数人是对得起政府的工资的,基层得以稳定运转。

直到在21世纪,你的灵魂仍在四处游荡。

某天偶然间看到了一个知乎的面板说:

XX没有宋明的文人风雅。






















你炸了。


其实我只是想表达高压政治下官员的苦逼生活而已,倒不是说清朝人人都是焦裕禄,毕竟用封建官僚思想包装起来的反动派,和经过共产主义思想洗礼的无产阶级战士完全没有可比性,当时有贪污受贿这些现象也属实正常。

有些风雅在清朝也并不受统治者待见,

比如竹林七贤,风雅吧?

但康熙认为

阮籍辈皆崇尚虚无,蔑视败度。当时士大夫乃为放达,争慕效之。此晋俗之弊,其所由来者远矣。

也就是说你认为很风雅的事到了清朝不一定风雅。

相反每天996,提心吊胆的干事情,你可能觉得不风雅,但没准人家觉得自己是正经人,风雅的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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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准我的回答一个字都不偏题,题主大可放心,但我劝题主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乎大V以及一些不学无术公众号的骗。

扬宋抑清,是“国学爱好者”中由来已久的风气。问题是,根本不能把宋明放一起,把清代单独拎出来。真要以朝代论审美,那也是分宋和明清,而不能分为宋明和清。明清连一起,完全割舍不开。从文化层面讲,宋明什么的,我想了半天,好像除了“宋明理学”可以连一起说,别的方面,就按题主所举的“如文人画、昆曲、诗赋、香事与瓶花等”为例,宋明根本挨不着,反倒明清才是亲密无间呢。

咱们一样一样捋。

先说文人画,上一个花名册:

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

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

明代吴门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

清代文人画有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再加上吴历和恽寿平,合称清六家;还有四僧:石涛、朱耷、髡残、弘仁。

拿中国画最重要的题材山水画来说,明清所有的重要画家,无一不是遍临宋元诸家,自成一格的。就算是要把中国画的时代强行割舍,那也只能这样分割:宋元为一个大的阶段,而明清又是另一个阶段。

严格地讲,明清之际的吴门四家、清四王的作品才能算文人画,南宋四家都不能算文人画,南宋四家都是院体画家,就是宫廷画师,这显然和文人画是对峙的。宋代只有廖廖几幅“无名氏”作品才能算文人画。这画是挺优雅的,不过连作者名字都没留下来,我想作者本人应该不认为他生活的时代很优雅。反观明清之际,商品经济大为繁荣,“文人画”也随之兴盛,所以明清诸多画家可以卖字鬻画为生。因此,明代吴门四家和清代四王,籍贯全部在富庶繁华的江浙平原。

明清也有宫廷画家和“院体画”,不乏卓有成就之作。前些年,清代宫廷画家蒋廷锡的《百种牡丹谱》,在拍卖会上拍了一个多亿。一百朵牡丹共一个多亿,人称每一朵价值都过百万。

再说诗赋。诗赋有现成的材料引用,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 序》。钱先生对宋诗给予了诗歌史上最简约客观的评价:“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再看钱先生怎么批评和暗讽宋诗的:“ 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同时,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李攀龙甚至在一部从商周直到本朝诗歌的选本里,把明诗直接唐诗,宋诗半个字也插不进”;“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内容就愈来愈贫薄,形式也愈变愈严密。偏重形式的古典主义发达到极端,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

所以,明清诗赋成就虽然不如宋代,但也没差哪去。就算有差距,也是文学成就的差距,和优雅不优雅的无关。

再说香事与瓶花。清内府收藏画册《燕寝怡情》是清代富贵人家的生活场景画,著名的“暗春宫”,恰好就有许多香事与瓶花的描绘,直接上图,看是不是够优雅。纵览被文艺青年追捧的“宋代”,可找不出这么详尽真实的香事与瓶花的描绘。

最后还剩一个昆曲没说,昆曲比较特殊,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清代及清代以前的音像资料,理论又太枯燥,所以就不多谈了。

最后,还是劝大家多读一点书,就会发现,宋代并不是那么的“优雅”,明清也没有那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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